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他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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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得奖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来得太晚。因为我们这些从七、八十年代写作(主要是文学作品)的人,就像不知道所有影响我们的作家,都有他的国家,政权,统治者和人民一样,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作家,在政治表态上究竟如何?他们在他们国家乃及世界上恶政和善权之间,究竟如何取舍,表态和选择,我们简陋无知。以后,二战后时期海德格尔不忏悔的文字逐渐被人发现。福特文勒和卡拉杨之间,究竟是谁戈培尔的帮凶之史实,也逐渐浮出水面。于是,政治考量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批评因素,才自觉或者不自觉映入我们的大脑。其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注入的影响,首先让我们(含笔者)忘记考量中国与西方乃及世界其他疆域之间存在的现实和实际不同。萨特和德理达的观点,就像阴天下雨将我们盖篷以遮——就更不要说那些深入哲学概念中的文学家之政治走向——人们象本雅明一样在东-西方之间拉扯和僵硬。那些普鲁斯特,那些乔伊思,那些马尔克斯,那些聂鲁达,那些托尔斯泰和妥斯陀耶夫斯基,甚至那些索尔仁尼琴,都给我们留下几乎是政治真空的阅读(对于历史,索氏的、类似俄罗斯巡神派和抵制美国价值的写作——他的古拉格写作并不能让我们书写更多)。于是,一种酱缸法阅读笼罩着朦胧诗作者和伤痕文学阅读者,作家和评论家。直到今天,我们还不习惯将无可分隔的文学——政治批判,加入西方一、二百年以前就已成式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于是,我们在重读夏多布里昂的书籍时,结合莫言现象,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阅读,批评和思考,只有秉承独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才能将作者伟大或者渺小进行区隔;且加入到他们早已疏漏的政治态度之中,给予完整的分析——不然,这种阅读,分析甚至模仿,都是国人对于整体西方文本的偏见(虽然,我们同样不能要求一切西方读者做到这一点。)所以,自打朦胧诗以来的文学青年,也就是,现在的文学老年,他们或者我们现在急需补上这一课——而给我们补课的人物就是莫言。莫言不是证实以上观点而是证伪——他的作品就是要人们忽略对于政治选择,政治人格和政治文本的研讨——而误以为文学可以脱离和逃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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