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的对华政策来看，上届的总理科尔的表现更像一个大公司的经理，而不像一位国家元首，而他的接班人施罗德可就更胜他一筹了。当我读了《明镜》周刊（Der Spiegel）（2004年第51期）上周的文章：“商人们的总理”之后，脑际涌现的一句德文是：“他也会卖掉自己的祖母”。（Er wird auch seine Grossmutter verkaufen）。笔者向该杂志写了如下的读者投书：
把德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讬在一个专制政权的国家，简直是弱智。其实中国本身正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十月和十一月期间，全国爆发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行动，政府只能出动军警来镇压与控制。由于腐败贪污和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社会内部严重分裂。几亿中国人都还生活在生存的基线下，而一小部分的暴发户和新贵却牢牢掌控了国家的资源。
出于经济原因，中共推行强制性的“一胎化”政策已经二十多年了。没有“准生证”的妇女，不论是否已经到了怀孕晚期，依然被强迫堕胎。强迫结扎是经常性的手段。爱滋病在国内散布，病人得不到救助。中国在逮捕记者和网路作家方面，世界居冠。每年处死五千名犯人，也是排名全球第一。这样的国家能成为德国经济的救星吗？
施罗德总理跟德国的大公司老板手牵手到中国。以为他只要不以人权的话题来惹恼北京，就能为德国的企业界多捞一把。错了！德国的企业人士应该先把自己脑袋里那堵柏林墙推倒，甩开依赖国家“补贴”的心态，自己独立竞争，这才是长远的出路。 “不要问国家能替你做什么，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德国商人应当好好思考并按照这句甘迺迪总统的名言去做，这样他们的总理才能真正扮演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小丑的角色。
本来一国之首为了本国的利益，采取一定的战略和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底线还是应该遵守。特别是一个曾经背负了纳粹历史包袱的国家，比他人就更加具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德国近年来努力地要列身于联合国安理会，那么也该相应地具有大国的气度。施罗德总理和法国希拉克总统口口声声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似乎是站在法理（不经联合国授权，不能采取军事行动）和道德（大打小，强欺弱）的立场，但是两位元首带领庞大的工商企业代表团跑到中国去，既不对大学生发表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追求自由民主的演说，也决口不谈任何人权之类的“逆耳”之言，而是迫不急待地要签合同，拿订单，真是忝为一国之首，降格为讨价还价的商贾之类了。
更有甚者，德法在欧盟中都主张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明知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亲见被迫流亡的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流离失所，天安门屠杀还是中共政权话语中的“动乱”，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要解除禁运，为屠夫递上屠刀，也是在太无政治伦理可言了。
好在副总理绿党的费雪还不忘本，没有放弃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指责。多年前吴弘达、魏京生等人权卫士到德国来访时，曾跟当时还是在野党的绿党党魁费雪会面交谈。费雪非常注意聆听他们作为异议分子的个人经验，和他们对西方政府直面中国践踏人权所应采取的策略所提出的建议。为此费雪每年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都就人权问题对北京提出严厉的批评，为此红绿两个执政党还有些摩擦。他是少数爬上高位而不变其道德原则的政治家。
相形之下，西方的新闻媒体扮演了较好的监督角色。每次施罗德喜滋滋一年一度帅众前往北京，记者们都就人权问题向他质问。以前他还有点遮遮掩掩，现在根本就厚着脸皮说，“经济的发展能催化民主”这类经不起推敲的套话。德国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对他的这种暧昧角色或是正面批评或是旁敲讽刺。只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深谙厚黑学的政治家并不在乎这些。
其实聪明如施罗德者，并非不知道德国经济要有起色，并不在于多卖掉一些德国的机器和高科技产品，而在于从法律上改变过于保护雇员权益的规章条文，破除长期走福利社会，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制度，重建德国人原有的勤劳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职业道德。 要这样做，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拿出不怕落选，不怕退位，做好放弃权力的准备，这样的魄力和道德勇气，可能就非施罗德之流政客所具有的品质了。因此，世人就不得不一再重复观看这类两国元首同流合污，握手言欢的令人□心的滑稽剧了。
作者为《观察》评论员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