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芳从我六三年六月到二监起,一直在蹲小监,直到六五年末上面放她到了我们小组。

欧文芳约四十出头,是我们中队唯一一个留披肩长发的犯人(这样的长发,当时社会上也很少见)。她个子高起码一米七,不胖但骨架子大,腰身板直,走路硬挺,一付雄纠纠的架式。欧文芳脸长鼻窄,眼神凝固,多肉的上眼皮使眼睛看起来很凶,寒光四射,无人接近她。

有人说欧文芳是特务、历史反革命,解放前是“裕丰纱厂”的工会负责人和妇女主席什么的。已经入狱几年?刑期总共多长?无人知晓,无从查考,只知道她在狱中的资格很老,说不定解放不久,她就进来了。

在当了这么多年的阶下囚之后,欧文芳身上仍然浸透了盛气凌人的威风,可以猜想出她当年确实是个当官的而且来头不小。她从来不屑与小组任何人讲话,从不看人,目空一切。来到我们小组后,她根本不理睬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五固定”的监规,一个人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害得她的前后“五固定”屁滚尿流地撵着跟她,一旦欧文芳出事,要拿她的“五固定”是问。

欧文芳那种满身长刺与众格格不入的德性,没人能同她讲话,更别提讲理了。我曾经试过一次想同她交谈,一来她四季豆不进油盐根本不听,二来就算她回话,讲出来的话同她写的东西一样,没人能懂。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这是很奇怪的。我经常在猜想,欧文芳可能自己发明了一套语言系统,我们听不懂她的,她也听不懂我们的。

欧文芳属于另外一种犯人,她从未在小组政治学习时发过言,队长似乎也奈何不了她。

她并非完全不讲话,通常是星期天下午,大家都在监房里忙自己的私事,欧文芳坐在床上一个人同她身边我们看不见的人们,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聊天,聊得挺热闹,时而她还爆发出由衷的大笑,眼睛朝四下里张望,好像在征求她友人们的意见。不过,欧文芳即使在笑,脸上也从未露出过温存。我有点怕她,对她避之唯恐不及。

那年冬天,欧文芳用她一床桃红色的化纤铺盖面子给自己做了一件新棉袄。这床被面,是她每月存的零花钱请事务长买的。她坐在床上,裁剪时完全不用剪刀,用牙齿咬,用手撕,撕咬出了样份后再用针线缝制。我看她瞪着眼睛咬紧牙关撕咬被面的模样,内心里的恨意一目了然。

新棉衣除了尺寸稍小,穿在身上有点紧绷绷之外,整体看来很是像模像样,在整齐划一篮黑色的犯人群里,欧文芳的红棉袄走到哪里哪里亮,熠熠生辉。她是不是想借喜红色除掉霉气,这我无从证实,从她的眼神和她的行动看,我相信,她早就疯了。

一天,队长交给我三四张欧文芳写的东西,要我翻译出来。写的是中文,却要人用中文翻译,这很奇怪。

我不是没见过欧文芳写的东西,从来认为那是她在信手乱画。这次队长叫我翻译,我才第一次用了心。

欧文芳的字写得不好,可能只有小学文化。但笔划工整清晰,行矩规格,也打有标点符号,个个字我都认得,就是不懂她在讲什么。我递给小组几个识字的犯人看,大家都摇头。

星期日得空,我坐下来静读,数遍之后豁然开通,我读懂了它。

原来,它除了严重的文句不通外还夹杂了超乎寻常之多的错别字、同音字、近形字,这就把本来难以读懂的文章搅得更加一塌糊涂。要不是打有标点符号,没有人会认为它表达任何意思,只是文字的随机排列而已。详细内容我已记忆不清,主要的是在讴歌她的家乡──大巴山。

我从欧文芳写的文章里,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她用极其直白朴素的语言,描述了大巴山美丽如画的景色,她家的巨大的住宅和周围的田园。记载了房间的布局,傢俱的陈设,财产的丰厚,甚至帐房的帐本和记事薄都在她的文章里提及了。

透过这几张纸,我感到了这位大巴山的女儿对家乡的深情与怀念,我见到了一个和我们平时认定的冷漠凶悍截然不同的欧文芳,一个充满柔情和人性的女人。

我把这几张纸上所有的错别字同音字近形字逐一纠正“翻译”出来,交去了队部,当时我很为自己的“聪明”得意,也满意自己没有辜负队长的信任。

但是,很快我就后悔了。根据她写的情况,欧文芳的家庭可能是个大地主或者大官僚。一个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女儿,怀念她的家园,把她的家产一一记在纸上,特别是帐本和记事薄在文革中都被认为是变天帐,都是在不甘心失去的天堂,期待有朝一日反攻倒算。

七零年八月下旬,我离开垫江东印农场回到四川省二监,对欧文芳后来的情况不清楚,似乎她并没有公开加刑,但是一直关在牢里。

由于欧文芳平时绝不与人交谈,交谈也无人能懂,她也绝口不说有罪无罪之类的反动话,很难抓住她反改造的把柄,因此,这篇“翻译”很可能被上面作为加她刑的根据。

欧文芳写的这几篇纸,我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撒一个天衣无缝的小谎︰“我也看不懂”,既不损人也不害已,何乐而不为,我干么要逞能出风头,讨好队长,加害欧文芳。每当我回忆监狱里的日子,这件事就跳将出来要我面对。

下面我讲杨朝林。

我到省二监劳改四队不满两个月,那天,又来了一个新犯。韩明珍急急跑来,在第一时间里向我报导,你记得吗,我在看守所提起的那个吃屎喝尿的疯子杨朝林,今天送来劳改了。

“自然灾害”时,韩明珍从农村流落到城市,以偷扒为生——重庆人叫三只手,与我在重庆石板坡看守所相遇,后来她给判了五年刑,比我先去劳改队。

这个韩“三只手”好像特别爱读书,经常请教我报上的生字,在她眼里,高中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对我特别好。她有一手绝技,捉头发里的虱子,经她清理,不仅头虱掐死光,连虱蛋也一个不留,真的是断子绝孙了。凡是从其它级别更低的薪风号、李家砣等看守所送来的女犯,几乎个个头上都有这种小动物。要不是韩明珍买我的账,答应我的请求帮新犯花好几小时捉虱子,我们房里的老犯新犯没人会睡得清静。

她告诉我,在薪风号,她可怜杨朝林,帮她抓过虱子,因为那里太脏太挤,今天抓完,明天又长。她说这个犯人杨朝林很扯(滑稽),她吃不饱饭,肚子饿就吃屎喝尿。如果那天的稀饭清,她就拉屎,把屎架成十字形,混在饭里吃,如果那天的稀饭黏(稠),她就拉尿和在稀饭里喝。

我亲眼见韩明珍捉虱子的绝技,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吃屎喝尿的人。不要胡扯,我说。韩明珍急了,我是亲眼见。好,你不相信?她和野男人一起把自己的老公杀死了,你肯定在劳改队里看得到她!

大家都认为,我也和杀人犯一样,是肯定要判刑进劳改队的。真的,我和杨朝林在省二监劳改四队碰了头。

那个野男人已经枪毙,杨朝林是帮凶,判刑十年,也分配在我们打包组——包装和搬运男犯生产出来的镀锌钢丝。打包组活动的范围三点一线,镀锌车间、打包房和库房,适合新犯,难有机会逃跑。

我对杨朝林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付显而易见的病容。她脸色很苍白,苍白得五官的线条都变得模糊,苍白得嘴唇的唇线也看不出,连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龈也是白色,说她是一具行尸走肉,一点也不过分。杨朝林身体高而瘦薄,胸部平板无肉,穿着一件宽大的麻灰色外套,里面像是撑了个衣架。

杨朝林的麻灰色外套全队出名,不但因为她从来不换洗,而且因为这件衣服与众不同。衣服的左胸她绣了“杨朝林,女,二十九岁”三行字,右胸绣着“万能劳动衣”、“私人的”两行大字,整个衣服的下沿吊了一圈两寸半长的缨子花边。如果有人奇怪她的举动,她就会耐心解释,这是为了不忘努力劳动和防备衣服被盗窃。

杨朝林讲的话与众不同,既不是重庆话也并非国语,是南腔北调的夹沙话,你无法从口音上判断她到底是四川省的哪里人。

这位穿“万能劳动衣”的女犯,劳动真的非常卖力,而且一律详细记录。记录方法从低级的裤腰带打结,到扔纸团数数。由于解腰带结太麻烦,而有的犯人又恶作剧,把她藏在角落里的纸团扔掉,抹煞了她的功劳,最后,杨朝林改为用铅笔和纸作记录,对此她非常有耐心。“揹一百斤重钢丝,从打包室走出,直行二十五米,进库房,左转十二米,右转三米,放下。”后面打正字,一包画一杠,换了路径方向,又换写一行,“揹一百斤重钢丝,从打包室走出……”。这些都是她打空手走回打包房的路上写的,我们乘此透口气,杨朝林乘此作记录,边走边记她不影响跑的次数。

我们要看看她的“记功薄”,起初她像孩子偏偏身子表示不愿意,我们说看了好向队长汇报你的劳动有多么出色,她嘿嘿笑着拿了出来。我们夸奖她的字写得好,这个说她写的是仿宋体,那个说是楷书,她笑得很开朗地说:“你们没看出笔画都有点弯吗?我写的是飘浮体。”

平时,她是不会与我们攀谈的,我们与她也聊不起天,只偶尔拿她取笑,她脾气好,从不生气。除了记录劳动成果外,杨朝林就是不停地讲话,是讲给自己听,见啥讲啥。“太阳太阳你像个汽球,害得我三年没得自由”,“鸟儿鸟儿我羨慕你,东飞西飞找吃的”……常常一个人叽叽咕咕不知所云,说得声音嘶哑,说得嘴唇起乾皮。

杨朝林苍白的脸色,使人相信她时时处于飢饿状态,随时可能晕倒。可她好像没有头脑,完全不懂得顾惜爱护自己,反而在尽其所能地自我消耗,她抢在每个人前面玩命地做事,利用每分每秒钟作记录,稍有空闲她就不停地自言自语,好像在抓紧时间摧残自己……很难理解这一切是为的什么。

我们犯人每天辛苦劳动之后,都是以喜悦的心情盼望着晚餐,无论如何,它总比早、中餐好,有菜还有汤。可是,吃过晚餐,饭、菜、汤一扫光之后,杨朝林的肚子还是同样地朝里瘪,好像什么都没装进去。我发现她放下碗后,死盯住别人的碗,张着嘴专注地看别人吃饭,脸上布满羨慕而失望的神态,由此,我猜想杨朝林或许是希望通过努力劳动,得到干部的优待。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六二年秋,官方宣布“自然灾害”已经过去,其实它还在监狱里继续,像多米诺骨牌,最前面的已经倒下,最后面的还要站一阵。大多数犯人生活上是没有外援的,有的人起初有,时间长了也不会有了,所谓“久病无孝子”。有的家属偶尔送点吃食,那点东西不够沾牙齿,还是得靠监狱里给,按国家规定给多少吃多少。每月每人菜金是死的,三元五角,米钱按定量发(当时米价每斤是一角四分二,乘以定量就是粮钱)。享受特殊待遇的犯人在四队仅有二人,镀锌车间设计及运作的总工程师反革命犯陈新光和犯人医生苏传璧,他们的零花钱是一般犯人的两倍(普通犯人根据表现每月一至二元,女犯有五角钱草纸费),打牙祭他们吃双份肉。这种好事绝对轮不上杨朝林,杨朝林的肚子永远没有鼓起来。

男女犯分开,我们搬到女犯三队后,打包组撤消,杨朝林回到刑事犯小组同她们一起搞担抬,我与她再也没机会接触。直到她与其他一百多名女犯一起调到苗溪茶场时,她的脸色还是惊人地像死人,还是穿着那件万能劳动衣,还是穷尽己能地劳动、不停地自言自语,像在撵着自己快快把精力用完。

且不说杨朝林在看守所吃屎喝尿,就是到劳改队,没见她吃屎喝尿了,她的举止言谈都相当不正常。我更倾向于相信,她的神经已经出问题。

──《观察》首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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