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为修建成都长途汽车站,我家居住的临江西路11号院落,被撤迁到离江边稍远的临江路。院落建好后门牌编为65号,原来大门后的门房,被改建到门后左侧,成为一间独立的小屋。这时,搬来了院主谢妈妈的亲戚吴爷爷。

吴爷爷高瘦的身材,穿一件那时已少见的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子﹔夏天,头戴一顶灰色的线帽,冬天,在线帽上再缠一张蓝布帕﹔一张丝瓜布似的脸上的高度近视眼镜似乎已无济于事,成了一种装饰品,吴爷爷看人或看书时都贴得太近,被我戏称为“闻人”或“闻书”。

吴爷爷搬来后,我与小伙伴们逮猫或下江游泳的时间开始减少,因为复建的院落光秃秃的,失去了原有的绿荫,因此需要重新种植。而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我们逮猫的躲藏点,和我们曾有过的偷摘青涩的苹果或花红果的乐趣,因此需要重新找回。

想一想,白天没有知了的鸣叫,夜晚听不到叫咕咕的吟唱,该有多枯燥。因此,放学后我自觉地成了吴爷爷的帮手。开始栽万年青形成通道,然后在几块空地上分别植上了苹果﹑橘子﹑枇杷﹑桃及桑树的幼苗。记得一个星期天,吴爷爷叫上我,拉起板板车到东郊的果园里拖回了一棵碗口粗的柑子树,种在谢妈妈住的正房前,寂静的院落里便渐渐地增添了许多生命的喧闹。

偶尔,我也窜进吴爷爷的小屋,听他讲那重复得发黄的故事。总是在他的老家资阳县乡下,他曾种过多么大的果园,又曾业余医好过多少病人。他会从枕头下翻出几本破旧的线装书给我看,然后摸着我的手说﹕“娃娃,你手掌上的脉象很旺,将来你会发达的。”那时,我一定会好奇地问﹕“吴爷爷,你咋个会算命呢﹖”

五九年下半年,城市里开始供应“高级点心”。同样的质量,不用粮票买,每个人民币0﹑50元,而用一两粮票买,每个人民币0﹑05元。天真无邪的我不理解这现象,因为我相信政府,而政府发的粮票背面印有说明﹕“粮票系无价证券,严禁买卖云云。”少年的好奇心驱使我在中学的政治课堂上向老师提出了我的疑问,老师没有回答我,但期末我的成绩单上政治品行这门是三分。评语是﹕“对党的粮食政策有怀疑。”那时代,这已经足以决定我一生多舛的命运。吴爷爷哟﹗你怎么没有算到﹖

城市里的公共食堂也散伙了,人们重新购回大炼钢铁时献出的铁锅铁铲,吴爷爷的小屋内也冒出了炊烟。但当时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不高,记得起初是每人每月27斤,后来最低降到19斤,这才真正决定了吴爷爷的命运。

六零年起,我与吴爷爷见面很少,因为我就读的师范学校规定住校,每周只返家一次,但有时却能遇见他的侄孙九九来叼扰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他煮了两斤米的乾饭,自己吃不饱还叫上我。我俩一阵风卷残云似的把它吃个干净利落。吴爷爷还未尽兴,于是抓出一只他捉到的活耗子,血淋淋地烤在炉火上,我看着有点恶心,赶快逃出了他的小屋。

六一年下半年,我从下乡劳动的龙泉驿回到成都,再见到吴爷爷时,吴爷爷已经脱形。我去小屋内看他,吴爷爷蜷缩在床上,完全不理会我,母亲说吴爷爷饿疯癫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被母亲的惊叫声惊醒。冲出门一看,吴爷爷正用右手伸进我家熬稀饭的沙锅里面,抓滚烫的稀饭吃。我家没有厨房,蜂窝煤炉就摆在门口的屋檐下。惊惶中,我用手推了吴爷爷一把,吴爷爷向侧摔倒在我家的大口水缸上。虽然缸破水泻满地,吴爷爷幸而没有摔伤,只是右手掌和手腕上满是血泡。我赶紧扶他起来,吴爷爷却突然惊恐地呼叫﹕“蔡天一万岁﹗蔡天一万万岁﹗”,惹得全院老小都围过来观看。我即扶他回到小屋,吴爷爷仍不停地呼叫﹕“蔡天一万岁﹗蔡天一万万岁﹗”。淒厉的呼叫声回宕在他那黑暗的小屋内。

吴爷爷的女儿住在青石桥正街,离临江路不远。当天傍晚,谢妈妈就把她请来,接走了吴爷爷。不久,她还特地来陪了我家一口水缸,并说吴爷爷已经去世。

八三年,65号院落又被撤迁。建成楼房后,我家搬上了五楼。虽然楼房已接通了自来水,但我还是把吴家的水缸抬上了五楼。每当看见它,吴爷爷淒厉的呼叫声又回宕在我的脑海里,鞭笞我﹖警醒我﹖我那惊惶中的一推推倒了吴爷爷对我的关爱,使我愧疚一生。直到九七年我移居美国前,还特地请来九九,在那棵于世事的变迁中幸存下来的柑子树下面,我俩拍了一张照片,作为对吴爷爷的怀念,也留下一张绿色无言的见证。

安息吧﹗吴爷爷,请接受我迟到的愧疚。

2003年2月28日夜于LAKE TAHOE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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