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中国人对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习惯于麻木了。

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人所共知,但有人说毛泽东时代的腐败更有甚之。对此,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当今的腐败与毛时代的腐败存在隐性和显性的不同。毛时代的腐败,民众都看不见,而现在的腐败,因互联网难以彻底屏蔽的存在,而使很多人都能突破封锁得以知情。而且在烈度上也有区别,毛时代有的地方官员贪腐3万,立马给判了死刑。即使说那时的币值不同于今日,但就算是现在的贪官侵吞了三百万甚至三千万又怎么样?以今日官员的行情而论,实在算不上有钱。何况曝出几千万的贿款,不但死不了,而且还很可能是挂名坐监,或是几星级服务的狱中变相享受。

对于大多数国人越来越淡定地看待政府官员的贪腐行径,在外邦看来简直令人大惑不解。因为外人一般恐怕很难理解,为何只有中国人才赫然存在着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过度麻木。

2013年12月,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率先披露,德国总统武尔夫2008年从一位富商朋友那里获得50万欧元优惠利率贷款在小城汉诺威买了一套住房,引发舆论质疑武尔夫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了私利。此事不仅迅即造成武尔夫本人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而且最终导致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武尔夫在辞职声明中说,作为总统,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但“在过去几天和几周内,这种信任和总统职权的有效性受到了影响”。但他表示相信调查最终会证明他是“清白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取消了原定前往罗马会见意大利总理蒙蒂的行程,默克尔表示,她以“深深的敬意和无比的遗憾”接受了武尔夫的辞职。

武尔夫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2010年德国前总统克勒突然宣布辞职之后,默克尔力排众议,推举武尔夫接任总统,在议会投票时,经过3轮反复投票,才最终将武尔夫推上总统席位。由于总统一职属于没有实权的虚职,武尔夫的下台不会对德国的政坛造成太大的冲击,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默克尔的政治声誉。

这里有两点需要麻木的国人特别注意的是,第一,前总统武尔夫只是从一位富商朋友那里获得50万欧元优惠利率贷款,并非他自己分文不掏。但连这一点点点好处,德国公众也绝不愿放过。第二,退一步说,即使是获利50万欧元,换算成人民币才相当于400万人民币。这对于迄今为止曝光的中共贪官来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拿上台面说事的“小意思”。

据2014年8月23日最新披露,广州原副市长曹鉴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另有2亿涉案金额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既然说是已经在取证,就证明这2个亿的贪腐金额在事实上已板上钉钉,只差细节上的举证了。另外他还有与11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案情。一个小小的副市长就贪了上千万乃至上亿的钱财,可见权位在中共的官场上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而且,权力的监督空白所造成的漏洞是多么令人恐怖!

至于该报道中提及的副市长有11名情妇,则已经在老百姓眼中不算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了。因为都知道在现今的贪官背后,必有情妇。而不同的只是数量的多少而已。甚至现在针对涉及贪官的情妇问题,忽然还多出了一门新鲜登场的学问,那就是可以以情妇人数的多寡,来划分“腐化”或“糜烂”的程度。

如官媒在表述官员腐败问题时,人们通常可以看到“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之类的字眼,但这三种表述的区别则很少有人细心地加以比较。

如在针对官员违纪通讯的官样表述中,最常见的就是“生活腐化”,比这个形容更恶劣的则用“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那么,按中纪委的专业术语即可得出比较权威的解读:“生活腐化”说的基本是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则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的情妇(夫)。

由此可见,广州原副市长当属“道德败坏”一类。而反过来也可由此推理,说明该贪官至少有三名以上的情妇。

正因为时下贪官们的数额随着处罚力度的年年减弱而水涨船高,所以作为老百姓的感官麻木程度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变味。开始是几百万不用重判,后来是几千万也不过是坐十几年待遇不同的监,到现在则是上亿也不用担心丢命了。于是贪官们的胆量越练越大,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多。老百姓也就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麻木效应中,逐渐失去了愤怒,也失去了内心原有的公共敏感。

麻木,迄止是显露在对贪官贪腐行径的忍看上,还表现在很多其他方面。

例如,据2014年08月20日的参考消息报道,在上海地铁2号线上,一老外乘客在座位上突然晕倒,周围乘客竟无一相助而仓皇逃窜,竞相蜂拥冲出车门,甚而至于摔倒再夺门而出……车厢里的乘客如变戏法一般在短短10秒之内全部跑光。对此情景,咱中国人倒是一点不麻木了。他们对此突发情况的反应异常敏捷,但可惜这是悖逆道义的不良反应,而不是令人敬佩的正常反应。这与两年前发生在南国的那次轰动一时的“小悦悦事件”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种逃避的反应,实际上都是一种麻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国人古训,害怕惹事上身的明哲保身式儒家伦理,早已促成了时下道德缺失、人情冷漠的溃败世相。

另一方面,也由此看出,中国人在对生存的满足上,要求其实很低,有温饱即足矣。对其他方面如精神方面的追求极低。全体国人皆以能够活下来为最高价值。这自然是中国人在这种长期而强大的选择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的生存选择。

在这种选择压力下,个人的社会行为模式也就蜕变成了一切以对自己生存有利的方式。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所指出的,中国人是因为精明而麻木。也是因为生存的艰辛而精明。比如,虽然每个人都是懦夫,胆小怕事,但是嘴巴上都假冒大义凛然之态去鼓动别人冒死而宁可自己作壁上观。即使看到了别人为大家的利益做出了牺牲,而自己也会从内心里把他们当成傻瓜,庆幸自己的精明,庆幸倒霉的幸好不是自己。于是,为了生存,人们学会并习惯了虚伪、撒谎和欺骗,一方面在强大的选择压力下得以躲避危险,另一方面则甘愿从虚伪、撒谎和欺骗中安然得益。由此,中国的伪君子假道学文化才得以流传至今。由是观之,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其实不过是生存文化。

而作为统治者,他们持续地维持着这种高强度的选择压力,得到的好处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得到了人民的顺从和驯服,也得到了红色江山的虚浮稳定。

中国这几千年维持的强大选择压力,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朝换代筛选,似乎越来越不断“进化”而变得适应专制高压的环境。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忍耐性最强的民族,当然也是最麻木的民族。高压使人民麻木,而麻木的大多数又让专制高压的政府得以持续统治,而高压的统治又进一步让遍地的顺民麻木。如此循环往复,无以复加。想起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法文”Toute nation a le gouvernement qu‘elle mérite.“)。”他这句话,实在是真正阐述清楚了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体现出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反思。

然而,究竟是麻木的人民产生专制高压的政府,还是专制高压的政府造就麻木的人民?这不啻是一个超级循环。但如何打破这个循环?显然只有唯一一个办法,那就是让这个循环的链条砰然断裂,从而崭然建立一个政治开放、宪政文明的社会。而这个循环链条的断裂,需要我们这块陈旧土地上真正的良知启蒙,需要我们从自身改变中国人麻木的现状。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8/31/2014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