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义观察之四十九

53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2013年倡导“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来争取“真普选”,这是他投身社会运动的系列实践之一,也是一次颠覆了香港民主运动30年传统模式的新尝试,2014年香港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史上发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最多的“雨伞运动”,历时79天,年轻人当中的本土主义思潮在之前数年的孕育中爆发,伞运两年后,随着运动搞手相继被判入狱,戴耀廷也面临“秋后算账”,惹上官非,他已感觉到未来有入狱的可能。

这并不是他偶然为之参与社运,他在任教的港大完成法律学士学位期间,担任过港大学生会外务秘书,后来在伦敦大学获得法律硕士学位。港大毕业后,他曾担任过民主派领袖李柱铭的助理,也是香港基本法谘询委员会中的两位学生代表之一。他研究的兴趣是宪法、宪政、公共法、法律和政治及宗教的关系,也涉及人权及参与式民主等课题。

在香港大学郑裕彤楼801室戴耀廷的办公室,满屋的书堆中,笔者与他谈到本土主义思潮和香港当前政治和社会运动,他娴熟地应对问题,侃侃而谈。

港独是博弈策略,本土不分割大陆

如何看待伞运后本土主义思潮的集中爆发,戴耀廷说,本土思潮一直存在,70年代开始的诸多社会运动中,香港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从香港本位角度出发,但是当时并没有隔断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即使在八九民运时,香港人对内地的事情仍然十分关注。大陆发生灾害,港人踊跃捐助,2008年举国办北京奥运,港人也投身其中。香港人既重视本土利益,也关注内地事务,没有矛盾,两者并存。

戴耀廷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具备几种身份认同,举自己为例,既是父亲,又是儿子,又是基督徒、教师、学者,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现在流行的本土思潮,意味着要与大陆切割,这是在伞运之后才出现的现象。伞运前在酝酿,陈云当时写了些东西(指城邦论),吸引了部分的支持者,伞运后形成较强的趋势,本土意识形成的本身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实际是一种条件反射,因为北京不给我们有普选,所以我们要跟你对着干,去到极端就是讲独立。

戴耀廷问过一些年轻的港独支持者,如果北京突然给我们真普选,还你公民提名,你还会不会搞独立?他们回答说那就不搞了。所以戴耀廷相信,本土的内核就是香港的公民社会,不过不会与中国大陆割裂开来,与大陆的关联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情感的关联,即有两种身份认同,既认同中国也认同香港;另一种是不必有两种平衡的情感,可以策略地拥有这种情感,关注中国,是纯为香港利益。他不相信可以不关注中国,就像一场球赛,不可能自己踢半场,不理会另外半场,另外半场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半场,因此与中国分割是没有意思的。

陆港两地人的价值观与香港人之间的价值观

他说,过去人们关注本土,并未与大陆有直接的矛盾冲突,只是从2003年之后的自由行开始,香港人与内地人的矛盾才变得明显。传统上是两地人两个世界,各行其事,内地人来香港的不多,主要是香港人到内地,矛盾不多,港人关心香港的事务,同时也关心内地的事务,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当年向华东水灾捐钱,不会计较说香港的穷人因此少了钱。当两地的人接触多了,价值观碰撞,才出现矛盾。

戴耀廷说,我们经常混淆中共政权与内地人的概念,事实上,内地人对中共政权有比较强的支持度和认同度,这不仅是内地学者做的研究,西方学者也是这个结论,大陆很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能来香港的大陆人更是受益者,是在中共掌权下改革开放后的既得利益者。那些对中共政权存有怨言的“低端人口”没有条件来香港。来到香港的这些大陆人,自然与香港的价值观产生冲突。香港的价值观与中共有矛盾,但内地人与香港人未必就有矛盾,只是内地人目前的认识还没能够接受我们这套核心价值。

他认为,香港人中也有两种价值观,即“狮子山精神”与“新狮子山精神”的矛盾,“狮子山精神”是指70年代老一辈香港人奋斗,赚钱,不搞事,目标是买楼,改善生活;“新狮子山精神”是指伞运以来的真普选诉求,坚持核心价值。黄蓝之争代表了香港内部的两套价值观,黄蓝成为两个阵营,选举中,黄丝带阵营的力量是超过蓝丝带阵营的。但在内地,绝大多数是蓝营(支持建制),当然也有黄营人士,他们的价值观与香港的黄丝带相似,但争取宪政和民主普选这类价值观的人占很少数,未成气候,所以陆港两地主流民众存在价值观上的矛盾。

鸿沟越深,港独越真

戴耀廷说,那些主张港独的人实际上是策略性地诉求,以此达到真普选的目的,事实上很难真正推动港独运动。但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当鸿沟越来越大的时候,回不了头的时候,可能就不再是策略,而是目的了。应该提醒中共,现在还没有发展到真心要港独,如果你不正视,补救,那最终就会造成真的港独主张和运动。可能再有5-10年,可能就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据观察,传统泛民和新派本土虽然在伞运时有较为鲜明的论述分野和策略分歧,但三年后的2017年,民主派与本土派的纲领界限已经模糊了很多,传统泛民面临模式的转型难题,而本土派陷入政治论述的弱区,单纯的港独组织,如香港民族党甚至走进死胡同而销声匿迹。因此,泛民和本土派开始互相融合,各自修补短板,在一些具体的政策博弈中双方都积极放下身段,求同存异。

戴耀廷说,就算自决派现在也不强调自决色彩,他们把自决的意识渗透在政策层面,讲求如何给公民更强的参与。民主派不会排斥这种自决意识,但也不会主动讲自决,所以在议会抗争中,自决派与民主派的人是走在一起的。比较温和的民主派仍然相信一国两制,希望中共按照一国两制的精神,给港人真普选。自决派则认为一国两制信不过,不如搞公投,但不知道何时搞怎么搞,总之是要搞公投,2047前决定香港前途。港独派主张不理其它了,就搞港独,但是不知道怎么搞。从现在的局面看,三条路都被封死了。

他说,港独派也有三种人,少数人认为,独立不需要民主,有独立,没有民主,可以收货;第二种人认为独立也需要民主;第三种人认为独立是策略,民主才是目的。不要轻视港人与中共的鸿沟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回不了头,就是有了民主,他们还是要求独立。例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他们也有民主啊,但他们也要求独立。

守护核心价值,期待中国时局变化

戴耀廷认为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共不会给香港人普选。唯一的机会是中共内部出现政治变动,未必是指共产党倒台,而是中国内部政治平衡出现变化,各种可能性都有,如果没有变化,香港不会有普选机会。

谈到一国两制的现状,戴耀廷说,一国两制有两种,一种是一国论的两制,一国走在前,一国是目的,两制是手段;另外一种是一国是手段,两制是目的。李柱铭是两制论者,认为一国是手段,两制才是目的。曾钰成认为应该一国是目的,两制是手段。但是一国是目的,两制是手段,也有不同,有的温和些,有的压制性强些,现在是一国压两制的阶段,你的两制要听话,所以要实行全面管治权,在这种情况下,更少人相信两制了,两制论已经没什么市场了,所以才有人提出自决。

戴耀廷谈到策略时说,香港民主派的策略是守护核心价值,守护到内地发生变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推动香港的民主。到时是什么形态来实行这个民主呢?可以是一国两制形式,也可以是超越一国两制的形式,甚至是独立,都行。很视乎内地的状况,简单说,如果习近平的统治带来了中共内部的矛盾激化,导致最后内部真正的改革派掌权,进行政改,香港就可以回到一国两制,我们就可以实现普选,我们一定走先一步,香港作为实验基地。如果习近平的强势统治持续,我们只能继续守护,不会放弃。如果因为习近平的高压统治带来反弹,而不仅是改革派抢回权力,而是整个共产党管治危机,政权崩塌,我们怎么办呢?内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四分五裂呢,还是出现一个新的共产党,新的专制党?像俄罗斯一样,共产党完蛋了,出现了一个专制政党。香港的情况,需要因应这种变化去做事。如果共产党崩塌,国家四分五裂,香港必定起来独立,不独立就不能自保了。

他说,大陆的这种情况预计不了,没有人能够预计到大陆的变化。但是预计不了不等于你不做事,预计不了不要紧,要预测有多少种可能性,你的预备工作就是要对每一种可能性作出预案,或者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以应付所有的可能性,这与我们在香港的做的事是可以配合的,我们怎么守护呢?就是要建立我们民主的基础,强化我们的民主理念,把民主理念带到地区,强化香港人的自主意识和自身认同,这种意识形成之后,继续非暴力抗争,无论中国怎样变化,我们都可以对应得到,到了我们要决定香港前途问题时,我们便有这个能力。如果中共倒台,我们要独立,那就搞公投独立。它倒台,中国各省市独立,组成一个中华联盟,像欧盟那样,我们就可以决定是否加入,无论你如何变化,我们所做的都有能力应对。

西方法律精神中的公民权利

伞运的参与者目前面临着司法惩处局面,港府和建制派以法律条文套用在抗争者的违法行为上,入狱者接踵而来,非建制派的反击显得苍白无力,香港主流社会民意对此没有很大反响。作为研究法律的学者,戴耀廷谈到了法律精神中的公民权利问题和西方法律是如何保障抗争者的权力与公共秩序的平衡问题。

他说,这是法治理念的根本问题,法律在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是维持社会秩序作为目的,即中国式的法治观,凌驾于其它所有东西,稳定压倒一切。对西方国家来说,法治的内涵比这个更多,不是说秩序不重要,而是在维持秩序的时候要制衡权力,如果权力不被制衡,会被滥用,最终会影响社会秩序。所以我们要用法律去制衡权力,更高一层,法律最重要的是保障基本人权,保障基本人权与维持社会秩序不矛盾,也就是说政府要限制一些基本人权的时候,要提出理据,不能随便限制人权。

他批评港府利用司法来打压非建制派,不符合西方法治精神。从13+3(反对东北发展规划者冲击立法会)开始,上诉庭的判决加重,才激发了这种抗争。过去香港人对法庭比较信任,上诉庭对伞运人士加重刑罚后,人们觉得法庭有偏颇,忽视了公民抗命的权利。现在正等着终审法院明年一月的判决,如果终审法院遵循法治高层次的理解,大家就会恢复一点信心,我们单纯靠法庭和司法机关维护法治,是不保险的,一定要借街头行动、社会运动来配合抗争。

在谈到自己的官司时,戴耀廷说,正式的聆讯可能要到明年年中之后,整个案子可能至少需要两年,输得机会很大,判刑轻或重,要看13+3案子的终审判决情况,涉及到公民抗命能否成为减刑的理由,如果确立这个理由,我们就是典型的公民抗命案子,如果公民抗命的原因,法庭说可以减刑,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很好的传统,这种裁决的机会很大。其实上诉庭已经接受了这种意识,就待终审庭更加清楚确立。

政治策略的设计者

近年来,戴耀廷除了构思“占中”计划并将其实施之外,还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提出了“雷动计划”。他说,这是为了改变整个非建制派支持者的投票意识,是从一些存在威权统治但是有选举的地方学来的经验,统治者想利用选举制度的设计来阻止反对派取胜,让反对派自己打自己,拆解的方法就是利用一个选举工程来克服它。“雷动计划”最成功的的不是政党,而是选民赢了,我们在2016年选举后做了一个调查,过去只有少数选民会做投票策略考虑,投票不是投给自己最支持的那个候选人,而是投给整个结果最满意的那个,过去只有15%的选民有这种意识,“雷动计划”实施后,上升到40%,半年的计划,改变了很多选民的意识。

戴耀廷针对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进一步提出了“风云计划”。他说,“雷动计划”是主张策略投票,而“风云计划”是主张政治联盟,建立地区的政治联盟,减少大家互相的竞争,增加联动效应。“风云计划”的目标是使非建制派取得超过200个区议会席位,使中共在2022年很难再操控特首选举。

谈到外间指责非建制派人士得到外国势力支持时,戴耀廷说,民主派人士和议员与外国政界其实不存在一个很正式的关系,都是个别人的联系,例如李柱铭与外国政界较多联系。现在反而我们需要更好地做这个工作,我称它叫做“公民外交”,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外交,公民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外交。中共强势下,外国政府是不关心反共民主派的,就算你去见一两个国会议员,它们的政府也一定不会站在你这边,我们应该去它们的公民社会那里,由它们的公民社会触动它们的政府,我们与其它国家关注公民社会发展的团体连接,那些外国政府,我们对它们没有选票关系,但当地的公民社会有选票,就会产生影响力,例如工会组织、妇女组织,我们与他们谈,就会影响它们的政府。

不久前,戴耀廷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香港应该自我边缘化,达到与大陆不同的价值。他说,香港应该自我边缘化使自己不同于大陆,不然就成了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在政治层面,他们是追不上我们的,只是我们有些人想把香港大陆化。经济层面保持与大陆不同,有难度,而且越来越难,不是因为他们追得我们太快,而是我们自己走得太慢,我们的商家没有长远投资的意识,所有的东西都是短炒,地产啊,股票啊,不想长远投资,一定会被人追上,我们唯有在高端的服务上保持优势,如法律、金融等方面,大陆能够做的,我们就要想多点,一定要差异化,如果被他们同化,我们就没有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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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Sunday,December 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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