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
101、阶级教育的一种新范例
学校里，师生合作排演了一幕话剧《年青的一代》。起先，老师们要我扮演剧中的李荣生。后来他们发现班上另一位同学更适宜这个角色。于是便让我改任舞台效果。平心而论，我缺少演戏的才能。尽管说在以前我总是被选中登台表演，但考其缘由，无非是我能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而已。
《年青的一代》是阶级教育的一种新范例。和其他阶级教育的文艺作品一样，它的主题也是让我们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因此，我们应该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克服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不过，《年青的一代》这出戏的新鲜之处在于，它加入了一种血缘的感情因素。在促成林育生（剧中主人公）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情节是，林育生终于得知他的亲生父母原来是革命烈士，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于反动派的屠刀下。当林育生读到其父母在临刑前写给自己的血书时，激动万分，因而痛悟前非。这就给人一种暗示，似乎是革命精神会借助于血缘关系、亲情关系而更有效地传给下一代人。
在学校组织的其他形式的阶级教育活动中，这种强调血缘和感情作用的办法也一再运用。譬如，听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同学们都要结合实际地写出一篇心得体会。不少“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就会联系到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最后归结到，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一切。因此，我一定要听党的话，报答党的无比恩情。其它出身的同学，虽然都拼命地使自己认同于“劳苦人民”，认同于“革命前辈”；但是，既然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搬出这种血缘性的证据，那就使得他们的发誓效忠总显得不够分量。
102、从优越感到进取心
其实，即便在当时，许多人也未必相信一封遗书会有那么大的神通。林育生的养父养母都是老干部。如此优越的家庭背景尚且不足以保证其子女的“思想革命化”，到头来还必须仰仗一封遗书才能实现戏剧性的转变。这与其说是证明了、不如说是否定了出身背景对子女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一神话。我们都知道；还在大规模的阶级教育活动之前，学校就已经频繁地采用过类似的教育方法。老师对出身贫苦的工农子女说：“如果不是新社会，你怎么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你一定要加倍努力。”对干部子女说：“你父母为革命出生入死，所以，你一定要忠于革命事业，做一个优秀的接班人。”不过经验证明，这种方法并不那么灵验。当然，红五类子女中有不少是积极的、勤奋的。但其比例不一定比其他家庭的子女更高。
然而，由于阶级教育，由于阶级路线，我们确实看到有一批红五类同学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如我班上的那位新支书。这使人想起西方心理学家做过的一项实验：将一批儿童任意地分成两组，然后告诉其中的一组说你们更聪明、更能干；过一段时间后再对两组进行同样的考试，这一组的成绩果然优秀。这项实验的效果自然不能夸大，否则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培养出各种理想人才了。有的美国老师，几乎在和每一个孩子个别谈话时都鼓励说“你是与众不同的”，但这并没有使孩子们个个都变得非同一般。这项实验只是表明，自信心对个人成长具有积极的作用。一个人，尤其是青少年，越是受肯定便越是有自信，越是有自信便越是肯努力。开展阶级教育，旨在让红五类子女对现政权产生一种分外的亲近感和报效之情；贯彻阶级路线，意味着对那些“根红苗正”的同学给予格外的关怀与提携。这就使他们获得了一种优越感，借助于优越感，激发起他们更高的自我要求。这样看来，象林育生那样，由于意识到自己出身不凡，从而生出超越平庸的雄心壮志，那倒并非全无可能。古今中外，培养贵族都是双管齐下。一是给你高人一头的心理，二是给你与众不同的待遇（包括更严格的训练和更荣耀的职位）。这样，便造就出了一个精英群体。
103、阶级教育与贵族教育
但是，相比于传统式的贵族教育，共产党的阶级教育、阶级路线，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效果上，都有着自己的许多特色。
我们知道，一切贵族教育都会产生相应的弊害。它在造成一些人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上进心的同时，很容易也养成了这些人的骄横和霸气。在缺少平等竞争的条件下，许多人不是变得更高尚而是便得更堕落。不是变得更自律而是变得更放纵。共产党的阶级教育和阶级路线自然也无法防止产生类似的弊端。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方面值得一提。
首先，优越感是一种排它性的东西。圈子越小，优越感才越强。可是，“红五类”子女这个群体的人数太广，以致于作为其中的普通一份子，你差不多感受不到什么高贵和优待。因此你也无从激发出什么更高的自我期许和更严的自我要求。所以，毫不奇怪，阶级教育、阶级路线在提高整个红五类子女的进取心上取得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作为鲜明的对比，它们在挫伤非红五类子女、尤其是黑五类子女的积极性方面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既然优越感的强化有赖于圈子的缩小，那么，在具有同样优越身份的人们中间，就会出现进一步的区分，从而使得其中的一些人再高出于另外一些人。我们知道，这种“圈子里面再划圈子”的做法在“文革”初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再者，“优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你在众多的同类人中间感受不到什么优越；那么，你很可以通过压制那些比你低的人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就导致了一些出身好的同学对出身不好的同学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姿态。当时官方的政策只是在入团、升学和就业等问题上“卡”住出身不好的同学，并没有进一步从精神上欺侮我们的意图。在理论上，我们仍被视为“革命青年”。学校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包括民兵训练，都不分彼此地让全体同学参加。但是在同学中，一种更带敌意的气氛已经开始滋生。不错，你可以说某些红五类子女对其他同学的进攻性是自发产生的，而且还是受到官方抑制的；但究其根源，它却是官方理论与政策的逻辑产物。正是官方自己，制造了这种滋生敌意的温床。
在《往事与随想》里，赫尔岑写道：在当时俄国的学校，来自四面八方、出身不同阶层的青年汇集在一起。他们很快地消除了从家庭和社会得到的各种偏见，融合成了一个兄弟般友爱的团体。倘若谁要是炫耀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就会遭到大家的排斥，成为同学们的笑柄。过去中国的学校也是如此。那时，学校总是最少出身偏见的地方，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总是最纯洁的。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104、反文化的文化
也许，中共阶级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更大不同是，它造成了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在这种反文化的文化中，穷比富好，“土”比“洋”好，无知比有知好，粗野比文雅好。
有人把这种反文化的文化归因于中共是以农民为主体、靠枪杆子起家。但是，刘邦的汉帝国、朱元璋的明帝国、以及满人的清王朝，何尝不是一批社会下层或文明程度更低的人们用武力而建成的。可见那并非问题的关键。在这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本身恐怕负有相当的责任。既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声称要和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文化”彻底决裂，那就很容易导致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不过，证诸苏联东欧，或者是对比中国的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你又不能不承认，中共的反文化的文化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直接产物。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反文化的文化也有它的动人之处。例如提倡艰苦朴素、要求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还有对原先被压抑的某些社会能量的释放。即便象毛泽东关于“让哲学走出哲学家的课堂”的号召，一方面造成了哲学的庸俗化和简单化，另一方面，起码是对普及识字率有好处的。但总的来看，这种“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反文化性仍是十分明显的。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以文化之名的反文化，才会有尔后的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大革文化命”。
105、一则日记
大概是在六六年早春的一天，我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一位在某县城中学担任团干部的高三学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学习了毛主席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明确了在班上开展工作的方针，要坚定地依靠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团结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那么，“非劳动人民的子女”呢？当然是该“孤立打击”了。日记中没有明说，也许是让编辑删掉了。要么，就是他们那里根本没有“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我们知道，在小县城，在广大的农村，还在“文革”之前，“黑五类子女”进入高中学习的机会就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教导说要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九评》发表后不久被定为政治课教材。其中，重点学习内容之一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那是要求我们全文背下来的。我们一向以为，所谓“接班人”，是包括我们大家都在内的。然而，阶级教育、阶级路线开始透露出另一种讯息。在当时，在一些红五类子女、尤其是在一些干部子女中，伴随着优越感的强化，他们已经暗暗地相信，唯有他们，才理所当然地是接班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这里的“你们”，实际上是指他们，而不是指别人，不是指大家。至少，主要地、首先地是指他们。与此同时，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开始醒悟到，这里的“你们”其实并不包括“我们”。
读到这篇文章，我立时就激动起来。我和别人争辩“怎么能这样讲？”我差一点就提笔给青年报写文章反驳了。当时班上完全赞同“日记”中观点的人还不多。大部分人的看法要温和一些。他们说，这只是一篇中学生的日记；党的政策还是“重在表现”。另外，县里边、农村里边的情况可能也和我们大城市不一样。于是，这场争辩不了了之。不过我想，至少是我自己，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人，日益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更加阴沉压抑的气团正在迅速地形成。
106、无形的鸿沟
高二以后，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入团的愿望。在理论上，共青团仍同往日一样，宣称它的大门向着一切要求进步的同学开放；但在实际上，它为出身不好的同学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文革”中，一位过去主管共青团工作的老师告诉我，在六五年他们便得到上面下达的某种明确暗示，叫他们不要接收黑五类子女。我说它是“暗示”，因为象这一类的指令，向来是用堂皇而嗳昧的词句加以包装；我说它是“明确的”，因为对于那些熟悉官方用语的人来说，谁也不会解读不出来其中的意义。我们在当时自然不知道上面有这样的指令，但是我们却清楚地知道在我们面前，有一道无形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组织上反复强调，出身不好的同学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要背叛自己的家庭。这就是说，我一向引以为傲的那些优点，我过去做出的种种努力，统统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证明自己和家庭划清了界限、背叛了家庭。然而，如何才算划清了界限，背叛了家庭，谁也没给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划清界限”不是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个经济问题。你宣布不承认你的亲生父母，你决心断绝和家庭的一切关系，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况且，一旦子女真的和父母完全断绝了往来关系，年迈的父母日后由谁扶养？年轻的子女现在由谁负担？党显然无意于担负起这种“划清界限”的物质后果。所以，党只是一味地要你“从思想上”划清界限。这样一来，“划清界限”就变得更加不可捉摸、不可定义，因而事实上更加不可证实。“背叛家庭”这句话简直是“有罪推定”。它意味着在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已经背叛了家庭之前，你就是属于家庭的、属于家庭所属的那个“反动阶级”的。我们的忠诚从一开始就是被否认、起码是被怀疑的。按照“划清”和“背叛”的要求，我们不能通过肯定性的行动、而是只能通过否定性的行动才能证明自己。换言之，为了肯定自己，你必须首先否定自己。大部分黑五类子女和我一样，出于自尊而不肯自贬自辱，出于诚实而不会自欺欺人。于是，我们总是被排斥于组织的大门之外。于是，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入大门的奢想。
中间阶层出身同学的状况也江河日下。他们要入团，不是不可能，但也越来越艰难。他们需要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因为据说他们的这种感情是处于不那么确定的状态。他们必须表现出积极靠拢组织的迫切愿望。他们必须经常地向团干部或介绍人谈心、汇报思想。当然，他们也必须在学习及其他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色。不少中间出身的同学本来是很不错的。对他们而言，最难的一点是赢得团干部的好感和信任。我班的团支部是那位新支书掌权，他对阶级出身问题格外敏感。他显然不希望象前支书那种中间阶层子女在团内喧宾夺主。所以，直到高中毕业，整整三年之中，全班只有一位中间阶层的子女戴上了团徽。
107、关于共青团
顺便谈一谈共青团。
一部分是由于年龄的关系，一部分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关系，在初中阶段，至少是在我就读的二十四中，同学中积极争取入团的人并不多，团组织的威信也并不高。进入高中之后，情况变化很大。同学中申请入团的日见增多。偶尔见到昔日初中同学，有些原先对入团毫无兴趣的，交谈之下，发现他们如今对入团一事也都十分热衷，并且对过去的“不懂事”、“不要求进步”颇有懊悔之意。高中三年，粗算下来，写过入团申请书的同学起码占全班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不难想见，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共青团组织在一般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有了何等显著的提高。不消说，这中间免不了含有对个人未来升学就业等问题的利害算计；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它也表明了人们政治热情的高度增长以及对自身革命化的更高要求。共产党十几年来的宣传，尤其是近几年来的突出政治和阶级教育，至此可以说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不过，在如何看待共青团组织的问题上，人们或多或少有着两种不同的侧重。有人将它视为优秀青年的集合，有人则强调它的革命性或阶级性。按照前一种观点，团员应当是青年中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按照后一种观点，团员的最基本素质应该是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假如我们把共青团看作一个政治性组织——它当然是个政治性组织；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后一种观点其实更有道理。作为一个政治性组织，它对成员的基本要求当然应该是对其政治理念的认同，而不在于是否具有优良的学习成绩或其他什么出色的能力。然而，在当时，在高度一元化的教育之下，共产主义理想被几乎所有青年奉为共同的理想——实际上那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理想，我们都不假思索地认为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区分团员和一般群众的标准就只能是看谁个更优秀、更积极、更能干。五十年代的团员，大体上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学生，道理即在于此。在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共同理想。因此共产党就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共便大力吸收各行各业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从能干的政治工作者、创造出高产值的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庄员、到卓有贡献的科学家、赢得金牌的运动员和出色的芭蕾舞明星。只要他们都表示了效忠共产主义并无异议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当然是后话了）。
同时期的中国完全是为一种趋势。中共重申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强调发扬革命精神，共青团——更不用说共产党——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便日渐浓重。吸收团员的标准也相应有了变化。红五类子女被认为是阶级感情深厚，政治上更忠诚，故而被优先接纳，即便申请者表现平平；反过来，其他出身的同学，纵然在各方面表现优秀，也要受到限制乃至排斥。于是，团员的成分便发生了重要变化。
由此引出的一个后果是，共青团组织，随着整个国家生活中政治色彩的加重，其威信在名义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由于它把越来越多的优秀份子排拒门外并同时也降低了优秀份子在团内的地位，这又削弱了一般青年都它的实际尊敬。此时的共青团，正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不满。有人嫌它“成分不纯”。有人则嫌它太注重家庭出身。前一种人终于在“文革”初期创建了由清一色红五类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后一种人则随之而建立了远比共青团更为包容的造反兵团。共青团组织在一夜之间全线瓦解，正所谓其来有自。
108、令人不安的思考与令人不安的结论
在整个高中时代。我从未想到过日后我将致力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我的兴趣仍然在自然科学。不过在那段时期。我确实独立进行了一项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即出身问题和阶级路线问题研究。我并没有从这一研究中体会到多少发现的愉悦，因为那是一种不得已而进行的思考。我获得的结论也不曾给我多少慰藉，因为它显然与官方政策有差别。毕竟，当时的我，完全没有以标新立异为本事的心理习惯。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处于两种矛盾的情感之中：一方面，我是如此强烈地希望能证实自己的感觉；另一方面，我又是那么不情愿地与官方政策相抵触。然而，那迫使我不得不思考的焦虑恰恰在于，我清楚的意识到我的感觉和官方的政策是不一致的。我相信，“文革”前夕，不少青年都遇到了和我类似的尴尬：对某种现实的深刻不满迫使我们暗自进行独立的思考，独立思考的结果证明了我们原先的不满的感觉是正当的、有道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很难让自己相信是党错了。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我们的意识中，党绝对正确的神话根深蒂固。而且，下意识地，我们有种恐惧。党的巨大威力、党对反对者的无情镇压，深深地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只要指出下面一个例子就够了：在自由世界，一个人提出不同于政府的观点，别人也许会对你说“你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而在我们那里，哪怕你仅只是表露出一点怀疑，亲朋好友马上就会神色凝重地警告你“你这个想法太危险”。唯有站在真理一边。良心才会感到安宁；但唯有站在党一边，我们才会有安全感。我们感到不安。可是我们又常常闹不清这种不安究竟是不安宁还是不安全。当时，我们的理性——至少是我的理性——还没有敏锐到可以清晰分辨出二者的程度。
我对出身问题、阶级路线问题思考的结论很简单。我无非是认为：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不是一回事。因此，把“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套话搬在出身问题上是不合适的。其次，家庭出身对个人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只能依据一个人的现实表现去对他进行评价：表现好就是好。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出身不好这一条加上去，似乎一个人表现再好但出身不好便总是不够好。那是讲不通的。我左思右想都找不出我的上述结论有什么毛病。但我仍然感到不安。因为按照这种分析，连“重在表现”一说都成了多余。何不干脆宣布一视同仁呢？假如上述理解便是对阶级路线的正确理解——我看不出为什么不是如此，那么阶级路线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109、人心的暧昧与理性的单薄
我将自己的疑虑和思考与一些同学、老师讨论、辩论。没人能反驳我。但也没多少人赞成我。在这种讨论与辩论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我发现，对于一个如此重大而贴近的问题，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追根究底的兴趣。于是就出现了种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许多人对所谓阶级路线毫无批评、毫无怀疑，并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那一套奉行不违；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不幸处境深表同情。一方面，他们总是诚恳地劝告我们不要背上“家庭包袱”，力图让我们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论你是什么家庭出身，你都有着一个同样光明美好的前途；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我们在入团、升学和就业上受到的歧视习以为常，并不以为那是多么的不公正。在出身不好的同学那里，我也很少见到执着的思考和不平的申辩。更多的人只是抱怨“倒霉”。他们把一件分明是人为造成的困境象当做一种自然现象一样的接受下来、忍受下去。他们感受到了不公正，但好象并不试图去改变这种不公正。我开始隐隐地觉察到人心的暧昧与理性的单薄。□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3年10月号（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