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中接受教育。我至今记得,在教室里折腾半天学会了两句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而且我还是班上学得最快的学生,老师让我把这两条平时从未有过的词语背诵一遍、通过、放我回家,那些还在努力背的同学在教室里呆着,我一路上飞奔着、跳跃着回去,在路上遇到了我的三哥,我大声地对他说,三哥,今天我会说毛主席万岁了,我还会说中国共产党万岁了。

半年后,我就以学童之身、子民之份在村里、大队里参加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悼念仪式。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我所受的教育里,仍跟这个时代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我学会了很多时代用语。我学习得很快,“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这样的顺口溜当时就会背了。今天我可以说,我对那个时代的感觉不亚于知青一代即四五一代人。“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的方针办”,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华主席、邓矮子、郭沫若,等组成了我心中的“高原世界”。我还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村里经常开会,经常有斗争会,无非是村长和大姓人家欺侮小姓人家。家家表态,我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还有,“我信什么?我信共产党!是共产党给我们穷人撑腰做主的。……”

这些隔世的童年记忆,其欢乐和悲悯已经难以言喻,是否儿时享受的“崇高的美感”仍值得尊重,甚至为今天全部信奉,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的一些新左派朋友仍想招魂,甚至沉浸在那些词语、概念的迷幻中,陶醉、赞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理性极致的话:“凡是合理的才是现实的”,他们也忘了诗人感性至极的话:“那些自大的概念早已死去,我们有活生生的要说。”如果他们要享受那种“极端体验”(王小波语),他们可以到商人们开办的怀旧饭馆里去自得其乐好了。

不幸的是,跟一个时代的告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成员,基本上都是我说的类人孩,是无能自主的社会个体。他们像孩子信奉父亲一样信奉词语。语言是存在的家,既与的语言构成人们思维的边界。时代走了,人还活着,人的记忆、思维结构还在起作用。甚至是家国已破,人们仍会恋念不已。有的人也想开辟新家,拓展人生的边界,但稍一遇挫即折回旧居。那些60年代造反和与闻造反的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一代人。他们年轻时“新天新地”的感觉有着人生的壮丽庄严,也有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其乐无穷的黑白逻辑、阴谋理论、线性思维,他们成为历史的工具而不自觉,延续到今天,他们仍把人生意义归属于一个历史目的、社会使命、国家利益等等“自大的概念”,他们成为新左派理论的主要信徒,他们的生活除了天马行空、宏大叙事、中国和世界的战略问题,等等,就似乎没有别的兴趣。支撑他们人生大厦的词语立柱已经风蚀,他们仍不肯寻找人生的基石。他们像遗老遗少,受着词语的制约,而不肯做一个独立的人去弘扬词语的魅力。言语为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是,毛泽东走了,时代走了,大家长走了,类人孩们仍不肯站起长大成人。

这不单是一代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经常感叹词不够用,我们无能精准地表达我们经验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够自信有力地表达。我们缺少必要的社会条件。我们经常觉得过去的时代确实有被推翻的理由,因为那个时代太单调,词语太贫乏、干瘪、无味,或说太有血腥气、阴谋味,它跟我们的人性感知、自然正义和人生常态相冲突,它不正常,它是被它自己推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人亡也政息,词语更是无可奈何地消逝消失。一个时代和它的成员,如果不能立足于现代文明理性之上发言,它的词语纵然髦得合时与时,仍会消失在历史的变迁里。今天“与时俱进”的人还有谁记得三五年前“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过的词语。即使我们这些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我们对革命话语有着一言难尽感情的人,也仍要公正地承认,20世纪的中国,最好的词语仍是新文化运动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比如德先生、赛先生等等。

词语的时代性有目共睹,但在我们变迁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它的入时品质却未被人们抓一个“现形”,使大家意识到词语的可能功能和限制。这种从家教、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文化教育等各种角度反思的现象很少在我们的转型时代发生过。既然人们都承认不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那么我们已经生活过的一段时光,可能不仅仍是“不堪回首”的,而且仍会对今后的社会发生负面影响。我已经看到很多四五一代人的孩子,他们显得缺乏家教,他们更多受学校的影响、受社会的污染——对比传统教育或所谓博雅教育,这是一种时尚教育。这种时尚教育跟毛泽东时代的时尚教育异质同构,今天新新人类们在“新天地”里获得的美感、快感不亚于60年代人在“新天新地”里获得的人生感觉。其结果,就是今天的有识之士还在呼唤公民社会,就是说,在个人伦理的意义上,大家也不是公民,更何况社会环境中的权利和义务。

今天的中国已经有着极为复杂的文化遗产。从语言学的角度,可以说,我们是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话语和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话语中脱胎转型,但对这些重大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我们仍缺乏足够的研究。

对现代转型中的重大现象,那些致力于社会和自我完善的人们,总会进行各种超越性尝试。比如西方在19世纪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之后,就先后有着精神现象学、生命哲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分析批评、阐释学理论等等人文、社会思潮。艾略特甚至在诗中说出了一个人在转型时代的态度:“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来年的话寻找另外一种声音。”几年前,我在东京的书店里还看见过一本90年代前期北京的流行词语研究,翻开小册子,三百多条词语,大腕、第二职业、下海、躲避崇高、傍大款、抵抗投降、二奶、人文精神、练摊、铁饭碗……等一时熟悉的词语扑面而来,就在我们快要忘了的时候,我们的邻居还在记录、研究我们说过的话,这是怎样的怪诞?!

好在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虽然艰难但仍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在说自己的话。我说过,“我们这一代出生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正是毛泽东像神一样处于仿佛是造化自然之母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巅峰之时,我们这一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为了延续那些为极权主义力量和中国专制传统合谋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切东西,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民族和它在文化生命上的理想和普遍价值,并没有完全被切断。我们悠久的文明传统始终有着它在历史演进中的表现形式。”发明发现词语的魅力,拓展我们思维和人生的边界,正是我们的文明冲动,正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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