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先生于今天(2006年10月15日)下午2时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的梦想和遗憾,离开了我们.面对他安详的遗容,我心中的凄凉无以言表。仅以此文表达我对林牧先生的深切悼念。

我同许多比较悲观的朋友不同,我对大陆知识分子的未来以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大陆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阵营,尊崇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理念的群体已经形成并在逐步壮大。许良英先生在给李慎之先生的回信中所说的:“人心永远不会死,爱国志士依然随处可见。”对此我深表赞同。爱国志士现在的整合已不仅仅是理念层面上的,而且正在对大陆现实的终极关怀与理性行动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理念的共同认知。这种自觉的行动是积极的和划时代的。

讨论知识分子的话题,就不能不提到八九“六四”。六四及随后的大镇压使得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初步形成的独立知识分子阵营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之后出现了不同取向的分化,入狱的入狱、坚守的坚守、流亡的流亡、受招安的受招安,阵营几乎安全瓦解。作为一名坚守者,六四后,林牧先生以良知的抉择回应了劝他检讨的种种压力和游说,由于他绝不妥协的立场,被中共第三次开除党籍。林牧先生以大无畏的勇气连续不断地对独裁者的义正辞严的谴责代表了大陆独立知识分子们的声音。对于几代大陆知识分子而言,最为宝贵的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知识分子能够真正站起来的最内在的支撑。而良知又是独立人格最坚实的基石。是去毁灭良知与理性,心甘情愿地作一名现实的奴隶、帮凶,还是奋而起立、不妥协地坚守良知的底线,为光明的新世纪而顽强的抗争,林牧先生作了最好的回答。可以说,六四之后,林牧与许良英、丁子霖等先生一起,成为大陆独立知识分子良知的代表。这种道义的价值是无可否认的。

1995年的“宽容呼吁”是六四之后大陆独立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群体行动和发言,那是一份划时代的宣言,它昭示着大陆独立知识子阵营的再一次形成,阵营跨越体制内外、年龄分属老中青三代。之后虽遭打压,但其象征意义无以伦比。对这份宣言书的出台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两位老者就是令人尊敬的许良英和林牧先生。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的感触是很深的。出身于科学界的许良英先生和出身于政界的林牧先生,在那个严峻而冷酷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对广大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鼓励是绝对巨大的。由于我和林牧先生同住在西安,所以我与他的交往接触很多,我经常感触不到他的年龄,年龄之于他几乎是无所谓的。他是一位站起来了并在战斗着的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独立知识分子,这是我对林老最深刻的认知。

我还是有必要将林牧先生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林牧先生,本姓骆,祖籍浙江,1927年10月生于陕西省安康县。1946年考入西北工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1947年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并上了黑名单,逃亡上海。1948年,林牧先生和二十多位同学投奔延安。先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民盟领导人杨明轩的秘书,历时四年。林牧先生在1948年接受了三个月的政治培训,他下定决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把原来从书本上得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彻底转变为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林牧先生世界观的第一次转变。这次转变后来证明是不成功的。

1965年林牧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参与了胡耀邦(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第一书记)在陕西省推行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超前改革。超前改革历时100天,可谓胡耀邦的“百日维新”,当时,林牧先生是胡耀邦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实际上不是外界所盛传的是胡耀邦的秘书,当时他的地位要比秘书高得多)。失败后,林牧先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遭到了长达12年半的政治迫害,期间两次入狱、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八年半的劳动改造。林牧先生经常对我谈起胡耀邦先生,他总是说胡耀邦是他从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觉醒的启蒙老师,和胡耀邦共事200天,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林牧先生曾对我说:“与耀邦的交往,给我个人的世俗利益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得来的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是他促使了我的觉醒。”就是长期非人的打击,使林牧先生切身体尝到了极权体制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扼杀,他曾说:“我们这些人(指中共高干)觉悟的程度,与自己所受的迫害成正比。”这种认识是相当清醒和深刻的。胡耀邦开放的思想以及自己的坎坷经历使林牧开始逐步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他的世界观又一次开始转变,这一次转变伴随着苦难、痛苦、屈辱、艰辛,不过此次转变却是朝向原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人权民主为理念的林牧先生才是胡耀邦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1978年11月,林牧先生被平反。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1989年在北京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写下了支持爱国学生的公开信,从那一刻起,林牧先生彻底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转变。他的那封公开信当时在西安各高校中影响极其巨大。六四屠杀后,林牧先生秉承良知拒绝妥协,义无反顾地与旧体制决裂,这几乎是西安地区政界、知识界人所共知的事迹。

和林牧先生交往时间长的朋友都会发现他有几个极其鲜明的特点。

第一,他充满活力,平易近人,善于和年轻人交朋友。其实,他的个性比较稳急躁暴烈、比较感情化,他有时会发脾气,我遇到很多次,但是年轻朋友还是喜欢和他效。这是因为他一旦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妥时,就勇于承认错误,即使对方是年轻人也无妨。他十分平民化,这一点很象胡耀邦。

第二,他很宽容,对于大方向一致而在一些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的朋友都能宽以待之,绝不强加于人。由于出身于政界,林牧先生对中共的运动规律、行为模式十分了解,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出于责任感,林牧先生对许多冒进年轻朋友的给予了耐心的帮助和力所能及的保护,当这些朋友受难时,他每每都是仗义直言、慷慨救助。这让人感触很深。林牧先生对政治受难者的关注与关怀几乎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十年如一的坚持,其实只是出于林牧先生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一种最朴素的情怀。

第三,他能公正在对待自己的历史,真诚忏悔。他曾在自己的自述中这样写道:“在内部肃反、反右派斗争中,我都是先受审查、批判,然后有省委领导提出”没有反党动机“、”无心说错话“、”党要保护人才“等理由保护过关。但是,保护过关的条件是立功补过,就是上阵整人。历次政治运动的前期,一般是整我的时候,政治运动的后期有时是我上阵整人的时候。我在整别人的时候,白天勉强端出一付党性凛然党气熏人的面孔去批判那些观点同自己差不多甚至不如自己严重的勇于思考、敢于直言的党内党外的优秀人物;晚上痛苦得吃安眠药,甚至躺在被窝里悄悄流泪。”林牧先生谈到自己的时候,从不讳言历史,称自己曾经是双重人格。能够如此坦言,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林牧先生与我提到他自己时,经常说自己是“后知后觉者”,或许正是由于他是后知后觉者,时间对林老而言就愈显珍贵,他的活力、热情,他的义无反顾,可能都是出于此吧。

现实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残酷和恶劣的。长期的专制统治使我们民族的传统缺陷在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极大滋长,而真正优秀的传统品质和文化几乎被毁灭殆尽。由于良知被扼杀,自私、贪婪、虚伪、怯懦就成为目前知识分子的病态表象。在贫者愈贫弱者愈弱的社会里,倍受欺凌的农民、贫弱无助的下岗工人越来越无人关注,他们在御用文人眼中不过是一群卑贱可鄙的草民,他们痛苦的呻吟只是权势者盛宴之后打趣说笑的佐料。御用文人们在继续力“公仆”老爷们在唱赞歌,“公仆”老爷们也在歌舞升平,团结稳定的所谓盛世中心安理得地掠夺人民,罪犯与腐败分子正在肆无忌惮地蹂躏贫弱的祖国,每当林老看到有的“学者”、“教授”竟对无耻与残恶报以羡慕的赞许时,他经常愤怒不已、禀笔直书。在现今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林牧先生从一名中共高干毅然绝然地遵从良知,无怨无悔地抛弃荣华富贵与旧体制决裂,这种行动具有震撼力的道义价值。对于历史而言,林牧先生的价值不再于他觉悟的早晚,而在于他一旦秉承良知觉悟之后能够勇于行动执着追求。林牧先生的行动是勇敢的,同时也是理性的。“理性的行动”、“战斗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八九之后林牧先生自己的历史缩影。

十多年来,林牧先生一直是在用良知抗御暴行。在林牧先生看来,良知是一切谎言与暴力的天敌。的确,从林牧先生身上,我们深深感受到良知才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它是一个坐标,衡量着个人的人格;它是一个希望,使人们在苦难的黑夜里看到黎明的曙光;它更是一个源泉,激发人们的正义感,使人们面对丑恶与暴行敢于勇敢抗击。

坚守良知立场的林牧先生对人权民主理论也有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国家与人类的未来发展取向都必须以人权为根本出发点,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是人权的两大基石,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用民主宪政来解决。他将今天的中国比作是“不愿作奴隶的时代”更是来自于他的思考和战斗。

有时我想如果象林牧先生这样的德高望重敢于直言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大陆能涌现一百位,那么大陆的自由民主事业将会更令人感到乐观。或许,正是由于象林牧这样的先生太少太宝贵了,所以,林牧先生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存在就更显得具有历史的价值。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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