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喻原先生新作《再见冬妮娅》

Mao Yuyuan在十六岁的一天,我在乐山的文翰书店里第一次见到了毛喻原老师。他,中等身材,健硕,留着beatles的发型。那时,他刚出版了《时代思想词典》,声称以此作为奉给某某庆典的“献礼”。作为一位高中生,我对他犀利的言辞感到惊讶。十多年来,每逢新年,我差不多都能在乐山见到他。去年,我到了北京,与他的交往更为频繁。只可惜我没有刊刻版画的技能,只好将对他最初的记忆印刻在心头;不过,身边的朋友没有不这样认为的,时间在他的身上好像没有留下太多影子。

前几天,我和毛老师在一家农家小院里相聚。他又送给我一本新书–《再见冬妮娅》。这本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作为“思享家”系列丛书之一,着实算得上是毛老师的一份个人档案。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对传记及私人材料抱有兴趣。朋友说,我中了昆廷·斯金纳的毒,缺乏严肃,用八卦来替补了严肃的思考。对于朋友的规诫,心存感恩之际,又不得不辩解:“八卦”有何尝不能严肃。生活的丰富、矛盾与荒唐,往往便是由所谓的八卦来构成。倘若我们将眼光瞄向缥缈不可及的天国,还对着镜子自称先知,做出一副俯身望人间的姿态,那一个一个的人真就易成为毛老师曾比喻的“肉饼”。先知有充足的理由来藐视当下的人间生活与八卦,还说:狗日的,人类。但是,毛老师就曾私下聊天的时候说:一些漂亮的文字和他们自身的生活往往是分裂的。

我倒是越来越对预言家、绝对真理发现者的话生厌,因为庸俗的我眷念着千疮百孔的人间生活。《再见冬妮娅》正好是一本记录个人生活的书。我饶有兴致地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全书读完。毛老师的确给我讲过一些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化成为了文字。除此之外,书里的多数故事倒是头次听闻,他的生活世界突然在我头脑中变得丰满起来。

毛老师倒是常说,他在北京的生活非常简单。没错,他蛰居在前门附近,生活如同远处的国旗升降那样有着难以打破的规律。他不歇地在他的阁楼里翻译、刻板、画画、写作……朋友的造访便成为了打破规律的重要因素。有一次,我偕女友到他家。开门的时候,他系着白色围腰,正为我们准备晚餐。那一天,我们品尝到了他得意的回锅肉、凉拌萝卜丝等。我们连声称道,他却将此归因于独特的调料,他说:“这回锅肉可是我们乐山的豆瓣做的。”而不称意的是,米饭略夹生,有碍下噎。毛老师对此解释道:“这是唯一的一次,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不晓得咋个回事。”饭毕,我们想帮着收拾碗筷,毛老师坚持认为我们不熟悉环境,难以胜任。我们只好作罢。他仍然系上白色围腰,几分钟的时间里,便将残局收拾停当。

大概在八点过钟,我们告别。就走在去前门的路上,女友紧紧地拽住我的右手臂,一再对我说:“你真幸福,还能遇到这样的人。”我却有点不知趣地说:“是啊,以后千万别说我遇到你才得到幸福。”

其实,幸福也是复数。当时的我们品味到轻松与平等,身感幸福。而一些人得到最高领袖的召见与启示,那才叫幸福。在《再见冬妮娅》里面,毛老师不就说出了今天的他已无法认可的幸福吗?

在《石膏像》里面,他说到他在十岁左右时候遭遇的幸福与痛苦。有一天他在离乐山不远的乡场上遇到了制作精良的毛主席石膏像。他感到幸福,他说“这是我的一个’地理大发现’”(页9)。最终,他从长辈那里得到了两元钱,买到了心仪的石膏像,他“激动得一夜未睡”(页12)。

当然,他也记录了一种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感知的幸福。《再见冬妮娅》一文算得上是全书的关键文章。70年代 ,一位叫王雅玲的女子闯入了他的生活世界。王雅玲在当时的乐山算得上是高干子弟,婉约有节地把自己的爱恋向他表白,他们共同经历了幸福。但是以保尔·柯察金为偶像的他却发现,王雅玲与他本属不同的世界,该用切实的方式来中断这段有违真理的幸福。听说,他在前年再次见到了王雅玲。二人都已近花甲之年,他对当初毫不手软地切除幸福的举动表示忏悔。幸福当然不囿于男女之爱。他与友人陈朴凭借着理想在1982年开办了乐山小城中的第一家私人书店。他与陈朴在火车上遇到一位知心的列车女广播员陈晓玲。陈晓玲后来通过列车广播,播出了毛老师的散文诗。

而毛老师在这本书里面终究还是记录了更多苦难的细节。他在当知青的时候遇到了右派分子胡梦雄。胡梦雄在离自己得解放不远的日子里,了决了自己的生命。作为右派的他,没有女人,只能“偷人”。他最终却被害于他的地下情人。这位女人向组织检举胡梦雄,说他在毛主席驾崩之后,居然纵情于酒肉。胡顺理成章地接受批斗,只好以死来做回应。而幼年时候的毛老师在遇到毛主席石膏像被毁之后,内心之活动,自然非一般苦难所能对比。

《再见冬妮娅》所追忆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也就是说,这是毛老师从幼年到青年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爱情,有友谊,有死亡。每个故事都有点激荡,对于吃过糖水但不知琼浆甘露的我辈,读来会觉得惊奇,不可思议。说不定,正是这些经历使得内心丰富的毛老师选择走一条静寂的小径。毛老师曾说,他在70年代便已感到周围的空气有如铅一般的沉重。自此,他已经彻底背离当年对于幸福的定义。

这里所说的空气是人的气息。当人群挟持到一个封闭的社会当中,就很容易将呼吸的空气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即便这空气里携带着粪臭味,那也可以解释成自然生成的结果。在前现代文明中,道法自然可成极高的品质,它防止了个人的质疑。

这些年来,毛老师质疑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书法及汉语言等。他的这些论断常常会引起一些对传统抱以温情的人大为不满。老实说,我个人对于毛老师的一些具体论述也持保留态度。而对于毛老师而言,尤其在读到《再见冬妮娅》当中的种种苦难之后,我们大可认为,冲破这铅一样沉重的空气,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智慧。前几天,毛老师的挚友梁焰老师对我说,他在九岁时候,开始怀疑课本上说的“太阳从首都北京冉冉升起”,心里的寂寥感也就与年俱增。就拿“文化认同”来说 ,我们周围的仪式、节日、艺术及人文学术不知留下了多少故意制造的印象,来实现我们个人对于庞大集体的无比认同,这样就能把外面的世界视为异物。有人把书法视为本民族的特质,他人所不能知晓、感受。在这种自我陶醉的快感之下,却不知早已入其彀中。当然,书法之美另当别论。

“文化认同”犹如涌上来的海潮。当你还来不及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海潮早已涌过来了,浸润到个人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这个精心构建的世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谈到这些话题,毛老师总是能够从凳子上一跃而起。不管他言说的声音有多大,也实在冲不破众人头上的那一张巨网。大家习惯了理所当然、自然而然,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他在刻意地顶撞传统、冒犯祖先。翁伯特·艾柯曾将文化比喻成为漏斗。严格来说,强调地域特性的文化更具漏斗的作用。我们所看到的某类地域的集体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往往是经过一番来自权力者的采择。毛老师倒是想着这漏斗之外的事情。

选择栖息在漏斗之外,方可避免强大的认同威力。只有这样,个人才能擦拭自己的眼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在漏斗之外。漏斗死死地高悬在我们头上,毛老师为他的选择也付出过代价。他是78级的大学生,正规军出身,却在毕业之后办小书店、摆凉水摊,辞别人人追赶的成功阶梯,制度权力的好处从此不会恩泽于他,也就只好直面生活的惨淡。

毛老师也曾安然地生活在漏斗之下,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个人之路。贴标签是件危险的事情。我不想在这儿给毛老师附上任何所谓的“一言以譬之”的套话,因此,我不想称呼他为自由主义者。而自由,的确像是他最大的事业。

以赛亚·伯林曾就自由有过不少有趣的论述。在他眼里,像康德所宗奉的绝对“自由意志”没有多大的力量。他用可能性来解释自由。比如,一人处在一间暗室里,假如他(她)能开启更多的门户,那么,他能走出暗室、得到个人自由的可能性便越大。如果孤注一掷,其逃出的概率也就微乎其微。在毛老师的蛰居生活中,他做翻译、刻版画、画铅笔画……这或许正是他为逃离暗室所做出的种种不同努力。对于任何事业,他像时在玩票,却有能做出专业的成绩。昨天,他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刚刚收到出版社打来的一笔翻译稿费,今天的午饭肯定由我买单。”来到他在乐山的家,书桌上正摊放着Thomas Moore的The Soul of Sex:Cultivating Life as an Act of Love。这正是他正在翻译的一本书,翻译工作已至尾声。他自信满满地说:“这本书肯定会有出版社抢着要的。”是啊,男女之乐的事情,常人中又有几人不爱呢!世间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圣徒毕竟稀有。他翻译了好些书,但也不过是每日为之一二页,几乎毫无间断,细水长流,成为了一名译者。

最近,他又迷上了大渡河的石头。已是快到花甲之年的人,居然还独自一人到河滩上寻找美石,背着五六十斤的成果,步行回家。朋友们知道了他的新发现,三三两两到他家赏石。他一面展示成果,却又一面说:“为什么家门口的宝贝都被你们忽略了呢?”昨天,他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到他家赏石。他不停地从桌上捡起一块块石头来,示我于眼前,念念有词道:“这就是家门口的东西,就是家门口的东西啊。”他还邀请摄影家梁杰先生为他心爱的石头拍照,几个月后,首本关于大渡河石头的书籍便将面世。

而我还听他说,他腹中还有好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但愿在他耽爱美石、美画、美文之余,尽早地记录下来,成为《再见冬妮娅》一书的续集。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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