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期:昝爱宗:适应着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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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开始的这一周

 

去年8月我作为记者因采访报导杭州萧山一群体性事件被指不善意,获轻度违法结论,失去自由一周。今年正好一周年,下文正是我的公民感受。

8月11日的晚上,是一个饥饿的晚上。平时的这个时候,你或许不会觉得饿,只是养成了到吃饭时间就吃东西的习惯。可这晚,我却不是这样想,我什至把吃饭当作大水中抓住的一根稻草,一根“安慰的稻草”。

当时,我口袋里还剩下三百多块钱,足够请三位与我同行的穿便衣的先生吃顿饭。杭州的物价不贵,所以我不担心口袋里的钱多钱少。可是,碰上他们也就用不着我客气了,因为这口袋里的钱就根本花不出去,我已经没有随便花钱的自由了。

我是个被领导者,他们不接受我提出下车吃饭的建议,可以我请他们,毕竟晚上还没有下班只得作罢。我只是像征性地提出要吃饭了,这也可以说是理由。因为我还是想试图花掉口袋里的钱,证明我还有花钱的自由。

前两天,我就与这些便衣先生打交道了,以及他们的上司。同样赶上吃饭时间,他们不让我离开,我只得吃了他们称自己掏钱提供的两顿盒饭。地点就在他们大楼三层的办公室,我没有拒绝吃,尤其是当听到他们说这是他们个人掏钱给我带回的盒饭,我态度更加友善了。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恒久忍耐,总是一种谦卑。

这一天,吃饭时间到了,若他们提供盒饭,就是第三顿了。这个时候,我却是一个被指明显有违法嫌疑正待充分调查的人,可肚子不管这一套,里面的内燃机需要燃料——哪怕是机器也有需要加油的时候,但程序要没有结束,他们加班都不提吃饭,我提又有什么用呢?虽然理论上我可以提,比如所谓人道就是把人当人看,身体可以不自由,嘴巴的舌头可以不太自由,但嘴巴的吃饭权什么时候都是自由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方式方法——但在理论之外,这些想法是有害的,因为与事无补。

去年8月的杭州,天气热得墙皮发烫,我却因为这晚没吃饭而觉得有点冷。我把这天称为“我的8.11”,我开玩笑说只比“9.11”,少一个“1”字。我想起“9.11”那天,美国那么多人突然有了悲伤,难道不是“我的世界开始冷的下雪”吗?

自8月11日晚上开始停止使用手机之后,我就坐着他们驾驶的穿“制服”的专用车直达目的地。驾驶员在前面,我在后排被两人保护着,直到近郊的“看护所”,或者称为类似国外的短暂“行为矫正所”。我是第一次与这样的地方“亲密接触”,居然是冒着饥饿和心头的寒意进去的。

一切都像演电影,又像平常我们开会报到一样。先是报名、登记、签名确认,然后把手机、钱包、抽出的皮带、脱下的鞋子等等保存好,再拿出300元交上伙食费,还有牙刷牙膏毛巾拖鞋脸盆的费用。等手续一一办好,却发现便衣们忘记开我的”入所单”,他们光有对我的正式结论是不行的,“看护所”还需要严格地检验手续,哪怕少一个图章也不行(同一个单位也要如此执行),于是他们只得再开车来一个往返,留一个兄弟看着我。我悄悄与他谈会天,我偶尔像唐僧一样问他“你贵姓”,他一脸无辜地摇了摇头。连他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居然给他打了好几次交道,后来还见了他几次,还是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能说他是“上面派来的”。

提着没皮带的裤子,进了“看护所”,终于有了被“看护”的自由,先是被检查一下身上的口袋,并脱下裤子蹲了一下,然后进入自己的“看护所”,大约有夜里九、十点钟了。
当晚,我是最后一个在此住宿的人吗?我不敢肯定,因为这是个公共空间,需要住宿的人会突然来临的,就像贼在黑夜里行走,多数人浑然不知一样。

我还试图减轻自己晚上没吃饭这一习惯性的压力,可是整个房间都有白日光灯照亮(白天关闭,夜间通宵明亮),上空有飞速运转的吊扇,还有监视器,以及专门对我们这些房客发号施令的“喇叭”,似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者尽收眼底。 “自由在透明中”,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也是我实际的状态。没有吃饭,饿就是理由;其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何必为自己找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呢?于是进了门,就是人家的人了,一切都按照规矩来,先是直接在自来水喷嘴下冲凉,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洗礼。我想起做客别人家时,都是要在睡觉前洗澡洗脚一样,况且我当时在上个月(2006年7月)刚受洗归于基督,除了形式上的受洗之外,还要切实地受洗一周,而且这样的受洗每天都有充分的自由。

大约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房间的铁门突然被打开。我们的铁门锁是在外​​面的,只有外来的人可以进去,里面的人没有外面人的同意是无法出去的。有人进来,送来两个面包,是送我进来的单位出于“人道”送来的,就是我今晚要吃的饭。可惜我这时并不觉得饿,而是觉得已经不需要这根“稻草的安慰”了。人已经进来了,“既来之,则安之”,饥饿很寒冷的心念已经过去,面包已经无法成为我的安慰。我已经睡觉了,与同一个大通铺的十五六个兄弟一同酣睡。这里的规矩是,睡前要反省,就像我在祈祷一样,不能乱讲话,不能耽误别人睡觉,否则就要挨监视者通过高音喇叭传递的叫骂。

小小笼子,十五六个兄弟人朝夕相处,天气虽然热,但该睡着还是照样无误——庆幸的是高温的那几天,大约有四十来度——和今年四十度有一拼,我们房间后来每早来一大块巨冰,每晚也有一块,所以我们喜欢抢一块地皮围着冰块睡觉,就像大冬天北方人围着烤火一样。

大通铺的兄弟有皮肤病的,也有动不动就汗如雨下的,更有手残疾、识字不全和一个字不识的。学历方面有中小学居多,还有一个大学生,可惜破相了,头皮被人打流血了,是包扎着进来的。不过,我对这位大学生印像不深,姓什么都忘记了。此外,还有人总是在半夜里被陆续送进来“住宿”。

这里的房间使用大致是这样安排的,最多十七个人,一旦有人到期告别这个小笼子,“挥一挥衣袖,不带走这里一条毛巾”,有空位子就会很快见缝插针送来,补上“缺口”。人来人往,来来往往,所以,房间里毛巾越来越多,剩下的牙刷牙膏也越来越多,碗却是人来时带进来一个,走时交回。不过,那里面的碗几乎都是一样用劣质塑胶做的,一样是破烂的——多次使用导致。不过,不管你是否适应,只要能适应一天,和适应十天都是一样的。有个湖南土家族自治州那边来的一个小伙子,饭量大,总是觉得身体需要而多吃,可是每人只有一份,没有多余的。有一次他瞅准机会,一看饭车推到门口,就一下子跳出来排队——里面接受“特殊教育”的人,每个人都比在外面规矩、文明多了。这小兄弟打完一份后,又赶紧找一个碗——居然有一个多余的碗,再次排队,又打了一份,居然没有被识破,可见适应者能生存,随处都有机会。

我们所享用的中餐、晚餐,都是以米饭为主(饭是免费,因为总有人进来时口袋空空,照样能够吃饭,当然要干点手工活,出点汗水,这难道不是制度优越性?) ,浇上一层菜汤就是“打牙祭”了。菜汤有油花如繁星点点,肉皮是不见星点的。蔬菜,有​​时候是冬瓜,有时候是豆腐,早饭就是稀饭榨菜。有意思的是为我们推车打饭的,也和我们一样的身份,但却是自由的空间相对扩大化了,比如我们是在房间内自由,他是在整个几幢楼内自由走动。他们的称谓是“服务班的”,他们很友好,听说我会写字,有人便问我能否替“出大力、流大汗”的他们呼吁一下,我们都是劳动者,我们都是年轻人,“干活哪能没有工资呢?”这里居然也有人见缝插针地去维权,可见法律意识高了,无论何时何地,人权已经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存在了。

今年8月,正好是我这段特殊经历的一周年纪念。以前,朝夕相处在那里的人,各有不同的结局,有的人很快出来了维权告状,有的继续上大学深造,有的继续为活命而违法,有的因为一再犯事而被追究,就被毫不犹豫地送往“行为矫正所”长达一年,甚至两年。那里,估计也有那里的故事。凡是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故事,每人也各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印像。

巧合的是,我当初在那间房子里还有一个留言,就像古代的墙上诗歌和当代的短信文学一样,我写下几个字,有关宪法。大约到半年多的时间,一黑脸大汉姓朱名叫虞夫,他被派来这里暂住,居然同为我当初居住一周的房间——“二楼A×”。去年,我赶上大热天;今年他却是逢上三月倒春寒天。

去年8月和今年3月,这么大半年过去,我的留言居然没有被删除,说明那里非常安全啊。可虞夫一来,一点也不迂腐,直接把我的留言从本子里撕去,成为他的宝贝。他自由后,有次发短信,他提到这个细节,“虽千万人吾往矣”,庆贺我们“有缘无处不相会”。只是,我在里面“自由”一周,他却在里面“温习”十天。对于时间来说,无论长短,过去的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绵绵的记忆,班驳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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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杭州自由撰稿人、记者,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及2006年林昭纪念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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