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简谈《父母早日书》的多学科价值

李南央女士和她夫君巴悌忠先生,以及他们的朋友、作家奚青先生,用了八个月的功夫把她父母近八百封、逾八十万字的信件和少量日记编成了《父母早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第一版,香港),真是功德无量。用句套话:即“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正如为本书作《序》的朱正先生所说,这是“一部活的党史”(上册p9),“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史料。从这个相当典型的个案的原始材料中,人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到当年整风运动怎样进行,人怎样被改造……这些历史的奥秘。”(上册p7)

也正如李南央自己所说,这些信件和日记,“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家务事,这些文字映射出抗战初期始、经延安、解放战争、解于东北继而解放全中国,接管政权创建新国家,直到庐山会议后止于一九六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四分之一世纪中,每个大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和行为。”(上册p9)

在个人叙事方面,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特殊材料’是怎样炼成的”?(上册p2)党和领袖怎样在延安那个红色兽圈中,用暴力和谎言把单纯朴实、追求自由、胸怀理想、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改造成了为独裁者所驱使的“驯服工具”和杀人机器;那种灵魂被阉割、被压抑、被扭曲的痛苦,那种怕被组织所抛弃、所疏远的恐惧,非在那种黑暗非人世界中煎熬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这本书除了作为党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舆论宣传史之外,还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心理学、性心理学教材。当年两位年青人曾经热烈地追求过爱情、后来又为了革命而异化爱情,其中有性压抑、性饥渴、性苦闷、性虐待、性解放,甚至性勒索,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本书内容之广泛、材料之丰富,有如一座多元共生矿,为各类研究者提供各种各样、而且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例如,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给晋西北的八路军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的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罗满宁(奥˙鲍里索夫)的《苏中关系》(1945-1980)》关于毛要求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周旋,用二分力量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的说法,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印证。

李南央在《编者感言》中写道:前方在抗日,后方延安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在激烈讨论“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内战中,有没有统一战线?”而不是当前如何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真有些让人难以理解。长时期以来,人们评价毛泽东在抗日时的策略是保存实力,不与日军正面作战。还传毛说过感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否则国民党不可能暂时放弃叫共产党必予除之的决心,共产党因而得以壮大。史实究竟如何呢?至少从我母亲的信和日记中看不出当年延安马列学院共产党的“精英”们把抗战当成那么一件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需“天天讲”的事。从父母延安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全力地在整肃内部那些抗日热血青年,看不到是如何地通过他们,即而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赢那场战争。(上册p201)

范元甄和李锐由1939年12月到延安,到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六年中唯一谈到日本的是写于1941年12月9日的一封信,而且是谈日美太平洋战局对“中国政局”的推动,想到也只是“赶快掌握英文”之类。难怪李南央也疑惑:“身处那个时期,何以与那场战争如此隔膜?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如何对那场战争做出贡献的呢?”(上册p237)

当然李南央说得很委婉,实际上中共对抗战不但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的是在破坏抗战。毛泽东共产党从江西苏区开始,干的就是谋杀国府、资敌卖国的勾当!(“谋杀国府”是一位大陆学者的提法,非常形像。)

再如,延安种鸦片、贩鸦片。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张思德死于炼制鸦片的窑洞中之类,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我虽然感到惊奇,但还是不怎么相信。最早是台湾方面传过来的,现在想起来可能是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我却疑之为是反共谣言;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的《延安日记》中也讲了鸦片问题,我亦以为是苏修抹黑而未予深究。可见我中毒之深、共产党宣传之厉害!然而对李锐、范元甄这两位资深、忠贞的中共党员兼高级干部所留下的当年信件,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了;于是《父母早日书》成了摧毁我头脑中对中共最后一座迷信堡垒的最后一颗精神原子弹。

据说,这在中共党内也不是什么秘密,毕竟参与其事的人不在少数;但为什么从没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呢?一位研究解放军史的专家告诉我,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原来如此!为了一人一帮的私利,种毒贩毒,可以理解;杀人、放火、卖国、通敌,可以理解;围困长春以几十万老百姓为牺牲、以中国一半人口作核战争赌注、饿死四千万而拒绝认错,也是可以理解。

既然如此,我可不可以问一句:这样一个没有了任何道德底线的黑帮团伙、流氓集团,今天到底还有什么资格在那里脸不红、心不跳的奢谈“八荣八耻”呢?

现在我把《父母早日书》中关于共产党贩卖鸦片的段落摘录如下,以向同好。

《父母早日书》中关于共产党贩卖鸦片的段落

范元甄信,1946年11月19日[下册p17]

我带的代金还未动用。

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

[原注]代金:指鸦片。从延安出发时,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

李锐信,1946年11月17日[下册p25]

听说你们的大烟都没收了,很担心你没钱用。

李锐信,1946年12月8-10日[下册p29]

你说对节省有了新的觉悟,这非常要紧。代金不需用就暂不用它,除非将来要离开东北再换。

李锐信,1946年12月27日[下册p36]

有好小说记得捎些。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

范元甄信,1947年2或3月xx日[下册p52]

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下次带点钱给你。你用,再给买些蓝(深)荫丹士林布带来。这边布贵(东北钱七千至九千一尺),我可用以换花布苗穿。

李锐信,1947年3月16日[下册p55]

经理部送你和苗三丈多布,加上我买的,共约(蓝一丈,蓝三丈四,白一丈二)五丈六尺与你。代金全换了是可惜的,约八两普通可换一匹布。不知你如何换的。希望你还是节省,“为苗舍得花钱”作风并不赞成,还是要适当……

范元甄信,1947年4月30日[下册p80]

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

八,编者感言[下册p81]

记得那年在科罗拉多随父亲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有一位台湾来的陈永发教授的论文《生存与主义之间》,讲的是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的事。当时颇感新奇。从母亲的信中,方知这在共产党不是稀罕事。从热河撤退到东北的家属携带了大量“代金”(大烟)。“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那些大烟变成钱时,想必是让毒品流到了民间——祸害了人。可是连父亲都说:“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母亲似乎还存有清高,“代金即使作价低也不愿留它,免得精神上不痛快”。但是“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真是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且要生存得更好些的诱惑是巨大的。主义呢?共产党应该是最痛恨鸦片的呀!其实都是人,人不会因为有了一面共产主义的大旗裹在身上就自然变得比别人纯结和高尚。

6Aug2006 于流浮山庄

议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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