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论中国大陆时局

和平演变第一功——论戈巴乔夫的历史地位

(一)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戈巴乔夫宣布辞卸苏联总统的职位。

近三、五年来,整个世界政局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伟大意义,至少不亚于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代的、也许甚至是有史以来的一个最为强大的极权帝国苏联,连同一系列共产极权国家,以相当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向自由民主的转变。这场转变的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流血之少,更令人惊叹。这当然是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民主的人们长期奋斗的共同成果。但无可否认的,在这场转变中,戈巴乔夫个人的贡献尤为突出。作为和平演变结束共产制度的第一人,戈巴乔夫将千古留芳。

(二)

六年之前的戈巴乔夫,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极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六年之后,他成了一位普通的公民。如果你认为,一个政治家夺取的权力越大,把持的时间越长,对他人的支配与控制越多越有力,他就是越成功;那么,你当然会嘲笑戈巴乔夫的悲惨失败。但是,如果你认为一位政治家的伟大与否,在于他是不是运用手中的权力帮助人民摆脱奴役、赢得自由,那么,你必然就会承认戈氏是本世纪以来真正伟大的政治家。

举世公认,戈巴乔夫带动了一场极其伟大的民主改革。正是由于戈巴乔夫的不懈努力,这场民主改革才得以顺利的进行,正是由于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才使得戈巴乔夫本人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小。一场由掌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自己发动的民主改革,按照定义,它就理当是以这个绝对权力的消解为结局。因此,戈巴乔夫的退位未始不是这场改革的合乎逻辑的(虽然并非唯一的)一种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戈氏视为民主改革牺牲品的观点恐怕并不十分准确。古今中外,声称要“功成身退”的政治家不知有多少,但真正能实践这一点的又有几人?戈巴乔夫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千秋大业,他的辞职也许比他继续在位还能给后人留下更深刻的启示。

(三)

戈巴乔夫曾经是一个天真的共产党人,他既相信自由民主,又相信共产主义,确切地说,他是从相信自由民主的立场出发去相信共产主义的,这就和另外一些共产党领袖们,列宁、毛泽东、乃至铁托、邓小平等不一样,如果说后一类共产党人也一度表示过相信自由民主,那却是从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一旦面临到共产主义原则与自由民主原则发生冲突时,后者就为了坚持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原则毫不犹豫地镇压自由民主。而戈巴乔夫却宁可坚持自由民主去修正,乃至放弃共产主义。

当然,你可以假定说,如果戈巴乔夫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的互不相容,因而在六年之前着手实行政治开放的同时,也坚定地推动经济改革与果断地调整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苏联的变化还会顺利得多。只不过我们很难指望一个本来就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会有机会成为共产党的最高统治者。因此,这六年来的变化,即使不是最优最佳,也不失为次优次佳。

难道不是如此吗?七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全世界一切爱好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人民,为了反对共产极权制度进行了何等英勇的斗争。我们坚信共产制度必败,但我们也不得不忧虑为了消除这个制度,人类将会付出何等可怕的代价。想一想纳粹极权制度灭亡的巨大代价,而共产极权制度不仅占领了更广大的国土,还握有了更恐怕的武器)。而今,整个共产国家阵营的瓦解,连同苏联帝国自身的消亡,居然以如此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种专制帝国体系,它的消亡要比以前历史上任何专制帝国体系的消亡都和平得多。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庆幸吗?这标志着人类的成熟。在其中,戈巴乔夫个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极其伟大的成就。

(四)

然而,正如戈巴乔夫在告别演说中所言,对于这一伟大成就,许多人还未能“完全理解”。

就象在去年八月苏共保守派政变时,偏偏是一些中国人,看不到苏联人民追求自由反对专制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力量,匆匆地宣布苏联的民主改革已经全盘失败。这一次,又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急急地对苏联的变化表示失望。有人甚至已经把苏联的变化、把戈氏的改革当作反面教训来谈论了。尤其荒唐的是,这些人还总是摆出替“多灾多难”的苏联人民担忧的姿态。这些人显然忘记了一个最简单、最明确的事实。那就是,七十多年来,唯有在今天,苏联人民才享有了真正的自由权利和人性尊严。苏联发生的变化,是经过广大人民自由地表达意见、自由投票、也就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保守派八月政变的失败雄辩地证明,苏联人民宁肯忍受开放之下的某种混乱,也决不愿意恢复到没有自由的所谓“稳定”。要说“稳定压倒一切”,要说“人民只求温饱,自由是奢侈品”,那么,人类何不蜕变为蚂蚁、蜕变为蜜蜂?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共产党在致力于把人类社会改造成蚁群或蜂窝方面一度取得了令人畏怖的成功。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为了摆脱这种无比的屈辱、恐怖与窒息,进行了极为英勇壮丽的斗争。今天,苏联人民、东欧人民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错,现在他们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些困难,一方面是长期极权专制留下的罪恶遗产,一方面是伴随自由俱来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共产极权制度的复灭总是一件大好事;无论如何,那种从自由引出的不确定要比专制下的确定更为可取。

(五)

戈巴乔夫在苏联国内的声望要比他在国外的声望低得多。这一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戈氏本人在改革过程中确实也犯了不少错误。例如,他在经济改革上动作迟缓,在民族问题上犹豫反复。尤其是,他未能及时地果断地摆脱苏共保守派的困扰,以致于给保守派发动政变提供了可乘之机,几乎使民主大业毁于一旦。因此,苏联人民对戈巴乔夫有怨言是不奇怪的。戈巴乔夫自己也在告别演说中坦率地承认了他的种种失误,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高尚胸怀。另一方面,戈氏的主要功绩既是恢复人权,而人权本是天赋,也就是说,戈巴乔夫最大的功劳不过是把人民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还给了人民。人民当然会肯定戈氏的此一举动,但要叫人民因此而对戈氏感恩戴德、山呼万岁,那就不可能了。更何况,民主改革的深入推展,同时也就是权威性人格的弱化和个人自主意识的加强,民风越是独立、强悍,对“大人物”的崇拜礼赞就会越少。象“大救星”、“红太阳”一类的颂词,与其说表明了统治者深受拥戴,不如说揭示出广大民众对统治者的依附关系。从历史上看,那些致力于开放自由民主的政治家们,差不多在其掌权时都受到过民众的公开而强烈的批评。这恰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民主改革的成功,证明了这些政治家的伟大。

(六)

戈巴乔夫下台了。但是,现今世上一切仍手握权柄的政治家们无不深知,戈氏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他们无可超越。诚如英国首相梅杰所言:一个人很难遇上这样的机会,使他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

政治这种事,既要靠胆识,又要靠机会。有胆识者未必有机会,有机会者未必有胆识。是故,漫长的一部人类历史,多少英才不得施展,几多良机失之交臂。戈巴乔夫无疑具有十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十分坚定的自由民主信念,因此,他才能远远地超过其他共产党统治者(包括邓小平)而为促进人类自由立下不朽的功勋。不过,倘仅就个人的人格力量而言,我更敬重的是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等人。诚如,由于他们没有机会获得权力,因而不可能在政治现实中起到如同戈巴乔夫那样的巨大作用;但是,他们不凭借权力而仅仅凭借个人的信念、思想和勇气而巍然屹立,从而给更多的人提供了仿效的榜样。古人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当然,德、言、功不可截然分开。立功者往往也就是立了言(思想)和立了德(人格榜样),而立德者往往也需要从立言或立功上去体现。不过古训中的这一这一顺序提醒我们,在评价人物时,我们更应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真正内在的东西,不假外求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可能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权势的崇拜者。在充分地肯定了戈巴乔夫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记住这一点也是十分必要的。

(1992年1月)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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