是金子永远发光，是星辰嵌在天空，刘宾雁这个名字不论官方怎样封杀、湮灭，永远让人忘不了，特别是读过他作品的一代中国人都深深记住他的名字。五十年前我还是家地方报纸的编辑、记者，也是初涉文坛的一个新兵，常常在《四川文艺》、《西南文艺》上发表一些“歌功颂德”和图解“政治”的宣传品的所谓作品，一时趾高气扬，得意忘形。1956年4月当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刘先生大作《在桥樑工地上》时，不禁两颊发烧惭愧至极；三个月后又读到他的《本报内部消息》，深感我写的那些东西简直是废纸一堆。自此，沉闷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一股旋风：“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文学作品要敢于揭示生活中的阴暗面”、“文学是人学，不是政治图解的说教”……面对客观现实和作者良心，我一改过去文风，不再做欺世盗名的“吹鼓手”与“歌德派”，手中的笔变成了利刃、投枪，也写出了“干预生活”的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命运也和先生一样被历史埋藏了二十多年。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比好些“右派”更惨。
1980年春我还关押在四川雷马屏监狱，适逢先生来成都釆访，胞姐救弟心切，特去先生住地锦江宾馆拜见，希望干预过问我的案子。尔后不久我即“平反”归来。1987年我弃文从商闯荡北京，因忙于生计又居无定处，一直未能去拜见先生。直到第二年，我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大概是这年九月，一位报界老友带我去团结湖人民日报社宿舍拜望先生。此时先生又因文章触怒当局在家赋闲，相言往事他仍有记忆，说：“当时四川对你们‘七人反党集团’一案不给平反，阻力在省委一些老人，赵紫阳是竭力主张改正的。赵说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改正。”然后问及我“平反”归来的情况，以及现在工作与生活现状。他把我的回答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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