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开始的这一周
去年8月我作为记者因采访报导杭州萧山一群体性事件被指不善意，获轻度违法结论，失去自由一周。今年正好一周年，下文正是我的公民感受。
8月11日的晚上，是一个饥饿的晚上。平时的这个时候，你或许不会觉得饿，只是养成了到吃饭时间就吃东西的习惯。可这晚，我却不是这样想，我什至把吃饭当作大水中抓住的一根稻草，一根“安慰的稻草”。
当时，我口袋里还剩下三百多块钱，足够请三位与我同行的穿便衣的先生吃顿饭。杭州的物价不贵，所以我不担心口袋里的钱多钱少。可是，碰上他们也就用不着我客气了，因为这口袋里的钱就根本花不出去，我已经没有随便花钱的自由了。
我是个被领导者，他们不接受我提出下车吃饭的建议，可以我请他们，毕竟晚上还没有下班只得作罢。我只是像征性地提出要吃饭了，这也可以说是理由。因为我还是想试图花掉口袋里的钱，证明我还有花钱的自由。
前两天，我就与这些便衣先生打交道了，以及他们的上司。同样赶上吃饭时间，他们不让我离开，我只得吃了他们称自己掏钱提供的两顿盒饭。地点就在他们大楼三层的办公室，我没有拒绝吃，尤其是当听到他们说这是他们个人掏钱给我带回的盒饭，我态度更加友善了。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恒久忍耐，总是一种谦卑。
这一天，吃饭时间到了，若他们提供盒饭，就是第三顿了。这个时候，我却是一个被指明显有违法嫌疑正待充分调查的人，可肚子不管这一套，里面的内燃机需要燃料——哪怕是机器也有需要加油的时候，但程序要没有结束，他们加班都不提吃饭，我提又有什么用呢？虽然理论上我可以提，比如所谓人道就是把人当人看，身体可以不自由，嘴巴的舌头可以不太自由，但嘴巴的吃饭权什么时候都是自由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方式方法——但在理论之外，这些想法是有害的，因为与事无补。
去年8月的杭州，天气热得墙皮发烫，我却因为这晚没吃饭而觉得有点冷。我把这天称为“我的8.11”，我开玩笑说只比“9.11”，少一个“1”字。我想起“9.11”那天，美国那么多人突然有了悲伤，难道不是“我的世界开始冷的下雪”吗？
自8月11日晚上开始停止使用手机之后，我就坐着他们驾驶的穿“制服”的专用车直达目的地。驾驶员在前面，我在后排被两人保护着，直到近郊的“看护所”，或者称为类似国外的短暂“行为矫正所”。我是第一次与这样的地方“亲密接触”，居然是冒着饥饿和心头的寒意进去的。
一切都像演电影，又像平常我们开会报到一样。先是报名、登记、签名确认，然后把手机、钱包、抽出的皮带、脱下的鞋子等等保存好，再拿出300元交上伙食费，还有牙刷牙膏毛巾拖鞋脸盆的费用。等手续一一办好，却发现便衣们忘记开我的”入所单”，他们光有对我的正式结论是不行的，“看护所”还需要严格地检验手续，哪怕少一个图章也不行（同一个单位也要如此执行），于是他们只得再开车来一个往返，留一个兄弟看着我。我悄悄与他谈会天，我偶尔像唐僧一样问他“你贵姓”，他一脸无辜地摇了摇头。连他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居然给他打了好几次交道，后来还见了他几次，还是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能说他是“上面派来的”。
提着没皮带的裤子，进了“看护所”，终于有了被“看护”的自由，先是被检查一下身上的口袋，并脱下裤子蹲了一下，然后进入自己的“看护所”，大约有夜里九、十点钟了。
当晚，我是最后一个在此住宿的人吗？我不敢肯定，因为这是个公共空间，需要住宿的人会突然来临的，就像贼在黑夜里行走，多数人浑然不知一样。
我还试图减轻自己晚上没吃饭这一习惯性的压力，可是整个房间都有白日光灯照亮（白天关闭，夜间通宵明亮），上空有飞速运转的吊扇，还有监视器，以及专门对我们这些房客发号施令的“喇叭”，似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者尽收眼底。 “自由在透明中”，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也是我实际的状态。没有吃饭，饿就是理由；其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何必为自己找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呢？于是进了门，就是人家的人了，一切都按照规矩来，先是直接在自来水喷嘴下冲凉，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洗礼。我想起做客别人家时，都是要在睡觉前洗澡洗脚一样，况且我当时在上个月（2006年7月）刚受洗归于基督，除了形式上的受洗之外，还要切实地受洗一周，而且这样的受洗每天都有充分的自由。
大约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房间的铁门突然被打开。我们的铁门锁是在外面的，只有外来的人可以进去，里面的人没有外面人的同意是无法出去的。有人进来，送来两个面包，是送我进来的单位出于“人道”送来的，就是我今晚要吃的饭。可惜我这时并不觉得饿，而是觉得已经不需要这根“稻草的安慰”了。人已经进来了，“既来之，则安之”，饥饿很寒冷的心念已经过去，面包已经无法成为我的安慰。我已经睡觉了，与同一个大通铺的十五六个兄弟一同酣睡。这里的规矩是，睡前要反省，就像我在祈祷一样，不能乱讲话，不能耽误别人睡觉，否则就要挨监视者通过高音喇叭传递的叫骂。
小小笼子，十五六个兄弟人朝夕相处，天气虽然热，但该睡着还是照样无误——庆幸的是高温的那几天，大约有四十来度——和今年四十度有一拼，我们房间后来每早来一大块巨冰，每晚也有一块，所以我们喜欢抢一块地皮围着冰块睡觉，就像大冬天北方人围着烤火一样。
大通铺的兄弟有皮肤病的，也有动不动就汗如雨下的，更有手残疾、识字不全和一个字不识的。学历方面有中小学居多，还有一个大学生，可惜破相了，头皮被人打流血了，是包扎着进来的。不过，我对这位大学生印像不深，姓什么都忘记了。此外，还有人总是在半夜里被陆续送进来“住宿”。
这里的房间使用大致是这样安排的，最多十七个人，一旦有人到期告别这个小笼子，“挥一挥衣袖，不带走这里一条毛巾”，有空位子就会很快见缝插针送来，补上“缺口”。人来人往，来来往往，所以，房间里毛巾越来越多，剩下的牙刷牙膏也越来越多，碗却是人来时带进来一个，走时交回。不过，那里面的碗几乎都是一样用劣质塑胶做的，一样是破烂的——多次使用导致。不过，不管你是否适应，只要能适应一天，和适应十天都是一样的。有个湖南土家族自治州那边来的一个小伙子，饭量大，总是觉得身体需要而多吃，可是每人只有一份，没有多余的。有一次他瞅准机会，一看饭车推到门口，就一下子跳出来排队——里面接受“特殊教育”的人，每个人都比在外面规矩、文明多了。这小兄弟打完一份后，又赶紧找一个碗——居然有一个多余的碗，再次排队，又打了一份，居然没有被识破，可见适应者能生存，随处都有机会。
我们所享用的中餐、晚餐，都是以米饭为主（饭是免费，因为总有人进来时口袋空空，照样能够吃饭，当然要干点手工活，出点汗水，这难道不是制度优越性？） ，浇上一层菜汤就是“打牙祭”了。菜汤有油花如繁星点点，肉皮是不见星点的。蔬菜，有时候是冬瓜，有时候是豆腐，早饭就是稀饭榨菜。有意思的是为我们推车打饭的，也和我们一样的身份，但却是自由的空间相对扩大化了，比如我们是在房间内自由，他是在整个几幢楼内自由走动。他们的称谓是“服务班的”，他们很友好，听说我会写字，有人便问我能否替“出大力、流大汗”的他们呼吁一下，我们都是劳动者，我们都是年轻人，“干活哪能没有工资呢？”这里居然也有人见缝插针地去维权，可见法律意识高了，无论何时何地，人权已经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存在了。
今年8月，正好是我这段特殊经历的一周年纪念。以前，朝夕相处在那里的人，各有不同的结局，有的人很快出来了维权告状，有的继续上大学深造，有的继续为活命而违法，有的因为一再犯事而被追究，就被毫不犹豫地送往“行为矫正所”长达一年，甚至两年。那里，估计也有那里的故事。凡是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故事，每人也各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印像。
巧合的是，我当初在那间房子里还有一个留言，就像古代的墙上诗歌和当代的短信文学一样，我写下几个字，有关宪法。大约到半年多的时间，一黑脸大汉姓朱名叫虞夫，他被派来这里暂住，居然同为我当初居住一周的房间——“二楼A×”。去年，我赶上大热天；今年他却是逢上三月倒春寒天。
去年8月和今年3月，这么大半年过去，我的留言居然没有被删除，说明那里非常安全啊。可虞夫一来，一点也不迂腐，直接把我的留言从本子里撕去，成为他的宝贝。他自由后，有次发短信，他提到这个细节，“虽千万人吾往矣”，庆贺我们“有缘无处不相会”。只是，我在里面“自由”一周，他却在里面“温习”十天。对于时间来说，无论长短，过去的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绵绵的记忆，班驳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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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杭州自由撰稿人、记者，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及2006年林昭纪念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