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最是英雄 灯火阑珊处——读《情义无价》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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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红的长篇纪实文学《情义无价》(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描写了在“六四”之后,一群豪迈仗义的朋友,为了保护被当局视为“天安门广场黑手”而列为全国头号通缉要犯的王军涛,和当局斗智斗勇的惊险过程,以及在事败之后,面对法庭与监狱坚持抗争的非凡经历。由于整个事件的曲折,更由于它的真实,也由于作者的出色文笔和一腔真诚,《情义无价》能对读者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它迫使我们去感受、去思考、去直面我们自己、直面我们的处境。

郑义在本书导读中说:“在这个普遍堕落的时代,刘丹红笔下的这些血气丰沛、侠肝义胆的男人和女人,正是引领我们走出黑暗与泥浊的丹柯的心。”

王军涛在导读中说:“自发地行动起来,公然掩护钦定的要犯,类似这样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一向是鲜见的。但是哪怕鲜见到只有这么一个特例,也把人间正道给揭示足了,哪怕鲜见到只有这么一小群人,中国的一段沉默的历史也会因之而增添光彩。”

其实,像《情义无价》里的人物和故事,在“六四”之后的一段时日里并不罕见。正如在89 民运中,我们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身上,看到了人类良知的伟大复苏和理想主义的绚烂光辉。可是,后来呢?

在《情义无价》一书正文之后的《刘丹红访谈》里,作者引录了书中主要人物之一邬礼堂来信里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这群人,从来不敢自命不凡,89 年的护王行动也是一种平常心作出的选择。它既不是冲动,也没有什么投机心理,只是作了一个正直的公民起码应该做的事情。这也算是对时代呼唤的一种响应和实践,本不想抹上英雄主义的色彩。但事隔多年,当有人对我们不以为然地加以嘲弄时,当有人试图否认我们当年的行为时,我反倒要由衷地自赏自赞,我们为自己当年选择了独立的人格和崇高的境界而感到自豪!”

读这段话,我感到,邬礼堂们没有变,但是他们周围的气氛好像变了。

年轻时读过高尔基(?)的一个短篇小说,背景是俄国的1905 年革命。一位青年工人忘我地投身运动,他的岳父——一位老工人——无比振奋地说,“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你洗刷了我们世世代代的屈辱”。后来,革命失败了,年轻人被抓捕、被解雇,但他的岳父依然为自己的女婿而骄傲。再后来,随着苦难的持续,一般人的态度逐渐变化,连岳父也开始向女婿发出了抱怨,抱怨他好逞强,抱怨他不安分守己,不好好干活养家。

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医生托马斯,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他拒绝为此向当局“自我批评”,于是被医院开除,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起初一段时间,他受到人们十分热诚的款待,售货的姑娘们一有机会就帮他干活,他先前的病人一个接一个地邀请他作客,为他乾杯,再给他签上十几个橱窗的工单。可是再后来,这些都慢慢地消失了。昆德拉写道:“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恆,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无须奇怪,甚至也无须愤慨,如果大家都能固守良知,在持续的压力下毫不变形,这世间那里还能有罪恶的容身之地?天下也早就没事了。如果把理想主义者比作火种,那么,他们最宝贵的作用难道不正在于,当四周已经熄灭的时候,自己仍然在默默地燃烧。专制政权总是标榜道德,但是专制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全世界的道德水平。

浅薄之徒,只知道在镁光灯下寻找英雄。但是,真正的英雄,对英雄的真正炼狱,却是在灯火阑珊处。文学艺术足以表现戏剧性冲突中的英雄,但很难描绘落莫中的英雄。因为前者是眼睛能够看到的,而后者却唯有靠心灵才能发现。◆

1998年8月21日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五辑 开卷有益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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