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可能和平转型
朱厚泽和我一样，也不赞成暴力革命，反对推倒重来，而是促使党的领导层主动改革，这样对全社会最好，不会付出太沉重的代价。由中共主动改革，使中国通过和平转型，走上民主宪政的大道是不是可能呢？考虑到下面三点，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首先，党内从来都不是绝对统一的，从领导到普通党员，其思想水平，政治倾向，人品和风格，绝不一样。
其次，人是可以变化的。
第三，党内外必然互相影响，世界民主大潮的影响，国内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有可能改变党内的力量对比。
基于上述三点，我认为，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冲击下，当一党专政面临统治危机的时候，领导层内改革的倾向如果能占上风，和平转型就是可能的。我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曾有机会在中央领导核心跟前工作过，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情形看来，上下结合起来进行改革，可以很平稳地把中国顺利地转上民主轨道，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使我确信，这条路子是可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可贵的机会，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转上民主宪政的轨道。1979年党中央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真正有了民主，社会主义也就剩下一个空名。
当初胡耀邦和赵紫阳谁也没有想到要改革一党专政，坚持四项原则的邓小平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只要沿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路线向前走，在文明世界的影响和国内改革实践的推动下，中国完全有可能逐渐冲开旧体制的束缚，实现和平转型的。原来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的神圣禁区，不是都被和平地冲走了吗？而且当时的领导核心“邓胡赵”体制也很有威信，很得人心，中国真是充满了希望。
当然，所谓“可能”，就意味着事情还有另一面：“不可能”。只要“可能”还没有变成现实，那个“不可能” 就如影随形，始终不会离开“可能”的左右。
还需要说一点的是领袖人物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由于他们所处的枢纽位置，当历史的列车来到一个转折点的时候（这是客观条件），作为“转折手”的领袖人物便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主观条件）。一个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蒋经国就是这种人物，当他决定解除党禁报禁有人害怕国民党失去权力时，他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的权力只限于台湾，所以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已经过上民主生活了。国民党虽然在普选中失去政权，但后来又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而当选。不过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光改政治还比较容易。社会主义改起来就难得多。然而戈尔巴乔夫毕竟把苏联这个大帝国从社会主义的死胡同里引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上来了。如今原来的“苏东波”各国在度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期的短暂困难之后，都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了。
戈尔巴乔夫博得世人敬仰的地方还在于：他自己恰恰在改革中失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他却平静而有尊严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范。后来当他回顾此事时说道：“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上百的记者都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泣，因为我政治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统治地位，而是维护国家的民主和进步。”所以他下台后，俄国人民和政府一直对他崇敬有加。
“邓胡赵体制”破碎，“胡赵新政”被断送
中国的改革本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最早的，如今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政治改革停滞，却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落在后面了。如今腐败已经蔓延到肢体末端，官民矛盾日益尖锐，“维稳”和“维权”的冲突此伏彼起，而且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方针指导下，为了追逐产值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种种迹象都提醒人们：已经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回顾中国改革的遭遇，越发说明领导的重要。
在“邓胡赵体制”里面，胡和赵是主力。邓小平说：“天塌下来有他们两个人顶着”，就是放手让他们干，他给他们撑腰，就像反对“两个凡是”时他给胡耀邦撑腰一样。而胡和赵都头脑开放，能够接受新事物，这是很了不起的。胡耀邦要求在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从所谓“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那条走不通的路上领回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上来。赵紫阳晚年被幽禁的时候，他的思想在继续发展，已经基本上接受现代政治的理念。所以，如果这两根顶梁柱团结一致，改革的前景是多么良好！可惜中途赵紫阳由于和胡耀邦工作上的矛盾而加入“倒胡”的一边，这是赵紫阳铸成的致命错误，它使党内斗争的天平倒向了左边，把胡耀邦打倒了。胡赵两根顶梁柱站在一起，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然而当风暴袭来时，赵紫阳这根顶梁柱不但不去顶住反改革的风暴，反而与风暴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向胡耀邦打过去。结果胡耀邦倒下了。最后孤身一人的赵紫阳自己也在更猛烈的一次风暴中倒下了。“邓胡赵体制”破碎了，中国的改革也断送了。
胡赵新政的十年，尽管改革和反改革两股力量一直在拉锯，毕竟改革派还有人在。“六四”后改革派全军覆没，再也没有人主事了。还是邓小平觉得这样下去要危及一党专政，这才有1992年的“南巡讲话”，改革才重新上马。但此后这二十年只在经济上有所改革，政治上绝无让步，因为党内民主派已被完全排出局外，到现在为止，还都看不见踪影，怎能谈到对政局起什么作用呢？
这些年党内外的改革呼声，全都来自散兵游勇，根本形不成什么气候，更谈不到什么“派”了。就是这些散兵游勇，也未见得都能畅所欲言。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下，只要被认为有损“维稳”，客气点是请你“喝茶”，不客气就“请君入瓮”了。
（未完待续）
——转自《当代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