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1952年1月5日,流亡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胡家健从香港寄来剪报《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被胡适认定为“全篇扯谎”的,是沈尹默发言稿《胡适这个人》。到了落款时间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围绕着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歪曲编造了更加全面的历史谎言,迄今为止依然被部分研究者以讹传讹地反复引用。

沈尹默的五四回忆

沈尹默原名君默,字中、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1903年进入北京大学任预科国文教授。1918年1月,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从第四卷第一号开始转型成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值编辑的同人刊物,这六名轮值编辑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1949年之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等多项职务。关于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相关表现,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说:

第二排中间即沈尹默
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当时,我的思想是,学生的态度是激烈的,教师的态度实质上应当和学生一致,但态度要稳重,才能真正维护学生运动,使政府无懈可击,不会解散北大。

沈尹默
沈尹默

在此前的《胡适这个人》中,沈尹默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说法:“‘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

马叙伦的相关叙述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只有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提供过类似的历史虚构,说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天晚上,他接到电话来到北大开会,看到“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随后,他把自己的反对意见通过刘文典转告给陈独秀。第二日,刘文典告诉他说:“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

与沈尹默稍有不同的是,马叙伦并没有把“迁往上海”的主谋认定为胡适。当时的陈独秀已经被免除学长职务处于休假状态,他无论如何是不会通过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幕后操纵学生运动的。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胡适已经南下上海迎接于5月1日抵达上海的博士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并且在老同学蒋梦麟陪同下前往莫利哀路拜访孙中山。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于5月7日与上海方面的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倒是一起参与过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并且上街游行声援北京方面的学生运动。就在同一天,陈独秀从北京给胡适写信,特别谈到北大面临的政治危机:“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

陈独秀的这封信还没有寄到上海,胡适就于5月8日陪同杜威夫妇启程北上,赶到北京时蔡元培已经于5月9日递交辞呈秘密离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立即投入护校活动。5月13日晚上,胡适参加由已经调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的前理科学长秦汾回校主持的评议会成员与教授主任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法科学长王建祖及张大椿、胡适、黄右昌、俞同奎、沈尹默共同组成委员会,协助工科学长温宗禹代行校务。“两会同人之意以为蔡校长此时虽不在校,而蔡校长之精神犹在。蔡校长年来所苦心创建之种种组织犹在,若此时遽行瓦解,不特蔡校长数年心血弃于一旦,而去吾人希望蔡校长返校就职之目的更远矣。”

上海方面的迁校动议

在北大同人努力维持校务的同时,一直与蔡元培及北京大学保持合作关系的江苏省教育会也在上海筹备另一方案。1919年5月22日,蔡元培(孑民)早年的弟子黄炎培、蒋梦麟在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说:

(一)同人所最希望者,为大学不散,孑公自仍复职。同人当竭全力办南方大学,有孑公在京帮助,事较易。办成后渐将北京新派移南,将北京大学让与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亦是好的),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优劣。况巴黎来电赔款有望,南洋富商亦可捐数百万金,办大学藏书楼、中央试验室及译书院。此事如孑公在京,必多助力,故望诸君设法维持大学,以为孑公返职地步。

(二)如北京大学不幸解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其经费当以捐募集之(炎、麟当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请兄及诸君代编)。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

总而言之,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大学情形请时时告我,当转达孑公。诸君万勿抱消极主义,全国人心正在此时复活,后来希望正大也。诸乞密告同志。

这封信由蒋梦麟执笔书写,其中夹有黄炎培的一段眉批:“此亦是一句话,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也。炎。”

沈恩孚另有眉批说:“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孚。”

5月24日,蒋梦麟在另一封书信中写道:“照你看来,大学究竟能否保全?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终以保全为是。因为我们的第一条办法是比较好一点儿。如你看来大学有不能保存之势,也要早些写信给我,我们可以早些预备你们来上海。上海决议星期一停课一天,此系彼此意见不一的调和办法。”

5月31日,罗家伦致信胡适,谈到自己不慎丢失杜威“八次的讲演稿子”,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的行踪:“入西山读书一星期,把杜威先生《思想的派别》一律记完;今呈上,请一校阅,赐以修正,不胜感激。……我大约星期三再上西山,于未上山前,还想与先生一见,不知何时有暇?”

6月10日,时任北大助教、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名崧年)致信胡适:“久思聚谈,久而未果。又以英语说不好,杜威教授来,亦未便造次往会。比大学以内,三四宵小任意猖獗,诡谋弃旧迎新,心至为不甘。闻先生态度消极,是必不可。即避觊觎校长之嫌,难免见疑为胡仁源所动!大凡素负声望之人,当事势危急之时,苟敢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未有响而无应者。拿破仑走出五委员会议时事,其例也。然则先生其图之矣!”

这里所说的“避觊觎校长之嫌”,指的是当时有人造谣说胡适想替代蔡元培的校长职位。在此之前的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举行爱国演讲,其中有176名学生被军警逮捕,关押在位于北河沿的北大三院即北大法科及预科所在地。到了6月5日,被捕学生已经达到1000多人,北大理科的楼房也被征用为第二监狱。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还于当天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代理校务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宣布辞职,法科学长王建祖避而不出。北大教职员于6月7日下午在文科大楼召开全体紧急大会,第二天《晨报》以《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议决将王建祖驱出学界反对胡仁源为大学校长》为标题,予以公开报道。张申府来信中所说的“三四宵小……弃旧迎新”和胡适“态度消极”,指的就是这些事情。

6月11日,陈独秀因为散发传单而被捕。6月13日,蒋梦麟给胡适来信并附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致罗家伦(志希)信:“志希先生:学潮至此已告一段落。沪上因工人相继罢工,危险之极,幸而免。此后吾人但抱定宗旨,信仰惟学可以为人,惟学足以救国,毁誉成败等浮云耳。”

6月14日,安徽同乡余斐山在致胡适信中写道:“今晨阅报,闻独秀先生被捕,甚为骇异!现在已否释放,甚为念念。军警黑暗如此,很可悲叹!大学一时可恢复原状否?我望先生如看局势不佳,仍以南来筹备‘东南大学’为是,未审尊意如何?乞复。一涵、独秀诸先生均此。弟斐山。”

由此可见,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确实有过将北大“南迁上海”的动议,只是他们的动机完全是为了维护蔡元培的学界地位及全中国的教育事业。随着蒋梦麟在汤尔和陪伴下于1919年7月21日抵达北京代理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以及蔡元培本人于同年9月12日返回北京,由五四运动引发的北京大学易长风波被成功化解,上述迁校意向自然不需要付诸实现。拟议中的“南方大学”或“东南大学”,直到1920年才在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强力支持下,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宣告成立。

傅斯年在参与组织五四游行之后,因为与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产生分歧而退出学生会,一面主持编辑《新潮》月刊,一方准备考取官费留学名额。罗家伦的心思也集中投放在帮助胡适整理杜威演讲稿上面。继傅斯年、罗家伦之后成为北大学生领袖并且直接领导学生运动的,是与胡适并不十分亲密的段锡朋、狄膺(君武)、许德珩等人。胡适当时既要陪同杜威到各地演讲,还要在北京大学充当“襄同温学长代行校务”的中流砥柱,无论如何也没有时间精力发动傅斯年、罗家伦组织什么签名活动。态度最为激烈的前文科学长陈独秀被捕入狱的直接原因,是在胡适、邓初、高一涵、王星拱等安徽同乡陪同下到北京南城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抓了现行。与北大学生的五四运动,并没有直接关系。当年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维护蔡元培及北京大学的根本立场上,与马叙伦、沈尹默等人是完全一致的。马叙伦、沈尹默的事后说谎,完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

沈尹默笔下的蒋梦麟

在《我和北大》中,胡适是沈尹默抹黑攻击的第一目标,同属“某籍”的浙江同乡、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美时的老同学蒋梦麟,则是被重点攻击的第二目标:“蒋梦麟本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是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养人才。蔡先生到北大后,增设教育系,在评议会提出,聘蒋梦麟为教育系主任,大家同意,就打电报到美国去,要蒋梦麟回来。……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北大章程上规定教授任满七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我就在评议会提出要去法国,胡适反对,他说国文教员不必到法国去,我说:我去过日本,那就到日本去吧。评议会通过了,蒋梦麟不放,他以为我们这一伙人是一个势力,会拆他的台,无论如何不放。到1921年,才答应除月薪照发外,另给我40元一月,到日本去了一年。到日本后,我眼睛就发病了。”

蒋梦麟是蔡元培1898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学生,1908年自费赴美国留学,1909年在孙中山指导下,到旧金山华侨会党洪门致公堂主办的《大同日报》协助刘成禺从事革命宣传。1915年6月,黄炎培以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身份随中国实业界游美实业团来到纽约,才开始与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相识并交往。查勘1916年8月29日张元济日记的记载,此前于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与黄炎培一道,把正在写作博士论文并且急需经费资助的蒋梦麟,推荐给了商务印刷馆,由张元济出面立约聘请蒋梦麟为月薪200元的高级编辑。沈尹默后来到日本进修,并不是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期间实现的,而是在蔡元培回校后亲自主持召开评议会通过的。据北京大学1919年12月3日《评议会议事录》记载:“下午四时半常会。……校长提议国文系教授会主任沈尹默教授在校五年以上,照章可以出洋考察,现拟赴日本,除仍支原俸外,由本校每月津贴六十元。通过。”

由此可知,沈尹默所谓的“胡适反对”和“蒋梦麟不放”,其实是他在《我和北大》中“全篇扯谎”的又一明显证据。

胡适与蔡元培的求同存异

1919年6月22日,胡适在写给蔡元培的书信中表示说:“孑民先生:连日见报上登的令弟广告,又接到梦麟兄来信,知先生现有胃病,并有寒热。我们见了,都很关心。此时本不当把大学里的杂事,来扰乱先生的病体。但是大学中有几件事,使我很为难,故不能不向先生一谈,又值尹默先生在南中,可以用面谈补我笔谈的缺点,故不得不趁此时同先生一说。”

1919年6月23日,沈尹默等人以北大教员代表身份南下挽留蔡元培,胡适专门委托沈尹默代转此信。胡适在连夜写给沈尹默的委托信中表白说:“尹默兄:附上信一封,请面交孑丈,此信务请交去,因这里面有许多事,不但关系我个人的行动自由,并且与大学的信用有关,故不得不郑重奉托。弟适,二十二夜二时。”

胡适写给蔡元培的这封长信,现在只保留前半部分,其中主要介绍了胡适经手与蔡元培签订的聘任契约,分别涉及到美国人克拉克、杜威和中国留学生赵元任、秉农山、颜任光、陈衡哲、林语堂等十多人的任职及费用问题。1919年7月5日,蔡元培委托沈尹默给胡适带来正式回函,其中写道:“适之先生:由尹默先生处接到前月二十二日的手书,……林玉堂君如到京,请与订定,照约帮助。……先生说:‘因任杜威君演讲的译述,将离去大学。’弟觉得很可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教育运动’,一面仍在大学实施教育,这是弟最所盼望的!余请尹默先生面达。”

“林玉堂”就是后来以文学创作和编撰英语教科书闻名于世的林语堂。蔡元培承诺的对于林玉堂“照约帮助”,事实上并没有实现。后来只好由胡适假借北大名义动用私人财产资助林语堂留在国外完成学业,从而为世人留下一段乐于助人的传世佳话。

对于蔡元培既可以赞美为激流勇退又可以理解为临阵脱逃的一再辞职,胡适当年一直是持求同存异的保留态度的。1930年11月10日早晨,兼任私立上海中国公学董事会主席的蔡元培,在该校学潮的危急关头脱身而去,给已经卸任的前校长胡适留下这样一封书信:“适之先生:两函敬悉。弟昨夜自常熟回,今晨赴京,因北大同学会今晚开会也。中公事情公与于君商妥,弟并无成见。……”

这里的“于君”指的是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马君武争夺中国公学校长职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胡适收到蔡元培来信时还没有起床,在当天日记中,胡适留下的是意味深长的一段话:“床上得蔡先生一信(见后),不禁大笑。此老又跑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1952年启动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所有与胡适有过接触的教授学者,都发表过人人过关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沈尹默的“全篇扯谎”相印证,中华书局195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结集出版的《五四运动回忆录》中,收录有高一涵的《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曾经于1919年3月担任《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轮值编辑的高一涵,竟然把自己与胡适长期同居并且一度被胡适“起死回生”的亲密关系,转换成恩将仇报、反戈一击的杀手锏:“那时我与胡适同住一宅,对他的情况比较清楚。在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之前,他就去上海欢迎杜威去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他事前并不知道。当他听说在这次游行时,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躲在曹宅的章宗祥,直到段祺瑞政府出动军警弹压,捕去大批学生等等消息,他的软弱性就彻底暴露。说什么‘搞得太过火,没有英美式的政治家风度,出乎英美式群众运动的范围。’”

而在事实上,胡适当年并没有彻底暴露什么“软弱性”,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在其生前一直与胡适保持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合作的良性关系,即使在路径选择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私人友谊。

摘录自张耀杰著《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第六章

张耀杰,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64年出生于河南禹州市农村,主要著作有《民国红粉》、《谁谋杀了宋教仁》、《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中国话剧史》、《曹禺:戏里戏外》、《田汉:影剧之王》等十余部。

来源:作者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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