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台湾法学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丘宏达于二○一一年病逝，转瞬已有五年。丘教授与笔者于五十年代后期在台大同窗，他主办《大学杂志》，曾邀我为之撰文。当时台湾虽仍在国民党一党威权统治下，但他却勇敢地公开鼓吹民主化。台大毕业及服完兵役后，我们分别来美求学，并展开广泛的合作，包括主办研讨会、编辑刊物及在纽约主办《独立评论》，鼓吹自由与民主。
丘宏达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反对台独，并曾应李登辉总统之请，为台湾起草“统一纲领”。他支持两岸的文教及经贸交流，并期盼大陆推动政治改革及民主化。
丘宏达启发蒋经国解除戒严
台湾在戒严时期，丘宏达于一九八三年在台北报刊撰文，要求蒋经国总统取消戒严，真是石破惊天，胆识过人。丘文指出，戒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但维护国家安全无须使用戒严法；实行戒严对中华民国的国家形象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了国家安全，可另行制订“国家安全法”。蒋经国看了这篇文章，深受影响，认定解除戒严的时机已经来到。他不但解除戒严，也先后解除党禁和报禁（“三禁”），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民主时代。
蒋经国解除“三禁”后，台湾出现甚多新的报刊，批评时政，台湾人民开始享受真正的言论自由，台湾的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也因此合法成立，对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发挥监督制衡的功能。
丘教授是一个走出象牙塔的法学学者，高度关怀世局、国事及人类前途。与笔者相似，丘教授为一无党无派独立学人，他坚持书生报国与书生论政。
丘宏达非常欣赏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但他却对胡适的主张提出必要的修正：民主（democracy）与法治（rule of law）必须并行；没有法治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因此，在他的着述中，他反覆强调法治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丘宏达大力支持言论自由及思想自由，反对迫害异议刊物。他因而在七十年代与我在纽约主办《独立评论》，两年后因经费问题被迫停刊，但此一刊物当时在华裔知识份子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八十年代，丘教授阅读香港出版的《争鸣》杂志，对其自由、民主的主张非常肯定，因而组织“争鸣学人顾问委员会”，并亲自出任召集人、支持《争鸣》抗拒政治压力。
一九八九年丘教授与笔者访问香港，《争鸣》创办人温煇在机场欢迎我们，并主办研讨会，我们畅所欲言，鼓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与出版自由。
贺卫方的政治主张和法学研究
贺卫方（一九六○年在山东出生）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为大陆著名法学家、公共知识份子、《中外法学》主编。
贺卫方坚持理想，挑战权威，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批判中共，客观尖锐，抗拒压力，论政而不从政。他一再批评中共剥夺人民应享有的自由。他实是理性民主派的最佳代表。
二○○五年，笔者访问大陆，在北大与贺卫方畅谈，全面瞭解他的理念、理想与主张。我发现他非常坦诚，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位法学家，贺卫方的教学及研究重点为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他曾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具体法治》等书，并翻译多种西方法学名着及参与“外国法律文库”、“当代法学名着译丛”、“宪政译丛”之编辑工作。
贺卫方始终积极鼓吹及传播法治观念，要求依法治国。《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报刊曾发表甚多他的评析专文，获得读者的广泛肯定，发挥颇多社会影响力。
坚持宪政民主要求终止专政
贺卫方认为，知识份子必须坚持“三独”（人格独立、观念独立、思想独立）。他要求唤起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及人民对建设法治社会的信心；他力主实施宪政、民主、司法制度之变革、法官职业化及专业化；他也坚持宪政法治、反对人治，要求终止中共一党专政。
二○○六年三月，中国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会议（即所谓“新西山会议”）。贺卫方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一“非法组织”，因中共从未依法登记，中共党官非法领取中国纳税人的钱作为薪津，根本是党国不分。
在这次会议上，贺卫方指出中国法治方面的具体问题：
一、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自由等政治权利普遍未能获得保障。
二、中共操控议会、司法和政府，违反法治及宪政的基本要求。
三、人大代表形同“表决部队”，人大并非真正的议会。
四、司法体系未能独立，人治普遍；“红头文件”高于法律。
五、民法的基础即是私有制，中国迄未推动真正的土地私有化，仍然实施集体所有制。
六、中国至今对交易安全的保障仍多问题；没有交易的安全，就难有健全而发达的市场经济。
贺卫方认为，经济改革必须强化法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没有法治的基础，就难取得经济改革的成功。
贺卫方的理想与坚持
贺卫方对中共体制的批评及建言获得甚多海内人士的肯定，因而招致大陆保守派的反对及批判，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理念与主张，始终如一。
贺卫方强调，他并不担心自己会因言获罪或遭封杀，他希望中共政府珍惜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在北大任教的贺卫方，被视为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曾对中国的司法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及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提出批评及具体建议，被某些人士视为具有“异端色彩”的学者。
贺卫方坚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化、自由化、全球化的洪流势不可挡，中国民主化的曙光终有一日必将来临。因此，贺卫方一再诚挚地敦促中共推动政治与司法改革。
二○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贺卫方再度应邀访问台湾，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发表专题演讲。他指出，中国现有三十多万律师，总数量超过法官与检察官，但因法庭审判不公正与不独立，让律师也变成一个抗争群体。贺卫方一再要求大陆逐步走向司法独立，保障人民应享有的权力。他认为，司法不独立，人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法律保障。
贺卫方与丘宏达相似，为一温和理性、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的独立学人，但他们两人均坚持理想，挑战权威，客观尖锐，抗拒压力，论政而不从政──他们实是两岸法学学者的清流与典范。
文章来源：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