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国共之争的后续效果和中共政权的胡作非为,令当代几乎每个中国人的身后都有一个传奇性的悲剧故事。读了文贯中的自传“饱受磨难后的思考”,感到格外心绪澎湃,似乎在一面魔镜里,看到了时光倒流中的另一个自己。只不过命运之神对我高擡贵手,让母亲领着一群幼儿在那关键的时刻,被塞上最后一架国军从重庆飞往台湾的军机,名符其实地逃离了“魔掌”。

在我记忆中没有任何印象的父亲廖宗泽和文贯中的父亲文强,不仅年龄、家庭和事业背景相同,而且还是战火中的同僚和挚友,两家亲眷过往亲密,可谓世交。两人皆毕业于黄埔四期,在校期间就已加入共产党。父亲毕业后随朱德入川,进行发展士兵的工作。三十年代初,中共建党还不过十来年,内部就已经分裂,左倾激进的立三路线占了上风。这种所谓“要兵不要官”的幼稚军事行动,经常草率地不顾敌我势力的悬殊而发动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暴动,平白流血,牺牲了许多同志的生命,这令父亲和文强这样有军事经验的军人感到不满和困惑。同时共产党内部的互相怀疑、倾辄、残杀,发动“肃反”,从同志队伍中开出黑名单,杀害自己人。好友文强就是这样被逼走的,父亲当时震惊又愤怒。蒋介石知道这为数不少的一批误上贼船的黄埔军官,对中共上层的瞎指挥和残酷感到失望和惶恐,他做出了颇有见识和魄力的决定,号召曾经加入共产党的原“黄埔同学”回归,不计前嫌。他甚至亲自接见这大约120名“迷途的羔羊”,对他们慰问有加,鼓励他们为国效力,参加抗战。父亲当时就在这一批人当中,后来经他引荐,文强也返回了国民党阵营。

父亲和文强在抗战期间颇有功勋。后来国共内战,国民党撤守台湾前夕,两人亦都被蒋介石指定留在大陆打游击。父亲更是受命从事破坏重庆军工的严峻任务。我无从知道父亲当时是否有过内心的挣扎,他有没有动过拒绝执行命令,偷偷潜伏逃亡的念头。也许一个黄埔军人服从上级命令的决心会压倒一切其他怜悯苍生的良心。他曾经背叛了共产党,在此关键时刻,他似乎不能再背叛接纳了他的国民党。总之,那次的行动令无数的平民伤亡。文强和我父亲后来都被逮捕,作为国民党战犯在狱中度过后半生。文强于1975年的大赦中,重新回到家中。而我父亲则于大赦前数年,病死于关押所在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文贯中因为父亲的关系,受尽了磨难,他的母亲早在1955年就因为无法承受来自上边的压力和周遭环境的羞辱而自杀,五个被留下的年幼孩子,差点被送进孤儿院,又几几乎被遣送到甘肃去落户,幸而有母亲的乳母阿婆,坚贞勇敢地承担起扶养遗孤的艰辛担子。人性的光辉和伟大恰恰是体现在苦难时期中,这样一位几乎目不识丁的平凡妇女身上。中共治下的社会以阶级划分贵贱,血统决定尊卑。作为战犯之子的文贯中虽然以超人的勤奋和聪敏的资质来弥补“先天”的“阶级缺陷”,却依然在求学的过程中饱受歧视,在文革期间更是惨遭毒打和修理,几乎丧命。在那个年代打人和挨打全都被附上莫须有的荒谬理由。他的其他兄弟因阶级出身,都被剥夺了好好受教育的机会。

为了怕他被贯上反动学生的罪名被打死,工宣队把他派在工厂的牛棚中,贯中在此待了一段时间,反而保住了性命。上山下乡运动时,贯中被送到吉林的农村,在那儿跟农民同生活同劳动了几年,不仅了解到“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那里的赤贫、乏味,超乎一个城市青年的想象。同时他还通过农民的亲口描述,知道了大饥荒年代,农村遍地饿孚的悲惨情况。朴实的农民所表现的善良和慷慨又令这个城市来的学生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七十年代初,贯中返回上海照顾已经瘫痪在床的老阿婆。这一段跟街道干部争抗,留下来照顾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的经历,特别感人。人性的善与恶在进行较量,贯中豁出一切,拒不返乡,坚持要照料这位将他和兄弟抚养长大的恩人。而阿婆却不想拖累他,经试图自绝生命来解脱对他的牵制。爱和感恩的力量确实强过政治,甚至强过命运,阿婆奇迹地苟延着最后的生命,见到了在狱中度过25年,被释放回家的贯中的父亲,稍后她的生命之火才熄灭。人世间的悲欢离奇,真是莫过于此。

贯中在父子的团聚上,着墨不多。当年才四岁的贯中,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沧桑,此时已经是个心力交瘁的29岁成人。在狱中度过25载春秋的将军,历经死亡、病痛、洗脑,现在是一个命运依旧捏在共产党手中的七旬老人,父子之间尚能沟通交谈否?中囯共产党本身就是个异化的怪胎,这个怪胎孕育出变态的社会,变态的文化,生活在当时那种不正常的社会中的人,正常的情感被蒙蔽,人性被扭曲,人际关系也异化了。笔者的父亲廖宗泽没有能活着接受共产党的“大赦”,离开父亲时,我才两岁,对他没有任何记忆,我失去跟父亲再见一面的机会。也许这是上天再一次施恩,没有把父亲从小牢笼里放进大牢笼里,他用不着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不用把洗脑过后,那些真真假假的谎话重复再重复,不必再接受共产党的“封官”,食那嗟来之食。而我这个长于台湾,后来又定居德国,若在中国,恐怕连“阶级”也排不上的“异类”,也避免了跟父亲重逢团聚那种尴尬的场面。生我而未养我的父亲,不但没有给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带来任何的灾难,我们反而因他的阴庇,在台湾得到国民党政府的“烈属照顾,”得以有相对说来较为优惠的生活环境,享受到一切公平受教育的机会。除了一个姐姐,我们兄妹五人完成大学教育后,都到西方国家留学深造,并且将母亲接到美国。

1975年“大赦”之后的夏天,我和汉学家丈夫马汉茂第一次到中国去,直奔沈阳,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去领取四年前病死的父亲的“骨灰”。当时内心的确非常难过,感到遗憾,竟然一生中都没能见上父亲一面。我们参观了已经全然空无一囚的牢房,尚留守的管理干部和医生陪我们四处参观,一一解说。那样一个水泥地的小小铁笼子牢房里,父亲度过了几千个日夜。他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活着吗?除了党要他向人民认罪写检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之外,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有没有想想那些因他执行爆破命令而丧生的人?那些因他而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乡亲?他有没有真正的忏悔?随着年纪的增长,这样的念头越来越折磨我,虽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对“罪责”“忏悔”这些问题的态度,越加不能妥协。特别是后者,这纯粹是个人的问题,是良知和心灵赤裸地面对“真实”的状态。党、国家、机构甚至别的人都不可能真正的介入,因为这是生命本质的问题。我不敢再去触碰这个痛点,生活和生命中本来就有无数的问号,就让它存在吧。

贯中后来的努力自学,从进入研究所到留学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直到现在任教美国大学,他的奋斗精神和取得的成就令人敬佩。当代中国有千千万万人有类似他这样的传奇经历,走过炼狱,脱颖而出。然而,这样自我打造的人间炼狱有必要吗?为什么中国这片土地上能够为疯狂变态的群体提供建造这座大铁幕的环境?最令人深思的是,这座铁幕今天还依然存在,它只不过被安上一个有诱惑力的名字“祖国”。请一切经过或没有经过“磨难”的中国人都来“思考”。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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