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枫:一个忘不了的名字——写在刘宾雁老师逝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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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永远发光,是星辰嵌在天空,刘宾雁这个名字不论官方怎样封杀、湮灭,永远让人忘不了,特别是读过他作品的一代中国人都深深记住他的名字。五十年前我还是家地方报纸的编辑、记者,也是初涉文坛的一个新兵,常常在《四川文艺》、《西南文艺》上发表一些“歌功颂德”和图解“政治”的宣传品的所谓作品,一时趾高气扬,得意忘形。1956年4月当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刘先生大作《在桥樑工地上》时,不禁两颊发烧惭愧至极;三个月后又读到他的《本报内部消息》,深感我写的那些东西简直是废纸一堆。自此,沉闷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一股旋风:“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文学作品要敢于揭示生活中的阴暗面”、“文学是人学,不是政治图解的说教”……面对客观现实和作者良心,我一改过去文风,不再做欺世盗名的“吹鼓手”与“歌德派”,手中的笔变成了利刃、投枪,也写出了“干预生活”的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命运也和先生一样被历史埋藏了二十多年。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比好些“右派”更惨。

1980年春我还关押在四川雷马屏监狱,适逢先生来成都釆访,胞姐救弟心切,特去先生住地锦江宾馆拜见,希望干预过问我的案子。尔后不久我即“平反”归来。1987年我弃文从商闯荡北京,因忙于生计又居无定处,一直未能去拜见先生。直到第二年,我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大概是这年九月,一位报界老友带我去团结湖人民日报社宿舍拜望先生。此时先生又因文章触怒当局在家赋闲,相言往事他仍有记忆,说:“当时四川对你们‘七人反党集团’一案不给平反,阻力在省委一些老人,赵紫阳是竭力主张改正的。赵说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改正。”然后问及我“平反”归来的情况,以及现在工作与生活现状。他把我的回答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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