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二月二十五日,波托马克河文化沙龙邀请我“三十年后一起重看《河殇》”。这个沙龙,由李恒青(清华大学)、任强(北京大学)、张志军(北京大学)、谷安民(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人创意发起,邀集大华府地区华人周末聚会、谈天说地、纵古论今;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海外中国学人群落,他们在西方安身立命之余,依然心心念念于祖国的命运。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灯光渐暗,《寻梦》片头扬起,与会者仍络绎不绝入场。“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河殇》里这段话我写于1987年。2010年斯坦福大学的Ian Morris 教授出版一部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中译本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从人类学、考古学论证西方何以领先群伦,被称为“首部全景再现人类五万年沧桑巨变的史诗巨著,系统解剖东西方密码,轰动世界;激起东西方发展大辩论,重塑历史进程”;然而,《河殇》早在二十三年前,就从黄河流域得出了相同的简洁结论。

灯光再亮,主持人任强请我发言。秉承这个文化沙龙“交流第一、讨论为先、演说次之”的宗旨,我只简短讲了题为《河殇震荡》的三个效应,即“全国电视轰动”、“高层政治博弈”、“全球华人文化大讨论”。

接下来的讨论非常热烈。与会者大约五十多人,大部分四十岁以上,可见《河殇》影响所及的一个“文化世代”,以及它的情怀,对新世代《河殇》已鞭长莫及,或许将来会有人标志这个世代为“《河殇》世代”?放映之后,大家的情绪已然坠入“中国向何处去”的悲情,多少泛溢出“文化范畴”,发言者们问: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河殇》当年提出的问题有答案吗?
——中国如今强大了,你觉得《河殇》的结论还正确吗?
——《河殇》模式和你的报告文学,已经在大陆绝迹,你在海外能做什么?
——中国文化衰落了,难道不应该以基督教代替它吗?
……

我的回答依然是“河殇”式的:

——《河殇》鞭笞了龙,但是“龙神文化”在中国非但没有衰减,反而兴旺发达,皇权思想、真命天子、崇拜“不是人的东西”等等,这三十年来泛滥成灾;
——《河殇》说过,中国文化里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分,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所以中国的沉沦,虽然是极权所致,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也做了看不见的铺垫;
——中国的经济起飞,以牺牲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和中华文明的道德系统为代价,这恰好也是当年《河殇》呼唤工业文明所忽略不计的,我深感自己的无知……。

严家祺先生也来参加这次文化沙龙,他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首任所长,对政治和文化问题,独有慧眼。他事后对我说:从今天回头去看,《河殇》式的思考方式是正确的,中国后来走了歪路,今天应该提倡《河殇》式的反思,然而中国人今天只看小问题,不谈大问题。

什么是“《河殇》式的思考方式”?严家祺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视为这次波托马克河文化沙龙的一个成果。我觉得,简单地讲,这种思考方式,就是要对中国怀有使命感;要不断地追问“中国向何处去”;不仅仅从经济、政治层面,更要从文化、精神、价值的层面,寻找中国的出路。

附:《河殇》震荡

这部电视片,引发了下面三种效应:
1、全国电视轰动,
2、高层政治博弈,
3、华人文化讨论。

一、全国电视轰动

《河殇》是1988年5月底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每星期播出一集,六集一直播到6月底。八月中旬,中央电视台请示胡启立,可不可以重播《河殇》?赵紫阳说:我看,可以重播。所以十五号开始重播,这一次比较密集,一天播两集,天天播。短短两个月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从来没有过的事请。同时各个地方电视台,也不跟中央台打招呼,就自己录下来,又转播一遍。《河殇》在很多省,播了三遍;也有播四次的,像广州,它有市电视台。所以全国播放三遍,观众一亿人。

后来我们了解,只有北京市电视台没有转播;六四以后,北京台批《河殇》最积极,每天播一段《河殇》、批一段,实际上是“再度传播效应”,变成又重播了一遍,说明北京市委那些人根本不懂传播学。

片子播完,不到一个星期,中央电视台收到两千多封观众来信,绝大部分来信说:我们没看到前几集,要求重播!——中央电视台播这个片子没有做任何广告,播出头两集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听别人说了,才去看的,人们互相传诵到第三集才真正引起了轰动。中央台不作预告试探反应。一般他们是大做广告的,比如电视剧《红楼梦》、《西游记》。《河殇》就没有。绝大多数观众来信是赞赏,少数认为政治倾向有问题,也有的学者对观点表示疑义。

播完《河殇》,部长艾知生指示中央电视台总编室马上召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以电话号码随机抽样的方式邀请一批观众;另一个是中央广播系统的三大台——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座谈会。两个座谈会分别在广电部大楼的两个会议室同时召开。观众那个座谈会反映很好,都要求重播;而另一个座谈会就有不少批评,与会者都是党的宣传人员,他们的意见和中宣部的“内部情况”差不多,说有一些问题提得不够稳妥啦,有的部分有影射的嫌疑啦,在理论上有许多问题是这两年争论很大又没有结论的啦,等等,总之,他们认为不能再重播了。

正在座谈的时候,艾知生大概是从中南海回来,他先去了干部的那个座谈会,拿起讨论记录一看,很快就发言:“你们的看法不对,现在看来《河殇》这个片子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还说:“它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的思想,可以对人民有启发,也有争论。我们应该多怕这样的片子,对改革有好处嘛!”他是这个看法!座谈会上的很多干部都懵了,他们觉得,艾部长今天是吃错药了还是怎么的?他从来不是这种态度。后来听说,他到中央书记处去了,胡启立向他传达了赵紫阳的意见,《河殇》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这句话是赵紫阳说的。

全国各地对《河殇》的反应十分强烈。播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正好学生放暑假了,中国大中小学在七月至八月底放暑假。我知道,武汉团市委在暑假搞了一个大学中学生的“《河殇》周”活动,办了个大型讨论会,老师、学生都就这个片子提出的问题作准备,然后发言;总撰稿人之一王鲁湘被邀请前往参加了开幕式,并报告了《河殇》的制作过程。在广东也搞了一个《河殇》活动,他们称为“蓝色行动”,有一百万人参加,都是年轻人。

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文化报》、中国电视学会、人民日报四家,联合搞了一个座谈会,严家祺、金观涛都参加了,有一个“纪要”。他们认为,《河殇》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困境,会产生一次比较大的冲击。

我们前后大概收到好几千封信。这些来信,后来都交给一个搞社会学民意调查的科题组拿去做分析,可惜后来《河殇》被封杀,分析结果没做出来。来信各个阶层都有,大学教师、大学生、机关干部、军人、公安人员、武警,都有。军人来信的,级别也不低,有团长、政治部主任、连排长,也有士兵。我记得,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下了一个红头文件,组织全北京市干警学习、讨论《河殇》。他们派了一个宣传处的干部,到我家里来找我,要我去要我去市公安局给中层以上干部讲话,做学习《河殇》的辅导。我拒绝了,我说我去不合适。他说:“我们政委说你应该去!”

所有的反应都非常强烈。对学生尤其中学生,冲击最大,《河殇》对许多他们以往听惯了的概念,像黄河、龙、长城这些大的象征,提出全新的解释,跟书本上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农村中学,根本就把语文课停掉了,来学《河殇》解说词。我收到河南一个县的高三全班学生的来信,,说老师给他们讲解《河殇》,而他们正要高考,所有课都停了,正在总复习阶段。

最叫我感动的是中学生们,南方有个应届的高中生给我来信,说他爸爸一向不准他看电视,怕耽误学业考不上大学,“最近爸爸一反常态,忽然批准我看一个节目,原来是《河殇》”。一些偏远地方的农村高中,全班集体给剧组来信,说他们看不全六集,老师就在课堂上给他们朗诵报上刊登的解说词。河南有个农村高中生,本村没有电视,每周二、五跑很远的路到外村去找电视机,往往深夜而归,村里人都说他“疯魔”了。……

《河殇》播出时,国内几家大报纸都刊登了解说词,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人民日报副刊的蓝翎,就是五七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打成右派的红学家,他说,第一集让我发吧,他后来被撤职,人民日报最早发;我把第二集给上海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各两集。经济日报干脆把六集都发了一遍。各报都组织版面讨论,中国文化报干脆辟了一个专栏,一天一大版,肯定的和批评的文章都发,一时间《河殇》成了一个社会的焦点。开始只是一般读者在谈观后感,后来学者、专家纷纷加入讨论,这就发展成了舆论界、学术界的一个焦点。

二、高层政治博弈

《河殇》有一场高层缠斗。到1988年九月份,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河殇》月”,因为1988年9月份,发生了好几件事,都同这个片子有关。

先是杨尚昆、李先念、赵紫阳、李鹏的秘书,都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要调片子看。中央电视台就紧张了,又打电话去询问“首长的观后感”。据说,两家有反应,两家不吭声。有反应的,一是杨尚昆,他的秘书说,首长看了以后说:“很好嘛,全军干部战士都要看《河殇》,解放思想。”再一个是赵紫阳,他的秘书对中央电视台说:“总书记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干啥骂老祖宗呢?”没有任何回馈的两家是:李先念、李鹏。我们听到这个结果,很惊讶,因为这个最初的高层反馈,跟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搭界。

九月17日,新加坡的李光耀到访,赵紫阳接见他时,送了一件礼物,竟然是一套《河殇》录影带。据说赵紫阳对李光耀说,听说新加坡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我们这里最近出了一部电视片,是批评儒家的,送给你作参考。新华社对此专门发了《动态清样》。这个《动态清样》,就是最高级的参考消息,发的范围极小。

几天后,王震的秘书打电话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叫去了,电话里说“王老看了这个片子很气愤”,但接电话的人听成了“很兴奋”。所以谭老总去的时候很轻松,谁知到那里听了王震一通大骂。当时王震正在看《河殇》,他们一进去,秘书就说:“我们王老已经看了第九遍了。”谁来他就拉着谁一起看,看完就骂。

谭文瑞回来后写了一个《情况通报》。王震对他说:“《河殇》片子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

他还说:“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据说,王震这是冲着赵紫阳去的,因为他看到《动态清样》了。

9月26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30日上午会议临结束前,王震忽然要求发言,大批《河殇》,赵紫阳是会议主持人,打断他的发言,宣布会议结束。赵紫阳后来在《改革历程》(即“录音回忆录”)中,谈到这个细节:

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9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到了1988年底,要开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筹备组请示胡启立,如果记者就《河殇》问题追问党的文艺政策,怎么个口径?胡启立说,你们可以这样回答记者:《河殇》是一个文艺作品,根据文革的教训,中央早已作出决定,中央不介入文艺作品的直接评价,从此再也不判断什么“香花”“毒草”。文艺作品,应该让文艺界、评论界自己去讨论。至于说党内有人对《河殇》提出意见,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中央对《河殇》这个问题,不再发表意见,到此为止。后来在文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果然罗马尼亚的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吴祖强,他是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就按照胡启立的意思回答了。

在国内,戴晴替夏衍带了句话给我,他说,本来我们是要站出来,对你苏晓康关于传统的说法,批评几句的,但是因为王震这样骂《河殇》,我们就不方便说了,也不打算说了。本来,在国内应该出现对《河殇》的正常讨论,这也是我们写《河殇》,就是想引起争论,通过争论,让老百姓也对文化、传统这些“象牙塔”里的问题感兴趣。但是,王震一下子把《河殇》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反党问题,民间的讨论就没法再进行下去了,十分可惜。

六四后,当局格外重视批判《河殇》,对著名人物的批判,如严家祺,当局发表了两篇大批判文章,批判万潤南的一篇,连批判赵紫阳的文章也有限。对《河殇》则发了数不胜数的批判文章,没有一份大报不批的,北京日报还搞了个《河殇百谬》,一天一篇,经久不息;北京电视台,是一天批一段《河殇》。

《河殇》有五位撰稿人,我和王鲁湘、谢选骏、远志明、张钢,先后都遭到通缉。我是第一个被通缉的,当局先公开通缉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三个工人领袖,就是在电视、广播、报纸上公开发布通缉令;同时,却秘密通缉七个知识分子,不上任何媒体,但是通缉令一直发到基层派出所、车站、港口、机场。这些人都是所谓“国家级”通缉犯。七个知识分子是:严家其、陈一咨、包遵信、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紧接着,北京市一级的通缉令发出,王鲁湘、远志明、谢选骏、张钢四人都在名单上。

我经香港“黄雀行动”的营救,1989年8月30日深夜逃到香港,9月14日乘法航抵达巴黎,住进难民营。十月18日,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就《河殇》采访我,我说:《河殇》被禁后,录音带当街用压路机碾碎,有关文字及撰稿人的个人著作,全部销毁。真可谓二十世纪的一场“焚书坑儒”。

三、华人文化讨论。

《河殇》在香港、台湾也反响强烈,因为以前没有人这么谈文化,震动很大,像牟宗三这样的“新儒家”也出来发表意见。港台的学者,几乎没有不对《河殇》发表意见的,大部分人的批评,是指《河殇》将政治移情文化。《河殇》解说词在台湾发行了七十几版,买了十几万本。台湾也禁播《河殇》,我第一次访台时,新闻局长邵玉铭告诉我,禁演的理由不是因为它“反传统”,而是因为它是“匪区”中央台的作品,怎能不禁?

《河殇》在西方也很轰动。我从香港到法国避难,法国汉学家问我:你们上下几千年的说古论今,给十几亿人的一个民族指点出路,这股气魄是从哪里来的?《河殇》也为美国这里汉学界的中国教授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批评范本”。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对我说:“『河殇』呼唤“工业文明”的时候,工业化的欧美国家,已经在反省环境污染的祸害,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必须考虑后现代的问题。

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他对『河殇』批得最严厉:“撰稿人以夸张的语言说中国是退步的、呆滞的、老化的、腐败的,而西方从希腊开始就是进步的,用简单的二分法表现结构来分析问题,而且是直线的、一元论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对中国传统持整体性的否定态度是这些撰稿人的基本心态,这是自“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反传统的爱国主义。”但是他也请我去给他学生讲中国的政治和文化。

最早提出“激进主义”概念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在爬梳了中国近现代激进思潮的来龙去脉之后,也提到『河殇』:“那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过程是不是已结束了呢?……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从『河殇』的轰动一时,我们不难窥见反传统的激进思想是多么深入知识份子之心。”余英时又指出:“以中国传统来影射专制政权而施以猛烈的攻击……有得不偿失的严重后果:第一,它曲解历史,首先违背了知识诚实的原则;第二,它把一切现实的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传统,在客观上反而起了为现政权开脱责任的效果。”

余英时又建议我在普林斯顿筹办一个文化讨论会,他说:“这个讨论会我看干脆就叫“从“五四”到“河殇”,『河殇』从文化上提出问题是抓准了的,我虽然不同意里面的一些观点,但我看它提出的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现在常常有人提出一些假问题,争来争去没有用。”

在美国学者看来,《河殇》又是另一码事。『河殇』最早的英文译稿,据说是播出不久就由CIA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翻译的。后来,它有了正式的英译本、德文译本,两个日译本,法文译本中途夭折;美国不少大学把这部电视片剪辑成英语配音的录相带,供教学用。许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拿『河殇』当中文和当代中国的教材使用。

《河殇》英译者包瑞车(Richard Bodman )教授代表了“老外们”的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觉得『河殇』宣告传统中国文明的死亡,引起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的巨大文化争论,“惊人的责骂之激烈颇象个宗教战争——因为名义上无神论的中国大陆,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个伟大的神坛周围,仍有不少崇拜者”,而这样的所谓“认同危机”是现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不止是中国人对传统“又爱又恨”,印度人、穆斯林、俄罗斯人,包括西方的“后现代”社会,都是如此。这种看法暗含了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西方思想:对传统要有反思能力。
有一次我应邀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座谈『河殇』,席间不少美国教授都称赞『河殇』这一点,座谈结束后,一位老者把我拉到一旁说:“『河殇』让我看到了中国人有反省能力,这正是现在西方人缺乏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特意从麻省理工学院过来参加座谈的、以独树一帜而著称的政治学家白鲁恂(LUSIEN PYE)。

来源:作者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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