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关于“黑色写作”——《我早期的六个诗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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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左)蔡楚1988年于湖南

(参与2014年9月10日讯)在回忆我同叶子老师的关系时,我曾写道:“他打破了我的作家梦,却把我引上了一条‘文学险途’。”(见《何必集·书话》)所谓“文学险途”,就是“地下文学”;我名之曰“黑色写作”,只是突出它跟“红色写作”的相对性和对抗性。故在一切红色极权文字狱盛行的国家,“黑色写作”的风险都很大,完全违背生物趋利避害之本能,随时都可能引祸召灾,殃及亲朋。而且一旦从事“黑色写作”,很难中途刹车,且无论命运如何黑暗,终将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将成为人而不是狗的唯一选择。

下面皆是叶子老师的观点。

一、红色写作

他认为二十世纪整个是个“红色世纪”。十九世纪开始兴起红色思潮,到二十世纪初苏维埃夺取政权后,红色思潮就变成狂潮,在全球漫延了。为什么?因为这股思潮的核心,好像全是为了劳苦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号召他们团结起来,暴力推翻剥削阶级政权而获得解放。显然,这种论调十分迎合所谓“无产阶级”(穷人)向“资产阶级”(有钱人)以及一切剥削阶级“造反”(革命)的利益诉求;而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也能得到最充分的释放。故中国新诗早期竟有一个“平民化”(以平民之语言描写平民生活)的浪潮。当时的许多诗人都写过诸如《人力车夫》之类的新诗,连“资产阶级”诗人徐志摩都写过《庐山石工歌》,那些“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诗人就用不作说了。因此,凡对现实不满,多少有点儒家“兴邦爱国”、“关心民瘼”思想的知识青年,无不被这天然带有“先进性”的红色思潮所裹挟。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凡追求“进步”的青年,很少不是左派,很少不从事“红色写作”。“红色思潮”跟“红色写作”,既互为因果,又相互激荡。稚嫩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受到严重影响。新文学的第一本刋物《新青年》,就是后来中共的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主编的。可见一斑。

二、红色写作的盛况与嬗变

自一九三零年三月“左联”成立后,文化中的左派势力可谓盛极一时。

由于“红色思潮”先天具有相当程度的欺骗性,加之当时文坛除《新月》(留美)一派外,“创造社”、“语丝社”、“文研会”、“太阳社”、“沉钟社”(浅草)、“湖畔社”、“红黑社”、“七月社”等等著名刋物及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左派或左倾。若将此比拟为“红色思潮,一统江湖”,恐不为过。

后来抗战暴发,全民族都行动起来。文学不得不更趋“红色”。“个人主义”被淹没在时代大潮之下。以“七月社”为例:若纵观七月社诗歌的总变化,你会发现,正因为有红色思潮的深刻影响,这批诗人(所站立塲)才会统一地从个人主义的“小我”(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向着与时代合拍的集体主义的“大我”(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而挺进、转化。

易帜初,红色的七月社全军覆没,明显是红色封建独裁的宫廷文化不能容忍红色的集体主义的“大我”文化(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奴性十足的胡风,对此竟至死未悟。红色写作(社现)就这様在“大棒加胡萝卜”的髙压下大踏步向红色宫廷文学转化了。

这种“红色写作”的嬗变,几乎发生在每一位“红色写作”者的身上(只要他们活到了五、六十年代)。他们的代表就是郭沫若,五十年代后,一代文豪,便逐渐堕落为一个宫廷弄臣了。

三、象征主义跟中国新诗

早期法国象征主义,主要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及其“谐契”理论。由于它的新颖性、怪异性和现代性,广被工业革命后城市颓废、彷徨的青年们所模仿、热衷与崇拜。留学法国学美术的李金发,便是其中最早的中国青年。他的诗集《微雨》,写于1922年,1925年出版,是典型的中文象征主义诗歌。朱自清在评李金发的诗时曾说(大意):“李金发的诗不太容易读懂,但青年人喜欢,被许多青年模仿。”稍后,新月社的梁宗岱,也留法,并与法国象征主义后期重要诗人瓦雷里交往甚深,成为最先介绍、翻译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及理论的象征主义诗人。梁氏有诗集《晚祷》,1927年出版。二十年代左倾的留日的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都成了“象征派诗人”,而非“浪漫派诗人”。左倾的太阳社的冯至,不仅翻译、介绍过法国象征主义理论与作品,其创作也明显受其影响。后期新月社的陈梦家、于赓虞、金克木、林徽音、方玮德等,并未走闻、徐“新格律诗”的老路,而是醉心于象征主义。京派文人(周作人、废名)成就特殊,他们似乎终身都在传统文化中淬取出象征主义的精髓。三十年代后期,以左派胡风为首的七月社诸诗人(鲁黎、绿原、陈亦门、罗洛、牛汉等。罗洛就翻译了包括瓦雷里《水僊辞》在内的不少法国后期象征主义作品)无不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公认是“红色象征派诗人群”。与之相类似的,就是四十年代思想也左倾,但其创作更接近象征主义的“中国新诗派”(“九叶派”)辛笛、穆旦、陈敬容等九位诗人。

所以,叶子老师认为:既然右派(后期新月社)、中间派(“京派”)还是左派(七月社、中国新诗派),都同样受了象征主义诗风、美学的影响,这现象就只能说明象征主义有意无意地投了青年之好。因为年轻人总是喜欢新鲜、新颖的东西,猎奇与标新立异应视为青年之本色。当然包括他们盲目地接受和吹捧以“阶级斗争论”为主的红色思潮。两样都欣然接受,并“为我所用”。

一九三零年五月由施蛰存(包括后期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并非是“象征主义”爱好者们的同仁刋物,而是以左派为主的“大杂烩”。那时的施蛰存,竟也时髦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他跟鲁迅反目,被鲁攻系为“第三种人”,纯粹是鲁个人性格所致,反倒让他看清了左派领袖的狰狞面目而及时刹了车。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自由主义为终极诉求的“现代意识”(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以及文学中的象征主义理论、创作),是在红色浪潮的狂飇裹挟、漫延下,在“一战”、“二战”全球人心混乱的阴影中,“反潮流”地影单形只地来到共和不久、军阀割据、战争频仍的中国的。

因此,叶子老师并不认同中国新诗三、四十年代就有“现代派”这种说法。虽然三十年代初就有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并因此产生了像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路易士(纪弦)等有影响的象征主义诗人。而且施蛰存在《又关于本刋中的诗》一再强调:“《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词藻排列成的诗。”显然,他所说的“现代”二字,过于寛泛,并非美学、文艺学上的那个(现代主义)特指概念,完全可以置换为“当代”二字。叶子老师的这观点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自五、六十年代起,所有编选者、批评家、新文学史家都把“现代派”这顶大帽戴在戴望舒、卞之琳等象征主义诗人头上。——此风明显“超前”了。有些人认为戴望舒、卞之琳等象征主义诗人应以“《现代》派”目之,比较符合实际,可事实上,《现代》杂志有一多半都是“左聨”作家们的红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文。——此风又明显“以偏概全”了。尤其要对废名一派定位,“现代派”明显荒诞,因为他们的资源主要来自传统而非西方“现代”,自然也跟《现代》无关。

受以上叶子老师观点的影响,我认为,法国象征主义固然是“现代派”诗歌的渊源之一,但真正的“现代派”诗歌,其渊源还是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以及后期象征主义美国的艾略特、奥地利的里尔克等的创作。八十年代,中文现代派诗歌才迎来它的鼎盛期(所谓“朦胧诗”时代)。后来到八十年代中期,读了一点现代派理论文字,才知波特莱尔们的徬徨、苦闷,是在天主教、基督教宗教文化受到工业文明强烈冲系后产生的失落感和迷茫感。——这是“现代人”的通病。但五十年代前的中国,工业文明尚未到来;而中国人,又是一个从来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所以“前现代人”是很难真正理解普遍有宗教文化背景的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中国的一切仿学,皆借他人之手,挠自己的痒痒。虽然西方的“痒痒”跟三、四十年代中国偏红色的(革命、抗战)的“痒痒”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人类灵魂的苦闷与燥动古今中外毕竟是相通的,人类的喜怒哀乐除“无产阶级”(红色宫廷文化、党文化)外,也基本是相通的。所以,叶子老师和我受资源奇缺的影响,都没法真正地理解法国象征主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盲目地接纳它喜欢它,并借以挠我们自己的痒痒。

四、黑色写作

一九六三年认识叶子老师后,我在旧书店买了一本日本本间久雄着,沈端先(夏衍)一九二八年翻译的《欧洲近现代文艺思潮概论》(1937年版)。看不懂,就去请教叶子老师。于是引起叶子老师以上对我的教导。这本书裏,本间久雄将法国波德莱尔定位为“颓废派”,将马拉美、魏尔伦、蓝波等诗人定为“象征主义派”。波德莱尔算象征主义派的“鼻祖”。当时我既失学又失业,干苦力谋生,前途一片渺茫,内心黑暗重重,既悲观又愤懑,对“颓废派”三字情有独锺。在叶子老师的指引下,终于在省图书舘借到了一九五七年的《译文》七月号杂志,里面有陈敬容译波德莱尔《恶之花》的九首诗。算我生平第一次接触波德莱尔的诗。

我们生活在社会低层,这方面(被当局定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资源极其有限。能读到的外国诗歌,不外以俄国(苏聨)为主(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科夫斯基),再加上拜伦、雪莱、海涅、华兹华斯、济慈、泰戈尔、聂鲁逹等。据叶子老师说,六零年以后,文艺政策稍寛,不仅大量翻译了正面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外国文学作品,反面的(象征主义及现代派)文学作品也以“灰皮书”的形式在上流社会流传。只是我们既无缘也无份享受罢了。但在《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闻一多全集》、《朱自清文集》……等作品中,以及其《注释》中,仍有这方面零零碎碎有用的信息存在。于是我的“业余时间”(星期天或无苦力可干时),基本在“泡图书舘”,在这些大部头的《注释》中“沙里淘金”,找寻我心仪的“颓废派”象征主义诗歌(包括二、三十年代纯象征主义诗人梁宗岱、废名等)的蛛丝蚂迹。收穫有,但很少很少。

叶子老师还有另一个观点:波德莱尔象征主义的“谐契”理论,跟《诗经》时代的“兴”相仿佛。远古至今的民歌及古典诗词中,皆有“兴”的影子。而李商隐、李贺的诗,姜白石的词,那种“隔雾看花”之美,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在叶子老师的推荐下,认真地逐字逐句地读了二李一姜的大部份作品(在旧书店买了夏承焘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中华书局1958年版)。于是在这种资源奇缺的情况下,完全出于一种一知半解、邯郸学步式的盲目模仿,我创作了《落叶集》等象征主义诗歌。到了一九六八年武斗时,我有幸偷了一部份新文学书籍,更有幸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做禁书的“投机倒把”生意,赚了两大木箱好几百册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主要是新诗)书籍。当然重中之重就是有关象征主义(或现代派)的新诗,重要诗人,几乎没有遗漏。一九六九年,据此,我编了一本《中国新诗大概选》。由于时间的关系,只编成了《第一分册(1917——1927)》。而重点《第二分册(1928——1937)》还未动手,因局势所逼,我很快就下乡了(1970年3月)。也由于生活实在太艰辛,以后再也没有精力去完成它了。甚至,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始,差不多与诗绝了缘,不再写诗,也很少读诗了。一九八八年,我在《废话》(收在《何必集》)一文中写道:

我对朦胧诗的偏爱由来已久。……于是也就模仿着写过朦胧诗,并且,题上李金发或卞之琳的名字夹在他们的诗作中,居然还能鱼目混珠,让同学者莫辨真伪。后来不写了,大约悟到了莫名其妙的她在这块土地上属早产的贫血儿,且严重水土不服,要活下来太艰难。

在资源主要靠手抄本传阅的年代,我对象征主义诗的偏爱并未影响到我身邉的诗友们。我要树“诗派”的野心,其重心只能偏于早期新月传统的“新格律诗”。而这方面,我和我的诗友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其成就最大。所以我从来不跟我身邉的诗友们探讨象征主义诗歌,这方面跟他们交流不起来:“偏爱”得有点孤独,也有点缺乏自信。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朦胧诗创历史地兴旺发达时,我还在为一日三餐劳苦奔波,偶尔站在岸邉“观战”,并轻声叹息。没有人知道这些“轻声叹息”里,其实还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沉重呢。

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六年,是我诗歌创作的高峯期,有六个诗集。尤其是六四、六五、六六年,一邉干着苦力,一邉构思着诗和诗句,有时连梦中都在写诗,“梦中所得句”还不止一二。可以说那三年,几乎完全生活在诗中。

我出身在一个“黑五类”家庭。这唯一的原因使我成为这个社会的另类:被打入另册,被驱逐,被邉沿,被喑哑,被洗脑,被麻木,被苍白,被行尸走肉。我是人,我当然于心不甘。当局“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态度十分明确,我等“黑五类狗崽子”,只有在“背叛家庭”、“出卖人格”的前题下,才有资格当奴才。叶子老师跟我谈“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始末,跟我谈“反右”运动始末,我才知道当奴才其实仍是一种“髙危职业”,天子“革命”花样一变,奴才们也防不胜防,同样进监丢命。所以,立志要像叶子老师一様,终身安于卖苦力,人前装瓜扮哑,用“黑色写作”对抗“厚黑学”的生存诱惑和红色思毒的渗透,并借此疗救自己、完成自己。所以,我一生都在同“庸碌”搏斗,一生都在精神的物质的困境中挣扎。所幸,上帝不仅派天使叶子来点化我,更派天使我妻明达来温暖我,支持我,让我在这“文学险途”上,有百弊而无一利地坚持走了五十年(其中当然包括我一九七九年约几个诗友创辨《野草》民刋及其数起数落、风雨苍黄九十三期的漫漫历程)!虽无甚成就,但灵魂不曾堕落,文字也还算乾净;对得起叶子老师对我的偏爱与教导,对得起我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我早期的这六个诗集,或许可证明这一点。

2014-7-28
2014-8-22改
叶子老师逝世近五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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