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对我写作的影响很重要，是一个分水岭。我从长青春痘的写手，在几天之内，变成了长老人斑的作家。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理解与沟通的国家，从那时到现在的中国政府，都不愿意与年轻人沟通；在中国做一个小孩，一个学生，一个知识份子，都是很难的，很危险的。以1989年为界，我失去了过去的自我，之前我充满着理想主义，对执政党也充满了信任和期望，认为国家将会从那时起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是六四打破了这种狂想和幻觉。虽然镇压牺牲的只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对对执政党失望到了极点，奇怪的是，对他们的领导和统治，我一向害怕和远离，镇压后，我变得心冷，不再在意那种高压了。我相信六四对许多中国作家的影响是跟我一样的。我也相信六四对大多数的中国作家没有影响，很多体制内作家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内心深处的耿耿于怀，他们是堕落的，因为他们没有关心国人的苦难，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文学，用喧嚣出版，华丽获奖遮蔽着真实。我们那些的所谓体制内创作，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
我父母一直就反对我学习文学。他们都行医，坐过莫名其妙的牢，三个孩子无人管，过着悲苦的生活，营养不良，在街头流浪。他们不喜欢，但害怕党和政府。他们怕我的创作动机和写作会让我一生不能抬头，甚至掉了头颅。应该说，由于父母在医院和社会上不得志，我从小就有恨，有被迫害意识。我经历了自己的回教家庭被镇压，看到几十人上百人死在眼前，双方的人都死得很惨烈；我家住的医院宿舍，停尸房就在窗户后面，隔几天就有嚎哭之声在经过我家窗户时传来；看革命样版戏时，会有炸弹将观众炸飞……我家的亲戚，从县城最高权力，在一夜之间变成‘四人帮’的跟随而下狱；我的父母，也因为亲戚的牵连做了牢。我外婆在七十高龄，要靠养马来养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这些外孙的父母，都在牢里。经历许多稀奇古怪的命运之后，我更加感到如果我一生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一定会难以瞑目。写作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录，历史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有将这些事情记录公布并流传后世，我们才可能规避各种悲剧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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