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魔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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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回

首都北京,“东方红”受检阅
下车伊始,黑六类遭遗弃

北站的人流永远川流不息。这一天忽然来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喧闹着,歌唱着,奔跑着,一齐拥向大栅栏的出入口,出入口虽然站着检票和挂有臂章的纠察,也无济于事,青年们在出入口外边万头攒动,愤怒地骂着:

“谁敢阻挡我们去北京,谁就是口头革命派!”

“大串连是伟大领袖批准的,不让我们去,你们就是反对毛主席!”

“冲啊!冲啊!”

“我们要去见毛主席!”

在“冲啊”的呼声下,青年们果然把出入口的小铁门冲开了。人潮就像冲决堤防,冲垮防洪闸似地冲向月台,冲向停在那里的一列列的火车厢。

所有的红卫兵几乎都是同样的装束,腰间一根黄皮带,背上挂着一只“语录袋”,语录袋里面刚好装得下一本小红书,袋子上通常绣有“为人民服务”或“造反有理”字样,红带子套在脖子上,那模式很像祖奶奶朝山进香时挂在身上的香袋子;在左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胸前则别了好几个各式各样的宝像像章;有的像章足有茶缸盖子那么大。就凭着这一套装束,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可以走遍天下。

在混乱的、狂热的、喧闹着的人流中间,有二十多名小青年的左臂上挂有“东方红”的袖章,为首的是红卫兵“东方红”的司令,名叫孙涛,他是上海某中学快要毕业的学生。另外一名“东方红”,名叫张健,长得矮小机灵,小小的圆脸蛋,生就一对明亮、天真的大眼睛,脚下是一双白跑鞋,穿一套军装,上衣也是草绿色军装,不过钮扣是假冒的,不是解放军军服原有的“八一”纽扣。他的肩上除了挂了一只“语录袋”,还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黄帆布书包,里头装着干粮和一副扑克牌,在他看来,扑克牌跟干粮一样重要。跟张健从小一起长大的胡小明,是他的同班同学,跟张健住在一个里弄里,他长得瘦弱,尖尖的下巴,个子比张健略为高一点,他背着语录袋,也背了一只书包,那里面有一只军用水壶,他胸前挂有两个宝像,一个是有机玻璃的、一只是铝制的闪着金光的像章;在他的装有宝书的语录袋里,还带着十几个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像章,他准备跟北京红卫兵交换更好的像章。

这几十名“东方红”的红卫兵本来是排成一队,军容整齐,当他们从出人口冲出去时,整个队伍被冲乱了,谁也顾不了谁,大家争先恐后地冲向车厢,张健也没见着司令,连他最要好的胡小明也失散了。

挤上列车又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车厢里挤满了人,连车门口都堵了个严实,有些人是从玻璃窗里爬进去的,张健凭他个子小,劲头粗,他是用挤、钻、撞的本领,从人缝里钻进了车厢里;接着,月台上还有许多学生想尽一切办法挤进车厢来,挤得车厢都快炸裂了。

车厢里人挤人,挤得胸口都压得喘不过气来,挤得浑身冒汗;张健胸前的一枚顶漂亮的像章也没了,要找寻它,连腰也休想弯下去。这时他忽然看见行李架是空的,他就把一只脚蹬在座位靠背上,两只手攀住行李架,一纵身就钻进了行李架上。这位置又松快又适意,还能居高临下,看见车厢里黑压压的人群。他好容易在人堆里找到了胡小明,小明也寻见他了,也往行李架这边挤过来,靠着张健在上边用手拉了他一把,总算也吊上了行李架。这两个红卫兵刚开辟了新地盘没多久,好多红卫兵都效法他们,纷纷的往行李架上爬,不大一会儿功夫,行李架上的人也塞足了。张健和胡小明又在人群里寻找他们的司令,果然给他们认出来了,可惜孙涛挤在靠近厕所的地方,他没法从人堆里挤过来,只好远远的吹着口哨给他打招呼。孙涛举起一只手,微笑着在那里点点头。其它的“东方红”的同学通过他们,也总算联系上了。在行李架上,胡小明和张健蜷缩成一团。车厢里这么多人的热气往上升腾,热得像个蒸笼,兴高采烈的情绪,在车座上打扑克的计划,对北京的向往,全被透不过气来的拥挤挤跑了。火车启动了,嘶叫着的火车头总算拉着他们缓缓离开上海,张健怀着好奇心想看一看火车头是什么样子,他向玻璃窗外面张望,玻璃窗也被挤在那儿的红卫兵遮住了。在这样闷热,这样拥挤不堪的列车里,青年人还是豪情满怀,不约而同地一齐唱起了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不管年轻人多么朝气蓬勃,在这样一种活受罪的蒸笼里足足折腾了两天两夜,火车还没到天津,革命小将们一个个都弄得东倒西歪、精疲力竭了。

“北京到了!北京到了!”这欢呼声总算把所有的小乘客快要熄灭的热情鼓舞起来,一个个又变得生气勃勃的了。

火车缓缓进入车站,还没有停妥,车厢的车门刚打开,就跳上了两个年轻人。他们堵在车门的出口处,声言要逐个进行政治审查。挤在车厢里的红卫兵心急火冒地要下车,有的人干脆从窗口爬下去。车厢里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

“我们到北京来接受检阅的,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要审查什么?”

“你们是首都的红卫兵吗,你们就是这样迎接我们的吗?”

担任审查的北京人态度严肃,执行坚决,他们问挤在门口的上海人:“你爸爸是干啥的?”

“司机。”回答司机的那个同学通过了审查,让他下车了。

有一个学生照实的回答:“我爸爸是资方代理人,妈妈是医生。”

北京的红卫兵相互挤挤眼,说:“又是资本家,又是代理人,这可不行。不能让你下车。”

这个上海来的学生差一点要哭出声来,他又申辩了一句:“我妈妈是医生呀!”

“医生?医生是反动学术权威,你是双料的黑六类。”于是,这个可怜虫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许下车。

有一个同学回答他父亲是小学教师,首都红卫兵也不许他下车,那个教师的儿子又补充了一句:“我爸爸还参加造反队咧。”

首都红卫兵的头头还是摇头,说:“哪一个教员不是黑线人物?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说明你们上海革命不彻底,阶级队伍不清!”这么一说,完了,这个孩子也下不了火车。

往下,轮到张健了,他可学了乖,他爸爸其实是国民党税务局的留用人员,如今的世道,工人阶级最吃香,是个领导阶级,为了混过这一关,他不得不说谎了,他回答:“我爸爸是工厂的工人。”果然,通过放行。后面该胡小明回话了。他父亲的成份也不够响亮,解放初期做过跑街,其实是个小职员,工会也参加的,可是这“跑街”二字,很容易误会是“狗腿子”,所以他有点心虚。他这个人又不大会说谎,所以答话时战战兢兢,吐字不清:“我爸爸是店员。”侥幸,他也顺利通过了审查。倒是“东方红”的司令回话说:他爸爸是共产党员,是个干部,反而招来了麻烦。北京的小将追问他:“是不是走资派呢?是做什么‘长’的干部?”

孙涛以为共产党的干部是最受尊敬的“家庭成份”了,他肚里带气的回答说:“不错,他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谁知这个回答捅了漏子,几个北京小将硬是说他父亲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让他靠边站,不许他下车。

张健不免替孙涛着急,责怪他不该这么回答。—— 要是孙涛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二十多名上海来的“东方红”没有了头头,群龙无首,怎么办呢?这时,张健才看清楚:这些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左臂上都戴着“前门纠察队”的臂章。

张健就凭着他工人子弟的身分,站在车门下边大声的喊道:“他造反最早,他率领我们抄家、破四旧、砸城隍庙,他是‘东方红’的头头。你们不要认错了人!”已经下了车的“东方红”也跟着一起提出了抗议。

张健的这几句话,提醒了孙涛,他从背包里取出一本花名册来,展开在“前门纠察队”的眼前。“前门纠察队”的小将翻看了一遍,才肯放行,其中一个北京小将还抱歉似地说:“原来你是老造反呀!”

孙涛又恢复了老造反的气慨,刚才那副窝囊的委屈的神气一点也没有了。他拍拍胸口的像章说:“你们知道我是谁?‘东方红’的司令。让我们认识认识吧!”于是他跟首都红卫兵的小头头握握手。

为了显示他是真的司令,还有意在站台上集合了上海来的“东方红”,拿着花名册大声的点名。正是在点名中,发觉还有四个同伴没有下车,其中有一位女同学正把她美丽的头从车厢玻璃窗里伸出来,含着热泪嚷嚷说:“他们不叫我下车,你快给前门纠察队说说吧!”

孙涛只得跑到守在车门口的前门纠察队小头头那里,好说赖说,前门纠察队还是不让他们下车。其中一位纠察队员斩钉截铁地说:

“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黑六类子女一个也不能进首都,这是原则问题。”然后又翻开小红本,念了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最高指示。

下了车的“东方红”跟留在车上的四名同伴依依惜别,许多同学把带在身上的干粮塞到车厢里。其中一位“东方红”小将把一只发硬的面包扔出窗外,狠狠地说:

“去你妈的蛋!”肚里有气的时候,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第二回

百万小将,饱享幸福一瞬间
景山之巅,萧瑟风中抢军帽

头一回来到祖国的首都,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金碧辉煌的皇宫,高大的城楼,满墙贴着的大字报,从各地拥来的红卫兵,在学校门口弯着腰、胸前挂着牌子站成一长串的老师,还有拉着排子车,好像是大搬家,拖男带女哭丧着脸被驱逐到农村去的黑六类。

大街小巷设立了无数个接待站,安插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孙涛领头的“东方红”经受了火车站严格的审查,除了被“前门纠察队”剔除的四位同学以外,都被安顿在羊尾巴胡同的一个接待站里。

大家兴奋地等待那最盛大的节日的来临,整个北京城都沸腾起来了。为着便于全国的造反派集中到首都来,全国的火车乘客不必买票;每家每户都分派光荣任务,蒸馍或烙饼供应千百万革命小将的伙食,入了黑籍的黑六类家里的被褥全都奉献出来。

北京的气候比江南冷得多,张健穿的一件毛衣,外加一件学生装,已经冷得顶不住了。接待站也实在想得周到,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小棉袄和军大衣;胡小明和张健首先看中了军大衣,他们在一个登记本上留下了名字,一人先借到一件军大衣,穿在身上更像个解放军了。非常遗憾的是,接待站不供给军帽,没有军帽,不成了个半截子解放军?

伟大的节日终于到来了,张健他们在天不亮的时辰就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指望能够抢到一个好位置,从近处看看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谁知到了天安门广场,只见已是一片黑压压的看不到尽头的人群,他们早已占领了高耸的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广场。这些青年多么可爱,多么虔诚,他们在子夜零点以前就集合在这里了。上海来的“东方红”被解放军同志引领到一个离城楼很远的地方。向四周观望,确是无边无际的人的海洋,无数的红旗好比是海洋上面翻滚的浪花,让年轻人打开一下眼界,知道中国有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有多大的力量,从此胸中装满亿万人民的心愿,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革命,贡献给人民,给幼小的心灵里种下这样的印象,也是必要的一课。张健觉得参加“东方红”太好了,这回还捞着到北京来观光,还能看到伟大领袖,拥挤在车厢里站它三天三夜都是值得的。他站在这无边无际的人的海洋里,真正领略了把无数人集合起来的伟大场面。他真的从内心里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一生都要干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那四位同学,开始他是同情他们,心里骂他们是笨蛋,不会撒谎。这时他却认识到:“前门纠察队”是干得对的,革命的队伍不纯洁还行吗?将来他们长大了成了敌人呢?他的路线觉悟大大的提高了。他看到周围的红卫兵都戴上军帽,可上海来的“东方红”,有好几个人头上什么也不戴,就为这一点,他都不敢抬起头。

东方的太阳渐渐升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儿一遍又一遍的唱起来,直唱到太阳爬上城楼的雉堞。“来了!”“来了!”这欢呼的声音是激动人心的、快乐的,并且带着某种甜蜜的味道,红卫兵们抬头远远望去,果然看见大灯笼下面走着一排上了年纪的人,手里一律拿着小红本。大约过了五分钟,唯一的不拿小红本的一个大高个子出现了,这才到达了真正热烈的顶点,几百万只手挥舞着小红书,拉开嗓子高呼着:“万岁,万岁!”许多人是饱含着眼泪喊的;张健和胡小明虽然看得不怎么真切,但从热烈的气氛、狂欢的呼声里,可以断定,他一定是伟大领袖了。只见一个年轻人给他老人家郑重地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当他把这只手扬起,表明他乐意接受这个光荣的称号时,广场上的所有的人快乐得相互拥抱、欢跃地跳起来,呼喊“万岁,万万岁”的声音—浪高似一浪。

“你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你的红小兵!”这句口号喊得最响亮,许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

张健和胡小明也跟着跳跃着,欢呼着,好像一颗心快要跳出胸膛,呼吸也感到急促。很多青年激动得流泪,尤其是女同学。很多人在小红本的第一页上记下了看到伟大领袖的宝贵的幸福的时刻。

大会场忽然安静下来了,静得出奇,谁的铝质的像章落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这是什么力量把千百万人的喧嚣和嘶叫声压了下去呢,是扩音喇叭宣布:要听伟大领袖的讲话了。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句话,对年轻一代寄托着多么巨大、多么深切的希望呀!

忽然,平地刮起了一阵飓风,人流像被飓风卷起来的潮水,汹涌澎湃地直扑城楼前边,人们狂奔着,挤轧着,维持秩序的解放军设法阻挡这突然袭来的人的巨浪。人人都争先恐后的想走近天安门城楼,以便更近更近地去瞻仰那伟大的形像。可是,那伟大的形像已经被好多人簇拥着离开检阅台。张健和胡小明被周围的人推挤着,驱赶着,也跟着大伙儿往前奔跑,谁要是不跟着奔跑,或是奔跑的速度不随大流的话,准要被千百万双脚践踏在地下。可惜,这种狂奔并没有达到目的,当他们奔到前边不远处;伟大形像已经从大红灯笼下消失了。张健在小红本的扉页里,记下了伟大形像自出现到消失的时间,前后共十七分钟。

啊,这虽然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多么的有意义啊!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陆续离开首都。孙涛率领着“东方红”的小将去玩北京的名胜古迹,可惜所有的名胜古迹都有解放军守卫,不让人进去,非常扫兴。

这一天下午四点钟,中央文革忽然下达了一项紧急命令,说是有一位也很伟大的人物,在明天上午十点钟要接见红卫兵的代表。“东方红”头头孙涛一个人去了。

其余的人,都到景山公园去玩了。他们爬到了景山之顶,同学们以为这就是唱歌里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的那个金山,于是大家齐声的唱起这支歌来。

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山下一长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屋顶是一色的铮亮的琉璃瓦。听说皇帝和皇后就住在那里面。景山上还有一棵没有枝叶的光秃秃的枯朽的树,当地的人说,这棵树已经有三百多年了,明朝的末代皇帝就吊死在这棵树上。张健心里思忖:“这里怎么没有看到什么名胜古迹,而看到了一棵枯死了的树呢?”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不住在下边漂亮的宫殿里,而要到这里来寻死?

张健心里思索着这个难题,跟了大伙儿正要往山下走的时候,迎面走来了五六个红卫兵,其中有两个小姑娘,从年龄来看,这几个红卫兵也是中学生。他看着他们都穿着军装,纽扣也不是冒充的,而且都戴着一顶漂亮的解放军帽,这景象使张健看了不能不眼红。他生起了一个坏念头,便低低的对胡小明说:

“他们都有军帽,你看多神气!”

小明说:“可不是,多半是因为这里是首都,搞一套军装和军帽比上海方便。”

张健说:“我认为小姑娘戴顶军帽是浪费,把她们的漂亮的头发盖没了,弄成个不男不女,一点也不好看。”

“这个,你管它呢!现在是男男女女都穿解放军衣裳,这是一种时髦。”小明说。

张健舔了舔嘴唇,眼睛一直盯住小姑娘头上戴的军帽,说:“我们打个赌看,谁有办法把她们的军帽弄到手?”

小明怯生生的说:“我不想去,你有什么本事把军帽弄到手呢?”

张健说:“你瞅着,我去把军帽抢过来,我也给你弄一顶,你可得卫护着点。”

这时,刚才那一小队中学生红卫兵刚刚到了景山顶上,张健不言不语的离开了胡小明,就紧跟着他们又上了山,小明离他约摸有十多步远,远远的看着张健混进他们的队伍里。

秋后的北京风势很大,山头上的风刮得更猛,只见张健轻手轻脚走近那个小姑娘,用极快的速度抢过她戴的军帽,那小姑娘还以为是山上的风刮去了帽子,回头看了一下,张健把军帽抢到手,就加速奔跑起来。等到跟小姑娘一起的男同学发觉军帽是被人抢走的,企图追赶抢帽子的小强盗时,小强盗已经奔出去有三十多米远了。

第三回

四大金刚,众星捧月
鼓动小将,全面夺权

张健不走下山的路,而是往更高的山那边跑,后面几个男同学拚命地追,两个女同学也跟在后面撵,其中一个果真露出了美丽的头发,她一面追,一面嘴里还在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看看小强盗跑远了,跑得无影无踪,追他的男同学也追得泄气了,这个失去了帽子的姑娘,又在后面大声喊:“随他去吧,那个小坏蛋!”

在后面看得一清二楚的胡小明,一听到“随他去吧,那个小坏蛋”的喊声,松了一口气,连忙跟着张健翻到山那边去。

张健抢了小姑娘的军帽,一个劲儿的逃,连头都不回,那掠过耳边的强劲的风,吹得呼呼的,就像后头有许多人快要追上他。

他跑了一阵,也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看看离景山的山头已经远了,才放慢了脚步。他看到前边有一大队人匆匆的赶路,那装束一律是红卫兵的打扮,论年纪他们是大学生红卫兵。他心想,何不跟在这些大学生的后头,自己个子矮,混在大学生一起,目标也就小了。于是他戴上刚刚抢来的胜利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就挨近了大学生队伍走着走着,大学生队伍也没人注意尾巴后头多了一个小孩子。这时,胡小明也赶上来了,张健向他招招手,小明一见张健,便问:“你这是到哪儿去?”

张健很抱歉地指指头上的军帽,说:“我只弄到一顶,没给你弄一顶。不能算我赌赢了,明儿再给你弄一顶。”

小明说:“我不要,多危险。你给我老实点吧!要给他们捉住了,给我们上海红卫兵丢人!”

这时候,大队红卫兵穿过了一道道院门,在一座庙宇般的宫殿前面停了下来。那宫殿的门前放置了两只大的铜缸,铜缸两边按着两个耳朵。两个铜缸之间竖着一根很高很高的旗杆,上面挂着一面杏黄旗。他们抬起头很吃力的看那旗子上写的是什么字,原来是“土”字旁边一个“申”字。不是镰刀斧头,也不是红五角星,单写上一个“坤”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跟皇帝为啥要上吊一样,使所有的年轻人疑惑不解。

看见那铜缸,看到这旗杆和琉璃瓦盖的大庙,使张健很快连想到上海的城隍庙。张健和胡小明都以为这帮大学生红卫兵到这儿来,一定是对这座北京的城隍庙采取革命行动的。他们两个跟“东方红”小将曾一同去砸烂上海城隍庙,扳倒了里面的四大金刚,毁坏上刀山下油锅的阎王殿,还把端坐在神龛里的千手观音拉到一堆火里去烧,生火的材料是挂在前后大殿里的绸幔布帐,还有善男信女送的木头做的匾额和对联,足足烧了一天一夜。他两个人对泥菩萨和木头刻的城隍爷采取的革命行动,可算是个老手。他们决心参加这场革命,做个样子给大学生红卫兵看看,也不枉来北京一趟。

于是这两个上海来的红卫兵摩拳擦掌地跟着大队红卫兵走进了大门上挂有“坤宁宫”的大庙。

刚踏进“坤宁宫”的红卫兵,都连忙从语录袋里掏出小红本来,一面挥舞着,一面喊:“万岁,万万岁!”张健一看里面并没有神龛,也没有香炉,这才明白过来,这里不是城隍庙。使他们惊异的是,在这一伙大学生红卫兵中,“东方红”的司令孙涛也站在里头,他也一个劲儿的高举小红本拚命喊“万岁”。原来这里有一个伟大人物在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张健连忙把语录袋里的小红本掏出来,糟了,他没能掏出那本宝书,却掏出了一副扑克牌。要知道,那时候进小菜场的人,身上也要带小红本,要是忘了带,就是对领袖的不敬。这一下糟透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里出了这么大的差错,真是罪该万死。亏得他个子矮小,站在大学生红卫兵的人群里,不举起手来不怎么显眼,这么多的小红本在头顶上挥动,少这么一只手,谁也不会注意。

既然来得这么巧,就不打算走了,索兴看看这里的热闹。好在他们的头头孙涛也在这里,万一他们被发现了,有孙涛在一旁作证,也没多大问题。张健有意把他头上的帽子扶扶正。

就在这时候,那个联络官大声的制止大家:“今天是中央文革副组长接见你们,不要喊万岁,喊千岁好了!”

下面就乱成一气地改口喊:“千岁,千岁。”由于喊“千岁”太陌生,喊起来总是别别扭扭的,没有喊“万岁”带劲!

只听得一个细声细气的娘们的声音,带点怒气说:“叫永远健康!”

下面又乱成一气地改口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张健这才看清了那个说“永远健康”的是个女人,正端坐在一张长桌后边,这女人大概已年过半百,看那滋润的粉嫩的面孔,不必喊叫“永远健康”,也是一位永远健康的老太。她穿的一件粉红色连衫裙,裙边镶着华丽的花边,简直成了个西洋美人,加之她嘴唇上似乎涂着红墨水,更显得妖形怪状。

在这西洋美人的两边,毕恭毕敬地站着四个男人。站在右边的是一个高个子,这个人长下巴、瘪嘴,一副眼睛眯得很细,有几根老鼠似的胡须,算他年岁大,这老汉就像四大金刚似地站在一边,手里还抓住一支粗得像扫帚似的毛笔;在他身后站着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要不是这副现代化的眼镜,人们真要把他当做庙里的金刚,这人的脸一直是像笑又不笑的表情,手里托着几卷什么书;左边站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家伙,一只手拿着很大的芭蕉扇,大概是为的给西洋美人赶蚊子,另一只手里托着红布包袱,因为他年轻的关系吧,两只手一直不让闲着;在红布包袱的后面,露出一个半秃的光头来,那一双眯细的小眼睛仿佛在搜索什么东西,至于这个人手里拿的什么东西,由于他个子矮,被站在他前面拿芭蕉扇的金刚遮住了看不清。

联络官把今天引进坤宁宫的各路造反派的花名册,呈给年轻老太,她并不认真的看,只是随便翻了一下,便指着花名册里的一个名字问道:“谁是钱文明呀?”

站在人群里的一个红卫兵涨红着脸,神色紧张地跑到前排,战战兢兢地说:“永远健康!我就是。”

张健心里嫉妒:“这个钱文明好运气,他一下子被这个伟大人物看中了。”

年轻老太把眼睛朝这个姓钱的瞟了一眼,张健才发觉她有一双十分迷人的眼,如果说她的涂上红墨水的嘴唇比她原有的年龄要小二十岁的话,那么,这只眼睛要比她的嘴唇又要年轻二十岁。

“干吗你要姓钱呢?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呀,你知道吗?”

张健想:“糟啦,这个姓钱的该倒霉,谁叫他姓钱的呢?我亏得有一个姓张的爸爸……。”

“我给你改一个姓,好吗?”

姓钱的低下头说:“谢谢阿姨。”

那阿姨的眼光往拿着大毛笔的瘪嘴老汉那里瞟了一下,稍稍露出一丝笑意,说:“不要叫阿姨,这是封建思想,你知道吗?还是叫永远健康!”那个瘪嘴老汉很赞许的样子笑了一下,表示同意副组长在理论上的严密和原则性强。

钱文明又连叫了几声“永远健康”以后,吓得两只手不知怎么放好。

坐在当中的年轻老太继续说:“文明两个字也不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文明’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要不得。我给你全改了吧!”

这个姓钱的诚惶诚恐地又连喊了两声:“永远健康。”然后说:“我要无产阶级的名字。”

年轻老太婆真是创造名字的天才,不到一分钟就想出来一个:“好吧,从今天起,你就改名叫乌龟。”

钱文明一惊,鼻头上都出了汗,他感到为难,讷讷地说:“乌龟?……不好听。”

站在右边那个戴眼镜的金刚连忙打开他手里的大书,说:“这本经典著作第三百七十七页上写着,乌龟是革命的硬骨头,这是最最革命的,好得很,好极了!它的深远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

只见年轻老太噘一噘红墨水的嘴唇,向那个捧着大书本的金刚使了一个娇嗔的飞眼,说:“我讲的是武卫是武装保卫的意思,不是什么乌龟。”原来她嘴里的牙齿不全,有点漏风,所以她说的武卫,人家听不清。

那个手里揑着大头毛笔的干瘪老头儿插话说:“武卫,红卫兵的卫,意义深远!走资派要把中国变修,就得要用武力保卫呀!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嘛。”大概这个人的理论比那个戴眼镜的金刚要高明,他不用翻书,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语录便脱口而出。

接着,年轻老太又跟这个干瘪老头儿叽哩咕噜了几句,但见他扫帚似的毛笔像扶乩似地写了几个大字在一张大字报上。联络官把那张大字报亮给大家看,但见那纸上写的是: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联络官说:“这是一道题,要你们革命小将当场作出回答。”

下面七嘴八舌的发出吼声,情绪热烈,有的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的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的说:“彻底、干净、迅速、全部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的说:“砸烂走资派的狗头!”一个女同学的尖嗓子喊:“老朽统统滚他妈的蛋!”还有的喊:“实行红色恐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还有这样的答案:“把一切‘长’字头的官僚打倒在地!”

张健一时想不出新花样来回答,等大家喊得差不多,他灵机一动喊了一声:“实行东方红的全面专政!”虽则他这么喊了一句,可他并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孙涛这时才发觉张健和胡小明也都来了,心里纳闷,这两个小家伙怎么进来的?一定是中央文革另有通知吧。他心里暗暗的为他们高兴,还由于他在年轻老太面前把“东方红”抬得多么高!

不料这句话却受到了躲在芭蕉扇后面的小秃子金刚的称赞,那个小秃子把身子挪前一步,说:“要害,要害!东方红就是红太阳。实行了全面专政,中国就永远不会出修正主义了!”张健没有经过大脑,临时懵出来的一句话,原来有这么多的深意,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小秃子金刚这么一说,年轻老太的眼睛凝视了张健一会儿,张健这时心里又乐又慌张,又兴奋又紧张,他想把刚才的那个答案重复喊一遍,真奇怪,不知怎的,他怎么样也喊不出来,胸口好似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只听得年轻老太问了联络官:“这个小将叫什么名字?”

“东方红”的司令孙涛赶快答话:“他是我们东方红的,上海来的小将,名叫张健,永远健康的健。”

年轻老太第二次看了他一眼,称赞说:“健字,很好,健美、健康,而且跟我的军师是同姓咧。”她把脸转向瘪嘴金刚,嫣然一笑。

第四回

答难题小明夺魁
露金印老娘篡权

这时那个瘪嘴金刚又写出了第二张大字报,上面又是一道难题:

“天上为什么下雨?”

刚改了名字的武卫回答得最快,他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回答的:“天上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就会下雨。”

胡小明抢着回答道:“雨露滋润禾苗壮……”他是从政治角度回答的。

张健也不甘落后,作了别出心裁的答案:“天上出汗,树木花草上就有了露水;天上要是流眼泪,就下起雨来了。”他是从艺术的角度作了解答。

年轻老太对自然科学的回答一点不感兴趣,她夸赞胡小明的回答处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用得好,将来可以进写作班。她也问了胡小明的姓名。胡小明看到老太点中了他的“状元”,身上不免打了个寒噤。他担心,他原是跟张健混到这儿来的,要是中央文革打个电话到上海查明他的家庭成份,他父亲做过跑街,一切都成泡影,还要落一个欺君之罪,所以他心里发毛。

年轻老太对张健的回答也同样满意,她称赞张健的回答有诗意、有想象力,将来可以培养专门去编样板戏。

忽然,年轻老太站起来了,两只手撑在桌子上,对大伙儿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演说的内容十分重要,将来一定会载人史册,这里只能摘录她讲话的大意: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各地走资派掌握了党政一切大权,只有依靠你们把印把子从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的手里夺回来。”说到这里,她指着后边站着的手里托着红布包袱的那个金刚,说:“印把子是什么东西呢?你们看看吧,就是他手里托着的这个东西。”老太把红布包袱放到桌子上,像玩中国戏法那样打开了红包袱,所有的年轻人好奇地注视着红布包袱里包的什么东西。红布包袱解开了,露出了一颗石头刻的图章,据说这就是代表着无上权力的金印,它可以叫人家破人亡,也可以叫人飞黄腾达,连升三级,真是一个奇妙的石头,比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还要神奇——原来这就是印把子呀,这给所有的革命小将大大的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一个人的—生,就要为抢夺这颗奇妙的通灵宝玉去斗争!

年轻老太用她演戏背台词的口吻往下说:“上海、武汉、山东、河南……喔,还有江苏、安徽,总之,所有的地方,你们都可以去,我相信你们革命小将一定能把无产阶级的印把子牢牢的掌握在手里。谁要抵制你们,阻挡你们,做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你们就坚决的把它搬掉。你们就拿出红卫兵的革命勇气来,采取暴力一个个把它辗得粉碎!”说到这里,尖厉的嗓门几乎嘶哑了,她把一只手扬得很高,一下子拍在桌面上,弄得红布包袱里的金印都震动了两下,这还不够,最后还有一句高潮中的台词:“你们要毫不留情!”

讲完以后,小将们长时间的鼓掌,并且有节拍地齐声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一直喊到嗓子嘶哑为止。

这时候,一个红卫兵小将问道:“没有中央文革的介绍信,人家不理我们,怎么办呀?”

年轻老太重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要介绍信做什么?革命嘛,革命还要通行证吗?你们去革命还需要谁批准吗?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那个瘪嘴老头又插进一句“理论”道:“要敢于跟旧的传统彻底决裂!要蔑视一切权威,把权威踹在你们的脚下!你们就是权威嘛!”

这么一番激烈的煽动性的谈话,把今天到会的年轻人一个个吹得晕头转向,吹得像气球一般大大的膨胀起来。从此,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战无不克的超人。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山里人,经过女巫的点化,一下子变成力大无比、刀枪不入的大力士一样。现代这个女巫胜过神话里的女巫之处,就是她利用青少年的无知和愚昧,利用他们血气方刚的过剩的精力,煽起他们的狂热,唤醒了远祖遗传给子孙心灵中的残忍和兽性,湮灭了他们的良知和天真,去进行冒险的破坏事业!

庄严的接见就此结束了,老太伸了个懒腰,用手提着连衫裙的宽大的下摆离开长桌,那姿势就像跳荷花舞的姑娘。联络官宣布:首长还要跟大家照相留念。

年轻老太便走近革命小将的圈子里,这时才让大家看到了她穿的连衫裙的美丽鲜艳,就跟结婚照里的新娘子穿的长裙一般,孔雀尾巴似的拖在地面上,足足有两公尺的半径,幸亏尾巴后面来了两个金刚,一个拿扇子的金刚,另一个就是长着一对老鼠眼睛的小秃子金刚,他们弯着腰撩起拖在地上的长裙,免得让这么美丽的裙子去扫地。老太婆的孔雀尾巴移动一步,这两个金刚就紧跟上一步。

老太婆一副温和慈祥的面孔,即使脸上涂了那么厚的脂粉,抹平了所有的皱纹,她脸上的热情和诚恳还是十足的表现出来,使小将们感到亲切可爱,把穿过皇宫又爬了景山的疲劳全忘了。

另外还有两个金刚,干瘪老汉紧跟在裙子后面,他胸前挂了个很大很大的像章,那支像扫帚般的大毛笔像日本军官的指挥刀似的拴在裤腰带上,作为伟大理论家的特殊的标志;另一个戴眼镜的金刚,这时他把几本又厚又重的经典著作转移到背后去了,像个骆驼似的弓着背,露出了不胜负担的吃力的神气。

照相架子运来了,闪光灯也架起来了,一群小麻雀似的红卫兵各自站在规定好的位置上,屏住呼吸,不眨眼睛,等待那最宝贵、最神圣、最有意义的一秒钟。

年轻老太婆抓住这个时机,没忘了给小将们最后的一种恩典,那就是伸出手来,跟每一个造反派握手。她这个握手有着双重的意义,是不寻常的握手,且听她的解说词吧:

“我这双手是他老人家握过的,握了我这双手,也就是握了他老人家的手了。”

这么一解说,就乱了套了,好多小将握紧她的手,长久长久不肯松手,仿佛这双手真是他老人家的手。

一个一个挨过去,耗费了好多时间,那双雪白粉嫩丰满的手已经被揑得红通通的了,小将们还是不肯放过她。顶顶吃力的是捞起长裙尾巴的两个金刚,他们服务得那么周到,那么虔诚,额角上都渗出汗来了,以致拿芭蕉扇的金刚“忽闪忽闪”给自己搧起风来。多谢他的搧风,张健能够闻到一股奇异的刺鼻的香气。对只有十五岁的张健来说,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知道,高贵的伟大的女人身上会散发出特别的香味。

终于,张健握到了她的手了,实在说,握这么一只手,并没有产生任何好感,他握的那只手被汗弄湿有点滑腻、阴冷,仿佛是不带鳞的鳗鱼,他想赶快挣脱她,当年轻老太把手伸给了别人,他才感到后悔,没有争取多握一些时候。据说,这种握手是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得的时机,握一次手也许决定着自己一生的命运,今后可以对任何人夸耀说:我握过她的手了,谁都得对我另眼相看!

接着就是全体肃立,等待照相。作为年轻老太的陪衬,戴眼镜的金刚腼腆地挨近着她,在她左手坐的是瘪嘴老汉,另外两个金刚分别坐在她的两边,真是众星捧月的场景。在不到几秒钟的强光的照耀下,“坤宁宫”的这次历史性的会见留下了永久的纪念。这张照片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奉劝至今保留这张照片的同志,不要把它当作丑恶的东西毁掉,当我把这一场景记录下来的时候,要是有这么一张照片作为此文的插图,该有多美!

第五回

坤宁宫密室露杀机
空调器误差施淫威

联络官通知,张健和胡小明留下来,先进行体检。没想到碰巧混进了坤宁宫的两个小红卫兵竟然被永远健康的千岁娘娘看中了。

张健一面感激自己的父亲从小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但又责怪爸爸干吗要在国民党政府里干税务局呢?什么局不好干,要干税务局,听说干税务局就是帮助国民党搜括老百姓呀;一想到这件事,张健就感到心虚,这个心灵上的黑斑,愈是在自己快要飞黄腾达的时候,黑斑就愈扩大;胡小明也同样有这个想法,他跟张健不同的是,他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育,长大了做个安分的老百姓,吃口太平饭,不要指望升官发财。所以他没有张健那么紧张。

最感到恼火的是“东方红”司令,他是首长接见正式指定的代表,反而榜上无名,倒是两个横冲乱撞的小鬼头,反倒受到表扬,看来要派他们去从事更伟大的革命事业咧!

这两个幸运儿被一位年轻的姑娘带进医务室去检查身体,这个手续是不寻常的,一生中只有进托儿所、考大学和分派工作才需要体检。这一回要他们去进行体格检查,一定是分派什么特别重要的工作。胡小明自己觉着身体很好,只是视力差一点。

他们来到医务室,胡小明首先接受详细的检查,轮到张健了,女医生在一张表格上写上“张健”的名字,叫了一声:“谁是张健呀?”这一叫,把他心中刚刚种下去的骄傲唤醒了,他回话说:“医师,刚才首长还说我来着。”

女医师问:“说什么呀?”

“她说,我这个名字,是健康的,健美的。我就是张健。”

“真是这么说的吗?”女医师把目光投向胡小明。

胡小明毫不迟疑地证明说:“可不是。”

女医师在表格纸上写了两行字,说:“去吧,你不用检查了。首长讲你是健康的,还有什么说的。”说罢,把手里的圆珠笔扔在桌上。

这是张健头一次感到了年轻老太的非凡的神奇的力量。他赶快把上衣重新扣好。

两个人很顺利地通过了体检这一关。

那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子把他们两人领到一个密室。

这间屋墙上挂着好几张中国画,其中有一幅肖像画给他们的印象最深,画的是一个老太婆像,模样没有这里的女主人漂亮,下巴下面的肉肥得快要挂下来了,她的一只手托着一个像一只手那样的水果(这是“佛手”,张健和胡小明从没见过这样的水果),另外一只手露出了长得可怕的指甲,指甲足有一尺长,为了保护这么长的指甲,用竹管笔套那样的东西套在上头。

他们看到这个古怪而可怕的老太婆,印象特别深刻,她那长长的手指好像要来抓住这两个小孩似的。

在案桌的上边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后羿射日余一日”,下联是“女娲补天不周天”,下款是“北门学士陈达书”。对联里有好几个字是生僻字,不知什么意思。案桌上摆设的都是出土文物里精选出来古代美人用过的国宝,其中有武则天的宝镜,赵飞燕歌舞的金盘,盘内还盛着安禄山掷过杨贵妃的木瓜。这间屋的里间搁着一张寿昌公主设于含章殿的沉香木床,挂的蚊帐是同昌公主的连珠帐,床上铺的是西施在浣纱溪边洗过的被子,一对枕头是红娘抱过的,除了枕套是现代化的东西以外,还有一对考究的沙发,墙上挂着一个葫芦形的寒暑表。

这两个受宠若惊的孩子来到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不见一个人影,这里静得不得了,心里过份紧张,他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个伟大的老太婆出现。

年轻老太终于出现了,后面跟着两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手里拿着都是现代化的东西:一个个姑娘手里拿着插体温表的瓶子,另一个姑娘手里捧着量血压的匣子。——原先在大殿里看到的四大金刚一个也没有跟着。年轻老太那件孔雀尾巴似的长裙衣裳换过了,穿着一条打猎的长裤,上衣是一件深蓝的丝绒翻领衫,老太的神气很像是一个女剑侠。由于离他们站得更近,扑鼻的香味更加诱人。当她一走进这个屋子,镶在墙壁里的灯管自动的亮起来,把四壁照得影影绰绰,若明若暗,她好像没看见两个年轻人已经来到,只是匆忙地奔向墙上的寒暑表那里瞄了一眼,尖着嗓子生气地说:

“怪不得冷飕飕的,室温太低,低半度。你们存心要老娘病倒,好叫我们党改变颜色,是吗?”

只见那个手捧匣子的姑娘脸色发白,赶紧放下手里的量血压的匣子,跑到嵌在墙根里的一个箱子跟前,把一个开关猛转了两下。两个小孩没见识过这只箱子是什么神奇的玩意儿,其实这也是现代化的一种设备,叫做“空气调节器”,它能抵御寒冷,又能驱散热气,永远让房间里四季如春。

年轻老太这时才招呼两个年轻人坐下,一面对立在旁边的两个跟班的小姑娘说:“你们出去好了,我的体温和血压好像没什么变化。”其中一个女的在走出去以前回过头来说了一句:

“还有二十分钟别忘了吃药。”然后轻手轻脚走了出去。

这个老娘掏出手帕擤擤鼻子,余怒未息地说:“要是把我真冻出感冒来,非要查办你们中间跟我搞鬼的人不可!”

张健已经很紧张的心格外的绷紧了,很快发觉她是跟刚刚跑出去的小姑娘发火,才恢复了平静。

“你们都是上海来的吗?”

胡小明嗯了一声,代替回答。

老娘把两只手插在裤子袋里,说话显得很亲切温和:

“我也在上海待了几年,年轻时候我就在上海闹革命。听说你们干得很勇敢,把封建迷信的堡垒城隍庙全砸烂。这很好嘛!(看样子是感冒着了,她又掏出手帕来擤鼻子,张健心里在替刚才的两个小姑娘担忧,不知她要怎样查办呢!)神权也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呀!现在,我要你们去完成更伟大更艰巨的革命,这可比砸泥菩萨复杂得多,你们干不干?”

两个人一齐答:“干!”

“你们要是干净利索完成我交给你们的任务,将来的接班人就叫你们当。”说罢,一个停顿,她的眼睛往挂在墙上有着一尺长指甲的老太婆瞟了一眼,然后说:“你们知道接班人的条件吗?”

胡小明吃力地背出两条,张健又给他补充上一条,看来,小红本里的有关五条接班人的条件无论如何凑不齐了,张健未免慌张起来,只怪没把小红本背得滚瓜烂熟。

老娘把一只手扬了一下,说:“好罗,不要背那么许多,你们只要记住一条:对我要忠,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忠,手段子要辣,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记得了吧?”

两个人一齐回答:“记得!”

老娘又问了一句:“你们能做得到吗?”

“能!”

“既然你们对我绝对的忠,那就要绝对的保密,你们要干的事情,对谁也不能说,对你们的父母、兄弟和好朋友都不能说。你们能做得到吗?”

“一定保证做到。”张健斩钉截铁地回答。

胡小明的回答晚了一步,他只是说了一个字:“能。”

老娘要他们马上宣誓,宣誓绝对忠于她,绝对的保密。张健记起,他第一次做人伍宣誓是站在队旗下面戴上红领巾的时候,这第二回的宣誓却是站在那幅留着长指甲的老太婆的画像前面,心里有一种恐怖和不安的感觉。胡小明的胆子比他还小,他举起一只右手高过前额,额头上已在冒汗了。

欲知老娘派他们干什么事情,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开名单报仇灭口
授魔笛借刀杀人

上回书讲到那个老娘要这两个孩子在一幅古怪老太的画像前宣誓,宣誓完毕,老娘皱皱眉头,把手帕抹抹前额(原来她的脸上也在冒汗了),忽然蛾眉倒竖,杏眼圆睁,歇斯底里的嚷嚷说:“怎么又热成这个样子,这班死丫头,要老娘发痧吧!”那尖厉的嗓音吓得这两个年轻人的心别别跳。老娘走到武则天的镜台后面按了一下电钮,那扇小门自动打开,从半拉门里露出了三四个惊恐的慌张的小姑娘的脸。她们马上看出老娘在发火,谁也不敢把脚迈进门槛。老娘气急败坏地往沉香木的床上一坐,嘴里还在骂:“一定有人存心谋害我,好让国家改变颜色!”原先那个管高血压的姑娘丢魂失魄地踅了进来,连忙跑到墙根下去拧那个箱子的旋钮。旋好以后,她小心翼翼地走向葫芦形的寒暑表那里看了一下,低声的压住心里的委屈报告了一句:“比刚才升高半度。”

这一句话更触怒了老娘,她忽的从沉香木的榻上跳下来,指着这个可怜的姑娘骂:“你还敢回嘴!你眼睛里还有我吗?升高半度?升高半度我这个身子也会中暑,我是动过手术的,你知道吗?”

胡小明吓得蜷缩在沙发里,心里不免思忖:要是今后完成那不可知的使命出了什么差错,也要这样吃她的牌头吧?张健想的稍有不同:乖乖,侍候这个老娘可不容易呀,这个老太怎么这样容易生气?在大殿里那两个专给她撩长裙尾巴的金刚,那样的差使可不好当哇!我才不干呢,我宁愿回去打扑克玩。

当眼里含着泪水的可怜的姑娘像逃难似的溜出房门,老娘的脸又恢复了温和亲切,她坐在圈身椅里,压低着嗓子说:“我们要改变中国的历史,用革命的非常手段闹它个天翻地覆,这场大革命只有依靠你们了。我不要你们去夺权,各地去夺权的小将,都打发他们走了。我留下你们两个,是要你们回上海,一个一个收拾我的那些仇人!”说到这里,老娘的眼睛又鼓起来了,仿佛要吞噬她的仇人一般。然后,她慢吞吞的说:

“在上海,我有许多仇人,我也宣誓过:有朝一日我手里有了权,这些老的新的仇人,一个也不会放过。现在正是好时机,我让你们去做这些事,是十分信任你们,你们可不能对不起我老娘,你们给我办好这些事,你们将来要什么有什么,只要在中国觅得到。……我这里交给你们一张名单,就按照名单上开列的,赶快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有什么障碍,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打直线电话给我,你们拿了我的信,到上海市公安局去找一位姓王的处长。要他帮助你们。打长途电话也到他那里去打。他那里有我的直线电话的号头。”

老娘从一只铁匣子里取出一张纸来,交给张健,张健看了一下,发现开列了几十个人的名字,有的在下面注明了地点和单位名称,有的只有名字,没有地点。张健惶惑地问道:“这上头第一名就没有地点呢。”

老娘说:“我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几十年了,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不过,她没离开上海,你们一定要设法找到她。等一会儿我就通知上海的王处长和马老,要他们在各方面支持你们。”

老太脸上露出复仇胜利的得意之情,她打开了另一个铁柜子,从那里面取出一支短笛,用一块手帕把它抹抹干净,交到张健的手里。一面说:

“我把这个宝贝给你用。这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一支笛子,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吹响这支笛,从笛子里吹出来的歌曲可以逢凶化吉,消灾解难。你要好好保管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吹它。”

这支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几乎没有两样,张健想当面试试灵不灵,就对着眼儿吹起来,老娘赶快制止他:

“这里不能吹,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不到最危险的关头,不要吹它。——这是用几千两黄金也买不到的东西,在中世纪,波斯国王曾提议用二十名美女向我国的国王交换这支魔笛,当时的西汉武帝都没有答应他。……你如果对我不忠诚,违背你刚刚宣誓过的誓言,这支魔笛会向我报告的。”

老太把盛放魔笛的袋子给了张健,一面对胡小明说:“这笛子归小张保管,你也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它,在你有难的时候,它一样会给你帮助的。”小明没拿到这支魔笛,心里有点忌妒,不过当他一想到自己的名字没有他的健美,刚才张健回话说他“坚决保证”,自己晚了一步,只说了一个“能”字,老娘看出来他的反应不如张健那么灵敏,一想到这些,胡小明也就心平气和了。

这两个上海来的红卫兵,受到了特殊的宠幸,当他们走出那间密室时,穿着猎装的老娘还亲自把他们送出了坤宁宫。

当她走出密室,走过一道长廊,她还没忘了处分那个回了一句嘴的姑娘,她敲了一间屋子的玻璃窗,对着玻璃窗说:

“教导员,把我的特别护士李云兰关起来,好好审查一下,查查她的三代,查明她想谋害我的动机……”

张健以为老太是说着玩的,不想从窗玻璃那面露出一个半秃了头的面孔,——这不是很像四大金刚里的小秃子吗?窗玻璃那边的小秃子毕恭毕敬地说:“是!一定照办。”张健的心吊在那个可怜的姑娘身上了。他跟胡小明两个,在傍晚时分走出坤宁宫,那心情是沉重的,而且还带有几分恐怖感。

第七回

初享特权,吃饭不要钱
片言清灾,握手得灵气

张健和胡小明急于回上海,那个联络官特地开了一辆小轿车把他们送上火车,这是两个孩子有生以来头一次坐小汽车,以前看到马路上的小汽车很好玩,可从来只是看别人坐,如今自己坐了上去,看着一排排高房子扔在后头,确实有趣,确实好玩。联络官连火车票也替他们买好了,是两张软席卧铺,这两个孩子住进了一个单独房间,里面有着绿丝绒做弹簧床,窗口还有一盆花。这又打开了眼界,他们也是头一次知道火车里有如此考究的床位。不久前来北京的途中,在行李架上窝了两天两夜,把肚里的肠子都快挤出来了,一想起受的那个罪,发誓再也不坐火车了。回想起来,真叫做一在地狱,一在天堂了。

前进中的火车经常带进一股强劲的风,吹得窗帘飞舞起来,吹得这两个孩子飘飘欲仙,他们从此踏上了人生的锦绣前程,许多美丽的幻想,一个少年能够有的理想和计划,就像窗外迎面而来的电线杆似的一个个出现在眼前。“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快要兑现了,没有造反,没有造反派“东方红”,没有那个永远健康的年轻老太,能够有今天吗?孩子们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他们尝到了从未尝到过的甜头,就凭这个车厢里的高贵房间,把整个生命为她效劳也是值得的呀!

服务员拿着菜单要乘客定菜,他们定了两种不同的菜,不大一会儿功夫,两客西餐加两杯咖啡送来了,两个孩子吃了个痛快。服务员拿着菜单要他们付两块多钱,这下糟了,这两个造反派把荷包里的钱凑足也只有七角。吃得嘴上油光光的张健回话说:“不是可以公家报销吗?”

服务员笑了,说:“你要是出公差,这单子拿回去可以向单位报销。在车上还是得付钱”。

张健充好汉说:“我们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这不是出公差吗?”

“到北京去串连,可以不买票,但是没有指示免费供应伙食。”服务员解释道。

这两个孩子已经把饭菜吃下肚,坐软席的人连吃饭钱都付不出,感到太没有面子,必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张健灵机一动,回话道:“我们是不打算白吃你们的饭,这样吧,钱不够,我们宁愿坐硬席,把软席多下来的找头退给我们,够吃好几顿了。”

服务员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说:“火车上没有这个规矩。”

刚才张健出的那个主意倒提醒了服务员,使他感到蹊跷,怎么这两个造反派没钱吃客饭,却买得起软席卧铺呢?他进一步问道:“既然没有钱,怎么买得起软席呢?”

胡小明无意间把坤宁宫女主人的名字讲了出来,说软席票是她给买的,使得服务员睁大了眼,好像听到了一声响雷。服务员不相信地摇了摇头。这个动作大大伤害了张健的自尊心,他把绝对保密的誓言全忘记了,便拍打一下背在身后的语录袋和装魔笛的袋子,——原来,这个国宝跟他是形影不离,一直贴身带在身上。张健带着明显的自豪感说:“这里我就带着永远健康给我的亲笔信。”

这话说得那么坚决,那么真切,服务员不作声了。他把定菜单子放进口袋里,走出去没多大功夫,一个高大肥胖足有两百斤重的列车员走过来了,很有礼貌地说:“如果有她的亲笔信,我们可以不收一文钱。”

这个大块头真要问他看亲笔信,这就僵了,这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呀!他马上改口说:“真有亲笔信,我能给你看吗?”

“不,不,我是要看看介绍信。”大块头列车员诚恳地请求。

“干革命还要通行证吗?这句话就是昨日她在坤宁宫亲口对我说的。”他现在变得什么也不怕,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是那个全国闻名的旗手亲自接见过的造反派。

这时大块头马上弯下腰,十分抱歉地说:“请革命小将包涵。这两个菜算是我请客,完全不收费就是了。”然后又转向站在他旁边的餐车服务员,说:“刚才那一点菜,不够的,给他们一人加一份牛排……嗯,再加一个奶油汤。”

小张和小明在火车上吃白食,不付一个钱,又是坤宁宫的女主人的声威和权势在起作用,怪不得有那么多男女同胞想获得她的青睐哩!

往后,这两个坐软席的红卫兵,又免费吃了三顿高级的西餐,才到达上海的北站。这个想象不到的特殊的优待,使他们内心深处印上了这样的思想:未来的世界是我们的,现在的世界也是我们的,火车为我而运行,好吃的西餐自动送到嘴边来!多么美好的世界呀!

他们平安地回到家中,父母兄弟非常高兴自不必说。他们向家长报告自己受到的特殊的宠幸,弄得全家大小都骄傲地认为:鸡窝里出了凤凰了,家里有了个“通天”的人物,往后可以无忧无虑过日子了。张健的父亲历史上有污点,他本分,没野心,眼光看不远,他们就只是指望太平无事,过个安乐的小康生活,并不想依靠扑克迷的儿子去升官发财;胡小明的爸爸则对小明讲的一套将信将疑,他始终认为:自己跟资产阶级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儿子想去造反一定没有好结局。所以他狠狠地把小明教训了一顿:“孩子呀,你没有吃过苦头呀,你忘了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了?你给我夹起尾巴在家里老实点吧!你说永远健康的娘娘接见了你,她这个人是挺讲究队伍纯而又纯,家庭成份查了一代不算还要查三代,像你这个家庭成份,她能看中你?少做你的白日梦吧。”爸爸的这番谈话使胡小明的热得发烫的心凉了半截。

紧接着破四旧以后,掀起了全上海抄家的第二次大高潮。孙涛好几次上门约会张健和胡小明出发到某个老师家去抄家。胡小明回绝了他。原来是他妈妈不许他出门,他妈妈这几天坐立不安,心惊肉跳,总以为随时随刻造反派会来抄家,她把希望寄托在“通天”的儿子身上,真要有人来抄家,也好叫儿子去抵挡一阵。而他的爸爸有言在先,曾经对小明告诫过:“人家在抄家、在发疯,干嘛你也要去轧一脚,你这是闹革命吗?你这是造孽!你们把女教师的头发剪掉,这是什么样的革命?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呀!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去参加抄别的人家,愚蠢的孩子。”

在爸爸妈妈的双重夹攻之下,胡小明没有去参加抄家的革命行动。

张健家中,父亲也不许他去参加什么革命行动,他妈妈甚至要他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家里,看家护院。果然不出所料,在张健回上海的第五天黄昏四点多钟,一帮造反派闯了进来,打着工总司某厂造反队的旗号,说是来抄家的。某厂是张健的姐姐的工作单位,她早已出嫁,连小外甥也有了,干嘛要抄她的娘家来呢?真是岂有此理!胆小的爸爸看到这帮来势汹汹的抄家队伍,吓得闪在门背后发抖。张健挺身而出,给他们讲道理,念语录。工总司的小头头不理他那一套,强硬地说:“是你姐姐交代的,说是在地板底下你爸爸埋了黄金!黄金是违禁品,藏在地板下面不是存心等待变天吗?这就是反动资产阶级的罪证!”

张健的妈妈气得脸上发青,跳出来说:“这哪里是我女儿的交代?这是造谣。我家里连黄金的屑屑也没有,为什么你们不叫我的女儿一同来抄!”

张健和他母亲两个人,不论是说嘴还是比力气,怎么也敌不过闯进来的十来个造反派,他真想吹响身上的魔笛,依仗它来赶走这帮不讲理的家伙。可是他又不敢拿出来,要是这支魔笛被这一伙抢了去呢,往后怎么向那位老娘交帐?这么一想,他没有把魔笛拿出来。他忽然想起软席车厢里吃西餐的情景,陡然增加了十倍的勇气,马上拍一拍胸前的像章,非常庄严又非常神秘的大声地说:

“你们这么蛮干,你们可知道我是谁吗?”停顿了一分钟,那些造反派被他的突如其来的问话镇住了,大家面面相觑,没有回话。十五岁的张健这时一下子几乎变成了三十岁的大人,他接下去说:“你们到‘东方红’司令部打听一下,就知道我是干啥的。你们看看我的这只手。”说到这里,他把右手高举起来:“我这只手,在五天以前,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握过它,你们要是不信,你们有谁敢跟我这只手较量较量!你们连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都弄不清,还造什么反!”

那十多个工人造反派被他的一席话讲得不知怎么办好,十来双眼睛一齐射向张健的那只神圣的手,仿佛要从那里看出有什么秘密机关似的。

为什么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能够讲出这么有力、这么革命的话,甚至他的父母都不相信这是出于他们的儿子的口,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惊异。

工人造反派的小头头起初是疑惑不定,当他看清这小家伙拍一拍别在胸前的像章,又是那么趾高气扬地举起了那只神圣的手,他判定这个小家伙不是吹牛皮,于是他变得软下来了。他谨慎地谦虚地走近张健,恳求似的说:

“那么,你的这只手让我也握一下吧!刚才的冒失是我们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对不起,对不起。”

张健把得意的眼光扫视一下站在他身后的母亲,并不急于把手伸给他:“你讲吧,我们家里藏着黄金,是哪儿来的消息?”

小头头红着脸说:“不是你家桂芳讲的,是一个人扯乱话。”最后一句用的宁波方言,表明这个人是宁波人。

张健才把右手伸给他,宁波人小头头把它握得紧紧的,那场面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接着,所有上门来的造反派挨次握了他的手,一个个那么认真、那么热情,仿佛真的触摸到光荣和幸福似的。

抄家的灾难就此结束,张健在家里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观音菩萨的地位,是的,他曾经跟着孙涛去砸烂城隍庙,甚至把观音菩萨都毁了,这事情被他母亲骂得臭要死,想不到他的那只手倒沾了观音菩萨的仙气,竟然把一群如狼似虎的抄家队打发走了。

第八回

寻仇人几经曲折
试魔笛立见成效

必须抓紧时机执行老娘交给他们的特殊使命。商量的结果,先得把那个没有地址的名叫徐美弟的人找着。他们拿着老娘的亲笔信到公检法军管会找到了王处长,这个人有五十左右年纪,鼻子平平的,眉毛很长,是林彪式的眉毛。他一见那封信,就很热情的接待,也没查问他们的家庭成份,很爽气的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一定帮忙。张健提出,要他想法找到徐美弟的下落。他马上从公安局的卡片上找到了十二个都叫徐美弟的女人。从年龄上看,有五个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有两个在七十岁左右,这七个人不是要找的那个女人。还有五个徐美弟,有两个是山东人,属于苏南的还剩下两名,听老娘说徐美弟是江苏南边人。年龄已有五十以上。于是张健和小明决定去寻觅这两个徐美弟。

他们穿戴着全副造反派的装束,先寻到第一个徐美弟的住处,一进门便叫喊着徐美弟的名字,从内室里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她一看造反派进屋,以为是来抄家的,显得惊慌和恐怖。张健开门见山地问了她:“你三十多年前在环龙路上住过吗?”

那老太对这个古怪而又陌生的问题思索了一会儿,坚决地说,“我没有住过那里,三十多年前,我还是小姑娘咧。那时我住在南市。”停顿了一下,老太不安地又问了一句:“你问这个干什么?”

张健说:“这个你不用问,我们外调一个人。你要老实说,可不许你吞吞吐吐。”

老太连忙说:“哪里哪里,我一点不说假。”

“我给你看一个画片,你能认得这上头的人吗?”原来这是一张三十年代电影画报的彩色封面,上面有一个娇滴滴的耳朵上挂着两只耳环的年轻女子。这个图片是哪里来的呢?也是公安局的王处长寻出来给张健的。

徐美弟看了看画报上的美人像,冷漠地说:“这个人从来没见过。”

于是,张健和小明又去寻访第二个徐美弟。

第二个徐美弟也有五十多岁了,不过头发一点不白,模样也比头一个显得年轻,她的家住在卢湾区一条冷僻的里弄里,这个老太的丈夫已经退休在家,下面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的儿子有三十岁左右,第二个儿子还是大学生,手臂上还戴着“红卫兵”的袖章。

张健跟徐老太见面,又是问她:“三十多年前你在环龙路上住过吗?”

徐美弟思索了一会儿说:“好像住过的。”

张健看着胡小明微笑示意,又问:“你能记起跟你住在一个楼里的一位姑娘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她这么问话的时候,两个儿子好奇地又是警戒地守在妈妈身边。

“我是北京来的,我接受组织的任务,向你调查一个人。”张健的问话越来越老练了。胡小明听得出他真会说谎。

徐美弟说:“我记不起同一幢楼里住过什么人,三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怎么记得起?”

张健又把那张电影画报拿了出来,徐美弟的反映很快,她的眼睛张大,嘴唇惊讶地张开了。她认出来了,便点点头。她说她好像见过这样的面孔,但对这个小姐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她的大儿子看了画报上的美人,他的惊讶大大超过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还没有把四十年前亭子间小姐跟那位老娘联系起来,而红卫兵大学生一下子就看出了这张美丽的图片就是当今政治舞台上的明星。他一时没法判断:妈妈曾经跟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有点老关系,不知是凶还是吉。但他已经有一种预感:往后的日子可能要起变化,于是他提醒他的妈妈:“年岁这么大了,你可别弄错了人。”

张健发觉两个儿子在这里是个障碍,他要求单独跟徐美弟谈谈。他教训她的第二个儿子,说:“你不也是造反派吗?你有责任帮助无产阶级司令部搞清一个人的政治问题。”他把电影画报收藏起来,便让徐老太领进另一间房子里,胡小明随手把门上的插销插上了。徐老太懂得儿子给她的暗示,她一直不肯说关于亭子间小姐的往事,说实在的,她确实想不起什么来。

张健、胡小明可以确定,如今站在面前的老太正是老娘要寻找的徐美弟,她曾讲过,她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女人,她发誓一定要进行报复。张健决定在对她采取革命行动以前,弄清楚究竟徐美弟在什么事上大大伤害了她。

张健放下脸来;一本正经地问道:“你好好想想,你在三十多年前干过什么反革命勾当?”

这个问题使对方面色一下子变白,她惊恐地说:“我当时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女孩子,什么革命不革命,完全不懂。你不要认错人了。”

“不,没有认错,就是你,你要不老实说,今天我就不放你过门。”说罢,张健拉开腰围上的皮带,作为武器,就要抽打,在那个时代,红卫兵用皮带的铜扣打人是一种时髦。

徐美弟吓得跪下了,用两只手挡住脸。

这时,门外的两个儿子用脚狠狠的踢门,想抢救他们的母亲。忽然,门外的人听到室内发出非常悦耳的歌声,“这是怎么回事?”大儿子不再踢门了,就把头凑在门缝里看,隐约看见北京来的造反派正在吹奏一种乐器,那歌声正是他吹出来的。

静下心来,只听得那歌声唱的是:

“天灵灵,地灵灵,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吹了一遍,又吹一遍,第二遍比第一遍声音更为高亢,情调更为激昂。再听下去,它还是重复着同一个曲调。

这歌声有一种迷人的力量,这歌声会使平静的湖面掀起狂风恶浪,凡是听到这歌声的,柔软的心会变得铁硬,多情的情人会翻脸无情,昨天的朋友今天可以拚得你死我活,它能把一场好梦变成恶梦一场;它能唤起人们心灵里最丑恶的东西;它能把近代人带到荒漠的没有阶级的远古时代,它能使害怕踏死蚂蚁的懦夫变成凶猛无比的勇士。

正是这“天灵灵”的歌声,启发了徐美弟淹没在记忆的长河里的沉滓。她想起来了,她好容易想起来了。非常遗憾的是,“天灵灵”的歌声还没有让她醒悟到电影画报上的女人跟当今的“永远健康”的联系。她向两个年轻人坦白交代了一段往事,当她一旦知道了那种联系,她会懊悔一辈子的吧!要知道是一个什么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半夜敲门,新娘闯奇祸
二奸陪客,女佣人圈套

“喔!这事情是一件小事,我早已把它忘怀了。”

“那年我跟这个老头结婚,我才二十一岁。我们住在环龙路裕德里三层楼的一幢房子里,结婚的新房占了二楼。在后边亭子间里住着一位李姓的小姐,她是单身,年龄跟我差不多,我们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她喜欢翻行头,不三不四的来往人很多,上半天睡懒觉,晚上就出门,好像是过惯夜生活的人,因此,邻居在背地对她有种种猜测。不过我跟我新婚的丈夫只顾自己生活,楼上楼下好几家邻居是什么情形,我们是不问的,也不想去打听,旧上海的邻居关系都是冷淡的,各顾各的;所以这个女人是啥名字我也不知道,背地里用‘烂污货’来作为她的代名词。”

“有一天夜里,已经二更天了。我们早就睡下了,我丈夫半夜醒来,对我说他要喝开水,千不该,万不该,我把热水瓶忘在灶披间了,于是我拽着鞋到楼下的灶间去取热水瓶。楼下的灶披间是这幢三层楼五家住户公用的,只是在半年以前刚刚安装了现代化的煤气灶,一家有一个媒气灶,在煤气灶旁边就搁着一只碗橱。我以为到灶披间去取一只热水瓶,这个事很简单,跑上跑下顶多三分钟。谁知我走近灶披间,发现它的门反锁着,一般人家的习惯,灶间的门是不用关锁的,如今这门反锁着,好不奇怪,耳朵贴在门上听,可以听到里面响着丝丝丝的急促吹气的声音。我猜想这一定是亭子间的李姓女子在灶间里开煤气自杀,我的一颗心就猛的绷得很紧,连忙用脚踢门,并且高声的喊:‘谁在里边呀?’这句话我重复了两次,没有人回答。

当我一想起自杀的人是绝不肯来开门的,我的喊声是没人理睬的,就匆匆地想逃开这可怕的事件,奔到我的屋里,我丈夫听到我在楼下的不平常的喊声,已经穿衣起了床,我把我的恐惧告诉他,他说:‘快下去看看,不能见死不救哇。’我紧偎着爱人一同到了楼下。只见灶披间的门已经打开了,从那里面走出一个拖散着头发的披着睡衣的女人,这就是她的亭子间的李姓的烂污货。我看到她活着走出来,心里感到很高兴,我想:也许是由于我及早敲了门,才挽救了一个少女的自杀。我正在这么想着,这个没有死成的女人向我射出怨毒的仇视的眼光,像个吊死鬼那样从我的身边走过,穿着一双木拖板自顾自的往楼上跑,发出了橐橐的声响。她一句话不说,我看清了她手里拿着一条湿毛巾,还有一个肥皂匣,连她的头发上冒出的热气我都看在眼里。当她走进自己的卧室,重重的把她的房门撞击一下,那声音似乎传达了女主人对我的干扰生好大的气。“

“我丈夫是个细心人,他拉着我走进灶间,开亮了电灯,首先发现水泥地的一个角落撒了一地的水,我已经明白过来了,还没说出口,我丈夫便说:‘哪里是寻死,她是在这里洗澡。’”

“我拿起热水瓶,顺便用手试一下煤气笼头旁边的铁圈,滚热得差一点把我的手指烫出泡来,于是我又去试试另外几个煤气灶的温度,这时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现,我对爱人说:‘这幢楼里只有她是没有煤气灶的,她多么狡猾呀,她点着了这里所有的火头,给她烧热水,又给她取暖。怪不得我在门外听到里头呼呼的声响。’我还骂了一句:‘这个烂污货,亏她想得出!’我的丈夫也用自己的手到每个煤气灶上试试温度,他是个老实人,对我说:‘知道了就好了,不要多讲。讲出去她可真会自杀也说不定。往后我们把煤气龙头做上一个罩壳,用过就锁起来,她要偷也偷不成。’”

“我们的煤气灶上果然做了个罩壳,不过我的嘴可没有锁得住,我把这晚上的发现跟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讲了,他们都跟着在煤气灶上做了个罩壳。大家在背后称呼伊,除了‘烂污货’这个代名词以外,又加了‘贼骨头’的称号(我自己可没骂过她)。从此,整个楼里的人都用鄙夷的眼光看她。”

“你说,我跟她结下的这个冤,我反了什么革命?我反了谁的革命?”

张健耐心地听完了徐美弟的交代,他不能相信这个故事里所讲的烂污货就是那个坐在“坤宁宫”里的伟大女性。——这不可能,她会做出这种事来,张健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使他无法把电影画报上的女人跟她讲的这个烂污货联在一块,他犹豫不定地看了一下胡小明,胡小明的疑惑并不比他小,小明从旁又追问了一句:

“你没记错吧?那个女的是姓李,还是姓什么。”

徐美弟看到这两个红卫兵对她的敌意缓和了许多,她很镇静地回答:“我记得是这样。”

张健又问起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你记得还有一个叫桂珍的吗?跟她一起生活过的女佣人。”

徐老太的记忆里,对“桂珍”这个名字要比李姓的烂污货要深得多,她马上记起来了,说:“桂珍是个小大姐,她姓陈,常州人,十七八的小姑娘,她是二房东的女佣。她好心,有时给亭子间的这个女人带买点小菜,还常常用二房东的煤气灶给她烧面条。”

张健跟胡小明点头会意,从那张长长的名单里,确实有一个陈桂珍的名字,不过这个名字不是排在应予打击的“仇人”栏里,而是写在长名单的末后。

“你知道桂珍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吗?”

徐美弟说:“她男人早死了,是个孤老妈妈,一个人住。”

“你能告诉我们她住在哪里吗?”

徐老太想了一会儿说:“什么弄堂,住在几号里我可说不上,这话大概有五六年了,我在西海电影院看完电影的时候,碰巧见着她,她还能认出我来。”

胡小明又催着她说出地点,她还是记不起确实的地点。

张健说:“我们没有把你当作反革命,你放心。不过你有责任帮我们寻到这个桂珍。”

老实的徐美弟竟中了张健的圈套,她最后露了底:

“你们不要冤枉她是什么反革命,你们不要吓唬她,我就带你们去认认她的家,要我说出门牌号头,我可记不得。”

张健说,“我们只是找她问一些情形,我们决不会伤害她。”

结果就由徐老太带着他们两人,走过几条马路,拐进一个很深的弄堂,徐老太在门外不远的地方指了指门牌,张健和胡小明就记下了陈桂珍的地点,预备第二天上门去找她。徐老太脱身走了。

徐老太回到家中,庆幸自己没有受到什么折磨。她的二儿子徐亭,关切地问妈妈:“刚才你跟这两个北京来的红卫兵讲了什么?”已退休的老头也紧张地坐在老太旁边。

徐老太说:“那个小孩拿起一个笛子,在嘴上吹了一阵曲子,不知怎么的,那里面有一句叫做‘显灵灵’,笛子果然有灵气,他那么一吹,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以前的事情,一件件的全涌到心头,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做新娘子的岁月。”于是她把姓李的女子半夜点燃煤气的故事又讲了一遍,一面讲,坐在旁边的老头还连连作证,说:“这事情你还提它做什么?上海滩,无奇不有。那个过夜生活的女人嘛,我心里琢磨,大概是交际花,后来混上了明星。连陈年老八辈的这种小事也要来外调,真是吃饱了饭没事干,只有你这个碎嘴才讲得有劲!”

在一旁,徐亭的脸色泛白,他已经预感到妈妈的“碎嘴”闯下了弥天大祸,他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发出撕裂般的喊声:

“妈!你昏了头了。你没有看出那张电影画报上的女人是谁吗?”

妈妈非常自信地说:“我怎么不认得,那上面的女人,就是偷煤气的那个。画报是旧了,面孔还是那副面孔。”

“唉!老糊涂的妈,这个人就是当今那个了不得的女人呀!”他在桌子上写下了这个李姓女子现在的姓名。

妈妈吓得眼睛发直,恍然大悟,这一惊非同小可,她被自己的“碎嘴”弄得意识混乱,老太本来有高血压的毛病,在脸孔发白后的一分钟内,她晕过去了。老父亲也是今天才弄明白“烂污货”是什么人,在一旁急得直跺脚,他一面给老太吃药,一面责怪二儿子,说:“你站在旁边看到了那个画片,为什么不早给你妈提醒一句?”

徐亭无限委屈,无限怅恨,为自己辩解着:“我怎么能够在造反派面前点穿这一点呢,你可知道,谁要把这个女人做过明星的事说出来,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呀!虽然这个老底并不是什么秘密,我不是讲了一句吗,要妈妈不要记错了人,讲话当心。可是妈妈没有留神,还是讲了这样的脏话。四十多年前得罪了这个人,恐怕没有好结局。爸爸,等着瞧吧,一场大祸是逃不脱的了。”

当妈妈苏醒过来时,大儿子又轻轻地问:“后来你把他们领到哪儿去了?”

妈妈用手捶打自己的太阳穴,忏悔而又痛恨自己,说:“桂珍呀!我害了你了。我中了什么邪了,我害了自己又去害人家,我前世作的孽,到今天一齐报应了!”

张健和胡小明执行特殊的使命,头一个回合就很顺利,最有趣的是那支魔笛,带回上海以后一次还没有试用过,在徐美弟那里头一次吹出的曲调,果然,“天灵灵,地灵灵”,马上让她掏出埋藏在心里的秘密。这真是神妙至极,有趣至极。

不过张健对徐老太讲的姓李的女人,由于跟当今的显赫一世的名字对不拢,心里拿不定主意,就去问他父亲,他父亲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说:“这事用不着怀疑,你翻翻你的语录袋里那个小红本,里面不是有一首仙人洞的诗吗,就证明那个老太讲的那个女人本姓李,一点不假。不过这件事虽然太卑劣,一个伟大人物年轻时候干些不光彩的事,并不稀奇。如果这个人物一旦手里有了权,就要去报复当年撞见她的邻居,那才是真正的卑劣,真正的无耻!孩子,你还年轻,我希望你不要卷进这冤冤相报的事件里去。”不管爸爸讲什么一个伟大人物在他年轻的时候干些不光彩的事,并不稀奇,可听了那样的故事,总不能产生对她崇敬的心情。一个伟大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在他的心上坠落了。就好像嘴里吃了一只苍蝇,要吞又吃不下,要吐又吐不出。他不能理解:把这个三十多年前的新娘子,当作反革命来惩罚,这个巴掌无论如何打不下去。而父亲的告诫,正在这个时刻在他身上起了缓解的作用。出师打头一仗就动摇了非常坚定的信念。

按照张健和胡小明原来的计划,下一步应该通知“东方红”的司令,组织一帮学生冲到徐美弟家中,把徐老太毒打一顿,然后毁灭性抄家,并且把徐老太绑架到公检法关起来,不许她乱说乱动。由于张健的父亲讲了上面这段话,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调动“东方红”的人去采取革命行动。

第二天张健和胡小明跑进陈桂珍的家。当张健问明陈桂珍当年确是在环龙路一个二房东家做过佣工,她无限深情的说:“我实告诉你们,那个姓李的单身女子就是当今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呀。”张健用不着拿出电影画报来,陈桂珍早就知道了。

陈桂珍说:“你们既然是奉她的命来寻我的,这太使我感动了。四十多年,她还记得我,这真是富贵不忘贫贱啊!那时候我给她买小菜,给她在煤气灶上做菜烧饭,为着省钱,她连煤气灶也舍不得装;我做的几样菜,她挺喜欢吃。她如果要我去北京,我还乐意做她喜欢吃的菜咧。……再没有年轻时候结下的友谊更叫人怀念的了。我没儿没女,可以到北京去看望她,现在我真愿意把我的晚年继续侍奉她,请你们向她表达我的这一心意。”

她说得那么恳切,充满着眷恋之情,仿佛站在她面前的,正是她日夜思念的兰小姐似的。张健想:徐美弟讲的那个故事,她一定不知情。他又问了一句:

“你能记得,你在她那里帮工的时候,进进出出有些什么人?”

桂珍老太说:“这个我可记不起那许多,反正进进出出都是上层人物,都穿西装。”

“你还记得起有个郑均的电影明星吗?”原来这个名字是在张健口袋里那个长长的名单中,写在徐美弟的后头。

桂珍老太思索了一会儿,说:“我可不知道,她的穿西装的男朋友很多。也许由于经济上怕开销大,她招待客人分三等,一等的是请吃饭,二等的请吃咖啡,普通的喝茶,招待的香烟也分三等。”

“你再想想,还记得起什么人吧?”

“嗯,有一个姓朱,名字呢,我可一下想不起来了。他来的次数很多,他来了除了喝咖啡,还请吃饭,有时候姓朱的请她吃馆子。他这个人名字满怪,所以我记不住了。算算看,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张健被她一提醒,马上把语录袋里的长长的名单拿出来看看,这里头排在第四名的果然有个姓朱的,名叫胜白。他便说:“是不是叫朱胜白呢?”

桂珍老太很高兴地说:“对,就是他,头一个男人离了婚,她就和这个姓朱的认识了,那时他们俩个很要好。”她发觉说漏了嘴,赶快煞住,自己的脸由于紧张一直红到脖子根。

“这个人后来干了反革命吧?”

老太说:“这个我不能瞎说,他可是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也穿西装。”说着,她把话题岔开:“我过去也曾经想写封信给她老人家,我想,她还能记得起我这个小人物吗?可是,我的信能不能寄到她手里,恐怕靠不住。所以我一直没写信。如果你们可以给我带信的话,我马上写信。……”

于是陈桂珍当场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交给了张健。

这封信寄出了,张健跟胡小明接通了直达“坤宁宫”的长途电话,在电话里简单的向当年的李姓女子讲了徐美弟和陈桂珍的情况和她们的地点。当然,那个丑恶的故事在电话里一字没提。从那边听到她本人的尖厉的声音:“你们干得很漂亮,谢谢革命小将,谢谢你们。”

五天以后,两个解放军同志果然把陈桂珍接到北京,并且让她乘一乘飞机。陈桂珍老太——当年的小大姐,在高空中得意非凡,感到一个小小的佣人能获得这样的光荣,全国要算是绝无仅有。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找上门来的鸿运呀!一跤跌进青云里,这句古话让它说中了,可不是,她老太如今不是在高空中腾云驾雾吗?

她一下飞机,一辆小轿车早就等候在那里迎接她,把她送到盖着金黄色琉璃瓦的宫廷里;接着就有个半秃了头的文革组长和另一个矮小女人来跟她谈话,关切地问她身体健康如何,并且说明天要让医师好好给她做全身检查;这两个国内外闻名的大首长还亲自陪她吃晚饭。非常奇怪的是:她的李小姐,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她心里纳闷,但又不敢打听。反正到了这样的地方,身不由己,从头到脚感到幸福和满足。

至于徐美弟的遭遇,可惨了。全家抄了个兜底翻,徐老太被押走,关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女监里,第二年就一命呜呼。家里连收尸也不敢,只能暗暗的悲伤哭泣。

第十回

一支魔笛退强敌
七音俱发显神威

在那长长的黑名单里,占第四位的就是朱胜白,在他的名字下面,那个老娘写了一行蓝色的小字:

“抄家,搜寻关于她的画刊和小报记载,有关照片全部没收,密封上缴,严防扩散,本人保护性隔离。”

她的指示这么详尽具体,张健和胡小明决定下一步就向朱胜白开刀。而朱胜白的家庭地址是清楚的,他是电影界有名的导演。

这一次的革命行动,跟“东方红”的司令孙涛商量,孙涛答应调动六名红卫兵做他们的助手,一同前去抄家。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这八名红卫兵就开进朱胜白的家里。

朱胜白已接近六十岁光景,身体结实,说的一口北京话,住的房屋有三大间,一走进去感到空荡荡的。

他开了门一见进门来的全是陌生的乳毛未干的小青年,一个个背着个语录袋,手臂上别着“东方红”的红袖章。知道这帮小青年来意不善,内心是憎恨和厌恶的,但脸上还得表现出很欢迎的样子,他的妻子在里间却吓得发抖。

照通行的仪式,由张健高举语录,朗诵了“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最高指示,然后向朱胜白宣布:

“我们奉令来抄你家,你家里藏着很多反革命罪证,你是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现在”东方红“司令部勒令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小赵,你负责把反动分子朱胜白和他的家属弄到厕所间里,由你看管好。”小赵跟另一个“东方红”就上前缚住主人的手。

朱胜白战战兢兢地抗辩道:“革命小将,我这里已经抄过一次,家里什么罪证都没有。头一次抄家还给我留下了一张收据,不信我可以把收据给你们看。”

收据不看也不打紧,从这间屋里的空荡荡也就足够证明了,唯有窗口两个盆景还在,其实这两个盆景,在第一次本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已经被扔到天井的瓦砾堆里去了,据说盆景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反映了反革命分子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一个盆景的底盘也已砸得粉碎。朱胜白这个人就是脱不掉书生气,他以为遭了一次劫难,闯过了一关,往后不至于再折腾了,于是又把心疼的摔在墙角里的几块顽石和尚有生机的小松树重新扶植起来,石头缝里生长的碧绿的小松树又复活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抄了一次家,还会抄第二次。造反派对收据根本没兴趣,朱胜白和他的妻子成了犯人,被小赵押进了临时设置的拘留所——厕所间。

这三间房里有朝北的一间贴上了“某某造反派几月几日封”的封条。胡小明撕去了封条,打开房门,这房间的两边贴墙放着长长的书架,堆满了中外古今的书籍,屋子中间堆放着几样红木家具和沙发。

胡小明说:“不知是哪里的造反派抄的家,他们多马虎,贴上个封条就跑了,这里的书全没动。”

张健笑了,说:“他们贴这个封条,做得好极了。不是吗,要是他们把这里的书都运走了,我们这回来不是扑了空,什么也抄不着。”

小明点点头,可是他又说:“这么些书,叫我们怎么找呢!”

小赵和另一名红卫兵在厕所间里当值班看守,余下四名红卫兵在五分钟之内已经把两个房间能够破坏的东西全毁坏了,年轻人学习破坏比学习建设要容易得多,而且干得那么认真、彻底,他们以为真的在消灭复辟资本主义的苗子,他们在进行史无前例的革命,做前人所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

他们敲坏三五牌台钟,把墙上挂的镶着山水画的镜框砸得粉碎,他们把鸭绒被和蒲绒的枕头都扯碎,查看被窝、枕头套里是不是藏着金银财宝或是通敌的秘密文件,这一个动作引起了鸭绒的毛纤维四处飞散,像雪花那样弥漫在空气中,吸人鼻子便引起打喷嚏。一只镀着克罗米的发亮的电熨斗也遭了劫,因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熨衣裳也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电熨斗也就是制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魁祸首,非砸烂不可。当然,窗口那两盆刚刚获得新生的盆景又遭到彻底的毁灭。

胡小明和张健的目标是在朝北那间屋里,要从这一大堆书报里挖掘出有关她老人家的记载,这好比从一座光秃秃的山上去寻觅金矿那样,这需要知识,需要时间,尤其需要耐心和细心,偏偏这三个必需的条件他们都欠缺。全上海两次抄家大浪潮里,遭殃的何止几千户,但像今日怀有这样目的来抄家的,恐怕只此一家了。他们就像猪八戒吃西瓜,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图书,不知怎样下手才好。

就在这个时刻,忽然又闯进了另一股造反派,它的头头声明:我们是朱胜白的单位来的造反派,你们不经我们同意,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到这里抄家,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他问张健和胡小明:“你们是哪个组织?是得到谁的指示的?”

张健当然可以理直气壮的作出回答,马上让这伙造反派滚出去。但他不能说,他到这里来是负有秘密的特别的使命,她老人家关照要绝对保密,所以他楞在那里,好半天答不上话来。

于是对方的造反派头头气焰更为嚣张,讲出很难听的话,说什么:“你们是乱来,搞无政府。我勒令你们撤出这个地方。”

张健说话了:“我们是奉命来找朱胜白的反动罪证的。这个你们管不着。”

他们的人发现了北间那个房间的封条被撕去了,连忙报告他的头头,这就更加激怒了他,他威吓地说:“我们贴上的封条,你们不经过我们,就自说自话撕了下来,少掉里头的东西,谁负责?你们这帮小赤佬,就这样造反的吗?他的反动罪证有的是,都在我们那里。你们可懂得他的反动罪证是什么吧?”

这一问,又问得张健张口结舌,无话可说。说实在的,他也说不清朱胜白的反动罪证是什么,陈年八辈的美人画报,算不算是反动罪证呢?

对方限定时间,第二次勒令他们赶快离开。张健看出形势不好,要是不撤离,对方摩拳擦掌,准备动武的架势,而对方来了十多个彪形大汉,“东方红”只有八名小将,要动手肯定打不赢。急中生智,他又想起了他在自家门口打退了造反派抄家队伍的那一幕,他决定再一次亮出那只光辉的神圣的了不起的手。他完全像个非凡的英雄的神气,说:

“你们可知道‘东方红’是什么造反派吗?我们是有来头的,你们不要误会!请你们看看我的这只手吧。”说到这里,他习惯性地把右手高高举起,并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圈。然后说:“我这只手在七天以前,握过伟大旗手的手,你们去打听一下,我这话是不是吹牛?你们要跟‘东方红’作对,我只要一个长途电话,准叫你们没有好下场!”大家的目光好奇地集中到他那只高举的手,指望能看出它与众不同的东西。

谁知他的这番表演,并没能吸引对方争着握他的这只宝手。这只能证明这帮造反派路线觉悟不高,对永远健康的老娘这般冷淡。

对方的头头咧着嘴笑了,是嘲笑还是轻蔑的笑呢,恐怕两者都有,可绝不是友好的笑。他面对一同进来的造反派说:“这是他玩噱头,不要上他的当!”大家又重新去看张健的那只手,果然没发现有什么异样的地方。紧接着,这帮人就要大打出手了。

看来,这一帮造反派比上回打算抄他的家的造反派要难对付。张健的这一着宣告了破产,局势变得更危险,除非马上乖乖的离开这里。可是挨了骂便溜,不合造反派的脾气,这时他想起了带在身上的魔笛,他毫不迟疑地吹起了魔笛,指望魔笛能够救救他。

谁知魔笛吹出来的曲调还是那么两句:

“天灵灵,地灵灵,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连奏了第二遍,那曲调的魔力渐渐把对方十来个人迷住了,到了第三第四遍,只见其中有几个人匍匐在地,把张健当作了通天教主那样的神,嘴里喃喃有词做着祈祷:

“我是阶级敌人呀,反动思想没有好好改造……我不愿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哪!我保证天天写思想汇报,向你坦白我的无边无际的罪行。”

另一个自称是历史反革命,他大声的向墙上挂着的宝像请罪,说什么:“请宽恕我吧,我算不算历史反革命呢?我的父亲做过伪保长,你不要抓了我去,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咧。”张健吹那笛子刚好在第三个眼儿上没按上手指,这里正是这支魔笛的机关,只听得那匍匐在地的人又祈祷说:“天灵灵,地灵灵,你就下狠心把所有的反革命抓起来吧!不过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哩。”

张健把手指空出第四个眼儿上,但见有一个人在请罪时嚷嚷道:“对坏分子也不能手软,对阶级敌人要像冬天那么冷酷。谁没有妻子儿女?难道有妻子儿女,就可以不抓起来,不划到阶级敌人方面?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哪,抓吧,抓吧,把一切牛鬼蛇神都抓起来!”

张健看到这支魔笛有这么大的威力,他吹得更起劲了,弄得刚才喊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家伙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真像着了魔似的说:“……扣我坏分子帽子,我认罪服罪,是我的家庭成份决定的呀,我父亲在乡下养过十二只鸭子,是个富农,我嘛,在九岁的时候偷了邻居一条牛鼻子绳。你抓吧,抓吧,把一切牛鬼蛇神抓起来,只要允许我跟家里人见一次面。”

原来这支魔笛有七个眼儿,不论你按那个眼儿,奏出来的调门总是那么两句:“天灵灵,地灵灵,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过这中间还有机关:空出头一个眼儿,是针对地主阶级;第二个眼儿,是指的富农;第三个眼儿,是指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也在内;第四个眼儿呢,是针对的坏分子,所以刚才张健空在第四个眼儿上,这个九岁上偷过牛绳的家伙就受不住了,就要原形毕露,彻底作了坦白交代。要是空在第五个眼儿上,右派分子和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就要受不了;第六个眼儿是反动资本家;第七个眼儿是走资派,也就是共产党的干部。这七种人,刚好配上吹出的“多、来、米、法、扫、垃、圾”七个音调。

魔笛的那个老调子重复吹了五六遍,这帮来势汹汹的造反派陆续的跪在地上请罪,各人忏悔各人的罪孽,他们的眼睛都变得阴沉、苦恼,有的还含着悔恨的泪水;有一个在背诵著名的劝杜聿明投降书,仿佛他也是个战犯,如今已经彻底认识了反对人民的罪恶,请求革命小将的宽恕;这些人都被“天灵灵,地灵灵”的曲调触着了灵魂深处,触着了旧社会留给他们的伤疤,他们表现的认真、虔诚,忠于党、忠于领袖、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三忠于”,远远超过天主教堂里伏在长凳旁边低头忏悔的善男信女们。

不过,魔笛的七个音调也有打不倒的对象,十来个人中有两名造反派依然巍然不动,倒不是因为他们是“音盲”(即对音乐毫无反应者),实在是由于他们血管里流的是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的血。这七个可怕的音调怎么样也沾不上边,其中一名正是那个很会说话的造反派头头。张健想从魔笛里吹出第八第九个音符来制服他们,无奈吹来吹去,那主题歌始终重复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调子,他心里正抱怨这支魔笛钻的眼儿忒少,忽然看到那个造反派头头最后还是瘫软地匍匐在地,魔笛的主题歌还是使他入了魔道,他开始在地上喃喃的自言自语:

“归根结底,我也是阶级敌人的队伍里的一分子,原来我的老丈人的哥哥干过一贯道,劳动改造死在安徽,我有罪,我是钻进造反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是魔笛吹到第十遍时产生的效果。

另外一个硬汉子在魔笛吹曲子吹到第十二遍的时候,一个手指没按在第五个眼儿上,这个家伙也顶不住,入了魔道了。他倒不是随大流,而是真心实意交代了他的“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我,……我,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是漏网右派,我在十年以前讲过反动话,说大炼钢铁劳民丧财,……把我抓了去吧,你这个歌声把我的反革命的伪装吹跑了!”

这样,魔笛取得了彻底的全面的胜利,一溜串跪在地上认罪请罪的队伍,证明了“天灵灵,地灵灵”,当场见效。

张健停止了吹笛,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支魔笛有如此神奇的威力,他谨慎小心地把魔笛放回袋里去,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常胜将军的神态,大声地说:“这一回,你们尝到了响当当的左派的滋味了吧!你们回去,先办起学习班,首先在自己的灵魂里爆发一次革命吧,你们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所有匍匐在地的人,全都感激涕零地站了起来,好像遇到了大赦,高兴的面面相觑。最后趴下去的家伙的脸上愁云不散,悄悄的对他的头头说:“他给我定的什么性呢,是敌我矛盾吧?”头头安慰他:“叫我们参加学习班,恐怕是敌性内处。”(把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意思)于是这伙造反派灰溜溜地走光了。

第十一回

守口如瓶,小儿猎奇问根由
断桥留影,冤家路窄寻罪证

那一帮造反派被魔笛打发走了,往下就可以安静地仔细地到北间的书房里去搜集她所要的资料。“东方红”的几个小伙伴亲眼看见了那十来个造反派如何来势汹汹,又如何狼狈而逃,十遍八遍地听到了从魔笛里发出的歌声,他们已经能跟着唱了。这真是奇妙无比的玩具,赛过世界上一切玩具,他们真想每人身上备一根,这有多么有趣,多么逗乐。他们恳求张健把那根笛子给他们多看看,最好能再吹两遍给他们听听。孩子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使他们急于想了解魔笛的秘密。

张健笑笑说:“这支笛子可不能瞎吹的,要是我再吹两遍,说不定你们里头也会冒出几个阶级敌人来。”

“东方红”的小伙伴这才打消了要听魔笛的主意,他们把张健当做了活神仙,保证往后忠实于他,完全听他的指挥。大伙儿一齐集中到北间书房里来,其中有一个红卫兵首先发现靠墙覆着一块红布的桌子,一揭开红布原来是一架外国的钢琴。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钢琴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何况这架钢琴又是外国货,自己的中学里都买不起一架钢琴;要不是资产阶级,怎能买得起?“红卫兵”今天到这里来,目的就是搞破坏,而且养成了爱好破坏的脾气,如今看到一架钢琴,岂能放过它。——这也说明朱胜白单位里的造反派确实缺乏造反精神,革命不彻底,连钢琴都没有砸,怪不得笛子一吹,他们全都露出了反动的原形。于是红卫兵小将找来了砸烂钢琴的工具,打算动手了。张健马上阻止:“把这个给他保留下。我们的中心目标是到这里来翻寻画报的。”

他便把语录袋里已经揉皱了的电影画报拿了出来,“东方红”的小青年都凑上来看画报上是什么美人,他们谁也看不出这个美女是谁。小青年疑惑不解的问:“这是什么女人?妖形怪状的,肯定也是个吸血鬼!找这些旧书干啥?”

张健自己也不能回答这个难题,他只能这么说:“这一回我们造反不一样,要从这一大堆书里寻找有关这个女人的材料,看到书里有这个人的画片就抽出来,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光荣任务,别的你们不用问。”

刚才张健不让他们砸烂钢琴,倒不是因为他对钢琴有什么爱好,他想起要完成老娘交下来的这个艰巨任务,这么些人在书房里泡一个星期也恐怕难以完成。这事儿还得请出书房的主人自己来找。如果把他的钢琴也砸烂,他就不乐意帮忙了。他把这个用意跟胡小明讲了,胡小明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就由他到朱胜白那里,把他请到书房里来。张健像教师训斥一个顽皮学生那样问这一位长得高高的老头:“你知罪吗?”老头朱胜白回答说:“我是有罪的,我拍摄的毒草电影,流毒全国。”

“今天就要你拿出罪证来。”张健的口气就像一个老练的法官,论岁数,立在他面前的老头可以做他的爷爷。

朱胜白把两只手一摆,说:“我导演的电影不就是罪证吗?好多人都看了的,我还能拿出什么罪证呢?”

张健只得把那张电影画报展开在他的面前来代替回答。

只见朱胜白眼里射出异样的光,对那张画报凝视了好久,起初是疑惧,是紧张,后来他那眼神又变成嫌恶、悔恨,然后又表现出鄙视和憎恨。对年轻人的造反,他不得不逆来顺受,既然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的,接受两次抄家也是罪有应得,谁让自己世界观不好好改造,去制作出毒草电影来的呢?现在他看到了这张故人的画报,他才明白了一切,明白了当年的亲密朋友一点不念旧情,如今成了陌路冤家,他怎么也没想到,要花多么大的代价才能还清年轻时候的这笔债,这些在心里翻腾的复杂的情绪何必告诉这帮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呢?

当张健问起:“这上面的人,你是认得的吧?”

朱胜白说:“我不认得。”

张健说:“你不老实,你瞒不了我,你是这上面的人请吃咖啡又请吃饭的对象。对不对?”

这一句话说出来有骨头,朱胜白猜想,这小家伙好像有来历嘛。他退让了,轻轻的说了一句:“以前只是见过一面。”

调皮的张健也想探知人们的秘密,他又进一步问:“那么,你们是怎样认识的?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关系。”朱老头说罢又赶快纠正,说,“不,不,是同志关系。”他想把自己说成当年跟她一同革命过的,也许革命小将会从轻发落。

张健说:“你这儿的一架钢琴给你保留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砸烂它。可是你得帮助我们,把你这儿有关她的画报、照片,还有,还有别的什么小报,找出来。把这一切罪证统统找出来,懂吗?”

张健的鬼主意果然不错,朱胜白主动地从书架后头把堆了有半人高的旧的电影刊物搬了出来,凡是其中有那个美女像的都抽了出来。他自己心里不免好笑:这是谁的罪证呢?天晓得!

不知谁在一份小报上发现了跟电影画报上同样面孔的女人照片,谁在这女人脸上用红铅笔划了十字杠杠,在相片旁边刊了一段朱胜白跟这个女人离婚的启事;于是他们又去翻阅其它的报纸,又寻到了她跟另一个男人离婚的启事。红卫兵高兴地说:“她的罪证不少,她是拉三。”

朱胜白又奉献上珍藏得很好,不过颜色已经发黄的若干照片。这些东西上回抄家没抄去,那时他心里暗暗的高兴,生怕把这些东西公开出去,有损她的名声。这一回他却自动交了出来,这反映了他内心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那些发了黄的留影,成了他生命中可耻又可诅咒的一页,他当年曾经对她怀有多么浓烈的感情。后来一直珍藏着这些照片。仿佛这些发黄的照片是他的生命的一部份。他们的分离完全是她见异思迁,并不是朱胜白的过错。他当时为丢失她而失眠、哭泣,甚至写下了遗书,想跳黄浦。是一位教育家写了一首诗劝醒他,挽救了他。他没有一点对不起她的地方,想不到这个女子这样薄情,这样阴狠,这样残忍!痛苦的往事如今成了大难临头的导火线,一想到这些,他反而感到一种宽慰,过早的分离使自己摆脱了这条毒蛇!这些发了黄的纪念品同时散发出臭气,他真愿意快点扔掉这些可怕的魔影。把这些“罪证”和盘托出,就好比从他的心头拔出了一根涔涔出血的刺,从此跟往昔的一场恶梦永远诀别了。

那几个七手八脚忙于翻阅电影画报的“东方红”小将一齐围拢来看那一堆照片,张健赶快把照片重新包起来,说:“这个,你们不能看。”他记起了老娘一再关照要严格保密的指示。可是,“东方红”小将不知就里,一再纠缠着想看一看,张健急中生智,居然想到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都是些黄色照片,看不得。”这个词儿冲口而出,他也是从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学得来的,他好像是看墙上贴的大字报上有过这样的句子,男女在一起就是不正经,不正经就是黄色,黄色就是腐化;红色是革命,黑色是反动,黄色是腐化,这就是张健从文化大革命中学来的“色彩学”。

他的小伙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也并不比张健弱,他说了一句“黄色照片”,反而惹得他们心里痒痒的,非弄到手看一眼不可。

直到把这里的“罪证”装进一只大麻袋之前,“东方红”的小将乘张健出去打电话叫车子的时候,还是偷看了那一堆黄色照片。他们看到照片上总是有一男一女,有一张女的跟一个男的合撑一把伞,还有一张是女的戴着大草帽,黑眼镜,穿着一件大开叉的旗袍,旁边是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东方红”的小将贪婪地看着,初步懂得张健所说的“黄色照片”原来如此,未免感到失望。

张健打完电话回来,看到一天的收获不小,已经装了满满一麻袋。这时他对这位主动交出“罪证”的朱胜白大感兴趣,便很客气的询问道:“你能谈谈这张照片里的女人是谁吗?”

朱胜白老头看这一张就是一男一女撑着伞的照片,他诡谲地笑了笑,不肯说。

“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呢?”

“是在西湖的断桥,下面不是有桥洞吗?”

张健又挑了一张,问道:“那么,这一张在哪里?”

“在兆丰公园。”朱老头说。

张健说:“是不是所有的罪证全都在这里了?漏掉一件你可要负责!”

朱老头坚决地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们是‘东方红’司令部的吧?你把这些拿了去,你们的司令部可得要给我开一个收据。”

这一下可难为张健了,他说:“我抄的是你的罪证,又不是抄你的存款和家具。不好开。”

“请你讲一句吧,这些画报和照片能算得是罪证吗?外面各种名义的造反派多得很,这些东西不好随便拿出去的。”

张健没话可回,他今天翻了一天,全是黄色的东西,魔笛里的七个音,这里头一个也不沾边。直到这时候,他才对今天到这里来的革命行动产生了怀疑。他简直没法对付这个电影导演。情急无奈,他只得指着照片上的撑伞女人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正是奉她的指示才来的。”

这句话证实了自己的推理,朱胜白仿佛被这句话引得满眼金星乱飞,在模糊的金星里重新出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她在狂笑,她在疯狂地毁坏一切,她在全国范围内播种恐怖和仇恨的种子,她给千家万户带来灾难和不幸!

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公安局的王处长,张健跟他低声的打了招呼,于是他们把朱胜白强制性的押上汽车,一麻袋“罪证”也一同安放在汽车里。

第十二回

飞机押俘,初会林氏接班人
驾车进宫,不见护士伶仃女

两天以后,公安局那个王处长亲自到张健家中,通知张健和胡小明,马上坐飞机去北京负责押送朱胜白,并且把那一麻袋材料一同送进坤宁宫里。王处长还说,永远健康的老娘对你们的工作充分肯定,嘉奖你们干得出色。

两个孩子听说有飞机坐,快活得要跳起来。张健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的飞机票?”

王处长说:“用不着买飞机票的,你们坐空军的飞机。明天早晨七点钟以前我开辆吉普来送你们去机场。”

两个孩子兴奋得一夜未眠,全家也为自己的儿子飞黄腾达而高兴非凡。

这季节已近岁末,两个孩子的父母生怕他们受冻,听说天上比地下冷得多,都准备了厚实的衣裳。张健一心想弄一件解放军的军大衣穿,由于时间急促,一时没有弄到,所以那顶从姑娘头上弄来的军帽也没法戴,临时穿了他父亲的一件老棉袄。棉袄长了一点,穿在身上显得老气和臃肿,完全没有造反派的气派,心里为此不大满意。胡小明穿的是一件短的棉大衣,可惜颜色不对路,一点不像解放军。

张健带的东西,除了一副扑克、语录袋和里面的红小本,还添了一件宝贝,那就是跟他形影不离的魔笛。

他们两个坐了吉普车来到机场,王处长把他们介绍给一位空军驾驶员,说:“这是一趟专机,就为着你们开的。这一位是林立果,他就是副主席的儿子。”

张健对这位驾驶员是谁的儿子倒并不在意,他只是羡慕这个驾驶员穿一件黄呢的军大衣。他想,我这回到北京去,要能穿上这样的军大衣回家,那真是了不起。这个林彪的儿子相貌堂堂,仪表英俊,头上戴了个航空帽,左手揑着烟卷,见了这两个红卫兵,非常热情的跟他们握手,一面说:“你们把那些东西全弄来了吗?”

张健眨了眨眼,说:“全弄来了,一点没剩,我们整整抄了三天。”

“你们干得很漂亮。”林立果掏出中华牌的烟来,问:“你们抽烟。”张健和胡小明谢绝了。看来,这个驾驶员也是得了永远健康的旨意,专门送他们上北京的。

他们顺着舷梯走进了考究的舒适的飞机舱里,首先发现那个头发斑白的朱胜白戴着发亮的手铐,另有一根白色的绳子套在他的胸前缚在坐椅上。当眼睛一接触这个形像,张健的心不由得一沉,把这么一个老年人弄成这副样子,多半是自己的关系,好像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感到几分悔恨。但这种情绪只是一闪念,马上想到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对敌人不是说要像冬天那么冷酷吗,在这么一个罪犯面前不能表现一点软弱。胡小明的眼光刚一接触到朱老头的愤怒的眼睛,马上把眼光移开,他的头低了下来,找个离他很远很远的座位,而且是坐在他的身后。

飞机没多久就到了北京,下飞机时,张健还在为着自己的打扮不像个造反派而恼恨,所以走下舷梯时显得一副寒酸相;他明明看见那个姓林的空军驾驶员拖出那个麻袋,麻袋口用细铅丝缚结实,不知是谁还用火漆封住了铅丝的接头处。驾驶员亲自把那麻袋扔了下去。罪犯朱胜白在下飞机前解开了那根白色的绳子,戴着发亮的手铐押下了飞机,马上有人把他塞进了一辆小汽车里,不知开到哪里去了。

张健和胡小明走下飞机,又看到那个联络官在下面等候,笑嘻嘻的迎接他们上汽车,跟上次送他们上火车不同的是,这一回他变得更客气,更恭敬,好像迎来了两位大首长似的。

一回生,二回热,这是第二次走进坤宁宫的密室,旧地重游,新鲜感是少了,但添加了一种亲切感。他们沿着长廊走过那间玻璃窗下坐着半秃头的人的屋子门前,张健真想敲他的门,向他探问一下,那个为了半度冷气而关了禁闭的姑娘,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工作。他在上海那几天还一直怀念这个姑娘的命运如何。

走进那间密室,伟大的老娘很热情地走上来握他们俩的手,看那神色,她老人家对他们立下的功劳是很满意的。她今天穿的服装另有一番风韵:上面穿的是一件凸印的麂皮茄克衫,下面穿的骑马人穿的马裤,裤腿下面有一排钮扣。这套服装只适合男人穿,她穿在身上却显得英俊、年轻,一点看不出老太婆味道。在她身后还是守着两名宫女,一个拿着体温计酒精瓶;一个拿着量高血压的匣子,不过拿高血压匣子的姑娘换了一个陌生的,这个改变使得这两个年轻人心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屋子里温暖如春,这就引起张健很自然的往墙上挂着的葫芦形寒暑表看了看,虽然那上面的记号一点也看不着。

永远健康的老娘坐下来问长问短,很快就问起朱胜白家里抄家的情形,她说:“你们抄到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全都搜寻过了?他这个人还老实吗?……”

张健热得受不了,脱下了又长又臃肿的大棉袄,老娘说:“这里热吗?那么你脱下棉衣。”又转过脸来对胡小明说,“你也脱下吧。”

张健打算回答她的问话,老娘挥一挥手,示意站在两旁的两个宫女,说:“我完全用不着你们,我感着身体很好。”那两个宫女就轻手轻脚的走到门外去,屋里只剩下女扮男装的老娘了。

“我们用了五天的时间,全都搜寻遍了。一点也没剩下。有画报,有照片,还有小报上的许多离婚启事。”张健说谎的本领又提高了一步,他把抄家的日期拉长到五天,这一点夸张他是说对了,他可不知道,把两次离婚启事夸张成了“许多”,老娘听着这句话有点恼火,心里不自在。

“没有谁看过这些东西吧?”这是老太最关心的地方。

“除了我,还有他(指的胡小明),谁也没看过。我文化低,时间又紧,我也顾不及看。所以我也没看详细。”

女扮男装的老娘又问:“我给你的那支笛子呢?你派了用场吗?”

“嗯,用过一次。”张健只讲一次,另外一次可不能照实讲哪,讲出来多坍台!

“为什么要吹它,难道你们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

张健说:“是的,是遇到了十分危急的局面,有一帮造反派不明白我们的后台是哪儿的,他们也要到朱胜白家里捞一票。我们两个年纪小,抵敌不住,生怕这里面的资料给他们抄了去,我只好向魔笛求救了。”

老娘听他这么说,露出了赞许的微笑,她从千百个红卫兵中挑选出这两个青年,果然有能力,有才干,又机灵,暗暗佩服自己有眼力。她问道:“灵吗?”

胡小明抢着回答:“灵,灵极了。真是天灵灵,地灵灵!”

老娘说:“要用在最紧急的时候,不好多吹,吹得多就不灵了。你们要好好爱护,甚至要用生命去保护它,不让它落到敌人手里。”

张健说:“这东西日夜在我身上,这一回我也带来了。”他想把身上的魔笛从套子里拿出来作为证明。

“你还保管着它,往后你们还要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用得着它!”

胡小明说:“只要你吩咐,我们一定坚决完成。”

“你们回上海,去把全上海私人藏有这些报刊和照片的,统统抄来,要做到一张不留,还要做得不留一点痕迹。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老娘这么一说,张健心里想,胡小明倒说得轻巧,要把全上海所有的资料弄到手,要做得一张不留,不要说只有两个人,就是有两百人也办不到呀,这好比大海里捞针,能够坚决完成吗?

张健便说:“干这个事我们两个人怕不够。”

老娘说:这事情就是不能人多,人要越少越好。“

张健弄不懂为啥人要越少越好。不过他没有再作声。

老娘紧接着又问:“你们给我抓来的徐美弟,她给你们说了什么话呢?”张健一听这句问话他才晓得,三十多年前他的老邻居,一个很老实的新娘子,也已经被她关起来了。在这以前张健可并没有抓过她呀。

他赶快回答:“唔!你那个老邻居吗?已经是老太婆了,她什么也不肯说,她全都记不起来了。”

老娘鼓着嘴,很激动又很恼火地说:“她,她说谎,她肯定知道我,她狡猾,她坏透了。我不能饶恕她,我要永远封住她的嘴!”

她那么焦急不安,眼珠睁得大大的,一边讲一边把手掌劈了一下空气,仿佛真要用这个手掌捂住对方的嘴巴。胡小明心里明白:这个老娘真够蠢的,徐美弟也许真的忘了那件事,是你一本正经要把沉在粪缸底下的丑事掏出来,结果越掏越臭,弄的我们小朋友都知道了。

胡小明已经听到了徐美弟的坦白交代,这时他才理解这个老娘干吗要这般恼火,而且在心里翻腾起一个想法:那个徐老太有什么罪呢,她连过错也没有哇?张健想得没有这样深,他在为自己刚才隐瞒真相感到微微的得意。刚才她大声的说:“她,她说谎!”她骂的是徐美弟,他听了不免心惊肉跳,因为真正说谎的就站在她面前!

老娘忽然又想起了什么,问道:“那个常州小大姐,怎么样?”

张健说:“我们好容易找到了她,这个老太无儿无女,已经退休了。她对你老人家那么想念那么崇敬,她不是给你写过一封信吗?”

“是的,这丫头年轻时很要强,三十年了,一直不知道她信息。她给你们讲了我什么吗?”

“她讲你好,她很想念你哩!”

老娘又把这两个孩子着实夸奖一番,然后说:“你们说吧,你们想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满足你们。不过,你们可要绝对照我的命令行事呀!”

小明想了半天,提出了他的要求:“我想要一个照相机。”

“这好办,我给你一只,德国的。”

张健一时想不出要什么好,他过去想过:将来有了工作岗位,买这买那,曾经想要买好几件,如今却一件也想不起。胡小明提出了要一只照相机,我总不能也要照相机呀,又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多要几件,他一时愣在那里,直至看到那件又长又肥的老棉袄,他才想起最最羡慕的东西,要一件空军驾驶员穿的黄呢军大衣。这事情好办,老娘马上答应了,并且通知联络官进来,关照他马上去找一件军大衣和一只照相机。她又通知特别护士进来,还是那两个拿着体温计和测量高血压匣子的姑娘,她挥了挥手,懒洋洋的说:“我不是要你们,我要按摩护士。”

这两个姑娘刚出门,又换了另外两个姑娘进来,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一头拴着弹性皮球的棒槌;这个棒槌原是清宫李莲英给慈禧太后捶背用的;另一个姑娘拿着飞利浦最新产品,电动按摩震荡器;一个姑娘用捶背的皮球扑打她的背;同时一个姑娘开动震荡器,在她腰间和大腿上缓缓移动,她的骨头好像酥了,瘫软地坐在椅子里,浑身在那里抖颤,嘴里嗲声嗲气的嚷嚷:“今天累得我够呛,国外的总统夫人老早回家抱孙子去了,我一天十八小时还要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