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芳从我六三年六月到二监起，一直在蹲小监，直到六五年末上面放她到了我们小组。
欧文芳约四十出头，是我们中队唯一一个留披肩长发的犯人（这样的长发，当时社会上也很少见）。她个子高起码一米七，不胖但骨架子大，腰身板直，走路硬挺，一付雄纠纠的架式。欧文芳脸长鼻窄，眼神凝固，多肉的上眼皮使眼睛看起来很凶，寒光四射，无人接近她。
有人说欧文芳是特务、历史反革命，解放前是“裕丰纱厂”的工会负责人和妇女主席什么的。已经入狱几年？刑期总共多长？无人知晓，无从查考，只知道她在狱中的资格很老，说不定解放不久，她就进来了。
在当了这么多年的阶下囚之后，欧文芳身上仍然浸透了盛气凌人的威风，可以猜想出她当年确实是个当官的而且来头不小。她从来不屑与小组任何人讲话，从不看人，目空一切。来到我们小组后，她根本不理睬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五固定”的监规，一个人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害得她的前后“五固定”屁滚尿流地撵着跟她，一旦欧文芳出事，要拿她的“五固定”是问。
欧文芳那种满身长刺与众格格不入的德性，没人能同她讲话，更别提讲理了。我曾经试过一次想同她交谈，一来她四季豆不进油盐根本不听，二来就算她回话，讲出来的话同她写的东西一样，没人能懂。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这是很奇怪的。我经常在猜想，欧文芳可能自己发明了一套语言系统，我们听不懂她的，她也听不懂我们的。
欧文芳属于另外一种犯人，她从未在小组政治学习时发过言，队长似乎也奈何不了她。
她并非完全不讲话，通常是星期天下午，大家都在监房里忙自己的私事，欧文芳坐在床上一个人同她身边我们看不见的人们，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聊天，聊得挺热闹，时而她还爆发出由衷的大笑，眼睛朝四下里张望，好像在征求她友人们的意见。不过，欧文芳即使在笑，脸上也从未露出过温存。我有点怕她，对她避之唯恐不及。
那年冬天，欧文芳用她一床桃红色的化纤铺盖面子给自己做了一件新棉袄。这床被面，是她每月存的零花钱请事务长买的。她坐在床上，裁剪时完全不用剪刀，用牙齿咬，用手撕，撕咬出了样份后再用针线缝制。我看她瞪着眼睛咬紧牙关撕咬被面的模样，内心里的恨意一目了然。
新棉衣除了尺寸稍小，穿在身上有点紧绷绷之外，整体看来很是像模像样，在整齐划一篮黑色的犯人群里，欧文芳的红棉袄走到哪里哪里亮，熠熠生辉。她是不是想借喜红色除掉霉气，这我无从证实，从她的眼神和她的行动看，我相信，她早就疯了。
一天，队长交给我三四张欧文芳写的东西，要我翻译出来。写的是中文，却要人用中文翻译，这很奇怪。
我不是没见过欧文芳写的东西，从来认为那是她在信手乱画。这次队长叫我翻译，我才第一次用了心。
欧文芳的字写得不好，可能只有小学文化。但笔划工整清晰，行矩规格，也打有标点符号，个个字我都认得，就是不懂她在讲什么。我递给小组几个识字的犯人看，大家都摇头。
星期日得空，我坐下来静读，数遍之后豁然开通，我读懂了它。
原来，它除了严重的文句不通外还夹杂了超乎寻常之多的错别字、同音字、近形字，这就把本来难以读懂的文章搅得更加一塌糊涂。要不是打有标点符号，没有人会认为它表达任何意思，只是文字的随机排列而已。详细内容我已记忆不清，主要的是在讴歌她的家乡──大巴山。
我从欧文芳写的文章里，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她用极其直白朴素的语言，描述了大巴山美丽如画的景色，她家的巨大的住宅和周围的田园。记载了房间的布局，傢俱的陈设，财产的丰厚，甚至帐房的帐本和记事薄都在她的文章里提及了。
透过这几张纸，我感到了这位大巴山的女儿对家乡的深情与怀念，我见到了一个和我们平时认定的冷漠凶悍截然不同的欧文芳，一个充满柔情和人性的女人。
我把这几张纸上所有的错别字同音字近形字逐一纠正“翻译”出来，交去了队部，当时我很为自己的“聪明”得意，也满意自己没有辜负队长的信任。
但是，很快我就后悔了。根据她写的情况，欧文芳的家庭可能是个大地主或者大官僚。一个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女儿，怀念她的家园，把她的家产一一记在纸上，特别是帐本和记事薄在文革中都被认为是变天帐，都是在不甘心失去的天堂，期待有朝一日反攻倒算。
七零年八月下旬，我离开垫江东印农场回到四川省二监，对欧文芳后来的情况不清楚，似乎她并没有公开加刑，但是一直关在牢里。
由于欧文芳平时绝不与人交谈，交谈也无人能懂，她也绝口不说有罪无罪之类的反动话，很难抓住她反改造的把柄，因此，这篇“翻译”很可能被上面作为加她刑的根据。
欧文芳写的这几篇纸，我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撒一个天衣无缝的小谎︰“我也看不懂”，既不损人也不害已，何乐而不为，我干么要逞能出风头，讨好队长，加害欧文芳。每当我回忆监狱里的日子，这件事就跳将出来要我面对。
下面我讲杨朝林。
我到省二监劳改四队不满两个月，那天，又来了一个新犯。韩明珍急急跑来，在第一时间里向我报导，你记得吗，我在看守所提起的那个吃屎喝尿的疯子杨朝林，今天送来劳改了。
“自然灾害”时，韩明珍从农村流落到城市，以偷扒为生——重庆人叫三只手，与我在重庆石板坡看守所相遇，后来她给判了五年刑，比我先去劳改队。
这个韩“三只手”好像特别爱读书，经常请教我报上的生字，在她眼里，高中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对我特别好。她有一手绝技，捉头发里的虱子，经她清理，不仅头虱掐死光，连虱蛋也一个不留，真的是断子绝孙了。凡是从其它级别更低的薪风号、李家砣等看守所送来的女犯，几乎个个头上都有这种小动物。要不是韩明珍买我的账，答应我的请求帮新犯花好几小时捉虱子，我们房里的老犯新犯没人会睡得清静。
她告诉我，在薪风号，她可怜杨朝林，帮她抓过虱子，因为那里太脏太挤，今天抓完，明天又长。她说这个犯人杨朝林很扯（滑稽），她吃不饱饭，肚子饿就吃屎喝尿。如果那天的稀饭清，她就拉屎，把屎架成十字形，混在饭里吃，如果那天的稀饭黏（稠），她就拉尿和在稀饭里喝。
我亲眼见韩明珍捉虱子的绝技，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吃屎喝尿的人。不要胡扯，我说。韩明珍急了，我是亲眼见。好，你不相信？她和野男人一起把自己的老公杀死了，你肯定在劳改队里看得到她！
大家都认为，我也和杀人犯一样，是肯定要判刑进劳改队的。真的，我和杨朝林在省二监劳改四队碰了头。
那个野男人已经枪毙，杨朝林是帮凶，判刑十年，也分配在我们打包组——包装和搬运男犯生产出来的镀锌钢丝。打包组活动的范围三点一线，镀锌车间、打包房和库房，适合新犯，难有机会逃跑。
我对杨朝林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付显而易见的病容。她脸色很苍白，苍白得五官的线条都变得模糊，苍白得嘴唇的唇线也看不出，连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龈也是白色，说她是一具行尸走肉，一点也不过分。杨朝林身体高而瘦薄，胸部平板无肉，穿着一件宽大的麻灰色外套，里面像是撑了个衣架。
杨朝林的麻灰色外套全队出名，不但因为她从来不换洗，而且因为这件衣服与众不同。衣服的左胸她绣了“杨朝林，女，二十九岁”三行字，右胸绣着“万能劳动衣”、“私人的”两行大字，整个衣服的下沿吊了一圈两寸半长的缨子花边。如果有人奇怪她的举动，她就会耐心解释，这是为了不忘努力劳动和防备衣服被盗窃。
杨朝林讲的话与众不同，既不是重庆话也并非国语，是南腔北调的夹沙话，你无法从口音上判断她到底是四川省的哪里人。
这位穿“万能劳动衣”的女犯，劳动真的非常卖力，而且一律详细记录。记录方法从低级的裤腰带打结，到扔纸团数数。由于解腰带结太麻烦，而有的犯人又恶作剧，把她藏在角落里的纸团扔掉，抹煞了她的功劳，最后，杨朝林改为用铅笔和纸作记录，对此她非常有耐心。“揹一百斤重钢丝，从打包室走出，直行二十五米，进库房，左转十二米，右转三米，放下。”后面打正字，一包画一杠，换了路径方向，又换写一行，“揹一百斤重钢丝，从打包室走出……”。这些都是她打空手走回打包房的路上写的，我们乘此透口气，杨朝林乘此作记录，边走边记她不影响跑的次数。
我们要看看她的“记功薄”，起初她像孩子偏偏身子表示不愿意，我们说看了好向队长汇报你的劳动有多么出色，她嘿嘿笑着拿了出来。我们夸奖她的字写得好，这个说她写的是仿宋体，那个说是楷书，她笑得很开朗地说：“你们没看出笔画都有点弯吗？我写的是飘浮体。”
平时，她是不会与我们攀谈的，我们与她也聊不起天，只偶尔拿她取笑，她脾气好，从不生气。除了记录劳动成果外，杨朝林就是不停地讲话，是讲给自己听，见啥讲啥。“太阳太阳你像个汽球，害得我三年没得自由”，“鸟儿鸟儿我羨慕你，东飞西飞找吃的”……常常一个人叽叽咕咕不知所云，说得声音嘶哑，说得嘴唇起乾皮。
杨朝林苍白的脸色，使人相信她时时处于飢饿状态，随时可能晕倒。可她好像没有头脑，完全不懂得顾惜爱护自己，反而在尽其所能地自我消耗，她抢在每个人前面玩命地做事，利用每分每秒钟作记录，稍有空闲她就不停地自言自语，好像在抓紧时间摧残自己……很难理解这一切是为的什么。
我们犯人每天辛苦劳动之后，都是以喜悦的心情盼望着晚餐，无论如何，它总比早、中餐好，有菜还有汤。可是，吃过晚餐，饭、菜、汤一扫光之后，杨朝林的肚子还是同样地朝里瘪，好像什么都没装进去。我发现她放下碗后，死盯住别人的碗，张着嘴专注地看别人吃饭，脸上布满羨慕而失望的神态，由此，我猜想杨朝林或许是希望通过努力劳动，得到干部的优待。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六二年秋，官方宣布“自然灾害”已经过去，其实它还在监狱里继续，像多米诺骨牌，最前面的已经倒下，最后面的还要站一阵。大多数犯人生活上是没有外援的，有的人起初有，时间长了也不会有了，所谓“久病无孝子”。有的家属偶尔送点吃食，那点东西不够沾牙齿，还是得靠监狱里给，按国家规定给多少吃多少。每月每人菜金是死的，三元五角，米钱按定量发（当时米价每斤是一角四分二，乘以定量就是粮钱）。享受特殊待遇的犯人在四队仅有二人，镀锌车间设计及运作的总工程师反革命犯陈新光和犯人医生苏传璧，他们的零花钱是一般犯人的两倍（普通犯人根据表现每月一至二元，女犯有五角钱草纸费），打牙祭他们吃双份肉。这种好事绝对轮不上杨朝林，杨朝林的肚子永远没有鼓起来。
男女犯分开，我们搬到女犯三队后，打包组撤消，杨朝林回到刑事犯小组同她们一起搞担抬，我与她再也没机会接触。直到她与其他一百多名女犯一起调到苗溪茶场时，她的脸色还是惊人地像死人，还是穿着那件万能劳动衣，还是穷尽己能地劳动、不停地自言自语，像在撵着自己快快把精力用完。
且不说杨朝林在看守所吃屎喝尿，就是到劳改队，没见她吃屎喝尿了，她的举止言谈都相当不正常。我更倾向于相信，她的神经已经出问题。
──《观察》首发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