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赫契曼《激情与利益》有感

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流行的解释有好几种。

按照马克思,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其需要,资本主义便应运而生。马克思的解释着眼于历史进程中的物质性因素,故而被称为唯物史观。

一、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只是物质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意识改变的结果

我们知道,许多西方学者不赞同唯物史观。他们认为,用生产力的发展去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因为马克思用它解释一切生产关系的变化——未免失之泛泛。再有,当马克思断言生产力的发展势必要突破阻碍其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时,这已经暗中假定了,在任何社会,人们都是把经济发展置于首位的;然而众所周知,这种“向钱看”的心态恰恰只是资本主义下特有的心态。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普遍对赚钱逐利的行为不以为然,有意识地去抑制这种沖动,不让其自由发展。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能只从物质方面的变化去解释,还必须从精神方面的变化去解释。

据说,今天的日本人要比一百年前的日本人高出十公分。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可是,今天的中国女人的脚比一百年前的中国女人的脚大,那主要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是废除了缠脚旧习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只是物质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意识改变的结果。当社会的主流观念不再限制而是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时,资本主义就登上了历史舞台。现在要解释的问题是,这种观念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相当的正面意义,只要不是为了私欲享乐,而是为了获得救赎,为了在现世荣耀上帝之名。于是,那种在过去顶多在道德上被容忍的经商逐利行为就变成了富兰克林意义上的神圣天职。从此,赚钱成了高尚的事情,光荣的事情,这并不是说赚钱本身高尚光荣,只因为它被视为实现灵魂得救的正当手段。

打个比方,有的孩子迷恋打球,不肯好好上课,老师家长都很忧虑。当然,小孩子蹦蹦跳跳对身体有好处,但若是整天光惦着打球,把学业给耽误了,总不是好事。可是后来老师家长发现,球打好了可以当运动员,可以参加比赛,为本单位本地区甚至为本国争光,于是他们就不再限制孩子打球而转为热情鼓励了。在这里,打球不是因为本身、而是因为成为达到一个光荣目标的手段而使自己变成正当,甚至变成光荣。于是,一种原先不被当成正业的事情终于变成了一种正业。韦伯的理论颇有说服力。它向我们解释了当时人的思想观念是怎样变化的。问题是,除了新教伦理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思想观念促进了资本主义呢?

二、用利益取代激情

美国学者赫契曼(Albert O. Hirschman)从另外一种角度,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提供了一套富于启发性的解释。鉴于大多数中国学人对赫契曼的理论相当陌生,我这里不妨略加介绍。赫契曼指出,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之所以鼓吹资本主义,乃是为了“启动人性中某种温和的倾向,以替代那些邪恶的倾向”,与其让人们放纵暴烈的激情去征讨杀戮,追求霸业强权,热衷于对人的控制压迫,不如让他们转而追求金钱,追求物质利益。赫契曼论文的标题就是《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该书出版于1977 年。1997 年出版了纪念本书问世二十周年的新版本,阿玛蒂亚。森(1998 年诺奖得主)为它写了前言,称赫契曼是一位“我们时代的伟大知识份子”。

阿玛蒂亚。森用一个比方来说明赫契曼的观点。好比一个人被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或原教旨主义者)追杀,你一边逃跑一边扔下钱财,追杀者见钱眼开,只顾捞捡钱财,结果放了你一条生路。这就是暴烈的激情被相对无害的物欲所取代的一个例子。

文革前有一部电影《夺印》,其中描写到农村中的“地富份子”如何用“糖衣炮弹”腐蚀拉拢干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无非是遭受政治压迫的人试图用物质利益去软化压迫罢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揭示的逻辑是,“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吃了人家的嘴软”,贪图物质利益会对僵硬严酷的政治秩序产生软化消解的作用。《夺印》的故事正好反过来证明,激情可以被利益所取代;相比于己于激情,利益可能更无害。

赫契曼引用了孟德斯鸠、斯图亚特等人的言论说明他的观点。其实,象孟德斯鸠这类思想家们未必喜欢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可是他们发现资本主义有助于把人性中暴烈的激情转移到较为无害的追逐物质利益这上面来,利益有助于驯化激情,故而才大力鼓吹资本主义。或者说,激情很难受理性控制,一种激情只可能被另一种激情所取代,而赚钱谋利则是一种文静的激情,如众所知,赚钱是很容易上瘾的,人很容易为赚钱疯魔,商场也可以象战场一样扣人心弦,令人如癡如狂,这样,人的激情有了发泄处,就可以不去为征战讨伐和谋求霸业王位上瘾疯魔了。换言之,他们无非是希望用商场代替战场,用商人精神代替武士精神,用追求金钱代替追求权力,用统治钱包代替统治同胞。

孟德斯鸠等人认为,资本主义有助于形成一种和平的、文明的政治秩序。这也是当代一些思想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一个理由。譬如熊彼特认为,和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必将导致战争这一论断相反,领土野心、扩张殖民地的沖动以及好战精神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们倒是前资本主义心态的余绪。资本主义并不爱好征服和战争。资本主义的精神是理性的、精打细算的,因而不喜欢打仗冒险,不喜欢逞英雄。凯恩斯也认为赚钱发财要比追求权势和自我扩张来得好。“统治钱包要比统治同胞来得好,虽然有时候人们是把前者当成实现后者的手段,但至少有时候前者会成为后者的替代。”

现代人一谈起资本主义,无不强调它的高效益,好象资本主义的出现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经济更大发展的愿望,好象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在一心一意追求经济的更大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几乎都把追求个人利益当作理论的前提预设,殊不知这只是现代人特有的心态(想一想“存天理,去人欲”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类口号)。现代人常常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感到极其不满,殊不知当初的有识之士之所以欢迎资本主义,恰恰是为了用这种和平的庸俗取代过去残酷的崇高。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常常忘记这一历史教训,他们试图用崇高取代平庸,结果稍不留心却是摧毁了和平与自由,恢复了残酷血腥的斗争或战争。

三、“稳定压倒一切”与“发展是个硬道理”就是为专制暴政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赫契曼提醒人们注意,虽说经济扩展常常有助于改进政治秩序,但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错,相比于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较为无害;但问题是,“只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玩赚钱的无害游戏,因而当绝大多数人在一心赚钱的时候,还有少数人仍然野心勃勃,热衷于追求权力的更高目标,那么,这少数人将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容易实现他们的野心。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安排得使其中大多数人根据利益代替激情的原则而一心逐利,这就会导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严重副作用,从而为专制暴政大开方便之门。”

赫契曼引述弗格森的观点。弗格森指出:“自由赖以建立的那种基础,同时也可以服务于专制暴君。”“当人们一味地把有效管理下的稳定视为衡量国家兴隆的标准时,自由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赫契曼还引用托克维尔的言论:如果人们只顾自己的工作,不愿意操心公共事务;如果我们过分注意自己的个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应当做自己的主人;如果人们仅仅追求物质福利的增进,因此只要统治者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他们就听任统治者去做任何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是善是恶,是好是坏;如果人们一味热心物质享乐,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之前常常是先发现自由的滥用如何破坏物质福利,因而唯恐公众的激情会影响到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一看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那么,他们就已经为独裁者的上台打开了通道。“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即已经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现了。”读上面几段话,你不觉得说的就是今日中国吗?“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人们仅仅追求物质福利的增进”,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发展是个硬道理”。如果一个民族把“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个硬道理”奉为圭臬,那么,“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那“就会导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严重副作用,从而为专制暴政大开方便之门。”

四、规律与机制

这里引出一个严肃的问题: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明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自由赖以建立的那种基础,同时也可以服务于专制暴君”?这难道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在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说法,它们都是正确的,因此它们也都不是那么正确。“穷则思变”,说的是贫穷能使人奋起改变现状,“人穷志短”,却又是说贫穷会使人沮丧消沉。“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是人在物质需求获得满足的条件下才会有道德心:“饱暖思淫欲”却又是说,人吃饱喝足才容易堕落。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两种因素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提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愿望越强烈。在这里,经济发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有时候,人们越是有机会发财致富,他们越是对政治漠不关心。在这里,经济发展却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尔斯特(Jon Elster)否认我们可以从社会研究中得出规律。他认为我们只可能找出机制(mechanism),据此对人类的行为作出解释。◆

2004年2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五辑 开卷有益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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