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从旧书摊买到的《国人对于日军占领新岛后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建设之枢纽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一书。这本《论文集》由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于1942年5 月编辑出版。事情缘起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两个月,由英国人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的新加坡在是年2月即被日军攻陷。据主编者说:“……本会鉴于新加坡陷落,对于大东亚战事有特殊意义,故于三月五日开始登报征文。希望海内外人士对于新加坡陷落后这件事,发抒些感想与希望,并对于大东亚建设一方面,贡献些较深切的意见……”(王伯庸“序言”,《论文集》第1 页)这本论文集,便是由“数千余件”应征稿中“精选”而出,共19篇,近20万字。这本《论文集》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思想史研究应突破“文本”,应探讨“文本”之后的意义。

不用说,这19篇应征文章篇篇都对“皇军”从奇袭珍珠港到攻陷新加坡的赫赫武功大唱赞歌,“在这一场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日本实力之坚强,也指出了东亚民族之不可侮;反之,却暴露出英美战斗力之薄弱,不堪一击,已由新加坡之后,完全戳穿其纸老虎了。”(孙天骥文,《论文集》第49页)同时,这些文章还不忘“自责”,“此时国人不必怀疑日本”,“人们只有以汪精卫先生的‘罪己精神’来责备自己……因为国人对于各种事业,假定不想努力或者不肯努力,那么日本只有来带你努力;假定努力得不足,那么日本只有来指导你,督促你;假定努力而不得其当,那么日本只有反对你,纠正你”。(赵如衍文,《论文集》第6 页)“目前的军事工作,日军当仁不让,肩负全责,可是我们国人,亦应该在其领导之下,努力从事后方的工作,譬如男子出外奋斗,女子在内理家,如此男勤女俭,家庭始达美满,今中国亦就是处于妻子的地位,保卫后方,与日本协力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的使命。”(朱祖畴文,《论文集》第77页)此类文字通篇皆是,不胜枚举。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明知会遭国人深恶痛绝的汉奸文字却又能如此“理直气壮”呢?原来,所有这些论文都是以“大东亚战争”是黄种人反对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这一冠冕堂皇的“反对殖民主义”口号为其“理论基础”的。

他们写道,“这一次的大东亚战争,不单是日本对于英美的战争,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解放战,是亚细亚各民族,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总动员战争;解放我黄色人种受英美帝国的压迫,挣脱我亚洲民族受欧美民族统治的桎梏;亚细亚洲是黄色人种的亚细亚洲,应该由我们亚细亚人,相互合作与提携的”。(孙励生文,《论文集》第39页)这次战争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先声,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洪流。这些文章篇篇都历数了英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白种强势文明几百年来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强调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形之下,东亚民族,显然已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友邦日本,为了挽救当前的颓势,便毅然发难了这一次的战争,担负起保卫东亚的重任”。(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00 页)而且,这还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英美“金磅集团”“金权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经织经济”的战斗。于是,除去人种、民族上的“正义性”外还有经济上的“正义性”。这次“大东亚圣战”的威力,证明“西洋人所流行的,只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天之骄子,而其他民族则是命定的奴隶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此后白色人种的优越感,将成为没落的观念,而‘殖民地制度’也失掉了合理的解释。”(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相反,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则是英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像“焦土抗战”、“抗战建国”、“长期抗争”、“游击战争”等都是由于“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而提出的“误国口号,害民名词”。(程守箴文,《论文集》第17页)

许多文章还对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挞,认为“国人又炫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将数十年固有道德,弃之如敝屣,遂使人欲横流,伦常失纪,戾气所积,国势日替”。“我国数千年文化,以王道为特具之精神……及清季英美文化侵略潜入之后,国人震于物质文明之新异,群相傲效其皮毛,将传统之王道文化,视若糟糠”,这次要藉日军攻占新岛之机,“将以前深痼之英美功利主义文化,洗濯清楚”,要“以王道文化矫正其宿疾”,沟通中日文化,“建设共存共荣之新东亚”。(陶谋道文,《论文集》第43-45页)现在“西洋人尚以为西洋文化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而我们由于东方文化的不注意与不统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后,在日本清算了追随欧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国转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路线,东方文化,将由此战争为契机,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异彩。”(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东方文明才是“文明”,而所谓西方文明只是物质文明,其实质是野蛮的,因此要以中国/东方文明来救世界、救人类、“为万世开太平”。没想到“东方文化优越论”或“东方文化复兴论”这类看来“很民族”的说词,却也可以“很害族”。

其实,这套“理论”并非他们的独创,只是鹦鹉学舌般复述日本军国主义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在这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也在其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作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也难以对外“言说”,因而战争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

概括地说,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都被白人误导,反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这种理论还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遣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洋经济”。“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同时,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谓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确实,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文化殖民及“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因此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这种理论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作一种“纯文本”阐释,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是“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的结论!值得认真思考的是,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流行“纯文本”阐释,如有学者以时下的“后现代”对现代性进行解构的文本来阐释近代中国的顽固派思想,得出“顽固派”是“后现代”前驱的结论;以“后殖民”对近代中国改革者进行“文本”解读,得出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提倡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先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思想都被西方“后殖民”的结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文本如“文化霸权”论阐释中国的“文革”理论,得出“文革”是“真正的民主”的结论……

所以,如果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纯文本”分析疏理,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甚至危险的结论。因为人类的各种罪恶,都需要并也真可以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非常“雄辩”的“理由”。而理论,甚至非常正确的理论本身,也确可被滥用。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透过文本”看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原题:在“文本”之后)

经济观察报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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