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重要性排序,近代以来对中国国家利益乃至国家命运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外国,在十九世纪,分别是英、法、日、俄、德、美等西方列强,其中尤以英、法、日、俄四国为重;二十世纪上半叶,自一战开始至二战终结及国共内战,是日本、苏俄、美国这三个国家,日本的侵略,美国的拯救,苏俄的渗透,外因大于内因,彻底改变了中国国运;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则是苏联(苏联解体之后是俄国)、美国,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分量与作用,主要是由中美苏(俄)、中美台这两个三角关系所定位、所框限,中国在本地区以及在国际社会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基本上由这两个三角关系所局限,1949年以来一直如此。

1949年至今,中美苏(俄)三角关系的演变轨迹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苏联手抗美。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采取“一边倒”战略,与斯大林统治的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这一阶段以朝鲜战争为顶点。斯大林死后,由于赫鲁晓夫奉行对美缓和政策,毛以极端好战姿态与赫氏争夺“世界领袖”(此处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引爆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二对一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随之出现松动并趋于解体。

第二阶段,中美苏三国互为仇敌。赫鲁晓夫下台后,苏美冷战对峙局面加剧,同时,毛泽东与勃列日涅夫彻底翻脸,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中国不得不既在越南战争中“反帝”、又在中苏中蒙边境“反修”(中苏虽在援越抗美中立场一致但利益相反,相互争夺对越共的影响力。胡志明两面通吃,胡之后越共倒向苏联)。这一阶段以中苏珍宝岛之战为顶点,此战规模虽小但影响深远,成了毛泽东在战略上转向美国的契机(顺便说一下,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通通实行肉体消灭,并不是心慈手软,而是担心中苏开战无人可用。在这个意义上,是苏联救了中共老干部的命)。后来,俄国的“阴谋论”者将珍宝岛之战说成是毛泽东为吸引并投靠美国而设下的苦肉计,正如太平洋战争之后有人将珍珠港之战说成是罗斯福为参战而故意放任发生的一样,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第三阶段,中美联手抗苏。1971年毛泽东以“乒乓外交”向美国示好,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设计并构建了中美合作抗苏的“准同盟关系”(基辛格语)。如果说毛泽东恶贯满盈的一生也有什么功绩的话,实现中美和解大概是唯一的一桩——但如果他当初就没有选择“一边倒”而是采取某种两面通融的骑墙战略,中国的国际处境也不至于被弄得那么糟。虽然此后三国内部生变,水门事件令尼克松下台,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局翻盘,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启“新思维”,但中美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三角关系却从当初的权宜之计变为稳定的战略架构,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阶段以邓小平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战争中中美两国共同援助反苏反越势力——包括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为顶点。邓小平在亲美日亲西方、阻止苏联及其代理人势力在亚洲扩张这两方面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

第四阶段,中美俄三国互为合作性竞争者(或竞争性合作者)。1991年苏共垮台、苏联瓦解,东西方冷战终结,旧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战略背景已不复存在。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美国作为军事、科技、经济实力首屈一指的全球第一民主大国,中国作为经济迅速全球化、国力迅速增强但政治制度尚未文明化的“崛起”大国,俄国作为国力急剧衰落但仍旧保留第二大核武库的军事大国,三国在地缘政治、国际经贸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既有不得不彼此合作的广泛领域,又有层出不穷的利益纠葛与价值冲突。三方的互动比以往更加复杂,更多权宜性、实用性,而失去了全球战略上的系统性、持久性与稳定性。

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大体上选择了一条经济上靠拢美国、政治上亲近俄国的国际路线,结果,与美国政冷经热、与俄国政热经冷,且这种冷热病的烈度随着民主化、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挫折而与日俱增。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在中国遭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围堵和遏制(但美国官方立场一直宣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不以围堵遏制中国为目标)、俄国因侵占克里米亚而遭受美国和西方制裁的短期背景下,习近平统治的中国和普京统治的俄国事实上已经结成了以美国为共同假想敌的准同盟关系,但这种准同盟关系明显具有事务性、战术性,因而只是临时性协作伙伴,随时可能因国际关系的变化而消解。

对中国而言,中美台三角关系是仅次于中美苏(俄)三角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战略领域。与中美苏(俄)三角关系的复杂性相比,中美台之间相对简单。在中美和解之前,台海一直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中共以“一定要解放台湾”为既定目标,美国承担协防台湾义务,台湾“两大之间难为小”,没有命运自主的能力,只能以依赖美国、对抗中共为基本方针;中美和解之后,美国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换取中国搁置台湾问题、保持台海和平,同时也约束台湾不得公开走向独立以免触怒中国并连累美国。不论此间国际局势如何变换,也不论台海两岸各自内部的政治形势和两岸互动局面发生了何种变迁、遇到了何种危机,这一三角关系的基本性质、基本局面一直维持至今,没有大的改变,似乎也经不起大的改变。

1973年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依我看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台湾,等一百年以后再说。世界上的事情不需要如此匆忙。有什么必要这么急呢?不就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岛嘛。(周恩来插话:现在人口是一千六百万。)至于你们和我们的关系,我认为不需要一百年。”在毛看来,为了达成中美联合反苏的全球战略,美台关系、两岸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可以放在一边、长久搁置,且不必在意的。

美国政府为了与中国和解而“牺牲”台湾利益,在当时似乎也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但必须看到,这种“牺牲”是有补偿的。一方面,是美台关系降级:撤军、废约(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断交,承认“一个中国”;另一方面,则是中台关系缓和:中共对台基本方针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变更为“争取和平统一”,虽然中共始终拒绝承诺放弃武力,但台海两岸事实上因中美和解而多云转晴,从准战争状态转变为准和平状态。在中美台关系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台湾看似被美国所“抛弃”,但事实上,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与尼克松、基辛格、卡特、里根所开创的中美台三角关系框架中,对这一框架几乎没有任何参与权、发言权的台湾在战略上的净收益其实大于其净损失。台湾所失去的只是联合国席位、国际名分与称谓,所得到的则是比中美对抗时期更加有利于台湾和平与发展,也更具稳定性、可靠性的国际大格局和台海小环境。为了安抚台湾,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仅三个多月,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确保美台实质关系可以在非官方名义下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里根政府一边与中国签署旨在减少并最终取消美国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另一边则向台湾口头作出“六项保证”——包括不会设定军售截止日期,不会施压台湾促其与大陆谈判,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等等(这“六项保证”现已被写入共和党党纲)。在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政府时期,台湾问题都曾因三方互动中的某些异动而横生枝节,但最终都以回复原状收场,说明这种三角关系的架构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

迄今为止,中美台格局仍然维持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与尼克松、基辛格、卡特、里根所开创的中美台三角关系框架中。某种程度上,这似乎难以理解,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台湾实现了民主化,而众所周知,台湾的民主运动与独立运动并驾齐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就导致了过去两蒋政府时期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成问题,如“反攻大陆”、“反共复国”,而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变成了没法解决的难题,如反对台独、“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海公报》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基辛格和乔冠华为写出这段话熬了两个通宵),也就是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建立在毛、蒋两个政府的共同立场之上,美国只是被动承认并接受而已。但是,在台湾,从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这一两岸共同立场早已收回,《上海公报》的立论基础不复存在。此后,美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理据,事实上已经从当初的接受“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共同立场,变成了维护海峡一边的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当然,美国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并不是屈从、迁就中国大陆,而是基于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而在台湾民主化、本土化的同时,在中国大陆这边,对台方针也发生了不连续的重大变化。毛在中美和解时所提出的对台搁置政策被邓小平修正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度被邓确定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笔者在高校任教期间曾听到中共统战部门传达的一份报告,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中共与蒋经国通过秘密渠道洽谈“和平统一”的情形,报告的结论似乎是,如果不是蒋经国先生病势所累,“和平统一”有望达成),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则转为武力恐吓、经济让利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随着两岸军力对比持续三十年发生有利于大陆的变化,邓小平“不承诺放弃武力”的消极保底之策,在习近平时代也已悄然变更为“着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积极有为之策。

川普先生意外当选美国总统,给中美俄、中美台这两个关乎中国国运的三角关系投下了震撼弹。川普打破外交惯例与蔡英文直接通话,且公开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川普对俄国强人普京高度赏识,且任命具有亲俄倾向的埃克森美孚公司总裁蒂勒森出任新政府国务卿。欲观察川普新政府的政策动向,某种程度上,“言论即行动”,“人事即政策”,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中美俄、中美台两个三角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端倪。有人看好,以为前景可期,有人看淡,以为茶杯里的风暴,不过如此。笔者是个悲观派,在我看来,建立在复杂的历史恩怨、扭曲的名实冲突、纠缠的现实利益、虚幻的未来前景之上的中美台、中美俄三角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濒临崩盘的时间节点上,或渐变,或突变,因为川普的莽撞,崩盘会来得更快些、更猛些。中国“崛起”的好运快要到头了,大变局之下,不论谁是赢家(也许没有赢家),但中国和台湾将成为最大的输家,这几乎是一定的。

2016/12/18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12月20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