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就是威尔逊给杂志订立的使命所体现的：“我们严肃地相信，自由贸易、自由交流会比任何其他可见的动因都更加促进文明和道德在全世界的扩展。”
在中国，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说并阅读The Economist。 在中文世界，它的名字通常译为《经济学人》或《经济学家》。问题是，The Economist的意思是《经济学人》或《经济学家》吗?
1993年，一本讲述The Economist历史的书出版：The Pursuit of Reason: The Economist 1843-1993。作者是爱尔兰女作家路得·达德利·爱德华兹(Ruth Dudley Edwards)。在这本书的第17页，作者对The Economist这个名字进行了解释：
“如今，‘经济学家’(an ‘economist’)是一个特定学术分支的专家：在雅各·威尔逊(James Wilson)的世界，这个词指代任何一个以如此方式处理问题的人：将每一个观点和信条诉诸事实的检验。”
按照这样的理解，The Economist就不是《经济学人》或《经济学家》，也许可译为《求是者》、《求真者》。
这里提到的雅各·威尔逊(1805-1860)是The Economist的创立者。他也是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的创建人。他父亲是苏格兰羊毛制品商人。信仰上，他父亲是基督教会贵格派(Quaker)成员。
雅各·威尔逊画像。1859年，苏格兰皇家艺术学院将此赠予威尔逊夫人。
他在贵格会学校读书。他论述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文章获得过学校最佳论文奖。16岁时，他在一家帽子制造商那里作学徒。
他喜欢自学，业余读了很多书。在创办TheEconomist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包括两位苏格兰人：古典自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以及多马·查尔默思(ThomasChalmers，1780-1847)，后者是苏格兰自由教会的组建者。1843年5月，为了维护教会独立，查尔默思跟四百多位传道人从苏格兰国家教会分离出来，成立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
2014年9月，是The Economist正式创刊171周年。自从大学以来，无论是因为专业还是爱好，读The Economist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以下是几年前尝试写的文章，关于这份刊物的历史和价值观。从这里，The Economist原本的意思可能更多地表现出来。(为了方便，下面仍沿用《经济学人》、《经济学家》的译名。)
《经济学家》简史
危机带来的好处之一是让人追问和反思。在这场全球的经济危机面前，那些能够帮助人追问和反思的组织正在成为萧条中的例外。
在英语世界的媒体中，《经济学家》(TheEconomist，也常译为《经济学人》)周刊——它自称为报纸——是平日就在帮助人们辨清世界方向的少数新闻杂志。到了危机的时刻，它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样的传统主流媒体继续缩减发行量以及广告额不断下跌的时候，《经济学家》却截然相反。从2008年1月到10月，它的零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到2008年8月中旬，它的北美版广告页数增加了7.2%，访问其网站的人数在7月份达到350万人，比去年同期多了45%。评估世界媒体和广告业的美国《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机构评选这份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周刊为2008年度最佳杂志。
其实，早在一年前，距离华尔街危机的最终爆发还有10个多月的时候，《经济学家》就曾预测自己的读者很可能因为危机的加剧而变得越来越多。2007年12月，时任《经济学家》集团总裁的海伦·亚历山大(Helen Alexander)对《卫报》说：“还是回到我们如何理解世界这个基本点，这绝对是这个品牌的亮点：形成判断和拥有观点。是观点纸(viewspaper)，不是新闻纸(newspaper)。”
随便拿来一期《经济学家》跟同类的新闻和商业杂志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其他的媒体在相当程度上跟娱乐业没有太大的区别，很多都以所谓名人的一举一动为焦点，只是名人所在的领域不尽相同，多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封面和内容自然也就多是各种名人的照片和故事。即使涉及观点，也多是这个名人说了什么那个名人发表了什么见解。
在《经济学家》那里，名人、不出名的人、公司、国家、非政府组织和新近发生的事件被置于广阔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中。读者从中看到的是比较清晰的事态分析，是鲜明的立场，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
如果考虑到这本杂志的使命，有这样的风格就不奇怪了。很难找到还有另外一本周刊在它每一期的首页印上这样的话：加入“一场严肃的竞赛：让奋力前行的智慧战胜阻碍我们进步的卑劣而心虚的愚昧。”(to take part in “a severe contest betweenintelligence, which presses forward, and an unworthy, timid ignoranceobstructing our progress.”)
不仅如此，自从1843年由一名苏格兰做帽子的商人雅各·威尔逊(James Wilson)创立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实行文章匿名制度。除了专题和约稿之外，所有的文章都没有记者编辑的署名。在这里，人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份在思想上以传播古典自由主义闻名的刊物跟个人主义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像他的前任们一样，《经济学家》现任主编约翰·米克尔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认为，这是品牌比个人才华更重要的办刊立场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个人崇拜是危险的。”
而他的副手，执行主编但以理·富兰克林(DanielFranklin)进一步解释这样的立场时说，他们注重的是有“好的人”。就是这些人要独立，不受各种势力的左右，对世界怀有好奇心，致力于寻求对世界的真正理解，而不是自己的名利。所以《经济学家》从来不去打造“明星记者”、“明星主笔”之类的光环，因为每一篇文章都“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反映了辩论的过程，不是哪一个记者个人的观点，有整个《经济学家》的力量在背后支撑。”
对大部分同行来说，这个《经济学家》的力量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不是在短时间内由某些精英竭力拼搏而获得的名声，而是经过漫长的年月不断长大的生命。
在它的早期，如果有人认为这本杂志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甚至不会存活多久，估计会有很多人认同。在《经济学家》纪念创刊30周年的时候，它的发行量才大约3000多本。这本杂志自己对当时的记录是：“1876年，发行量达到3690份，之后逐渐下降，直到1881年。”
早在1711年，当现代媒体的先驱约瑟·阿狄森(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创办《旁观者》日报(The Spectator)的时候，那份读物的发行量最高时已经达到一万四千份。但《旁观者》日报却只维持了两年。如今在英国政界和思想界还很著名的《旁观者》周刊是在1828年创办的，而它的创建者是一直都没有多少名气的英国记者罗伯特·司提反·润特尔(RobertStephen Rintoul)和他的那些更加不为公众所知的朋友们。这份刊物已经成为英语世界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刚好度过180年。
与《旁观者》这样重点关注本国事务的媒体不同，《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是超越一时一地的视角。它的创立者威尔逊在最初介绍《经济学家》的使命时就明确指出：“我们严肃地相信，自由贸易、自由交流会比任何其他可见的动因都更加促进文明和道德在全世界的扩展。”
这个全世界当然包括威尔逊所在的国家。“如果我们在国内举目观看，”威尔逊在他那篇发刊词中继续写到，“我们看到的是愚昧、堕落、败坏、不信神，这些现象充斥的范围之广已经足以让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丧失脸面了。”虽然身处被很多史书赞誉的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中，《经济学家》创立者笔下的英国却可能更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在世界历史上更糟糕的社会。事后的历史表明，这份由英国人办的杂志并没有随着英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这样的眼界和使命感是《经济学家》不局限于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原因所在。威尔逊在1843年8月5日发表的声明值得在今天继续引述：“我们的眼光不仅仅在于议会中通过的各种法案的效力，甚至也不在于好善乐施者的努力，尽管值得称颂，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治愈这个国家的大麻风病，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民众状况的改善。”
1938年，在创刊差不多100年之后，《经济学家》的发行量终于达到一万册。其中，海外的读者占了一半。又过了32年，到了1970年，突破了10万。1992年，达到50万。同年收购专门报道美国国会动态的《点名》(Roll Call)日报。到2002年，《点名》取代《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成为国会山最受欢迎的出版物。这显然为《经济学家》进入更多美国政治人士的视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去国会山以及白宫参观，官员的办公桌上可以见到《点名》和《经济学家》，而不一定有别的刊物。
2005年，仅仅在1992年的13年后，《经济学家》的销量超过100万。第二年，专门观察媒体产业动向的英国杂志《推广》(Campaign)将年度世界最佳媒体的头衔颁给了《经济学家》，谷歌(Google)位列第二。评审团给出的理由是：“在数字媒体占统治地位的一年，《经济学家》却证明，富于洞见的时事评论加上敏锐的市场定位仍然能够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收益。”
这里所谓“敏锐的市场定位”就是指《经济学家》对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不断拓展。目前，《经济学家》大部分的读者来自英国本土之外。它在美国最受欢迎。那里的发行量占据这份周刊全球总发行量——2007年超过130万——的一半以上(2013年，全球发行量超过150万;2014年3月，网站访问者超过950万人)。前面提及的《旁观者》也在增长，但不足10万。
在《经济学家》的执行主编富兰克林看来，是英语以及英语文化所重视的自由价值于199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更为广泛的传播，推动着《经济学家》获得了全球的知名度。它在美国的流行正是因为美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这种文化和价值最重要的承载者。《经济学家》所要做的是利用包括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推广它对这种文化和价值的阐释。
而根据美国亚马逊公司(Amazon)旗下的Alexa网络浏览系统在2008年12月上旬的统计，《经济学家》网站的访问者有将近40%来自美国，其次是杂志总部所在的英国(7.7%)、印度(6.8%)、法国(6.1%)、和中国(5.9%)。这显示《经济学家》正在亚洲的新兴大国中找到一定数量的爱好者。虽然比例还小，但也许已经开始帮助这少部分印度和中国的公民在各自的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时候增进对国际社会的理解。[2014年8月28号的Alexa统计显示，超过30%的访问者来自美国，其次是印度(9.7%)、英国(8%)、加拿大(3.5%)、德国(2.9%)。]
除了《经济学家》的使命和立场，它对分析工具的运用也值得人们学习。经常阅读《经济学家》，你会发现，它十分重视跟踪各种有关趋势和民意的调查统计。这常常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记者编辑和其他撰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眼界缺陷。因为在这样巨大和纷繁的世界中，个人所接触的世界样本都是很有限的，往往以偏概全。这方面的资源包括以反映政治和社会民情著名的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以反映商业活动效果特别是公布电视节目收视率闻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Nielsen Ratings)，还有各种组织的统计报告。
当然，《经济学家》毕竟只是一家媒体。不足百人的采编团队远远不足以给读者解释清楚这世上的一切。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既然个人崇拜是危险的，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也不足以让人去崇拜。如果《经济学家》有些像给人提供坐标系帮助人反观地球的卫星地图(像Google Earth)，这个地图更加展示了地球只不过是宇宙的一角，人就更不是什么中心了。
尽管《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危机下继续成长，这并不等于它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比如，这个强大的品牌在2008年11月也加入裁员的行列。该集团北美分部的大约15个工作岗位被取消。
虽然如此，《经济学家》仍不失为那些试图理解世界真相的组织和个人借鉴的榜样。毕竟，这样的组织和个人多了，个人崇拜就可能会不像现在那么多，人们对经济危机的到来也许会比现在更有准备，人的眼界会开阔得多，人的追求也不会像经济危机和历史上的种种危机所表现的那么低。在这世上，文明和道德可能比如今扩展的要宽广、深沉和真切的多了。
古典自由的灵魂
如果单论名字，《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可能会让人以为它是本跟公众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学术刊物。
但看过这本时事周刊的人也许都知道，杂志的名字跟杂志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这很有些名不副实的嫌疑。奇怪的是，这样的名字竟没有阻挡世界各国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对它的接受甚至是喜爱。
深一层的情况是，这只是表面上的名不副实。是“经济学家”词义的变迁给今日的读者带来了认识上的落差。
“如今，‘经济学家’(an ‘economist’)是一个特定学术分支的专家：在雅各·威尔逊(James Wilson)的世界，这个词指代任何一个以如此方式处理问题的人：将每一个观点和信条诉诸事实的检验。”
正如本系列前面文章中介绍的，雅各·威尔逊是《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而这一段解释“经济学家”词义的文字来自讲述这本杂志历史的传记《追求理性：1843-1993》(The Pursuit of Reason: The Economist 1843-1993)，作者是爱尔兰女作家路得·达德利·爱德华兹(Ruth Dudley Edwards)。
The Economist 是《经济学人(家)》吗?
雅各·威尔逊的世界不仅仅是1843年工业革命之下的伦敦，更是他继承的那个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由文明的传统所塑造的英国社会。正是那个传统使得工业革命和《经济学家》的诞生成为可能。
表面上看，在威尔逊的世界中“经济学家”这个词所指的原则也能在其他的传统中找到。比如，无论是中国人熟悉的实事求是还是格物致知，都以事实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
然而，这样的原则在不同的传统中实现出来的情形却差别很大。好的原则没有在社会生命中扎根的支撑力量做维护，很容易变成大而无当的空话。
问题是，在《经济学家》那里，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样容易流于形式的原则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一百多年来的文章中?
简单说来，就是威尔逊以及他的跟随者所继承的自由文明的传统给这样的原则提供了富于生命活力的营养。具体而言，这个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关于人如何实现真正自由生活的知识传统。这不是某些所谓优秀的头脑构想出来的，而是经历千百年的历练得到各个时代检验的知识传统。在《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就是威尔逊给杂志订立的使命所体现的：“我们严肃地相信，自由贸易、自由交流会比任何其他可见的动因都更加促进文明和道德在全世界的扩展。”
这个直接的来源是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熟知并学习的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知识传统。不同于其他的自由主义，它致力于恢复不可随人意剥夺的人固有的自由，而不是实现人自己试图建构的自由。
在威尔逊的时代，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AdamSmith)，后来多为公众提及的还如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英国人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奥地利人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直劝说人们不要太相信人类的头脑建构新世界的能力。因为世界不是由人类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人类的头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面对复杂的世界，哪怕再聪明的头脑都不可能清楚这个世界各个部分的具体情况。只有每个人自己才比较有可能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由这样有自知之明、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流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互动产生的创造力比依靠任何优秀头脑来建构社会带来的影响要健康有益得多。
尽管提倡以事实作为判断是非依据的知识传统决不仅限于古典自由主义，但是在论及何为事实的问题上以指出人类头脑的有限为核心的知识传统却并不多见。这样的立场仿佛很软弱无力，看起来不仅缺乏鼓动性，而且似乎很容易打击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很难说以如此立场为核心的知识传统能够在社会上吃得开。
然而在过去的千百年间，以这个前提出发，却陆续产生出各个具体的知识领域，比如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科学哲学。它们对世界的影响很难让人视而不见，特别是每逢热闹一时的以建构新社会为目标的运动冷却下来之后。
《经济学家》虽然不是学术刊物，但一百多年来，那里的编辑记者在不同程度上领受过古典自由主义知识传统的训练。反过来，他们通过《经济学家》在各自的领域帮助公众认清社会变迁的事实真相。
除了创办人威尔逊之外，《经济学家》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编辑是威尔逊的女婿沃特尔·白哲特(Walter Bagehot)。自1861年35岁就任主编之后的17年间，白哲特将报道的地区从英国本土扩大到当时经历内战的美国。政治成为跟经济同样重要的关注领域。这两方面恰恰为一百多年后《经济学家》在美国的广受欢迎打下了基础。
从白哲特撰写的著作更加看出《经济学家》对古典自由主义知识传统的继承。他的《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和《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Lombard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代表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自由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基本构成。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现任主编约翰·米克尔斯维特(JohnMicklethwait)的代表作包括《右派国家：美国的保守力量》》(The Right Nation: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公司：一个划时代观念之简史》(TheCompany: A Short History of a Revolutionary Idea)以及《上帝归来：全球信仰的复兴在怎样改变世界》(God is Back: 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这三本都是跟他在华盛顿的同事艾德里安·伍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合著。两人的合作，无不体现《经济学家》的优势所在：他们不被一时一地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头脑所遮蔽，而是能够看得更加深远，帮助读者既不被琐碎的日常见闻也不被貌似要根本改变世界的突发事件所左右，透视出自由文明的动力和轨迹。
对于进一步学习这个知识传统的人，古典自由主义决不是自由文明传统的全部。威尔逊通过《经济学家》所宣扬的价值立场和分析方法以及他看重的亚当·斯密的思想都不过是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指出“承认自己无知乃智慧开端”的古希腊人苏格拉底也只是一部分。因为正如古典自由主义者一再提醒的，世界并非人类所造，人类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就像哈耶克所说：“人对于文明运行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多因素往往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也如曾经在初期《经济学家》做过编辑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承认的：“在科学中，我们所知越多，感触到的无知也就越广泛”。
一个让人也许感到意外的现象是，承认人无知并没有让人永远在无知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虽然有时也会如此。像斯密、哈耶克这样的人恰恰相信，只有承认人类头脑在世界面前的有限和无知，才使得自由文明的创造力会最少地不受人类自以为是、自不量力的野心的干预而发挥它本来的作用。这个力量被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
换言之，接受人是有限的这个事实却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的无助和悲观。尽管人是有限的和不可避免的无知，只要尽力确保人固有的自由——古典自由主义者会说，这包括那些与生俱来的不可随人意剥夺的良知、生存权、发表言论和种种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依然可以在有章可循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得到满足的幸福。
这种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心可能会让处于信奉自由文明传统之外的人难以理解。就像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自由本身很难成为一个受到社会普遍肯定的正当价值。因为在这些社会中，自由给人的印象是不受限制的为所欲为，而这样的状态如果在社会上得到任何程度的实现就意味着混乱和失序，任何统治者都很难去主动鼓励社会成员追求这样的价值。
而在像斯密所处的社会中，自由不是到了近代才兴起的价值观。无论在斯密和后来《经济学家》创办的时代，还是之前基本确立现代立宪君主制的1688年，或是如《大宪章》那样的自由宪章在西欧和中欧盛行的12到14世纪，那时人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普遍不是要实现新的自由，而是恢复“古时的自由”(ancientfreedom)，是政府权力的扩大带来的对贵族和民间社会权利的侵蚀使得人们不得不跟当局斗争以恢复原有的自由。
然而，那个“古时的自由”又是怎样确立的呢?近代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在追根溯源的时候常常只回溯到1215年由英格兰贵族迫使约翰王签订的《大宪章》，就像哈耶克在他的著作《自由宪章》(或有译为《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所做的那样。这其中的缘由可能有多种，比如他们认为虽然中世纪已经有自由宪章，自由社会基本形态的确立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或者，他们不但自己身处西方，写作的对象大多也是西方的读者，对于许多背景，他们已经浑然不觉或不以为然了。
即使如此，从逻辑的纵深看，古典自由主义者们通常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推及自由的依据，比如，到底如何确定什么是不可随人意剥夺的人固有的自由，什么是人自己试图建构的自由。这同样是以事实作为检验是非的尺度，因为如果自由只是某些人的喜好或者“看不见的手”根本就是人自己子虚乌有的杜撰，这一切仍是徒劳。
在他们看来，那些不可随人意剥夺的人原本的自由，乃是由“更高一级的法”(higher law)所决定，如同古典自由主义者承认世界不是人创造的一样，规范世界包括人自由的法也非人所创立，就像哈耶克所说的：“在18世纪，此一更高级的法律通常被认为是上帝之法、或自然法、或理性法。”
问题是，这“更高一级的法”的依据又是什么?至于“上帝之法”、“自然法”、“理性法”之类的，由于人们对于上帝、自然、理性的理解很可能各不相同，什么是真正由上帝、自然、理性制定的法呢?如果单凭人们对此的争论，这个依据恐怕永远也不能确定下来。正像“看不见的手”，既然看不见，怎么证明是存在的呢?
然而，近两千年来欧洲以及之后北美的历史却显现出跟以上的想象不尽相同的景象来。无休止的争论尽管是事实，却不是全部。
一部被称为《圣经》的书在相当程度上渗透到欧美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渐有许多人相信这本经历几千年而成的书所传达的乃是创造人和万物的上帝给人启示的话语，人之所以有自由和尊严乃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而上帝的话语是人生活的最高准则和生命的真正源泉。
如此信奉《圣经》的人对掌管世界的创造主抱有恒久的信心，无论有多少苦难波折，因为他们相信爱世人的上帝给人永恒生命的应许不会落空。对于他们，那“看不见的手”好像看不见，人的心中却明明可知。
原本在地理上跟欧美人没什么关系的信仰到如今早已被很多人习惯地归为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就连最近一次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是《圣经》而非美国宪法继续成为新总统宣誓时手按的唯一一本书，象征着誓言有效的终极依据。加州马鞍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Rick Warren)——他的《标竿人生》(The Purpose-drivenLife)是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硬皮书——在奥巴马总统就职前带领与会者们的祷告同样显示了美国政治仍然充满了浓厚的“更高一级的法”的背景。
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人类的有限和无知所予以的承认以及对“看不见的手”在产生物质财富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解释到如今已经比较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那些崇尚自由的西方人对《圣经》的普遍接受和信奉就不那么容易让外人明白了。
在中国，近二十年来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已经透过很多方面进入到公共和私人领域中，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断推广和由此产生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是最直接的明证。
然而，市场经济只是自由传统的一个方面。物质上的满足显然不足以构成实现真正自由生活的全部。那么，余下需要学习的关于自由的知识跟《圣经》到底能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关系?这是接下来的文章中要说的事情。
《经济学人》的价值观
在这个普遍追逐名利的世界，《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的成功算得上是个奇迹。它自1843年创办以来延续的文章匿名制不仅没有让这份报纸湮没无闻，相反，在164年后的今天，它似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媒体。如此的赞誉竟来自包括《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样的同行。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虽然此前早已有专门的著述试图解释《经济学人》成功的原因，比如路得·达德利·爱德华兹(Ruth Dudley Edwards)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人》传记——《追求理性》(In Pursuit of Reason)，我们在见到这份报纸的执行主编但以理•富兰克林(Daniel Franklin)时还是禁不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富兰克林的回答一点都不出人意外。他不过在重申一个在世界上早已被重申许多遍的原则——要有好的人。富兰克林所谓“好的人”，就是这些人要独立，不受各种势力的左右，对世界怀有好奇心，致力于寻求对世界的真正理解，而不是自己的名利。
富兰克林告诉我们，这正是文章匿名制所捍卫的原则和传统。《经济学人》从来不去打造“明星记者”、“明星主笔”之类的光环，因为每一篇文章都“不是哪一个人的，这反映了辩论的过程，不是哪一个记者个人的观点，有整个《经济学人》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着。”就在我们采访富兰克林前不久，《经济学人》现任主编约翰·米克尔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在接受《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专访时也特别指出品牌大于个人的重要性：“个人崇拜是危险的。”
显然，任何组织能够在160多年后还在蓬勃生长决不是某些所谓伟大人物的才能可以造就。富兰克林认为，没有英国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经济学人》的出现和持续的存在都无从谈起。从报纸的创建人雅各•威尔逊(James Wilson)到他的继承人也是女婿沃特尔•白哲特(WalterBagehot)，以及之后任何一位主编，捍卫法治下的自由——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思想观念的自由交流——从来都是《经济学人》的基本立场。而这也吸引着每一代对自由价值富于追求的新闻从业者。
富兰克林告诉我们，他对自由传统的爱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直接影响：他母亲一家是到英国寻求自由的匈牙利移民;他就读的中学是哲学家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创立的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富兰克林在牛津大学学习俄语和法语，后来在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从事关于东欧经济贸易的博士研究。自由主义的立场加上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使得富兰克林顺理成章地选择了《经济学人》。
自从1983年加入《经济学人》到如今，富兰克林感到这份报纸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经济学人》仍然洋溢着以往追求真理而辩论的风气。尽管目前每周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差不多是24年前的5倍，整个编辑部的规模却没有太大的扩张。编辑部成员彼此的联系依然密切。
富兰克林尤其提到每周一上午在伦敦编辑部的会议。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如果你参加我们的编辑部会议，我想你会看到这个精神是健在的。他们甚至去试图辨明那些最可能纠缠不清的问题，去辨明什么是逻辑上的结论，辩论是非常开放而富于建设性的，他们感到自己对别人的观点进行质询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富于等级制度的组织，即使上周刚来的人要是有好的观点，那他同样就很优秀。我们的确是对于追求理性怀着真挚的热情和喜乐。”
去年底，专门报道媒体产业动向的杂志《推广》(Campaign)将年度世界最佳媒体的头衔颁给了《经济学人》，谷歌(Google)位列第二，理由是：“在数字媒体占统治地位的一年，《经济学人》却证明，富于洞见的时事评论加上敏锐的市场定位仍然能够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收益。”
这里所谓“敏锐的市场定位”是指《经济学人》在最近十几年来对海外市场的拓展。目前，《经济学人》大部分的读者来自英国本土之外。它在美国最受欢迎，那里的发行量占据《经济学人》全球总发行量的一半以上。富兰克林强调，是英语以及英语文化所重视的自由价值于199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更为广泛的传播推动着《经济学人》获得了全球的知名度，它在美国的流行正是因为美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这种文化和价值最重要的承载者，《经济学人》所要做的不过是利用包括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推广它对这种文化和价值的阐释。
如今，亚洲是《经济学人》正在拓展的新市场。1997年，它在北京设立记者站，加强关于亚洲的分析报道。近几年又与中国政府合作出版预测世界走向的年鉴，以吸引更多汉语读者的目光。对于亚洲，富兰克林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他承认从经济方面来说，“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方。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我们看到日本的崛起，现在印度和中国也在这样做”。
但他同时提醒，“这里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其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究竟会代表什么?”[在近年《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的报道中，这个问题一直很醒目。2014年8月23号封面文章《中国想要什么》(What China wants)是新近的例证。]
在富兰克林看来，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经济学人》一向关心的。就是，这是否有利于对文明的维护?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对于法治的信仰是任何文明社会的基础。如果这方面受到了侵蚀，文明本身就危险了。”
TheEconomist 是《经济学人(家)》吗?
访谈：
世界上有无数的报纸杂志，究竟是什么让《经济学人》取得这样与众不同的成功?
富兰克林：我想首先是有好的人，如果你有好的人，仗就打赢了一大半。我们有一个重视各种观念的强大的文化传统，这些人对周围的世界感兴趣，有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心智是开放的，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努力去做到彻底的分析，《经济学人》也总是有全球的视野，总是寻求理解其中的趋势和种种变化。另外，我们是周刊，我们有时间做更多的研究，我们倾向于获得与决策者以及我们想说话的人建立联系的机会，我们想办法跟这些人直接交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经济学人》的独立是深入到文化的骨髓里的，生根于实际运作的法律结构中，非常独立，非常客观，不受各种势力的影响，哪怕老板多么强大多么有自己的观点，我想这使得我们的读者和顾客能够信任我们，信任我们能够以深思的、客观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
《经济学人》从1843年创办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了，这对任何一个组织来说恐怕都是相当长的历程。《经济学人》如何做到保持这样的独立而同时又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富兰克林：除了我刚才说的，我想还有现在所处的是全球化的时代，而我们本来就是全球目光的，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帮助人们理解全球化的途径之一;其次，也许还因为我们是英语出版物这个事实，假如我们是比如葡萄牙语的，即使我们很优秀，也不会这样为人所知。所以，可能是这三个方面吧：独立，对世界的好奇心而同时全球化的力量又很强大，还有，我们是英语出版物，这意味着全球更多的人能读懂。这三方面都非常重要。
英语为什么成为全球范围的通用语言?这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英国社会的成功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英语文化殖民地的成功，比如法治、自由和基督信仰?
富兰克林：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你说的这一点，过去两百年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是说英语的，先是“日不落”的英帝国，现在是美国。当然还有好莱坞和英语音乐产业的强大力量，经济的全球化为一个全球通用语言的出现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人》做出了什么贡献?
富兰克林：我认为这与它在创立时的使命是相关的，我们把这个使命印在每一期的第一页：加入“一场严肃的竞赛：让奋力前行的智慧战胜阻碍我们进步的卑劣而心虚的愚昧。”
具体来说，你们是如何控制文章的分析质量而确保符合事实本身?
富兰克林：这里有一个严格的编辑和事实核对的过程，我刚才提到过，《经济学人》有许多素质好的人，有真正第一流的记者保证分析报道的质量;同时，我认为另外一个因素是，《经济学人》杂志仍然是一家相对紧凑的组织。在伦敦，每个礼拜一上午，全体编辑部成员仍然都聚集在主编的那个不是非常大的办公室内开会。
有多少人?
富兰克林：大约70人。每次会议都至少有50人。这意味着公司文化是在一个相对紧密的气氛中运转的，人们相互熟识，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共同为质量负责。
1993年，路得·达德利·爱德华兹(RuthDudley Edwards)撰写出版了《经济学人》的传记《追求理性》，这个名字是否准确反映了你所说的文化精神?
富兰克林：我认为是准确的。如果你参加我们的编辑部会议，我想你会看到这个精神是健在的。他们甚至去试图辨明那些最可能纠缠不清的问题，去辨明什么是逻辑上的结论，辩论是非常开放而富于建设性的，他们感到自己对别人的观点进行质询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富于等级制度的组织，即使上周刚来的人要是有好的观点，那他同样就很优秀。我们的确是对于追求理性怀着真挚的热情和喜乐。
但是你们又如何在最后解决这些争论?
富兰克林：当然，编辑在操作上最终不是纯粹的民主制度。主编作最后的判断，他也需要有能力去做决定，在听取了各种观点后，有时，我们归纳出一种集体的观点，在一些困难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彼此认同，主编有必要作最终的决定。即使如此，尽力去辨明观点本身仍然是最重要的。
这跟你们的文章不署名有关吗?为什么采取匿名?
富兰克林：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一直都是匿名制。最开始，这更多的是规则，现在，更多的是对这规则的继承。这样做有两方面重要的原因。首先，对外面的世界来说，这意味着文章承担的是《经济学人》的力量，不是哪一个人的，这的确反映了辩论的过程，不是哪一个记者个人的观点，有整个《经济学人》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着。第二，这个制度也的确对于内部文化的塑造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都是在《经济学人》之下工作的，这意味着我们没有那种在其它报纸存在的所谓“明星记者”体制，我认为这样的制度造就的是健康的思想环境，是非常注重彼此合作的事业。
比较很多人印象中的所谓鼓吹个人主义的西方自由世界，这的确有些让人不易理解?
富兰克林：是这样，但《经济学人》却的确保持了这个传统，这不仅是由于品牌的力量，这里的大多数记者对此也是从心里认同的。
如果雅各•威尔逊和沃特尔•白哲特还活着，他们可能会怎样看待今日的《经济学人》?推广(Campaign)杂志将《经济学人》评为2006年度世界最佳媒体，谷歌(Google)位列第二，你预计这样的成功还会持续多久?
富兰克林：我认为《经济学人》可以保持这样的成功而且会继续成长，不仅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还会在我们尚未充分开展业务的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信守我们的理念。在我加入《经济学人》以来，我们一直在根据世界的变化调整我们的结构，比如，在我23年前加入时，《经济学人》还没有“亚洲”板块，我们把黑白版面改为彩色，我们的生产和销售也更加有效率得多。目前，互联网在总体上对媒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我们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务必对此做出理智的反应，保证我们尽可能利用互联网创造的机会。
《经济学人》发行量最大的地方是美国，目前的主编约翰·米克尔斯维特(JohnMicklethwait)过去是美国板块的编辑，而你本人也曾做过《经济学人》驻华盛顿的首席记者，你认为你们为什么尤其在美国取得成功?
富兰克林：《经济学人》长期努力运用内部知情人的知识认识这个国家，同时也保持着局外观察者的姿态，这让我们成为理解美国各种情况的富于重要价值的阐释者，对美国人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而言都是如此。
你在职责上跟前任主编比尔·爱默特(Bill Emmott) 以及现任约翰·米克尔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有什么不同?
富兰克林：执行主编这个职位是米克尔斯维特在去年就任主编时新设立的，是他邀请我做这个工作。我在许多方面协助主编，而我特别负责我们的网站，Economist.com。
早就有人说美国衰落了，如今这么认为的人好像在增多，你对此有什么见解?
富兰克林：仅仅四五年前，人们还在说，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时人们担心的是它会为所欲为。现如今，人们担心的是它变得太身不由己。所以，首先我想说的是，大国的命运总是如此。另外，问题还取决于你采取什么样的尺度来判断。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是完全没有对手的大国，我想它并不是这样。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依照历史的标准，它所拥有的实力仍然是超乎寻常的。也许，你应该对此进行谨慎的判断，去看实力的不同方面，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还有影响力。从军事实力看，美国无疑还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超过在它之后20个国家的总和，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最强的，即使英帝国在鼎盛时期也不能与之相比，顶多是它后面两个国家的总和而不会是20个;经济方面，整个欧洲的总量比美国大。当然，中国增长得很快。但是，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单独经济体;而从影响力而言，我想它丧失了一些，遭受到不少挫折，部分的在于目前的伊拉克局势。从帝国的层面说，这是因为它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在某种程度上，前苏联是它在这方面的对手。所以，我认为美国仍旧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的优势在各个层面不尽相同。
说到实力和影响力，你认为非政府组织的情况如何?
富兰克林：我对非政府组织所知不多。它们会突然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像在西雅图的抗议者。它们显然很重要，但我认为，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有个人的影响力都在增加。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发布声音了。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为复杂，不只是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还有那些有能力通过互联网传布观念的人们形成的网络，不只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还通过比如YouTube。所以，从有能力吸引世界注目的方面看，权力在分散，不再是传统的大众传播了。权力分散在利用技术力量进行传播的个体。
跨国公司的情况怎样?
富兰克林：它们很强大，很有影响力，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闻了。我想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对跨国公司不太信任，认为它们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考虑对当地市场和就业造成的影响。当然，跨国公司本身也有它脆弱的方面。你看到，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有一些在20年前还没有出现呢，谷歌(Google)是例子之一。微软担心来自谷歌以及互联网本身的竞争威胁。所以，我承认它们很强大，但它们不是那种可以对邪恶进行控制的力量。
从地域来看，亚洲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你也半开玩笑地预言未来不会再是微软(Microsoft)的天下了，也许会是Tatasoft，但也有人对亚洲的未来不太看好，对此，你有什们要补充的吗?
富兰克林：亚洲很大，内部是各不相同的，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很明显，从经济方面而言，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方。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我们看到日本的崛起，现在印度和中国也在这样做，印度的公司已经有一些是跨国公司，像Tata、Infosys、Wipro，这方面比中国明显，但我相信中国也会做得很好，现在已经有联想了。不过，我认为这里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其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究竟会代表什么?我们很可能看到，在中国以及亚洲其它地方会有更多关于“价值”的争论。
在你看来，究竟什么是问题的关键?
富兰克林：在这个领域，你会在西方看到各种现象：你会看到价值相对论和物质享受主义，你也会看到对于“绝对”真理的信仰，美国是典型的例子，它既是世界最崇尚物质主义的国家之一，却也是最具有宗教信仰的地方之一。但无论如何，对于法治的信仰是任何文明社会的基础。如果这方面受到了侵蚀，文明本身就危险了。
对于亚洲的伊斯兰社会，你如何分析它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多马•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近来写文章呼吁穆斯林认真对待虚无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伊斯兰社会实现政治文明和经济活力的一大障碍。
富兰克林：我刚刚访问了阿联酋的迪拜。那里的发展跟我所见到的任何其它地方一样迅速，工地到处都是。土耳其也是主要的穆斯林国家，那里发展快也是因为经济相对开放。这证明经济开放在穆斯林国家同样也是奏效的。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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