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对我写作的影响很重要,是一个分水岭。我从长青春痘的写手,在几天之内,变成了长老人斑的作家。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理解与沟通的国家,从那时到现在的中国政府,都不愿意与年轻人沟通;在中国做一个小孩,一个学生,一个知识份子,都是很难的,很危险的。以1989年为界,我失去了过去的自我,之前我充满着理想主义,对执政党也充满了信任和期望,认为国家将会从那时起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是六四打破了这种狂想和幻觉。虽然镇压牺牲的只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对对执政党失望到了极点,奇怪的是,对他们的领导和统治,我一向害怕和远离,镇压后,我变得心冷,不再在意那种高压了。我相信六四对许多中国作家的影响是跟我一样的。我也相信六四对大多数的中国作家没有影响,很多体制内作家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内心深处的耿耿于怀,他们是堕落的,因为他们没有关心国人的苦难,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文学,用喧嚣出版,华丽获奖遮蔽着真实。我们那些的所谓体制内创作,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

我父母一直就反对我学习文学。他们都行医,坐过莫名其妙的牢,三个孩子无人管,过着悲苦的生活,营养不良,在街头流浪。他们不喜欢,但害怕党和政府。他们怕我的创作动机和写作会让我一生不能抬头,甚至掉了头颅。应该说,由于父母在医院和社会上不得志,我从小就有恨,有被迫害意识。我经历了自己的回教家庭被镇压,看到几十人上百人死在眼前,双方的人都死得很惨烈;我家住的医院宿舍,停尸房就在窗户后面,隔几天就有嚎哭之声在经过我家窗户时传来;看革命样版戏时,会有炸弹将观众炸飞……我家的亲戚,从县城最高权力,在一夜之间变成‘四人帮’的跟随而下狱;我的父母,也因为亲戚的牵连做了牢。我外婆在七十高龄,要靠养马来养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这些外孙的父母,都在牢里。经历许多稀奇古怪的命运之后,我更加感到如果我一生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一定会难以瞑目。写作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录,历史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有将这些事情记录公布并流传后世,我们才可能规避各种悲剧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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