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扫兴的余兴节目
我在三原附近的那个云阳镇呆了一个星期，我和王哲然、王金月总算通了“政审”只有吕恒留在原地，我们三人来到了延安。我被分派至刚成立的“陕北公学”。那时，“陕公”还只是招生广告上存在的名称，我们是第一批吸收入学的新学员。刚来乍到，发现这个“公学”无“学”可入，既无校舍，又没宿舍，没有校门，当然看不到学校招牌，也就没有桌椅板凳，只是从西安看到的一份招生广告上，知道我们的校长是成仿吾。当年上海有个著名的文艺团体和左翼出版社，名叫“创造社”，出版过“创造月刊”和其它革命文学书籍，为首的是郭沬若，属下有两员大将，一为钱杏邨（笔名阿英），另一名就是成仿吾。
早晨听得军号响，便集合到清凉山下一片开阔地，由红军教官指导我们接受生平第一次的军训。这时我才看到了陕北公学第一批的新生已有四百余名。做完军训的基本动作，校方生活指导处的领导人邵式平下达编队的命令，总共编为四个大队。我被编入第一大队，一个队有一百多学员，大都是平津和东北来的流亡同学，一部分是从江浙两省来的学生和离职的知识分子。我被指定为一大队指导员，这项任命可以说“委以重任”了，论文化程度，我不过是个初中一年级生，如何“指导”本大队的大学生和中学教师呢？为此，虽然有一种荣誉感，却感到难以胜任的胆怯。
一个星期以后，由陕公总支书记季凯同志介绍我参加了党，因我是工人出身，只参加过共青团，可以免去后补期，没想到在入党后的第二天便荣任大队的支部书记。这样才做到了支书与指导员一身而二任焉的规格，而这个规格是红军连队的通行编制。我的中心任务是做好同学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胆发展新党员，现在还能记忆的一点，就是四个大队皆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攀比思想，跟谁攀比呢？跟“抗日军政大学”。
原来抗大与陕公同时在全国招生，大后方向往光明和革命的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都选择抗日车政大学，四百多位青年进入这个一无所有的“陕北公学”都是听从组织的分配。就像全国解放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统一分配一样。由于第一步不是自由选择，第二步就会对不平等的待遇耿耿于怀，斤斤计较，可见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真正的平等。例如：首先“抗大”有“大学”之美称，“公学”似乎低人一等，凡进抗大的，每人发一套军装，走进人群给人以威武显赫的形象；陕公的学生则不发任何制服，同学中出现了要求校方发军服的呼声。我这个指导员只是做个忠实的承上启下的传声筒，没有去批评他们羡慕抗大、攀比抗大的思潮。老实说，我自己思想深处又何尝不想弄一套军装风光风光呢？我这个政治指导员私心之重，就注定了我是做不好政治思想工作的。
我们的校长颁下紧急动员令，必须在正式开学之前建设好学生宿舍。在这黄土高原上，一无木料，二无砖石，拿什么建造宿舍呢？校长的两句口号是“从无到有，自己动手”，上头发下一人一副锄头、铁锹，就在清凉山上横肚里挖洞，向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薛仁贵夫人学习，她就在陇海路上武家坡的寒窑里苦度光阴十八年嘛。（西北一带的居民祖祖辈辈大多住在窑洞里。）
我领导的第一大队的劳动大军，在十六天内建成了四公尺深、两公尺高的十二个洞窑，比其它三个大队提前两天至三天。完成了足供一百余人居住的宿舍以后，我们又支持女生较多的第四队。据说，这种扶贫济弱的侠义精神就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得到这种高度表扬，作为这个大队的指导员不胜荣幸，队部还专门出了几期庆功的墙报，要与第一大队展开劳动竞赛。
黄土丘陵的土质非常坚硬，我们考察当地农民祖传的窑洞，维持几百年历史都不会倒坍，住在里头却是冬暖夏凉，不怕地震飞机炸，不怕风雷火烧，可算得地球上安全系数最高的居室建筑了。不过每挖进一分一厘，却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抡起一镢头砍下去，往往只留下一条浅浅的疤痕，用力不足，铁镢就会弹回来。我向红军连队指导员学习，首先做到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好在我和那些文弱书生不同，不久前就参加修建飞机场的劳动；在乡村师范又干过劳作课，干粗活有一定的经验。鉴于挖洞的工作面狭小，工具少；一方面人多，我就实行勤换班、多休息，歇人不歇工的连续作业。又结合文娱活动把苦差使变成赛歌同乐会方式来调剂疲劳。
配合劳动的节奏，我教会他们唱《锄头舞歌》。这支歌系陶行知作，我把其中的歌词略作更改，彷佛这个歌就是为了挖窑洞而作的，我乐意到其它队教唱这支歌，于是很快便流传到整个学校。
陶行知的歌词共五段：
[一]手把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咦呀海，呀荷海。（重唱第二句）
[二]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三]天生孙公作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四]革命成功靠锄头呀，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五]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我把第三段头一句改成：“共产党领导我跟进呀”，第四段则换成以下两句：建设校园挖窑洞呀，从无到有靠劳动呀！
我还给同学们讲了南京有个晓庄师范，同样是由校长和学生们自己动手建造草棚茅舍的故事。当场就有一位同学自我介绍，他就是晓庄师范的学生，创办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做《锄头舞歌》的陶行知先生。此人的年龄比我大六、七岁，他以为我也是陶行知的学生咧。其实我是在栖霞山乡村师范读书的时候，去晓庄师范参观学习。（一九二九年该校被南京政府下令封闭，听说系冯玉祥在蒋委员长跟前说了好话，才得复校，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却无缘见到陶校长了。栖霞山与晓庄皆在江宁县，相距不远，我们是步行去的。）不过我佩服陶行知的艰苦办学精神，我以他的学生自居。这位同学直率批评我：“你把陶先生的歌曲随便更改，来适应现实的需要，这是对他老人家的大不敬！老实说吧，我不愿跟唱你教的这歌。”这证明，他是虔诚的陶行知的弟子，而我则是冒牌的。我赞赏他敢于当面提意见的勇气。这样，我跟这位大年龄的学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窑洞宿舍全部落成，紧接着就是为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作准备，各大队开始教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陕公校歌，各大队则分别编演一两个余兴节目。我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就自编自演一个祝贺的双簧凑个热闹。我在前台只做手势，配合隐藏在身后专念吉利话的台词。没料到我的演出竟闯下了不大不小的祸，使我终身难忘。
那天晚上，临时搭的舞台挂起两盏汽油灯，前头几排坐的都是中央首长。我记得李维汉、秦邦宪、罗瑞卿、张国焘、徐特立等都来参加。全部余兴节目刚结束，徐老拉着校长成仿吾登上戏台，气呼呼的说了一段话：
“我要说，我要说，不说就是对党不负责任了。”他激动而且愤怒，说到这里打了个停顿，全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着急地想知道他将说什么。
“今晚这个双簧，太不严肃了。我以为这是丑化我们的党，特别是戴高帽子的在台前说话，所说的都是正确代表我们党的角色，这个戴高帽子的，脸上还抹了白粉的人，我看了感到十分不舒服。……这个政治影响呀十分恶劣。”说到这儿，他转身征求校长有什么看法，校长看到他老人家气成这副样子，也感到自己对党不负责任，他的处境也许比戴了高帽子的演员还要尴尬。
这时我已经卸装，坐在观众席的后排，脸孔在发烧，羞愧难当，徐老说我的表演丑化了党，生怕台下的同学回过头来一齐朝我看，真想从强光灯下溜出会场。
成仿吾在台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徐老当场给我们指出来很好，我没有过问每个节目，首先是我政治上不严肃，今后一定要正视这个政治性的原则错误。”
这次开学典礼就以“影响十分恶劣”的大扫兴而不欢而散。
徐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他的学生毛泽东刚刚在延安为他六十岁华诞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他在政治上轻易不发言，这次他上台发表那场示众式的批判就好比泰山压顶，不仅震动了整个会场，也震动了整个延安，它给予我精神上的冲击该有多么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遭到公开的点名批判，一夜之间我在同学眼里似乎成了个有罪之人，弄得我好多天抬不起头来，我的自尊，我的虚荣被他老人家一下子轰毁了。再也提不起劲儿来指挥大队唱歌，连文娱活动我都躲避三舍。
我理解徐老的当众发怒，他是为了保卫党的形象不受损害，不过他“保卫”的心理表现得过分神经过敏了。我所表演的双簧，是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观众并不觉着戴高帽子即象征着丑化或侮辱共产党，而它的政治内容倒是歌颂共产党的。（注二）所以徐老的批判只是压服，而没有能说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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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为什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对戴高帽子大发雷霆？本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能回答，最近读到诗人流沙河写他自己的政治迫害回忆录：《三联版》的《锯齿啮痕录》，其中谈到他自己在文革中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他把戴高帽子作为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历史的考证，特援引一段，以释群疑：
“考证高帽子的古制，想起楚国的切云冠，屈原说他自己‘冠切云之巍峨’，这不就是戴高帽子吗？古之儒者‘巍冠博带’显得英俊潇洒，可知高帽子绝不丑化人，相反，倒美化人。汉代有方山冠，又有进贤冠、也都是高帽子，这类高帽子，不是品级高的，还不能戴呢。大概到宋代北风渐渐式微了，少数士大夫仍保存这种高雅的装饰，例如苏轼的老朋友陈季常，因其怕老婆而名闻于史，山民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不但没羞辱他，还认为他是遵古制，俨然有大丈夫英俊之气，也就忽略了陈缺少阳刚之气的弱点（事见苏轼作《方山子传》）。至今吾乡百姓见某人喜听奉承话，便笑他‘爱戴高帽子’决不恶意羞之意。”那么，为什么到了毛泽东时代，高帽子大贬身价，甚至被革命小将用为羞辱牛鬼蛇神的人格侮辱标记呢？流沙河考证曰：这是农民从寺庙里站立在阎罗殿两旁的黑白无常那里学来的，因黑白无常皆戴尖顶高帽子，手执破扇子，形象极丑恶。在毛氏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有一句话：湖南农民揪斗地主士绅皆戴高帽子游街。这么说来，始作俑者是湖南农民，推波助澜是毛泽东，而徐特立是湖南人，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他为了保卫共产党的崇高形象，冲冠一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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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得补叙一下“余兴节目”殃及池鱼的余波。原来那晚上余兴节目里，四大队有一名会说相声口技的同学，他不仅会讲各地方言，特别擅长模仿讲课老师的谈吐神态，他学毛主席讲话尤能传神，可谓维妙维肖。四大队参加的一个节目就是由他学着毛的语言朗读毛写给陕公同学的祝辞。这个节目赢得了全场欢呼和热烈鼓掌。本来，谁也不会批评这个节目有啥问题，没想到那晚徐老一怒之下，第二天就有两位首长，积极响应，不约而同地写信向成仿吾校长批评这个节目“侮辱了毛主席”，“不够严肃”。我看到了这两封批评信只有苦笑和寒心（我能拜读这两封信，是总支书记为了帮助我认识错误、接受教训才给我作参考用的）。我闯下的“恶劣影响”并未受到处分，而这位杰出的相声大王杜颖甫却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他的入党申请打了回票（四队支书告诉我，说他家庭成分不好；而总支书记指示我大发展时期，不必强调家庭成分）。他连参加青年救国会也未被接纳。杜一气之下，就开了小差跑出边区。我为他的出走很感到可惜，若是此人尚在大陆，影视、话剧演出伟大领袖的形象，让这位杜颖甫扮演，肯定会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咧。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年，我接待一个印度尼西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一位工人代表偶然谈起他们那里有一位华侨大富翁，名叫杜颖甫。为了验证他跟延安的那一个杜是否同一人，我问杜老板会说几种方言，他说：杜会说闽南语、马来语，还会说英语、西班牙语……
我才记住了这个印度尼西亚华侨资本家的名字。
二 少年俱乐部
余兴节目的不愉快事件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和前程，在我的“自传”中大书特书只是因为后人竟把徐老的“冲冠一怒”放大了许多倍在祖国大地上到处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一点不能由徐老负责，也并不影响我对徐特立的尊敬。
没过几天，我的情绪恢复正常，自我感觉依然良好。主要的一点，那时候的同学们文化素质一般较高，皆富有独立自主意识，评判是非的尺度不以权威大小和知名度为转移，上一节讲到“我在同学们眼中几乎成了有罪之人”，这是我的自尊受到伤害而产生的神经过敏。
在此期间，在我本位工作之余，还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如果说在《杨浦星火》时期，我额外组织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穷小子足球队”，那么，在陕北公学开创的时期，我发起组建了延安第一个“少年俱乐部”。
只因四个大队中，有相当多的同学年龄均在二十岁以下，最年轻的只有十五岁，有一些是烈土子弟和高干子女，我记得的就有叶挺、张国焘的儿子、邓宝珊和罗迈的女儿等。（邓系冯玉祥西北军的军长，罗迈即李维汉，任“陕公”党组书记。当时尚无“高干子女”的称谓，因其时中共高干皆无子女也，至五十年代这个名词方始流行。）为了适应他们的兴趣与爱好，我先在一大队成立少年俱乐部，限定年龄在二十以下的同学才能参加。不久其它的大队里的少年纷纷参加，自然形成了全校性的群众组织。
原来每个大队部设有“救亡室”，划出一间棚子作为文娱活动的场所。有一名文娱委员领导，办墙报、奕棋、阅报、教唱歌等活动。这里的文娱项目已经定了型，比较单调、刻板，使年幼的同学不满意的，还由于干什么玩耍都喜欢大集体大呼隆，等排队集合往往浪费好多时间。“救亡室”本是从抗大学来的，抗大又是从红军的“红角”移植过来的，而“红角”的设置则是从苏联的工农红军那里引进的，我党对光荣传统的东西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序，谁也碰不得的。少年俱乐部的建立，似乎是跟救亡室“唱对台戏”，不过这一提法，经常作为“反党”的代用词，所以还不如说它是与“救亡室”共存共荣的文娱团体为妙。我们曾组织过爬山和走独木桥竞赛，冬季延河封冻，我们就组织一部分少年在延河里滑冰；请红军将领讲革命故事；学习战地救护，战地煮饭做菜；学习日语或拉丁化新文字，还组织了两次慰问伤兵医院的活动等等。（注三）“少年俱乐部”在课余时间展开的活动不仅吸引了全体俱乐部少年，也把一部分大年龄的青年拉过来了。教育长邵武平对自发成立的少年俱乐部大为赞赏，并指出年龄大一点的同学为什么不一同参加慰问伤病员和听讲革命故事呢？邵武平同志是一番好意，没想到他这一席话，无形间把少年俱乐部冲垮，各个大队的学员都涌进少年俱乐部，干什么活动又回到大呼隆大集体了。
（注三）在慰劳伤兵的活动中，我写下了题《一个伤兵的愿望》，系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王若望作《毛泽东故事》中的第一篇。这个小故事被编入解放后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一九五九年后，作者歌颂的领袖打倒了作者。因这故事成了妇孺皆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的《毛泽东的传说与故事》一书仍将此文和另外两个故事编入，但作者成了右派，故不署作者名字。谁管得侵犯了作家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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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局面：从上而下的传统的组织——“救亡室”名存实亡了。而群众性的自发组织突然膨胀了好几倍，变成有名无实，仍然称做“少年俱乐部”，却包揽了大龄青年的全部业务，等于实行了和平的水到渠成的演变。虽然它是违背发起人的意愿！
我在延安的日子里，工作上受到党的器重，学习和游戏上又是勤奋而且快乐，生活上是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和山药蛋，但这里毕竟是中华大地上难得的一块自由的安乐土。不过我的精神却是空荡荡的，内心是忧伤而且焦急，形成这种消沉的低落的情绪集中在等待吴庆华上面。这种期待，还表现在行动上：从西安或云阳继续涌来莘莘学子，我总要前去打听吴庆华的下落，在这中间我才了解到，抗大是培养军事干部的，不大肯吸收女青年，投奔延安的女生几乎都分派到陕北公学来，这就给我寻找吴庆华，提供了不致有漏网的方便。每有一批新来的女生，我不免表现出过分的热心，喜欢钻到姑娘们的“洞”房里问长问短，一次的失望更激起了下一次探望的狂热。
吕恒在云阳逗留了一个多月，总算“政审”没问题，来到延安，正好分派至陕北公学任六队的指导员，他那个队上的女同学特别多，承他爱护我，把他听到的对我的舆论直率告诉了我，我才有所收敛。姑娘们在背后议论我，有的说：那位指导员喜欢到女孩子队里转游，言下之意，我似乎成了专门在脂粉队里厮混的贾宝玉了。我推想吕恒转告这一类难听的话，恐怕还有更难听的没有说，但我还是要大大感谢他。
在延安曾名噪一时的“少年俱乐部”不见经传，大概因为它是反传统的、自发组织的缘故；还有一件党史上的大事，我们的党史也略而不提，这事倒值得在这里记上一笔：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三日，延安发动了所有的机关，学校的师生员工，皆到延安机场集合，毛泽东、张闻天、高岗等中央首长也都来了。在凛冽的寒风里，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一架飞机徐徐降落，这是一架从苏联飞来的客机，从舷梯上下来的是王明、康生、陈云三人，他们是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团长即王明。最后下来的是两位苏联的驾驶员。
毛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辞，他首先感谢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他周密安排，我们才有可能在延安欢迎中共代表团，同志们的安全归来，最重要的是你们带来了斯大林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回来将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我党将变得更强大更正确……
接着由王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词。
本人躬逢其盛，不胜荣幸之至。这个欢迎会看似平淡乏味，但却是难得的极富戏剧性又富象征性的历史事件：不要多久，这三位重要人物各就各位，走的是三种不同的道路：
第一名是斯大林主义的象征，他手捧斯大林宝书，能言善辩，对毛的绝对权威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威胁，终于连戴两顶不光彩的帽子：一顶是左倾盲动主义；另一顶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在斗倒斗臭中狼狈鼠窜，夫妇二人只落了个客死异邦的结局。
另一名则是瘟神的象征，他从斯大林那里引进了全套杀人机器；这个瘟神在中国横行霸道达四十年（一九三六—一九七五年），真可谓杀人如麻，尸骨盈野，专门在党内兴风作浪、搞残酷斗争，以迫害忠良为能事，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以杀人为乐的瘟神恶魔，颇受伟大领袖的宠信，成为中共领导人中享尽荣华富贵得享天年的不倒翁。
何以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瘟神在朝廷中维持几十年不倒？何以他未受任何惩罚，临死还要赠他个“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封号？解答这个谜还得从一党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里找答案。有人归结为“天煞星下凡”或者说他是吕不韦转世，在异人身上下本钱，那就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第三位与另两人不同，那天我们前往欢迎的大人物中，应该说三人行中还有个好人，就是陈云。不过，好人并不等于好领导，社会舆论把他视为“鸟笼经济”或“老人政治”之象征，也有看作“保守派之大旗”者，莫衷一是。综观数十年的历史教训，干部终身制产生了老人政治，老人政治又巩固了终身制。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也是从莫斯科那里取来的经，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他一旦不念这个经，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这就是老人政治的悲哀！
且说康生踏上延安的土地没几天，就忙不叠地给陕公八个大队做报告，他报告了两个下午，长篇大论，讲的是介绍斯大林如何铲除了加米尼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匪帮，却不谈我国抗日救亡的头等大事。最后归结到抗战阵营里也有托派分子钻了进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无情消灭！他还揑造事实诬陷坚决主张抗战的陈独秀是汉奸，他说：“九一八事变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通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的托匪中央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效后再增加之。”津贴如此微薄，待有效后再增加，揑造得未免太拙劣了。他这篇又长又臭的讲话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解放》周刊上（连载两期），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众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
请注意，正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斯大林疯狂地枪决了拉迪克、加米湼夫、季诺维也夫等几十名老布尔什维克，造成举世震惊的大惨剧。果然，没有多久，康生与毛沆瀣一气发起了大规模的窝里斗，青年们向往的革命圣地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
三 两个自我在“安吴堡”
我们在陕公只学习了两个多月就宣告毕业了。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前方部队去。同学们都认为赴前线杀敌是最光荣的，校园里激荡着个个争先人人参军的激昂慷慨的情景，悲壮而又振奋，令人难忘。我们一大队有四名同学却是分派至中央青委（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简称，冯文彬任书记，李昌任组织部长，胡乔木任宣传部长），另行分配工作，不幸我也在其中，就不免产生被冷落靠边站的委屈。其它三位同学也有类似的情绪。我们也产生了攀比思想，是跟赴前线的同学攀比，如果当初我们跟“抗大”攀比是个人主义的思想起作用，那么，毕业以后，我们的攀比倒是爱国主义还加上英雄主义呢。
我把自己的攀比思想告诉了总支书记季凯，他说：这是因为你在这儿创办了“少年俱乐部”，被中央青委认为你很适合做青年工作，是冯文彬指名要你的。没料到中央青委对我如此器重，也是对“少年俱乐部”的成绩的肯定和褒奖，这样，便打消了争取上前线的主意。
我们四个人便成了中央青委的干部，被派往安吴堡青年训练组。安吴堡是姓吴姓安两家地主庄园，为首的大寨子还有十数亩的后花园，这里有假山石洞，曲池流水，还有长廊亭阁，是个规模齐全的古代园林，真是一个幽美的环境。我们到达的时候，青年训练班已有两千多学生，大都住在这两家庄园里，住不下的就分散住在本村的农民家中。
安吴堡属陕西泾阳县，离云阳只有八里路，去年九月我们就是从云阳出发的，想不到华北前线没去成，到延安去只是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老地方来了。
我被任命为第八大队长兼支部书记，管辖两百多名学生，论职务级别，可以说与陕北公学时是一样的，不过这里的一个队的人数等于两个连队的兵力了。同来的四人中有一名女同学，名叫苏迅，她被分派在八队任协理员，成了我的得力助手。
青年训练班的办学方式完全仿效延安的陕北公学，除了学生不用挖窑洞以外，领导班子的结构、学员班组按军事编制，上课没教室和桌椅板凳，都是学的陕北，连不分年级没毕业期限，也是照搬那里的自由化作风。
教育处长刘瑞龙在一次队长联席会上透露了办这个青训班的宗旨：胡宗南在三原也办了个“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按：三原与安吴堡相距不远），国民党想跟我党争夺青年，他们在渭河北岸用军警拦截奔向延安的青年，我们一定要把青训班办好，在这一场争夺青年的政治斗争中压倒他；
第二、我们采取上门欢迎来者不拒的方针，这并不是说，来到我们这里的青年都是革命的，有部分可疑分子或投机分子也会混进来，应充分认识学员群的复杂性，甚至不能排除少数国民党派遗的托派和特务，我们的队部领导要学会识别他们，只有经过政治审查合格的同学才能介绍到延安去。
他还讲过：去延安的学生，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涌来，那里已面临人满为患，没法消化，中央青委就在西安进入延安的门口，办起这么一个学校，就大大减轻延安的压力……使我感到高兴和幸运的，在金陵大饭店跟我一起合唱《满江红》的张琴秋和吴仲廉又在这儿重逢了。张大姐任“青训班”的生活指导处长（相当于一般学校的“训导主任”或“训育处长”），去年，她们跟我一同到了西安，没有去云阳。
她一见到我，就兴冲冲地叫我一声：“小王，你怎么也来了？”她跟吴仲廉合住一间屋，办公室又兼做卧室，原是吴家财主二小姐的闺房。我问她：“原来住着的大地主一家呢？”她说：“吴家地主在西安、三原有好多个商号，自从云阳一带划归八路军后方的防区，吴家老财的家口全搬进城里了。这样倒好，正好留给我们办学校。”
我在安吴堡青训班写过两篇纪实的文章，投寄给汉口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该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我的两篇文章发表在二月二十三日的副刊上。这两篇旧作留下了半个世纪前的脚印，帮助我忆起当年一系列的往事：
两篇文章的题目：《国防教育的新实验》，署名若望；一为《意想不到的残暴》，署名纪仇。我用了两个不同的署名，读者总以为是两个作者咧，在这里有必要旧文重提，炒冷饭，它的可读性恰恰因为这两篇文章里表现了两个自我，它的趣味性恰恰在于发表在小王包干的同一天版面上。
在《新实验》的报导里，开头一千字介绍了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如何受到全国青年的欢迎，以及地理位置课程和进行夜间行军训练等等。接着就报导了如何揪出托派分子，如何批斗，最后把他抓起来。其中有一节这么写道：
“托洛茨基匪徒们也就看中了这个训练班，他们在这里做着难以形容的破坏阴谋，曾经由于同学们的检举，揭露了一个托派分子陈珍雄，他宣传工人不能抗日，……第一次大会，同学们提议要逮捕他们，学校方面觉得不妥，因为训练班是教育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只是给他一个警告，谁知该托匪反革命之心不死，仍旧搞反统一战线的活动，共开了四次大会，…… 才把他拘押起来，解送泾阳县政府。”
请诸君对照一下上一节讲到的对瘟神康生的评述和第一部中《一个最不幸的罪人》，那里的“自我”对中共“肃托”的残暴是深恶痛绝的，而上引这段文字却是另一个“自我”在给捉拿思想犯唱赞歌，并跟着康生使用“托派匪帮”之类的恶谧。此文中之所以用较多篇幅突出这个肃托事件，还由于教育处长刚刚传达了中央青委的指示，即“我们的队部要善于识别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托派和特务”这项任务。
从这篇纸张发黄的旧作里，便足以证明康生从莫斯科批发来的毒药，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何等神速！从他在陕公做了那个又长又臭的报告之日起，不到一个月就在安吴堡开花结果，真的揪出托派匪徒来了。从上引这段话里，还提供了如何抓思想犯的方法和程序：A、上边指示抓托匪；B、同学中真有人检举揭发托派分子了；C、开批斗大会，D、扣帽子定性；E、抓起来实行专政，剥夺其发言权；F、庆祝斗争胜利，布置下一步的抓人运动（又称“整人运动”）。这篇报导里除了A、F两项没有涉及外，它却为以后半个世纪中阶级斗争的抓思想犯的循环往复描绘出一幅完整的运作程序和模式，在这套运作程序中，B、C、D三项是中国同志的“新实验”，它不是从斯大林那里照抄的，——“联共”是依靠庞大的特务纲（K.G.B.或C．P．Y），而中共则依靠运动群众的群众路线，这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发展，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这一类新实验了。如此说来，在另一个“自我”那里，标题中的“新实验”岂不成了自我讽刺？
毋庸讳言，这篇“新实验”的文字是我处在蒙昧状态下的一个历史污点，我好容易找到半个世纪前的旧作时，感到很遗憾，但我并不感到脸红。环顾国中，几百万中共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沾染了色彩斑驳大大小小的历史污点，正是在集体主义下，使我早巳丧失了负罪感与羞耻感，干吗我要脸红呢？
如今我将此文拿出来示众，现在的“自我”愿意变成一个法官来审判过去的“自我”，同时让千百万读者一齐来做陪审官。这比起用“彼此彼此法”来抹去污点，似乎更深了一层。环顾左右，有人虽然承认历史污点的存在，但又要加两句“但是”，说什么“总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必要的”来达到自我感觉良好，只不过在原有污点上越描越黑，为本人所不取也。
同一版刊出署名纪仇的文章，它真实地记下了日寇占领北平头一天的暴行。此文虽短，却震动了国际舆论，正如标题所显示的，《意想不到的残暴》所揭发的是日寇在侵华战争中在俘虏北平保安队士兵的身上进行细菌战试验，确是骇人听闻的，其残酷程度和灭绝种族的可怕的后果，将大大超过一次世界大战。这篇报导的文献价值就在于它最早发出了这个危及人类生存的告警信号。（参看附录一：《意想不到的残暴》.）
文中有一节这么写道：“……当其它中国军队退出北平以后，处在西郊的保安队还在顽强抵抗，最后全体官兵都做了俘虏，那些日本野兽们就把一根铁丝穿透他们的嘴巴，一根铁丝串连着七八个俘虏。…… 日本有了一种新发明，保安队中有四个人已取去了第一根肋骨，据说这是一个有名医学博士的新发明，首先把我们中国人做细菌的试验，这四个敲掉肋骨的士兵就是这个医学博士的实验成绩。
“有一个身体曾经是很棒的，他还能说话，他对我说：‘你是能够出去的，我希望你能够出去，好把我们的死……告诉全中国人民和我的家里人，叫全国打日本打到底。……’这些话是穿过嘴里的铁丝说出来的，他吐出一个声音都是困难的。”
这篇“实录”很快被美国合众社发了专电公告全世界；军委政治部刚刚设立了三厅（郭沬若任厅长），由该厅编辑的大型画册《日寇侵华暴行实录》，也收录了这篇《意想不到的残暴》。一九八五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的《抗战烽火实录——新华日报通讯选》一书中，此文排在开卷第一篇。
如果注意到此文刊出后一个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司令彭德怀联名发出通电，报上刊出的大字标题：
敌将放毒菌屠杀我民众
朱总司令通电呼吁
请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暴行
以防毒防疫物质帮助晋陕军民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新华日报》）
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登的《意想不到的残暴》，已受到八路军总司令的关注，成为我军掌握日寇蓄意破坏国际公法的兽行的罪证之一。
我是含着热泪记下这篇实录的，并未料到会产生世界范围的惊天动地的震动与抗议。那个嘴巴里穿上铁丝去迎接死亡的保安队战士所说的话：“好把我们的死，告诉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实现了这位烈士的遗愿，也实现了那个死里逃生向我提供亲历材料的袁同志的期望。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喜悦和荣幸，成为我“平生得意事”之一。
本节的标题，并不是指老年的“自我”反对年轻时的我，而是指同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反映了一个作者的两重信仰，两重人格，两个自我：前一篇是枪口对内的，是党性强的阶级斗争论的表现；后一篇则是枪口对外，为了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和独立。两篇文字都写了“新实验”，前者的新实验使人民内部猜疑而好勇斗狠，抓着自己人的辫子死活不放手；而揭露日本医学博士的“新实验”却激起了全民族的同仇敌忾，燃起世人对日寇的无比愤怒，这是发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声讨敌寇的檄文。因此，这两篇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就有天渊之别。
为什么我身上存在着“两个自我”打架的冲突？我对自己所作的反思和重新评估则认为：两个自我并存和矛盾的局面正是我党两重性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反映。在历史上我党以民族独立，外御其侮为己任的时候，它就获得民心，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节节胜利；当中共热中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方针，即使统一了大陆，取得了绝对权力，也会走向低谷，造成民怨沸腾的局面。
可以说：党的政策的两重性，党的革命事业向枪口对内倾斜，作为一个老党员，也不能不反映这种两个自我的矛盾。
四 得意杰作不得意
那篇引起了极大反响的《意想不到的残暴》，在我寻找这篇旧作时，那位提供给我第一手材料的袁同志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到安吴堡来的青年中，都是平津一带的流亡学生，只有姓袁的不像是学生，此人年在三十以上，头发蓬乱，额角上有一条帽沿的印痕，分明是军人的特征。他是八队的一名学生，开头，我是把他看作可疑分子给予特别考察的对象。当我跟他进行个别交谈，问及他的家世和学历，他向我吐露了真情：
“我原是北平城关保安队的营副（即副营长），宋哲元部队悄悄撤走了，并没通知我们，等到我们得知日本兵已经进了北平，两个营的保安队如何抵敌得住，我就起意打算悄悄的溜吧，而我们的营长早就溜了。我向当地老百姓换了一件大褂。军人的守土有责的教育，使我迟疑了一会儿，没有穿上它，直至听到日本军人的枪炮声临近了，我才仓促穿上便衣，解脱绑腿，我哭丧着脸招呼大家说：‘你们各自逃命吧。’这时日本鬼子已经围住我们的大院，已径突不出去了。”
两个连只有十多人免于做俘虏，他们是在营长开溜以后偷偷离开的。其余的有一百多人，营副也在里面，都成了日本的俘虏。他姓袁，名字已不复记忆。他往下讲了“纪仇”所记下的情景，不过这个营副怎么跑出来的，那篇文字没提到，他是这么说的：
“大概因为俘虏兵太多，管理俘虏的日本兵不够，他竞把中国兵像用一根单茎穿一串蚂蚱一样，日本兵用一根铁丝穿上十个八个俘虏，开头几根铁丝是捅穿俘虏的腮帮；后面的俘虏改为穿过手掌。只见血流了一地，穿过手心的人一个个在地上打滚、呻吟，用另一只完好的手死命抓地面上的泥土。下一个该挨着我了，这时，我懊恨为什么把自己的短枪扔进窨穽窑沟，而没有打死几个日本鬼子！”
“先是拿着血淋淋的锥子的鬼子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不懂他说的什么，但他用询问的眼光注视我穿的大褂，我猜得出他问话的意思，我胆战心惊地说：‘我是做买卖的。’我的回话他不懂，还是用他手里的锥子猛刺我的手心；而另一个拿着铁丝一端的日本兵却听懂了我说的意思，他没有把铁丝穿过我的皮肉，而是挥一挥手，说了一句东洋话，拿锥子的日本兵便把我推出等待着行刑的俘虏兵行列，我用另一只手使劲捂住砸了个窟窿的手，只因挨了锥子的手疼得我浑身痉挛，伤口的血不住的流，把我的一双军鞋弄得血迹模糊，正好补救了乔装改扮时没顾及换下军鞋的漏洞。”
他活下来了，而那些穿在铁丝上的人大都熬不过五天，那个日本医学博土在他们身上做药物试验，死了以后要做尸体解剖，就由袁某帮着搬尸首。只有到野外掩埋尸体，他和另一伙伴才被允许拉着胶轮车走出俘虏营。不过前后总有两个持枪的鬼子兵紧跟着。这一天下午有两个妇女出现在不远的转角处，这两个东洋兵忽然兽性大发作，先是一个鬼子兵拔腿去撵那两个不幸的女人，接着，另一个鬼子似乎去追他回来，大声吆喝着也向同一方向奔去。袁某难得碰上这么一个机会，他放下板车，没命地向相反方向狂奔，跟他一起的伙伴也跟着跑得无影无踪。
他讲到这儿，便打开旧报纸包着的那件长衫，上面还沾着从手掌上流下的血迹，他让我看还没有平复的被锥子戳破左手的伤痕，他说：我混在难民群里奔出西直门，沿路碰上一群男男女女的大学生，跟他们一起流亡了若干时日，当知道同学们是投奔延安的，他跟平津同学一同来到了安吴堡。
最后，袁同志讲了两句使我难以忘怀的话，他十分激动地说：“我能够从日本鬼子的铁丝串上逃出一条命，是我的幸运，我到这里寻到这么一个理想去处，是我的幸运之上的更大的幸运哪！”为什么在这里补叙一段保安队副营长的“历险记”呢？只因发表“纪仇”的文章里没有刊出，或者说，已经写过，后来又删去了（幸而写出来了，所以我至今还能记得重要的情节）。当时为什么要删去呢？因为他的这段经历又引出“意想不到”的一场纠纷来。
我认为袁同志的悲惨经历，如能讲给同学们听，不啻是一课最生动而又极强烈的抗日教材。我是八大队之长，就请他给同学们作一次报告，很多人听了泣不成声，与残暴的日寇誓不两立的愤怒难以平息，好几天同学们在谈话中都在谈到他。
我这个做法可算得是—次成功的“国防教育的新实验”吧，当我热诚地向别的大队推广这个“新实验”时，却遇上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头一个给我当头泼冷水的，恰是在漕河泾监狱里教我学习《资本论》的导师丁冬放同志（那时他任五队队长，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一九八八年逝世）。他是这样批评我的：“是的，这位国民党军官所揭露日寇的暴行，在同学中产生的效果非常强烈，不过你让这么一种身分的人现身说法总觉着不妥，他在日寇侵略者面前，不发一枪，企图溜走，这样的人怎么能振奋全民抗战的精神呢？我们不说他是临阵脱逃的逃兵，说他是个不抵抗主义者，总不会错吧？你这个做法在同学们中间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他连用几个问题质问我，问得我无言以对，问得我脸红脖子粗。
更严重的批评接踵而来，胡乔木是这么说的（青训班的主任冯文彬是挂名的，在这里实际负责的是中央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老丁的意见是不错的。我们在青年中要注意树立党的影响。（也可作‘形象’，我记不清楚了。）而不是给国民党军人扩大影响，何况这个人是个不战而降的军官呢。我们的招生简章里也不吸收这号人的。他跟你还算诚实的，而校部倒要把他看做是混进来的学员……。”
我大概作了解释，替这个姓袁的辩护，却招致更严厉的批评：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你不能自作主张呀，你让他在大庭广众之前作报告，为什么不请示教育处呢？”这就是说，我违反了组织纪律了，这一类错误比思想上的自由化更严重，我本来要说此人的报告造成的效果是其它教师不能代替的，也没勇气亮出来了。
我的一片至诚一片热心被身分论、成分论打入冰窖，我的得意杰作落了个灰溜溜的不得意。不过我还是要感激胡乔木，他对我所犯的错误没有声张，没有在会上点名批评，没有指示在同学中间清除袁某放的毒。不仅如此，在我的坚持下，校部并没有把他清洗出去，让他跟大伙一同结业。只是不同意把他输送至延安。当初我邀请他向同学们报告他的经历，感到非常荣幸的袁同志曾真诚地向我倾吐自己的心愿：“我寻到这么一个理想的去处，是比我检回一条命的幸运更大的幸运。”每想到他的这句话，我就感到十分惭愧和沮丧，就好比在常州火车站扔下两个小阿弟时的心情一样，他所谓的“最大的幸运”不免要落空了。
正是在上述的“不得意”的情绪下，我不得已把已写成的原稿中写明谁提供材料的线索改写成是个从北平逃出虎口的商人：而且不敢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妨说，在这里恰恰是“枪口对内”的压力阉割了“枪口对外”的真实内容，使它变得残缺不全了。
五 双栖讲坛
我在几十年党的生活中，发现我自己跟很多领导干部存在着一种差距：我对别人的坎坷遭遇和不幸的命运容易激动，如袁某用他穿了窟窿的手掌拿出沾血迹的衣衫给我看，我泪下如雨想大哭一场，好几个夜晚都做恶梦，而党性强的同志则比较冷静，不为所动，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此人的来历、阶级成分，参加革命的动机如何等等，不大关心个人的命运和生命的价值。我起初把这种分歧归结为文艺家与政治家素质上的分野；日子长了，阅历多了，我才认识到这原是共产党政治家与人道主义文艺家之间的差异。我在受到政治家们的批判以后，仍然坚持把“纪仇”的文章发出去，正是人道主义的感情驱使我这么做的。
“少年俱乐部”的组织方式，本是我在陕北公学的一大发明，并获得中央青委的肯定。我有志在青年训练班照搬那儿的做法，但在安吴堡却搞不起来，主要的原因是这里几乎没有年幼的少年学员，大概由于烈士子女和高干子弟政治上清白单纯，用不着到安吴堡接受政治审查，可直接去延安。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另有任用，一时抽不出身来。
教育处看中我，要我走上讲坛跟同学们上课。只因延安的“抗大”有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安吴青训班也得向它看齐，教育处预备开设这门课，上级要我开讲这门“基础”课，我虽然能说会道，有过一段给穷小子足球队讲故事的历史，而现在我将面对大专院校的学生，而且年龄都比我大，我在“八卦大学”虽然读过几年经济学的书，却是走马看花，一知半解的阅读，谈不上研究，如今，要我讲如此严肃的学问，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教育处长把这项教学任务越是讲得重要，讲得伟大，我就越是不敢接受这项光荣使命。
后来还是胡乔木征服了我，他拿着厚厚的一本张仲实译的《政治经济学》很恳切地对我说：
“你先学学这本书吧，你能领会多少，就把你领会的心得讲给大家听，不要把教课看得那么神秘和严重嘛。马克思就说过：他在伦敦的工人中讲述剩余价值史，他发觉无产阶级的理解力比起书斋里的书生要容易得多，深刻得多。你的自卑和胆怯是没有必要的。”
他抬出了马克思来鼓励我，还把本人划入“无产阶级”中，这等于是最大的信任和最高的嘉奖咧，加之我这个人又喜欢抛头露面表现自我，并富有敢说敢闯的冒险精神，他这番话真的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勇气鼓动起来了。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还因为胡交给我的那本教科书，我在漕河泾监狱中读过一遍，当时是在丁冬放指导下把它啃下来了（至今我还记得，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联的列昂节耶夫，在“八卦大学”里，我还读过日本河上肇的《资本论大纲》之类）。
我先在八大队的小范围里试讲了第一课。这次实验性的演习竟劳驾好几位领导人来参加旁听，刘瑞龙、胡乔木坐在后排，张琴秋和丁冬放也来了。我在讲授的时候面对这么多大人物，不免紧张带几分拘谨，本大队的同学的反应普遍良好，大多数同学还做了笔记。胡乔木并没从头到底听到完，他对这堂课是赞扬多于批评，他用了两句风趣的话继续鼓励我：
“你在大队里先讲一讲是必要的，这就好比你先在小河浜里学会游泳，下次可以到大海去游泳了。”
丁冬放要求我不要滥用经济学的名词，使用一个经济学术语，先要把它的意思交代清楚，我从丁教授那里才知道是他向胡乔木举荐我的，承他对我的器重和提携，他把我当作是他的高足弟子，晚生越俎代庖，总算不辱使命。我从他的住处走出来，心里不由得纳闷：丁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专家，为什么不请老师傅出场，偏要拉扯个半瓶醋郎当的小徒弟去挑大梁呢？这其间是不是有难言之隐，也像袁同志那样，上头先从某个框架里定了“性”，宁愿把他的学问弃之不顾呢？
真正给了我切实具体帮助的，倒是与经济学和教育处不搭界（沪语，与“不沾边”同义）的生活指导处处长张大姐。在我教课那天，她是个不请自来的旁听者。当天吃罢晚饭，特地让吴仲廉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张琴秋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你在讲课以前，先要摸清听课的学生的状况；他们虽然都是大学生，但他们中间很少挑选读经济系的，个别学经济的，也不曾接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可以确定，你的听众，对这门新开的课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情况不能不考虑，青训班的学期是很短的，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中消化掉这么厚的一大堆概念，那效果恐怕就像给鸭子身上泼水，滴水不入咧。我看你连续讲两个小时，真难为你了。只是为了适应这儿的特殊条件，你不必照着书的程序讲，应该大大压缩，我建议你把‘经济学’的进度重新安排，先讲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拿来和自给自足或简单商品生产进行对比，而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对比事例，在半封建的中国是普遍存在，俯拾皆是的，学生们听了一定感兴趣，这样才能引人人胜……”。
我记得她还用通俗的讲法解释“剩余价值”，我准备马上记下来，她制上我，说：“你不要记，只管听，容易做到心领神会，你再把已经领会的意思讲给别人，就用不着翻你的书本了。要知道，照本宣科的教师未必是好教师。”
我又佩服又惊异地问她：“你对政治经济学很精通，你是怎么学的？”
“我是在俄国，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了两遍，一个本子是俄文本，一个本子是日文的，我的日文没学好，在那上面用方块字翻译德文的经济学术语，倒很有用处。”（按：那时，还没出版过《资本论》的中文译本。她说：“回国以后，我反而没功夫碰它了，听说你要跟同学讲这门课，起初是将信将疑的，今天我去坐在后排听听，觉着你能顶下来，感到你是能够胜任的，真不简单哪！藉此机会我也温习一下，温故而知新嘛。”
在张大姐的辅导下，我又重新作准备，才发觉上一次的演习，有一些经济学的概念连自己也没弄懂，只是一知半解的哄哄外行罢了。教育处正式通知我，于本月某一天的上午就要给三个大队上头一堂课了。
三个大队近一千人，课堂是露天的打谷场，我好比临战前的将军，全身披挂马上就要开赴那个打谷场投人战斗了。
同学们开始发现：一个“小先生”（借用陶行知创造的新名词）探头探脑地走进打谷场，账红着脸走上由四个石碾子搭起一块门板的讲台，他手里空空如也，没有书本，也不带讲义。平日授课的习惯，只要教师一出现在同学们的视界里，台下一个劲儿的歌声便戛然而止；大概这回走近讲坛昀小先生太不起眼，手上又无任何作教师的标记，几个大队在下面弦歌不辍，似乎藐视这个元帅的登台拜将；直至小先生颤巍巍地站上门板，抗战歌曲总算停下来了。照例有一阵齐整的鼓掌声却显得稀稀落落，表明同学们对新上任的“小把戏”的合法性还是惊疑参半。小先生定一定神，面对年纪都比他大的成千双眼睛，他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跑了气，头脑在发蒙，只是远远望见胡乔木、刘瑞龙和张琴秋一干人像足球赛的巡边员站在外围，一股好胜的心才使他壮起胆来，下定决心非跳海游泳不可了。
遵照张大姐的提示，没有带书本或提纲上场，我先从钞票产生的历史讲起，然后讲价格，价值和物物交换等等。我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很快就把台下的听众征服了。其实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再加上张大姐的大众经济学征服了大家。
我在广场上讲课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做马克思主义的“传声筒”，必须具备声若洪钟的谭叫天似的男高音，因那时还没有扩音器的现代化设备，若是在露天里持续做长篇报告，没有男高音的金嗓子，只能是春风吹牛耳吧。
驱使我积极备课当老师的动机，除了我的父亲是老师，我本人进过师范学校之外，还有一点系出发于向上爬的愿望。“向上爬”在中国语文中是个贬义词，似乎承认了本人有向上爬的目的，就不够高尚，其实这句话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正如“人往高处走，水往底处流”一样，问题是各人对它有各人的解释。所以我不讳言我有着向上爬思想，至于光彩与否，非所计也。
不过我也干了一件并非往上爬的事情，这件事还是由讲授经济学引出来的：
有一位从北平女师大南下的姑娘，在听了我的讲课以后，开头说了几句对小先生表示倾倒的赞扬，接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她说：“我很喜爱生物学，考取大学我就选了生物系，可惜我人学不到一年，日本鬼子来了，书也读不成了。青训班能不能另开小灶开设一门生物学的课程呢？”
我当即回绝了她的这个提议，在回绝她的理由中，还有这么两句话：“要讲生物学，到哪儿去弄到教科书呢？”她说：“我们学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老师只上了两堂课……”。
这是一位美丽而又带几分孩子气的姑娘，向我提出这么个问题，就看出此人之幼稚了。她不是八队的，但只要有几个队混合在一起搞集体活动，她总喜欢混入八队的女生中，跟她们一同打闹、一同歌唱、一同欢笑。八队的女生也特别喜欢她，大概由于她长得小巧玲珑，明眸皓齿，非常活泼，她独唱抗战歌曲的嗓音特别富有感染力，刚才知道她是生物系的一年级生，我未免替她惋惜：她若是进音乐系，一定会有出色的成就吧。
农村的夜晚寒冷，而且黑暗，在集体宿舍里，十来个同学合点一盏油灯，不能自修也没法读书，只有各自寻找消遣光阴的办法。我身为一队之长，被准许可独用一盏灯，但就在这个时间里，往往被同学们拉去讲革命故事，大家知道我刚从延安来，同学们特别喜欢听我讲延安风光和学校生活。因此我的夜晚并不冷清。这一天晚间，八队的女同学把我拉到她们的宿舍谈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故事，只见满屋子挤满了短帽盖的姑娘们（学女红军的发型那时是一种时髦），我则坐在炕沿上，我一眼就认出那个女师大生物学系的女同学也在座，她向我投来格外欣喜的表情，她那眉宇之间透露给我的信息，借着一盏幽暗的灯光，我也能领会贯通。霎时间的灵感冲动了，觉着应该回报她的这一番逗人爱的热情，我何不改变一下讲故事的题目，先让卢森堡女士与李卜克内西的相会搁置一边，就在今宵改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吧。
周建人译的《物种源始》一书，我在“八卦大学”看了好几遍，越看越有趣，在不到八平方米的牢房里，我跟着达尔文一同周游世界，书中描述的古里古怪的各种生物，都在我的想象中赋予了生命，使生物标本一个个活了起来。有这点基础，我才敢顶替北平女师大的生物系教授，给这位一年级学生“开小灶”。我挑选大家熟知的动物举例，讲明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残酷无情，同样没有提纲，不带教科书，全凭记忆，讲得生动形象，如数家珍，再加点文艺描写（结合法布尔所著的《昆虫的世界》一书），马上使听众们进人痴迷般的境界。我接着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开拓了科学史的一个新时代，它的最大功绩是使宗教里的迷信和教条不攻自破，而我国上一代的寻求西方科学真理的启蒙学者，如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孙中山、鲁迅等人，都纷纷向达尔文请教并向中国传统文化注入进化论的血液。
我一边讲，一边留心同学们的动静，其它的人不在话下，那个建议“开小灶”的女同学，她的脸色表现了满是惊异，瞪大着眼睛，同时又张开了嘴，似乎怕漏掉了一个音符一个标点符号。我讲完了，从炕头上下来，这个姑娘非常激动地呼喊道：
“讲得太丰富了！求求王队长明晚再来讲。”
我结束了演讲没有人鼓掌，她登高一呼却赢得了满屋的掌声，我走近她跟前，说：
“要我每个晚上来，恐怕不行，但我既然开了头，我会坚持到底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好几个同学同声说：“有兴趣，太有趣了！”我给大家商定一周讲两次，星期天下午再讲半天。
我回自己宿舍的道上，这个姑娘紧紧地陪我走了一段路。我低低地说：“是你出了个好题目，你的建议今晚兑现了吧？”
“太好了，你是把生物系扩大到青训班来了。你比我的讲师讲得好，我保证一课不拉。”她疑惑地又问了一句：“女师大的讲师是拿着课本的，而你开讲不带一片纸头，你讲生物进化论比你讲的经济学好像更生动，更有条理咧。”听她的表扬，我更得意了。我问她叫啥名字，她羞涩地说：“我叫徐春来，实告诉你吧，我喜欢跟八队的女生混到一起，就为的这里有王队长在呀。”好像有很多怨气要发泄的样子，她眼里几乎含着泪水，对我说：“但是你一直不睬我，你的架子好大呀！今天你才问起我姓甚名谁。”
我还没来得及向她做解释，徐春来一转身就溜了，消失在黑暗中。
这一个夜晚，我失眠了。
第二次讲进化论，还是在原来的宿舍里，没料到来了许多其它大队的男女同学们，春来的那个队上的人，就靠她宣传来的。小房间里容不下，临时找了个充作“救亡室”的偏殿。开讲以后，还有同学陆续前来，这等于在正课以外又添了一门选修课，后座又没有巡边员旁听，所以没有讲经济学那种一本正经的紧张，也用不着力竭声嘶地拔高嗓门。正如徐春来所作的评价：我讲达尔文要比讲马克思更自然成功。后来的社会效果，也证明这一点：我在陕北公学留下的纪念就是一顶高帽子，而在青训班却被同学们直呼其名曰：达尔文，赚了个“达尔文”的外号。
当我讲到第三课，吸引的听众更多了，偏殴里挤不下，直延伸至走廊里，有人统计，全校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来参加，声势之浩大使我更为得意嚣张，一方面又预感到个人大突出恐怕引起麻烦。不久前为了让一个国民党军官现身说法，就挨了一顿批评，“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教育处”的质难言犹在耳。我讲的选修课可不是“自作主张”又末请示过领导批准吗？果然从上面刮起一阵冷风，企图以党的名义扼杀这门异军突起的选修课了。听说校部党组会还专门开了一次会议，幸亏党组成员张琴秋跟我私下通风报信，她向我介绍了会议讨论中的一些内幕：
有一派同志认为，在这个时候，主要是宣传我党政策、反帝反封建斗争史、马列主义，怎么可以宣传与马列主义无关、与抗战无关的生物学呢？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进化论与阶级论是不可调和的，在列宁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里，怎么没有进化论呢？这不是一般性的自由主义错误，而是一种脱离革命实践、与马列主义分道扬镳的东西，我们不能对此放任不管，熟视无睹，不能允许这种思潮在青训班占一席地！还有一个同志补充了十分有力的证据：
王队长抬出一连串名人为地的谬种流传做掩护，他举出梁启超、孙中山，还有蔡元培这些人，他们正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提毛泽东、王明、洛甫呢？这不是露出了资产阶级的马脚来了吗？（按：当时王明还没倒台，洛甫即张闻天，他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过这位同志批判你很凶，但他也讲了你的好话，他称赞你讲政治经济学讲得不错咧。
张大姐讲到她自己，她说：
我是不赞成他们这种批评，我把你找来，还是要批评你两句：我觉着，你给同学们讲进化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你的自行其是，没给教育处打个招呼，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作一个党员，一言一行，都要通过组织，尊重组织，在这些地方就表现了你的党性锻炼欠缺。我在党组会上就是这么说的。不过，他们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他们把西方国家许多科学成就都归结到资产阶级思想上去，恐怕是不妥的。乔木的发言是保护你的，他说：你们批评王若望，讲他脱离实际，脱离政治，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讲进化论，不能算是一件坏事，马克思还赞扬达尔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发现咧。由他出来一讲，那些同志也就没话说了。乔木讲完以后，一直没有表态的总务科长投了你一张赞成票，他说：你的讲课让孩子们晚上有个去处，还省了不少灯油，这有啥不好？引得大家都笑了。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她的绣楼，她谆谆关照我：往后多讲点马列主义，就不会惹出这种纠纷了。我顺便告诉你，我们的总务科长没文化，原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他对你讲的生物学倒是满有兴趣，每场必到的，他投你一票看来不是盲目的。
六 急就章的爱情
张大姐告知我的一切，在我的思想里又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它给我的印象，比陕公晚会上戴了高帽子所受的冲击还要难堪、难忘。回顾过去，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恐怕还是古人所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高于行，众必非之”的必然规律在起作用吧。这个“风”是从哪儿刮来的呢？是从莫斯科，或是从主张中庸之道的儒家呢？就不得而知了。
背对背开会讨论某个同志有什么错处，不让本人参加，连给本人打声招呼都没有，实行的系“缺席裁判”。
张大姐向我介绍了这次会议的内幕，就是这种“缺席审判”的实例之一，若不是有内线向我曝光，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要是那一派占了上风呢，那么给这个哗众取宠的“达尔文”的打击将是突然袭击式的无情而又残酷，并且不容你申辩。
张大姐批评我党性不强，我并不介意，按说她把党组会的秘密泄露给我，或许她没注意到，这也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呢！我个人是欢迎这种党性不纯的，因为它有利于“我心知你心”，有利于感情的交流，获得真正的朋友。
只要教育处没有明令禁止，我宣讲进化论仍照原计划进行，只是情绪已没有开头几课讲得神采飞扬，总觉著有一个独眼龙拿着照妖镜在天花板上面窥视我。这时我注目的观众不再是徐春来，而是那个投了我一票的总务科长是否来了；他从不缺席，不言不语地混在学生群中，有这么一位参谋长的党组成员做我的学员，我感到欣慰，我是把他引为知己的。
张大姐提醒我“多讲点马列”，我就在宣讲中夹带一点神圣的添加剂，即杜撰几句马克思列宁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话，我相信总务科长会把这个信息传达过去，党组里的同志就像听到了佛国纶音，他们会双手合十的吧。
记不得是哪一次讲罢选修课以俊，徐春来尾随在我后边，我以为她是对我讲的生物学提问题来的，我们一同来到大队部，队部设在吴家邸宅的后院一间厢房里。她一进厅，便把揑在手里的手帕小包裹放在案桌上，甜滋滋对我说：“我给你带来一点吃的东西。”我问：“是什么呀？”她打开手帕，里面是十几个红得喜人的山楂。我知道安吴堡一带并无小商小贩，市镇离这儿较远，我便问道：“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她不正面回答，娇嗔地微笑着说：“你放心，反正不是偷的。我听你讲得舌敝唇焦的样子，似乎没有前两课劲儿足了，这东西也许能够给你一点用处。”说罢，她拣了一个大的放到我手心里，这时我才察觉她那少女特有的妩媚和“投我以木桃”的深情厚意。我手里捧着的不就是她身上自己的一颗血红的心吗？我犹豫了一会儿，这时发生了动摇和动心：这个送上门来的爱心，我接受不接受呢？
我若吞下手心里的“禁果”，就是接受了她的爱吧。我不能拂其美意，就把山楂咬在嘴里，春来看到了胜利，看见了达尔文在一只山楂果前就降服了。她没笑，而是一种野性地扑食她的胜利品似的狂热，一个非常强烈的动作就是贴紧我的头，吻我的嘴和脸，似乎等我吃完山碴再吻我都等不及了。我连忙避开她，说：“不好，亮着灯呢！”她连忙吹灭了案桌上的油灯，在黑暗中她更放肆了，她用她的嘴唇从我嘴里接过了吐出的细小的核儿，觉得津津有味，然后又坐在我的怀里，双手搂得我紧紧的，就差点没合而为一了。我听到她的呼吸粗鲁而又急促，在黑暗中不出一声，我几乎能看到她的烧得通红的脸，神魂颠倒地要求获得更高满足的急切的眼珠。
其实我的冲动并不输与她，——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冲动，敢于抚摩她的胴体，像触电似的碰到那柔软、润滑而温馨的肌肤，我自己也晕倒在她的怀里了。而她在我的滚烫手掌中酥了，陶醉了，表现出那么顺从和迎合，并且主动地解开前襟的纽子，任凭我放肆地吻她咬她的所有肌体，我能听见她那狂跳的心的搏动和血的奔腾。这时，她咬着我的耳朵说了一句勾魂摄魄的话：
“你真好，一切都给你了，你拿去吧！”
这时，所有师道尊严、党性原则、孔孟教义、舆论哗然……一古脑儿全抛向九霄云外，只剩下生物学法则撮合著两性的吸引。
我帮她解开腰带时，她问道：
“我们就要做夫妻了，我还没问过你几岁啦？”
我回说：“二十一，你呢？你也没有告诉我呀。”
“十八岁”她说：“比你小，不是挺合适吗？”
我问道：“你可知道怎么做夫妻吗？”
听到她的呼吸急促的害羞有点胆怯地回答：
“我听姐姐讲过，结婚的晚上就是做夫妻的幸福时光。”
“看来，”我说：“你还是个啥也下懂的小姑娘。”
她急切地说：“是呀，我是不懂，你就教我吧，我全听你的。”一面乖乖地在我的单人床上躺下了，表明她有点儿懂的样子。
当我们之间正要大踏步跨出那危险的一步，千不该万不该，我说出这么一句话：“春来，今晚我们就要做夫妻了，但不能算结婚呢。”
她顿时坐起身来，抗拒式地质问我：
“为什么不算结婚呢？难道你有了娘子了？”
我连忙声明道：“我没有娘子，也没有跟任何女人睡在一起过。”
她的狂热一下子冷却了，她从我怀里挣脱坐在床沿上，用质问的语气道：“你一定有不老实的地方，瞒住我。只要你告诉我，我还是爱你的。”
她似乎是用直觉觉察出我心中有鬼，我的勇气被她吓退了，只得吞吞吐吐供出实情：“我有个心上人，不假，但并下妨碍我们做夫妻。”
“临时夫妻我不干！”她怒气冲天地护住已敞开的前胸在黑暗中寻找对称的纽扣，她似乎变得狂暴了，刚才的温柔和默默地给我的诱惑和无尽的吻，完全消失了。我听得出她在抽噎，哭泣，款款细语一下子变成了绝望的大声的抗议：“你不是很懂事吗？而我是个无知的姑娘，我情愿把整个生命爱你的，你可瞒着最重要的。”
她没等我作进一步的解释，便拉开门栓！擤一下鼻子，头也不回地消失了。
我的一个幸福的甜蜜的梦，被我不经心说的一句话砸得粉碎！我一点不责备她，只是责备自己。
在往后的选修课上，徐春来还是来听的，我注意到她的眼色有点水肿，在那个刻骨铭心的以极不愉快的绝望告终的那个晚上，从我那里奔回去，一定在被窝里痛哭一场吧；她的眼光似乎有意回避我，连笔记也懒得做了。不过在我宣讲时，居高临下，望到的春来，却有一种异样的魅力，异样的美，从那疲惫的眼神里流露出那个爱情之弦忽然绷裂带给她的伤害和创痛。令我失望的是，从她眼神中一点找不出和解的暗示，连平时的喜欢流露的淡淡的微笑都没有。我在那儿宣讲达尔文，就注入了一种说不出的尴尬，讲生物学的劲头大打折扣，当初我的“开小灶”原是为了她呀！是春来首先创议的，如今她显得没精打采，连往我身上瞟一眼都不肯，我是敷衍着勉强宣讲完就草草宣布选修课的结束。
七浪漫的灭虱战役
校部生活指导处通知各个大队，在下一个星期日，突击搞一次清洁大扫除。我跟大家忙活了整个上午，把所有的角落，包括美其名曰的“小观园”的亭台楼阁（即庄院后边的园林建筑），都打扫得清爽洁净。吃罢午饭，苏迅领了几员女将闯进我的房间，很有礼貌又很严肃地向我提出：“这儿的卫生是个死角，我们是负责把你的清洁搞得更彻底，王队长欢迎不欢迎？”
我笑眯眯地表示欢迎，不过我声明在先道：“你们看，我这个队部不是已经弄得窗明几净了吗？这还是你的功劳咧。”苏迅原是陕公的女同学，又是“少年俱乐部一的积极分子，跟我一同从延安分配到青训班的，我了解她超过这里所有的姑娘们，她与我一同分配到八队，担任协理员，实际她是小队的党小组长，负责政审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她干吗带领姑娘们打上门来给我整容呢？我发现在她领来的女生中，春来也在里头，这不是使她肝肠欲裂的地方吗？她不来寻八大队的女同学了，我也没机会看到她。她嘴边仍旧是惯常的微笑，我看得出这一回的微笑里带有挑战的看热闹的味道。我心里似乎找到了一丝光明！她为什么又寻着我呢？是不是对那晚上的不欢而散，她觉得后悔了呢？
苏迅说：“我了解王队长非常的忙，顾不上搞卫生，现在我们来相帮消灭藏得很深很深的吸血鬼。”
我懂得她讲的吸血鬼是什么。在以往的日子里，她有时把我换下来的衣裳悄悄地洗净了，晾干了，还用旧报纸包着塞在我的枕头底下，第二第三次，她干脆捉住了活的虱子让我看，督促我勤换勤洗。她主动提出：我换下脏的内衣或袜子就扔给她。这种体贴人微的情谊使我感激而且感动，但我不愿意派她干这份差使，我开始意识到其中或许有爱情的成分，她是八队的协理员，做队长的怎么能使唤协理做我的勤务兵？所以我换洗衣服反而怠慢了，这样就有利于虱子的繁殖。如今要我在许多姑娘们面前承认在我身上确实有虱子，实在有点难为情，何况我还背着达尔文的虚名呢？这样，我就竭力否认身上有吸血虫存在。
春来开言道：“我们到你这儿来，想发现一种与人体关系特别密切的昆虫活漂本，听说你就饲养着这样的小动物，干吗藏着掖着，不让你的学生们见识见识呢？”完全是生物学家揶揄的调侃的语调，倒弄得我面红耳赤，只好摊开双手，说：“当然，当然。欢迎。”
接着，女将们一齐从床上拉下迭得齐整的被头和褥子，七手八脚地把被里与被面拆成两下里，有两个姑娘不知虱子为何物，生伯被寄生虫咬一口似的不敢触摸我的已被分解的被窝。当春来很快抓住了猎获物，她毕竟是大学念过生物学的，她揑着一个活漂本在那两个少见多怪的女生面前晃了几下，听得她们闪在一边哇哇叫。春来没有看我一眼，而是拉过苏迅说：“你看，还吃得肥着呢，这是吃的王队长的血呀！他参加大扫除，不全是糊人的表面文章吗？”
“是呀，我早发现队长的衣裳里生虱子，我给他洗过两回哩。我猜想被褥里一定有，所以我借你们集体的力量……”
春来说：“王老师恐怕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吧。”
苏迅不赞成一个个分头消灭寄生虫的办法，她派出几个女生到田野去拾柴火，用热处理办法烧一锅开水可以干净、彻底消灭虱子和它的卵。当她的眼光停留在我的内衣的领头上，她还是不愿开口要我赶快换下衣裤的话。我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考虑到必须躲开姑娘们才能更换衬衣裤，我迟疑了半分钟，徐春来站出来像一个女主人似的指挥我：
“把你的干净衣裳寻出来，你从头到脚换一换吧。”
当我寻出了干净的衣眼，她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一副公事公办，非常认真的样子，说：“你就在里头换衣服，把门插上，我给你站岗放哨。”
苏迅对春来的部署很满意，赞了她一句：“你是个做将军的料，把个王队长拨弄得服服贴贴。”苏迅就没有她的敏感，不知道春来已抢在她的前面了。
当我在屋里换下内衣的时侯，又冒出一条新主意：联想到青训班的男子汉们的清洁卫生大概跟我差下多，在延安的日子里，陕公的上上下下，几乎个个都生虱子，鲁艺的文化人还宣传说：虱子是革命者形影不离的朋友。我身上的虱子大概还是延安种的第几代子孙咧。刚才春来姑娘就批评我们搞的大扫除不过是表面文章，何不把我的经验报告张琴秋同志，由生活指导处来发号施令统一布置，一个大队只须烧一大锅开水就可以彻底消灭虱子，还能省下柴火，同学们也用不着到野地里捡柴草了。我这个建议颇得张同志的赞赏，她便布置总务科长全面开展消灭寄生虫的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
就在这天夜晚，春来姑娘找上门来，手里拎着一个包袱，不打招呼就把包袱搁在书桌上，我问道：
“这回你给我什么东西呀？”我记得她头次进门，也是同样的表情和动作，不过那一回在手帕里包的是山楂。
她解开包袱，里面包的是上下两件卫生衫裤，说：“我发现你没有替换的衣裳，女同志的内衣又不合适，我想到卫生衫裤是不分男女的，快把你的衬衣和裤衩脱下来，换上这个。”
她的一片至诚，使我一时说下出话来：是不是重修旧好呢？头一回她到大队部来，投我以山楂，我是轻易接受了，这一回可是一大包御寒的冬衣，是她身上脱下来的吧！我怎么穿得上身呢？我迟迟没有回应她，说：“今日上午，不是换上洗干净的一身衣服吗？你还在门外替我站岗的呢！”
春来从鼻子里笑出声来，用一只手拉起我的内衣的袖子，说：“我仔细检查过你的两件臭衣服，你看，这上头的油腻还在，我看到里头还有好些虱子的卵呢，说不定穿到明儿早上，虱子蛋里面的幼虫就孵化出来了。你平日就是这样讲卫生的吗？我当时让你穿上它，知道你的难处，大概再也拿不出清爽衣服了。我是放了你的‘生’呀。”她这番情意真切的话，不仅使我感激她，而且引得我更爱她了，趁此机会我重新向她放出求爱的汽球。
“你相信我了吧，你答应我做夫妻了吗？要不我不好穿你的衣服，我宁愿让寄生虫给我作伴！”
她忽然板起面孔说：“王老师，咱们丁是丁，卯是卯，现在我的任务是彻底消灭寄生虫的发源地，你听话，你就穿上它，我是暂借的，过一阵我要收回的，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就不会想入非非了吧。”说这话时她是模仿首长讲话腔调，一转身间她改成警卫员或是勤务兵的口吻说：“那么，我还得给你放哨去。”
“天黑了，用不着吧？”我脱口而出阻止她躲开。
“你不怕羞，我还怕害臊哩。”她真的站到门外去了。
我穿上女式卫生衣裤，不短不长正合适（她讲卫生衣不分男女，不确，只是穿在里头，他人无从分辨），一股暖意马上覆盖了全身的细胞。我拉开门，这姑娘果然背立着站在廊檐下的寒风里，我还没招呼她，她就像猫似的跳进屋子里，说：
“你换下来的衣裳呢？交给我去洗，碰巧明日大队里公家要烧一锅水，专门给男同志烫虱子的，就把你这些脏衣服烫一烫就行了。”
我故意寻话说：“你为啥专门强调男同志长虱子，难道女同志就没有吗？”
春来噘起嘴回话道：“据我所知，我们女同志长虱子的很少，这个问题就得你达尔文来回答了。”说罢，她像个胜利者格格地笑了。
我想抛开有关讨厌的虱子的谈话主题，回到那个令人销魂的晚上来。我说：“为什么后来你一直不上门呢？是不是因为我伤害了你呢？”
“我不是来了吗？”她的脸沉下去了，两道眉毛被突如其来的阴影纠结在一起，她迟疑了一会儿，说：
“我长久追求的一个幸福的梦破碎了，我哭过，我感到惋惜，痛苦到极点。我回去以后想得很多，当初对你的观察、亲热，还是对的，我爱你爱得有点痴迷了。你一切都好，偏偏在恋爱问题上，你具有初恋的姑娘最犯忌的缺陷。这不是你的错，请不要误会，你并没有伤害我一丝一毫，应该说，是我闯进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扰乱了你的平静，分散了你的爱心。你永远是我尊敬的导师，但不能做我的理想的丈夫。这是我的问题，你不要责怪我吧！”
我连忙说：“为什么要责备你呢？你不是说过，我们的结合是很合适的吗？是的，我有一块神圣的领地，另外的姑娘一度闯进来过，但我们没有同举过一宿，也没结婚，我还是保留选择的自由的。我们一同度过那个难忘的夜晚，我那神圣的领地欢迎你占有它，耕耘它，你说我的爱心分散，我的工作白天黑夜忙得分不开身来，把爱心分道哪儿去呢？”
她的嘴长长的吐出了一个“去”字，这是一种轻蔑的不可信的哨音，接着说：“你说过，只做夫妻不结婚，这是什么意思？你那个领地是不是为你的心上人准备的？”
我连忙否认。她说：“是你自己说的，你另有心上人了。我早就觉察你的心是向着她的。”
我竭力想挽回已逝去的爱，我说：“难道我的心不是向着你？”
春来又从牙缝里“去”了一声，说：
“今天我跟在苏迅后面又来到你的队部，我看透了你们之间爱得多么深。”
我知道她误会了，心中暗暗笑她胡乱猜疑。我竭力否认，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真正另有所爱的心上人还是没有告诉她。
她振振有辞地说：“你们朝夕相处，她不像我这么疯，温柔敦厚，处处体贴入微。她是你的崇拜者，开口闭口总要带出王队长；她是党员，又是北平老民先队员，跟你正好门当户对。我算老几？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大学一年级生，跟着姐姐一同逃出北平，不过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看你们结成对子是合适，我干吗在中间插一脚呢？”
她眼圈红了，接着说：“那晚已经来到爱河岸上，我才醒悟过来，我哭过，我感到失去你的惋惜和痛苦，因为我爱你已到了痴迷的地步，幸而抽身得早。但我的一个美好的梦从此破灭了！”
我佩服春来的敏感和厉害，她向我揭示了潜隐在我身旁爱着我的人，可怜的苏迅却不知道春来比她先走了一步，而我对苏迅过分细腻的用心良苦的情谊却是麻木不仁，也许我这个粗人没福消受如此的柔情蜜意；我比较喜欢透明的爱情和泼辣的所谓“疯”女人。当初对朝夕相处的苏迅却是设下防线，那理由同样是“怕人家说闲话”。苏迅曾经告诉我，她是一个官宦人家第几房姨太太所生，这样的大家庭环境才养成了她的自卑和隐匿自己真情性的非常内向的性格吧。
我简直是用对天盟誓的虔诚向徐春来发誓道：
“你说苏迅有许多比你强的地方，但我从来没有爱过她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我看中的是你，你还信不过我吗？”
她没有马上响应我，我动手动脚去搂抱她、吻她，她没有抗拒，只是感到失去了那个晚上的狂热，她转为被动的了。我压低嗓子问道：“苏迅会注意我们吧？”
“给她看到我们亲热也不坏。”她吻着我的额角说：“使她打消爱你的念头会变得容易些。”
我以为她回心转意了，便说：“那么，把灯吹灭了也好。”她连忙制止我，努着嘴向着床上的被头，说：“那晚上幸而我溜了。要是让我钻进这样恶心的被窝，那就腻味死人了。”她大概发现我情绪激荡不能自制的时候，她站得远远地说了一句：“还是收起你那个自私的达尔文吧！”
没等我对她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她一溜风地走了。
八 断肠人在天涯
我收到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邮路上转辗几个月才到达我的手中。这是吴庆华的亲笔信，等待她，思念她那么久的日子，我终于盼到头了，不过没盼到她的人，只是收到了信封都快磨损的一封信。我记得的这封信的大意如下：
我终于获释了，回到家马上赶到张志勤处，他告诉我你的近况和去向，也看到了你留给我的一张便条，我像看到了你一样，我多么想立即飞到你的身边！梅园村的李克农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在那里还遇见了跟你关在一起的方毅，就是额头上有一块红色标记的同志，他留在南京办事处，下去延安了。他告诉我，你已进了陕北公学。我还遇着你在苏州一同绝食的王世贤和杨勉等等。很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早就认得我，戏称我是“飞入铁窗的女神”
李克农当场答应我马上动身去延安，我多么高兴啊！那里不但是我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更重要的是我的寿华已经在那里了。时代的剧变大大缩短了等待团聚的日子，正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最美好的年华，在这样的黄金时代，我见你如多拖延一刻钟，都是一种浪费，一种消耗，我都难以忍受，为此，我在离开南京的前夜，还匆匆写一封给你父母的信，我向他们报喜，我向他们自荐是寿华的妻子，还附寄了我的一张照片，如今我懊恼我的鲁莽，我犯了超前的急躁的错误了。
当我跟另外十三位同志坐上去西安的火车，志勤和我的父母都来送行。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我坚定地相信，这不是幻想家设计的梦。
实现我当初在监狱接待室里的诺言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所经历的苦难——比起你的自然是微乎其微，加上我们的保护神——张大哥的无与伦比的关切，以及从你的许多难友介绍寿华的风貌……都成了滋养我们甜蜜的爱情的沃土。我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却是怀着无可奈何的痛苦和伤感。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去延安的计划在这儿搁浅了，不，是触礁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一位姓熊的女同志，她向刚从南京来的全体同志宣布了这样的决定：
“山西的牺盟亟须建立新的抗日武装，凡要求去延安的同志皆转往山西临汾牺盟总部报到。”（按：“牺盟”的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系中共在山西省的军阀阎锡山的支持下成立的抗日救国团体。一九三七年底又建立“决死队”的武装力量，又称“新车”；一九三九年新军与阎锡山直系部队发生内战，内部受挫。）
我听到这样的决定，我的心碎了，身子几乎站不住了。为什么我晚来了几天，就该轮到我去临汾呢？我不是中共党员，我认为还是有选择的自由，我去找了那位熊大姐，我几乎哭诉着求求她满足我的愿望，并且公开谈了我与你的幸福的打算，最后把你写的那个留言给她看。她见到你的名字，就说：“小王呀，这个我认识的。”这句话给我以很大的希望，我以为她会照顾到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我们的故事把熊大姐的铁面无私打动了，她说：“在南京，我还听他唱《满江红》呢，不过，我想帮忙也帮不上呀！你要知道，你们一同来的十四个同志，我怎么能不按上级规定，而放走某一个人呢？我没这个权且不去说它，其它同志也就可以根据各人的志愿闹着不去，这就是一个苍蝇搞坏了一缸酱啦（她把我比作‘苍蝇’我都不计较），你就委屈一下吧，有时候为了集体利益，就得牺牲点个人利益和男女之情……”
我几乎是跪下来向熊大姐喊出肝肠欲裂的话：“你给我怎样的惩罚，我都受得了，像这样活活拆散我们，没有比这个惩罚更沉重更残酷了，为什么偏偏给了我最沉重的惩罚呢？”
亲爱的小王，我用多少眼泪，我使用全部的柔情也未能使她回心转意。——最后，我只有跟大伙儿一同去山西了！亲爱的，但愿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
读着，读着，我的心凉了，我的心在收缩，熬住伤心的泪不掉下来，信还没看完，就簌簌地湿透了她的笔迹，我的一肚皮怨气，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能成人之美的好事硬是不肯干，一定要把好端端的情侣弄得两地分居，天各一方？据说是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非如此不可，更大的不幸更在于：上述这句话成了党的组织部门用来压制个性，损害其个人福利，将每个党员塑造成螺丝钉、驯服工具的口头禅。
我把熊大姐看作是造成这悲剧的对头冤家，我咬牙切齿地诅咒她是冷血动物，不通人情，不懂得通融，但是当我联想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就是集体主义，对于熊大姐的冷血和铁面，就不必过分责备她。
不管我把熊大姐当作泄私愤的对象，也不论谁批评我有多么严重的报复情绪，这个悲剧的既成事实已无可挽回，我的庆华大概已跨越风陵渡进入山西了。在战乱的情况下，她似乎已走向茫茫塞外的陌生的人海中，她连个今后联系的通讯处也没写明。我曾经想，是不是向此间的党组织提出把我也调往山西“牺盟”呢？
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和刻骨铭心的思考以后，我只得强吞眼泪往吐里咽，只能像吴庆华一样，乖乖地听凭命运来摆布自己的未来了！
我的哀伤，我的茶饭无心，萎靡不振，如何逃得过苏迅的眼睛？她关切地问起是不是害了病，我懒得说出真情，回答说“没有”。她就伸手轻轻地按在我额角上，说：“还好，好像没有热度，不过我看出你一定害了什么病。”我回说：“得的也许是失眠症吧。”苏迅无限温柔说：“我去叫医生看看。”我说：“不必了。”她又寻根究底地问：“是什么原因使你失眠呢？”“如果我晓得原因，也就不会失眠了。”我躲开她的猜疑的视线。她又建议道：“那么，你总得吃点东西呀。”我才记起，前后有两餐没吃饭了。她把昨日为我留着的晚餐去农家灶头烧热了，端到我面前，她的盛情和体贴入微使我不吃也得吃，我吃饭的时节，她紧挨着我坐在一旁，我开始注意到她那性急慌忙和情意绵绵的秀美的眼睛，如果不是春来提醒我，我是不会留意她的含而不露的静女其姝的美的。
她似乎摸着我的心事了，说：
“我猜你是犯了心病了，是吗？”叫我怎么回答呢？
她接着说：“你一定遇着不顺心的事了，我跟你相处这么久了，还有什么话不好对我说的？我真愿意分担你的忧患，即使减轻你一点儿痛苦也好。”
我连忙摇头，说了一句：“唉，谁也不能帮助我呀。”这时竟不由自主地落下两滴泪水。当时我的心情也怪；碰上突然袭来的冷酷无情的厄运，又值无可奈何之日，心里急着找到解脱和发泄，只需身跟前有人给我一点温馨，或是投来一丝微笑，就会把整个心灵扑过去，把自己的热泪洒向她。
我这时才记起我的协理员的许多可爱处，还使我联想起在延安陕公时期，男女生在听到起床号一同从窑洞里奔到延河边上，就着延河水洗脸刷牙，我的一包牙粉用光，苏迅慷慨地让我共享她的牙粉，从那个早晨起，我们相约每天在同一块石头上洗脸刷牙，她还说了一句俏皮话：这包牙粉欢迎你来共产。那时节我受之无愧，没有再往别的方面联想。相处日久，现在却以一种新姿态和新的诠释重现在脑际。
刚才她安慰我的话，多么体贴入微，这不像是关切一个上级的态度，而是对待自己心上人的语气，以致我的眼泪止不住冒出来。我反省过去未免太冷落她，辜负了她，我们俩都是为的“怕旁人说闲话”而生份、疏远了。跟我的泪水一同“流出来的”是这么一句话：
“告诉你吧，我失恋了！”
我觉着只有用“失恋”这个词能够表达当时的痛苦的性质和根源，不过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失恋，非几句话可以讲明白的，由于我的用词不当，苏迅又联系到春来身上，就说：
“她一直盯牢你，你怎么会失恋呢？”
我连忙纠正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才不会为春来失恋呢！”“
她说：“那么，是哪一个呢？你何不给我讲清楚，我或许能协理去说服那个姑娘。”
我本打算将远方来信一事向她说明，后来觉得这件事一旦传开去，对党的影响，负面一定大于正面的，如果连带描述达尔文为一个女子弄得茶饭不进、卧床不起，如果给人这种印象未免有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这样，我始终没有给苏迅摊牌，我只是说：我的协理员呀，你在八队协理什么事都叫我称心，唯有这件事你帮不上忙哪。
她觉察，我是半吞半吐欲言犹止的态度，便拉下脸来，悻悻地走开。我马上立起身来，抢先一步堵在门口，不让她溜走，我看到她眼里绽出了泪珠，现在轮到我来安慰她了，我说：“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她不答话，只是摇摇头，我又问：“那么，你为什么哭？”
“我哭，是我的事。”她猛地揩干泪水，扭头便走，我连忙拉住她，她使劲挣脱我的手，气咻咻地说：
“你没把我当自己人……”
我终于没挽留住她。她啜泣着消失在夜晚的黑影里。
她好容易进发出来的那句话，是对我的谴责，也是对我的鞭鞑。我们相处的时间最久，在陕公，我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是双重的“自己人”了。她以为我跟她是最相配的，今晚她的火爆的大发作，是在她刚刚掏出心来表示爱我的真情，发现我爱上个她最瞧不起的女子，她曾称她是疯丫头的春来，我真没法解开这个结，如何缓和她的愤怒，为此，又弄得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的上午，春来手里挟着手帕裹着的小包，她一进门就关切地问：“听说你病了，连饭也吃不进，究竟是什么病呢？”一面说，一面摸我的手腕，又摸额头。我说：“我没有病嘛，你是怎么知道的？”春来说：“我是听大伙房的四川大师傅说的，说是张主任（指张琴秋）关照的，给八队队长做一份细粮，我以为你一定病了，四川大师傅打算给你做一顿四川片儿汤吃。” 我不能不佩服“耳报神”的迅速和准确（注：“耳报神”，即现代语“消息灵通人士”之尊称）。一定是协理员苏迅去通报张大姐的。
耳报神找个座儿坐下，打开用手帕包的小包，很神秘的样子不急于打开，问我：“你猜，我给你带的什么来了？”
我说：“又是那个红山楂罗。”我记得那个夜晚也是同一块手帕包的是山楂，我们在嘴里对接一个山楂的往事。
“嘻，难为你对那个山楂还没忘却，这一回我是赶到云阳镇买来的。”说罢，她打开小包，里头原来是绿豆糕，她说：“你吃不下饭去，这就是病呀，应该找医生看看。你先尝尝这个，看你有没有胃口？”
我不好意思伸手去拿，春来马上揑了一块要往我嘴里塞，就像幼儿园阿姨喂孩子似的，我躲开了，她并没在乎，而是想找出为何拒绝的原因：“是不是我骂了你一句，刺痛了你，至今还在全我的气？”
我连忙说：“你骂了我吗？我早就忘了。”
“既然没生气，那么你吃嘛。”这样，我只得吃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她在一边说：
“我骂过自私的达尔文，难道你忘了？
“这个我可没在意，你说我是自私的，不错，爱情就是自私的嘛，你几次送我东西吃，我一次也没回报你，可以说是‘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白虱’，这不是自私到透顶吗？”
春来眨一眨那双美丽的眼睛，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你把我骂你的话当补药吃，那么我倒要问你，你在爱情上属于自私透顶的，还是天女散花式呢？”
我连忙掩饰道：“我不是天女，也不想去散花，我比较欣赏自私型的。”她得意地笑了，说：“这样就好，只要你保持对一个人的自私，就不必要求报答，只有你对我自私透顶，才是我企求的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回报，而我也是反对天女散花的。”
我跟苏迅在一起的时候，凡有感情交流的机会，总有一种拘谨和隔膜存在，除了各人怀有“怕旁人说闲话”的防线，还得加上一重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组织观念（或称“党性”）在作梗。而我在非党员春来跟前，就显得放松和自然些。这一点体会在昨夜失眼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
把我的“失恋”，我的苦恼向她和盘托出，还不如向她彻底摊牌。我说：“我实告诉你吧，上回我说的只做夫妻不结婚，是因为我心里另外有个爱得更早更深的人，我爱你，但又舍不得丢下她，我才那么说的，前两天我吃不下饭，其实也是为了她呀。你怀疑我跟苏迅怎么样，是没有的事。很遗憾的是：我的自私的爱情始终在另一位姑娘身上。不向你说明这一点，我就对不起你，这才是我自私的表现，你会原谅我吗？”
一个平日喜欢打闹无忧无虑的少女，在这样的宣布下一下子崩溃了，她木呆地听我讲完，突然哇的一声伏案哭起来，我忙不叠地安慰她，用手帕替她揩泪水，她怒气冲冲地推开了我，喊出了绝望的懊恨的又是无可奈何的一声：“你害苦我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她越是伤心，我越是感到她爱得纯真，爱得深；反衬出王队长是残酷无情的一类，我方始感到作出这样的摊牌是残忍的、不道德的行为。可惜说出去的话已收不回来了，那一个迷人的难忘的夜晚成了一场破碎的梦，不免有王公子玩弄女性之讥。
白天的大队部常有人来找我，春来的哭哭啼啼让外人知晓，总不大好，如何使她平静下来赶快离开；再加之我有责任让她知道，我所宣布的是货真价实的，我想到何妨把吴庆华的信件给她看看，也许这封信里某些动人的语言对她的“失恋”是一服镇静剂。这样，我把吴的原信交给了以泪洗面的徐春来，并告诉她：你看过就还我，不要再给别人看。她走开的时候已不哭了，但眼圈是红的。
当天晚上春来把原信还了我，以下是她对我说的“读后感”的摘要：
……你的这位女同志太好了，她太爱你了。我虽然没见过她，我能想象出她一定很美的，至少比我美得多。你跟这位姓吴的同志结婚，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因此，你那个晚上在这里说，将把结婚的幸福留给你心中的恋人，这是很自然的，说明了你这个人还是有点儿良心。以前我还怀疑你爱着你的协理员，今天我知道了真情就不会吃醋，在这样的女性面前，我只有甩手跑开，自动弃权。
当我读到那位熊大姐把她发配到山西临汾，我忍不住落泪了，眼泪湿了信纸我也没觉察，你们的遭遇又太冷酷了，眼看好梦就将变成现实，而现实却打碎了你们二人的好梦……给我们女人的痛苦恐怕比给男人的更甚。我自己也亲自尝过这种撕裂人心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痛苦。这封信只不过五页，胜如看了一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莎士北亚悲剧；这一出悲剧的造成，似乎是朱丽叶赶到罗密欧的墓地，迟到了一个时辰，而你的那一位朱丽叶赶到西安的时候，不巧也是晚了两天吧。你接到此信因她生病、因她食不下咽，如今我才统统明白了，并且认为这种痴情是极宝贵极难得的。不过你的朱丽叶还活在世上，并且同在一个党的领导之下，你为什么不能赶到临汾去？或者，你何不打个报告给山西的“牺盟”总部，要求他们把吴同志调到你的身边，难道山西新军少了一名女子，就打不赢鬼子了？
春来似乎存心要否决苏迅赠给她的那个“野”字，她的这番话多么熨贴，又是多么典雅，哪有一点野味？也只有心上人才说得出如此温馨的安慰和热情奔放的激励语，她赞美我的吴庆华美极了，而她自己所显示的心灵美又是多么可贵，多么可爱！我给她这封信看，本有了结前情之意，谁能料到旧情未了，她的高姿态的表白却把我们的相知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九 王公子失足“小观园”
在春来的鼓励和启示下，我想到何不找张琴秋商量，她是此地的党组成员，又是生活指导处主任，我的个人生活上碰到这么一个挫折，正好去求教她给予指导哩。
我便随身带着庆华的原信马上来到张大姐那里，她见到我，头一句话就关切地问我：
“你不是病了吗？你好了吗？”
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吃到了四川师傅特地为我做的麻辣片儿汤，出了一身汗，病就好了。”
于是，我掏出吴庆华写的信来，要求她给我作一番生活指导，能不能给我们的结合争取一个圆满的结局。她答应在看完信以后，再找我谈。
吃罢晚饭，由吴仲廉通知我到张大姐那里去，仲廉问我：“你给了张大姐一封什么东西呀？竟惹得她热泪盈眶呢？”我简单讲了我的爱人吴庆华不得不与我生离死别的情形，仲廉说：“我明白了，这是你的信引起她自己的辛酸来了，——你这个算得了什么呢？她第一个丈夫，在部队大撤退的时候给活生生的拆开，一年多时光，她爱人死在老区的小村里；男人死的时侯才三十三岁。后来结合的那个爱人是西路军政委，又是在一年前他在祁连山的一场战争中，生死不明，八成是战死在沙漠里了。你想想，一个女人怎么受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你到她那里，可不要再去刺痛她的神经。我了解张大姐在战争中是英勇的，决不比男性的将领差池，但在私人感情上，倒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性。”（注四）
（注四）参看茅盾《我走过的路》中册，讲到成仿吾从鄂豫皖苏区来上海，向茅盾报告了其胞弟沈泽民的死讯，“德沚听到这消息（按：德沚系茅盾夫人、姓孔），眼泪就泉涌般地流下，‘假的，假的，全是谣言！’她说。突然她问：‘琴秋呢？’我告诉她，琴秋随部队走了，不在鄂豫皖。‘这怎么可以呢？’她叫道：‘她为什么不留在身边照顾他？’我解释道：这大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德沚根本听不进，又叫道‘难道留在鄂豫皖就不算革命工作的需要？’我看着她悲恸而激动的面孔，只得苦笑。”（二一七页）茅盾自己并没有评述中共把好端端的一对对夫妻分拆开之无情，但在这段回忆前，他有意写到瞿秋白与其妻子杨之华的生离死别，作为对照，言下之意就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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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怀着冒犯了她而感到抱歉的心情踏进张大姐的房门，不过我一点看不出她脸上曾经伤心地哭过的痕迹。头一句话，我说：“我是聆听你的生活指导来的。”
她亲切地叫我：“小王，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你过去不曾跟我提起嘛！我不知道你这个小鬼心里还藏着一个多么美好的秘密。”她不是用多愁善感的情调说的，而是以男性将领的严肃略带亲切的语词开始她的“生活指导”！
“……只要革命战争继续打下去，像你这样属于个人生活的悲剧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牺牲个人为革命，并不是只说战死沙场或慷慨就义，像这封信里发生的事件，男女双方都得付出牺牲的代价，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爱情与革命是矛盾的，甚至势不两立的。这也是一种牺牲，即牺牲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有时这种牺牲带给活着的人的痛苦和精神折磨，比上断头台也差不了多少。先树立这样的认识，你就会得到自我解脱的途径，不会太纠缠在儿女情长上了。”
她讲的大道理是对的，不过我认为：“难道不能有例外吗？”于是我提出质难道：“如果革命恋爱两不误，为什么不能给予适当照顾呢？比方说，吴华如今分配到山西牺盟去了，既然都属共产党领导，是不是通过组织，要求把她调来，或是将我调到她那里去呢？这一点，这儿的党组织是不是肯帮我一个忙呢？”
我听仲廉说，张大姐看了庆华的信，都流了泪，我估计她们一定同情我们，并且乐意“成人之美”的。所以我向她提出了这个要求。
张大姐半晌沉吟不语，脸上现出犹豫的愁苦之色，说：“我实告诉你吧，我想帮你也帮不上忙，现在我还在接受审查中，我的发言权是有限的。再说，现在时机也不对，这一阶段中宣部要我们集中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他开列了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有十来条，其中有一条就有‘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如果要求组织照顾你的特殊要求，这不是自己去找钉子碰吗？我劝你还是想开点，既然那边组织已经做了决定，你还是服从这个既成事实，渐渐忘却，或是先保持通信联系，往后总有机会碰到一起的。”
我说：“你看，那封信里她连个地址也没告诉我。”
张大姐拿起桌上的庆华的信，说：“从这里也许透露了她怀有与你诀别的意思吧，我建议你还是算了吧。我自己的生活里，连结了婚的丈夫，组织上说要各奔东西，我向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争取我们俩在一起，都未能挽回，最后也只有服从的份儿。而我的对象，他还是鄂豫皖的省委书记咧。何况你还没成家，丢开她要比我容易得多！”
张大姐以她的推心置腹的忠告使我心悦诚服了，我从她桌上接过已洒过四个人泪水的那封沉甸甸的信，没精打采地回到我的住所。
作诗一首，题为《遗恨失吞“吴”歌》以寄怀念之情：
金陵捧读狱中书，一字一泪一欷歔，
先行一步成永诀，宝塔山下空踟蹰。
方喜娇凤脱鎯铛，又惊军命走太行，
临行一书和泪看，从此天涯各一方。
太行山头碧云天，云远天长思绵绵，
凤凰飞去无消息，回首尘寰空缱绻。
悠悠滆湖水，溶溶秦淮波，
河水湖波流日夜，海枯石烂奈尔何！
我把张大姐的一夕话转述给春来听，她头一个反应就出乎我预料：似乎是张大姐对我的训词给了她极大的勇气和狂热，燃起了少女的爱欲的熊熊大火，更多的是软语温存地安慰我、亲近我，缠住不放地把我看作是一只受伤的小鸟，她成了慈爱的保母、精心护理的护士；她完全忘却了前不久那么豪爽地宣告的“我只有甩手跑开、自动弃权”的话，也不顾苏迅从旁监视的带有妒意的目光，几乎是无所顾忌地想把我一口吞下，不让别人来分享她独占猎获物似的。
我呢，如此疯狂般的拥抱来得正是时候，这种近乎野性的又不乏温馨的甜蜜的爱火，正好填补了我情感的真空，我也就心甘情愿地任其摆布，销魂摄魄，乐在其中矣。直至她选择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理由是不愿在有虱子的地方欢度良宵，另觅了一处十分隐蔽的所在，我自己也遏制不住一发不可收拾的情欲，就在后花园的某个角落里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第一次亲近女性的裸体，尝试了人生中最幸幅最美好的欢娱。对春来来说，她朝思夜想的一场好梦，终于圆满地达到了，她忘乎所以，不顾一切，一点不感到羞涩，完全听从爱人的摆布，这一意料之外的转折，带给她极大的满足、最理想的结局，她在我的怀里晕眩了。
今日我把这一章标题为“王公子失足小观园”，这是吃了禁果尝到了甜头以后的自责自贬之词。回头我私生活方面的历史，只有与春来的结合来得火爆去得快，我把它称作“急就章的爱情”：一未经过深思熟虑，完全听凭刚刚成熟的青春热情的驱策，二未得到社会的认可，便性急慌忙地堕入情海，故称之曰“失足”，事后感到羞愧和害怕，觉着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只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就会想出种种为自己开脱，想洗刷犯了不可饶恕的“原罪”的理由来，为了保住正人君子的面子和道德规范，本章的标题还有一层含义，也就是自己动手撕下假面的一种忏悔，好在上帝对这样的忏悔总是既往不咎的。
我怀着喘喘不安的心情，又来到张大姐那里，想试探一下她对我犯的错误是什么态度，男女之间的性爱，不愿给别人知道，但又愿意让人认可，这是一对奇怪的矛盾。张大姐正是我愿意让她晓得的知己，估计她也会像仁慈的上帝那样，对我的失足给予宽恕并谅解我的“原罪”吧。
来到张大姐处，她的伙伴吴仲廉也在座，本来打算跟张大姐谈的，有个第三者在场，我倒不好意思谈了。张大姐发现我神色恍惚，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说：“是不是又是你那个小吴的事吗？”
我羞羞答答地说：“不是的。听你大姐的话，那个事情早了结了。我来向你报告的，是我，我几乎堕人另一个人的情网之中。”
张琴秋眯细着眼朝仲廉那边笑了，说：“这个小鬼很讨姑娘们喜欢吧，简直是马不停蹄哩！”说罢，才正面朝我爽朗地大笑，说：“你说说，女方是哪一个呢？”
我不便说出她的名字，倒不是卖关子，而是边上有个人，我有顾虑，我只是说：“所以我要到你这儿，要你给我指点指点的。”
张大姐严肃地回答：“别的事，也许我能指点，这一类子我怎么指点呢？我要说的还是前天说的那句话：革命与恋爱总是冲突的。”
我忸怩地说：“……我这个事有点特殊性。”
“你连她的名字都不肯告诉我，我知道男女相爱天下通行，都是一样的。有什么特殊呢？我的指导只有一条：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你中意的对象，用不着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于是我向她说明，徐春来是多么可爱，她是怎样倾心于我等等。
“是不是春天快要到来的‘春来’？这个名字倒有点意思，不过头一个‘徐’字不太妙，春天慢慢地来，年轻人可等不及呀！”张大姐利用徐春来的名字跟我开玩笑，倒使我心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
仲廉插上话来：“是不是五队的徐春来？我知道她，长得漂亮，在大庭广众指挥唱歌很老练的样子，有一次我指给你看，介绍这个姑娘能够爬树呢。”我本来对仲廉有点隔膜，由于她的在场使我谈话不自然，如今才知道她早就关心春来，并且赞赏她的美丽，她知道的甚至比我还要多，我还不知道这个丫头还有爬树的本领咧。
张大姐说：“……大队里有那么些女学生，我哪能记得这许多。不管她会不会上树，只要小王真的爱她就行。”张大姐不愧是五四运动第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她对恋爱婚姻的观念完全是解放牌的，这给了我更大的勇气，把我心里最最隐秘的话诱发出来了，我坦率地说：
“是的，我是真正爱她的，而且，我们的爱已经更进一步了。”
“怎么？怎样的更进一步呢？”她带有探索底蕴的浓厚的兴趣。
我大着胆子说下去：
“我们愿意结婚，前日一个晚间在小观园的赏心亭里结为夫妇。是她愿意的，而且，是她主动的。”
仲廉大概对我连用两句嫁祸于人的推诿之辞颇为不满，马上插话道：“你们做男人的总是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总是女方主动喽！”
张大姐一半讥嘲一半正经地说：“上个星期，你在我这儿，还没有决心跟那个姓吴的女同志诀别，怎么，你倒跟另一位女同学成其好事了。这简直是快马加鞭，我赤着脚都跟不上你们的速度呀！”说到这儿，她止不住快乐地笑了，接着说：“我们的达尔文变成了现代的贾宝玉，仿效大观园里的公子哥儿们偷鸡摸狗，一个在怡红院，一个在赏心亭，真够风流的。不过，我倒要问一声，小观园的赏心亭四面通风，没有墙头，不怕拒风寒吗？”
我羞于启齿，但张大姐提的问题像家长那样关心子女的幸福和健康，一点没有责备和讥刺的意味，我倒不能不照实回答她了：“不错，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墙，去年秋后庄户人作了柴垛，里面堆麦秸，她能爬树，掏鸟窠，当然在地下也能营造个安乐窝。虽然比不上怡红院考究，作为我们临时的新婚之夜的新房，已经够满意了。”
张大姐忍不住笑了，是一种默认的笑，是被青春的情爱牵动的微笑。张大姐说：“好，一对小精灵，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好意思称它是‘新房’咧。原来，这就是你讲的前进了一步的爱情和特殊情况吗？我要是‘不细心’盘问个明白，你还要跟我打过门咧。”（按：打过门，沪语有“不肯明说，直说，只是用假话或言不及义的话掩盖真相者”）
我以为在爱情上失足犯了错误，感到心里发怵，用怯生生的语调说：“大姐，就为了这个错误，我才登门向你请教生活指导的。”
张大姐轻松愉快地说：“你们既然同居了，这就是事实婚姻，已经木已成舟；做大姐的只能祝愿你们幸福，别的什么话都成了多余的了。”
如果说上述这段话是赞同男女婚姻恋爱，自由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一分钟后，她的另一番话就是党性附体，突然变脸的严肃的训诫了：“小王，不过你要顾到自己队长、老师和党员的身分，师生恋爱，我们没法禁止，若是师生结婚，就会形成坏影响的轰动。这种坏影响，由我们俩替你抵挡，也怕抵挡不住，那几位在达尔文问题上没把你弄臭的，如今抓住男女关系不清就容易使你名誉扫地。依我看，你的‘特殊’情况只讲到我们这儿为止，再也不去扩大，还是不往外声张的好。你们呢，也稍梢收敛一下。”
教师，队长，党员，我有这三重身分，就添了三份光荣，殊不知多一重身分，等于多穿一件紧身衣。不过另一些人尽管身分众多享有高官厚禄，身分对他来说不是约束，而是放纵，他们有能耐把紧身衣一变而为皇帝的新衣，为所欲为，要啥有啥。这次与张大姐的谈话，她默认了我们的幽会的合法，不过又给合法上面穿上一件紧身衣。
我感激地向她保证道：“往后，我一定注意影响。”说罢，我打算告辞，张大姐问仲廉：“他那个徐春来是不是党员呀？”
仲廉说：“还不是吧。”我证实她确是没有入党，仲廉又说了一句：“不是党员，可不太理想。”
张大姐说：“你何不通过你那里的协理员，抓紧一点解决她的入党问题。”我说春来不是八队的，她是五队的学员。
张大姐又关照仲廉道：“那就这样吧，就请你帮个忙罢，你去跟五队的协理员打声招呼，早点解决她的问题。”
春来短缺了一个身分，就与王某门不当户不对了，这就是中国古老风俗的习惯势力，连我们的女权主义者也得甘拜下风。
第二天见着春来，我们相约仍旧在小观园里，听我的汇报。我把昨夜与张大姐的谈话原原本本告诉她，她感到高兴，我们的幽会虽没被社会承认，但已被学校的负责人默认了。她感动地说：“我不像你的吴庆华，她遇上了熊大姐，我却遇上了好心肠的张大姐，这是我的幸运，也是你的幸福。我要是入了党，我们会更幸福哩。”
我说：“吴仲廉特地介绍你会爬树，怎么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本领呢？”
“我会的本领多着呢，比如说，我会做菜，如果此地买得到毛线，我真想给你打一件暖烘烘的毛衣穿，你身上的卫生衫就不用脱下来了，算是我唯一的一件嫁妆吧。（作为补偿，她又调皮地吻我一下。）我从小欢喜喂小鸡，长大了就喜欢养鸟，真正喜爱鸟的人就得学会爬树，才能知道鸟类是怎样组成小家庭，生儿育女的，我考大学选择生物系也和我从小的爱好有关呢。（略停一会儿）喔，我还有一个本领你不晓得，我会给你生孩子。”（然后又是一阵披头盖脑的接吻。）
我向她主动求欢，她一下子变得庄严正经了，说：“张大姐不是关照过，要我们收敛吗？怎么一转身就不执行她的生活指导呢？”她用手指刮刮达尔文的脸皮，然后在他怀里咯咯地笑起来。
十 发现一个金矿
我在大伙房四川大师傅那里发现一个金矿。
只因两个星期前，误传我得了病，四川大师傅特地为我做了细粮病号饭：一碗麻辣片儿汤，为了这份情谊，我来到大伙房谢他，他在堆着米面的仓库里隆重地招待我。怎么“隆重”呢，是他泡了一杯龙并茶，这是他自费购办的奢侈品，特别在战乱期间，在这西北高原上以龙井茶敬客，你道隆重不隆重？这个四川人姓哈，回族人，他谦虚地说自己没文化，听王队长讲课，没门儿（听不懂）；听王队长讲达尔文，来劲儿！他饮了一口茶，说：“我倒不是恭维你，我有两个嗜好，一是喝茶，二是听你摆龙门阵。”我才知道，他跟总务科长一样，我每次讲达尔文，他们俩一次不拉。
至于发现“金矿”在哪里？不是伙食房仓库的米粮堆里，而是在哈师傅的摆龙门阵里。
今天是专听他的龙门阵：
四方面军的头儿脑儿，好多人来到安吴堡，不是降级使用便是接受审查的。他自己在部队里就是一个师的参谋长，来到这里降为火头军。教务处长刘瑞龙是四方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梨园口与马家军作战失败后被俘，从此背上“张国焘死党分子”的历史包袱，一蹶不振（按：刘在一九二七年任江苏通（南通）如（如皋）海（海门）地委书记，在发动农民暴动中创建了红十四军，并任军长，解放后在华东地区管农业。一九八八年去世）。
张琴秋是西路军的政治部组织部长，又是妇女战斗先锋团团长，她的第一个丈夫沈泽民，在大车撤出鄂豫皖老区时留下来，坚持了一年就死了。后来跟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也是西路军的政委，以下统称四方面军）。她跟沈、陈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会说一口俄国话。跟张琴秋一同被俘的吴仲廉，她是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爱人，她本人是妇女战斗团的政治部主任（按：曾日三牺牲后，吴与江华结婚，解放后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因审查张国焘案和被马家军俘虏后移至南京反省院等历史问题，不堪迫害与人身侮辱，当时做省委书记的江华也自顾不暇，无法援救，一九六八年仲廉悬梁自杀）。
此外，安吴堡还有五十多名军事教员，他们本来是四方面军的营长以上的军官或政工干部，可以说，当初四方面军的领导班子，剩下来的头儿脑儿几乎都在这儿了。若不是张主席“即张国焘”被打倒，安吴堡的这批人就足够拉起一个西路军的整套人马来。
四川大师傅向我揭开秘密的私房话，使我惊诧也使我浑身冰凉。我从张大姐那里，听她说她自己是接受审查的对象一语中，得到了证实。张琴秋、刘瑞龙好比是这座金矿的“露头”（地质队专用名词，指地表上露出的含金属矿物），在它下面还蕴藏着很丰富的金矿。
安吴堡称得上是藏龙卧虎之地呀，眼下只是被尚未落定的历史尘埃覆盖着罢了！
我问道：“你干吗挑选干伙房的工作呢？”
他说：“我没文化，当上参谋长吃了败仗，做了人家的俘虏，还有什么好说的。让我做火头军，倒也恰如其份：我成天跟锅盆碗瓢打交道，倒也自在逍遥，省得卷入这样那样的人事纠纷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之争中，再说，在伙房里做，寒冬腊月好暖和的。”
“做猪肉呢，你们回教不犯禁吗？”我说。
他爽朗地笑了，呷了一口茶，说：“你来此地这么些日子，还记得吃过肉没有？”我回话道：“我已三月不知肉味了。”
“这里真做到了猪肉不上门，铁定是按照回教的风俗办食堂。亏你替我想得周到。”他沉吟半晌，才谈起他的一场“不可为外人道也”的经历：
“派我到这里做伙头军，大概由于我犯的差错比别个严重。我是从马家军的俘虏营逃跑出来，到了延安又进了自己人的牢门，关了三个月才调到此地的。
“……我是在五里沟一仗被马步芳部队俘虏的，我跟焦营长一同解到甘州，在那里碰上了许许多多上级和自己的部下，才知道西路军两个团整个儿给人家一锅端了，我起初被编人士兵队出去做劳工，做了没几天，就被敌人认出是军官，便调去干‘补充团’的教官，补充团是马步芳挑选我们的被俘官兵组成的，打算经过一番甄别和训练，给马家军作补充力量，他们对待教官比较客气，加之我又是回族伊斯兰教的，跟他们属一个教门，管我比较马虎，找个机会我就逃跑出来。千辛万苦好容易寻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样的就回归母亲的怀抱。
“上级说是调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很高兴，以为自己缺文化，是个大老粗，不要说上大学，上小学我也乐意去。谁知来到抗大，学文化是假的，把课堂改作斗争自己人的战场倒是真格的。
“头一个回合是四方面军的学员人人过关，人人揭发，揭发谁呢？揭发我们的头头张主席。批判发言的都是一方面军和中央直属部队的学员。围攻四方面军的大小领导，后来又冒出来几个自称是觉悟过来的四方面军起义分子。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和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主持斗争会。
“会上的空气是剑拔弩张，很恐怖，又蛮不讲理，被斗的灰溜溜地低头哈腰，表示接受还要痛哭流涕，捶胸拍脑瓜，自己搥打自己。作这样表演的才能顺利过关。后来的一次斗争会上，终于轮到我了，抓我的把柄批的话简直叫人气得肚皮要炸，他们质问我：‘马步芳不信任你，他能叫你做教官吗？’‘你一个人逃走，为什么不把其它的同志一同带出来呢？’还有一个问题问得更离谱了：‘谁能相信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你能找出一个证人，才算你没说假话！’
“你说，这一类问题，不是逼得我只有剖腹自杀，才能表现我的忠诚？我知道在党的负责人主持的批斗会上，不便当面顶撞，只有把一腔怒火压在肚子里。”
我说：“你最后还是千幸万苦找到了党，这不就是表现了最大的忠诚吗？”
参谋长苦笑着说：“小老弟呀，你还不明白吗？他们甚至怀疑我是马步芳派遣的奸细呢！在这些家伙的眼里，大概只有战死了才是忠诚的，没问题的。”
参谋长又说：“在第二阶段，集中目标攻击张主席的批斗会上，凯丰当面骂张国焘，是军阀，是土匪主义，还说董振堂之死，就是张主席害的，（按董振堂系西路军红五军军长，被马家军戮死于疆场，死后砍下头来向蒋介石请功，这是众所周知的惨剧。”还给四方面军加了许多不堪入耳的罪状。
“不分黑白，胡乱上纲的批斗会，激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愤怒和抗议。西路军一部分高级将领采取了集体抗议行动，在批斗会上集体退席。有的人当场声明不如打铺盖回家吃老米饭，周祥山骂凯丰部长：你不是开封府（与凯丰谐音）的黑老包，倒是阎罗殿的阎罗王。还有的说：四方面军是小老婆养的；让一方面军独立去打天下吧！这时我的一肚皮怒气也来了个大爆炸，我骂他们：吃饱了小米饭撑的，西路军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不虚心检讨指挥上的差错，反而拿下面的干部来兴师问罪，你们要断子绝孙的！
“这次集体抗议行动在党史、军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群众性的抗争，共有三个队四百多人一起行动。党中央似乎料到我们会反叛，在布置斗争大会前夕，就收缴了我们身上的枪，若不是他们预见到这一点，说不定发生更严重火拚事件，使罗瑞卿、凯丰和张闻天下不来台。他们不得不用野蛮的镇压平息这场抗议运动，我被关进监狱，这里的总务科长也被关过，同时被抓进去有一百多人。许士友、王建安和何畏也关进牢监（何系四方面军红九军军长，曾任红军大学副校长，身上有十一处枪伤。许士友后改名许世友）。我关了两个多月才放出来，我是做了组织结论，只给了个党纪处分。这里好多同志还没作结论，应该说，不做结论比做了结论的，日子还要难过、小兄弟，这些知识也许对你有用处。”
我在伙房的仓库里，结识了四川大师傅，是安吴堡时期的—大收获，他告诉了我闻所未闻的党的残酷斗争的场景和真实情况。是的，今晚他所讲的一切，对我来说将是受用不尽的，同时也教导我，对突然袭来的所谓阶级斗争所持的态度，学习如何保卫自己。
凭着哈师傅所讲述的故事，我还有意向“金旷”的纵深，开挖下去，我认为：与官修的历史不尽相同的稗官野史，它的价值比官修的历史更有益、更可信。为了这个目的，我还得向张大姐求教，请她讲述在什么情况下西路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这件事她轻易不给外人谈，她发现我已经知道—些内情，她才愿意打开话匣子。
张大姐这样回答道：“你这个问题，也使我一直想弄个明白，但至今我还是在五里雾中。因为我们的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八路军，所以探讨西路军为啥一败涂地就是不适宜的，甚至是犯忌的。只有你保证不往外传布的条件下，或许可以提出个疑问供你思索。
“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一线，与马步芳军决一死战。打这一仗的时间就有问题，当时西安事变发生了，至一九三七年一月，周恩来已经与蒋介石的代表开始洽谈国共合作。蒋介石都愿意和谈，在全国范围内双方基本上巳实行了停战，为什么跟回族地方军阀非得拚个你死我活，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判或主动脱离危险地带呢？如果说刘子丹带兵到山西，是为了开赴前线打鬼子，这还说得过去；而西路军过黄河却是开辟宁夏甘肃一带，那里离抗日前线更远，无论从对外、对内、对八路军本身，都是师出无名的一场糊涂之战，盲动之战。西路军惨遭歼灭的日程，是在西安事变后两个月，如：高台之战的被围歼，董振堂的红五军全军覆没，董军长被害是在—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我带领的妇女战斗团全部被歼是在二月二十七日，这一天也就是我跟仲廉、万荣一同被俘的日子。
“这是‘天时’上的大失算，那么从‘地利’上面来检讨：中央军委指示将四方面军主力的大部改编为‘西路军’，这个名称就起得很怪，用方向性的字眼给部队命名，中外古今的军事家没一人这样愚笨的。既然预先定死了是向西的，这就限制了这个部队的机动性与灵活性，一旦战略上需要东征呢？我军公开打出西进的旗号，等于向敌方报告了军事秘密并指出该军的去向，这不是主动暴露目标自己找挨打吗？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样的改名是不理解的，甚至怀疑用心不良者，我知道知识分子对‘正名’问题是很敏感的，我把这个情绪跟昌浩讲了，他却怒气冲天地指叱我：千万不要乱讲！这样就压下了我肚里还有另一条看法：只要回顾一下去年夏天党中央和张主席之间有过—场论争：张要南下，毛要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张听从朱德的意见，同意服从，中央军委统一部署，这一论争早就结束了。现在毛回赠张国焘一个‘西路军’的招牌命你不得向南，不得向北，偏偏叫往西！这中间是不是含有赌气和惩罚的味道？要不然，红军一、二方面军为何不改名东路军或北路军呢？
上述这个意见只好烂在肚子里，今天是头一次向你泄漏。
“至于‘西路军’被指定安身立命的是—块什么地方呢？
“中央军委确定西赂军建立根据地的永昌、平凉地带，也就是唐诗人所作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地方（凉州词，王翰作），一千八百年后西路军两万多人应了‘红军征战几人回？’他的诗句果然成了谶语。我们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那里正是唐诗里所说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弧城万仞山’（凉州词，王之涣作），背靠黄河，前边是一片沙漠，中间一条狭长的弄堂，古代还可以栽活杨柳，我们去的时代只生长茅草和乔麦，弄堂的尽头便是孤城平凉。凉州，确是名符其实，极目望去，浩浩平、沙无垠，复不见人，完全是一片凄凉与荒凉景象。我们行军几十里难得碰到几个当地人，偶而来到一个大一点的村落，也住不下一个连队的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叫做人民战争，一切依靠群众，但这里却是‘群而无众’（军中戏语）。过去四方面军在安徽、四川打天下，无往而不利，就因为那里是人口稠密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容易吸引贫苦农民。河西走廊的安西、永昌、凉州一带，找不出一家身上有油水可打的富户，村子里有两匹至三匹马的就算是混得好的老财。没有土豪，军队征不着口粮，更没物资可分给贫雇农。在这么个鬼地方，我军的十八般武艺都施展不开，如通讯情报，群众的掩护后勤补给，征兵征民工等等，这就注定了西路军不但完不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且非失败不可。这里的地理条件还有想象不到的恶劣，这里既没烧柴，又弄不到饮水，老百姓饮水要远走十几里路挑回一小桶，行军中的部队中途烧一锅稀汤都很困难、天寒地冻，棉衣无着，又是一层无法克服的困难。
“天时、地利我讲过了，第三个要素：‘人和’又怎样呢？‘人和’的涵义，包括军队内部的团结，军民和党政上下的协同一致。说来令人伤心，西路军偏偏是一国之主、一家之长的不忠不孝的眼中钉。实因去年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抚边会师后张国寿犯了闹独立的另立中央的错误（他提出了充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几个新委员名单）。这就种下了军内不和，上下级不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不和。毛信不过张国焘的不和是总根子。毛对四方面军的一系列反常现象都从这里生发出来：首先，剥夺了张的军权，并组织四方面军的官兵批斗张，改编四方面军为西路军，指令开入甘肃、宁夏的不毛之地去自力更生，把害群之马（毛泽东评价四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用的成语）调离本部（指陕北中央所在地）越远越好。”
张琴秋谈到这里，还引用了一个典故：“毛是按照赵匡胤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排他性原则将西路军部署在永昌与凉州一线的。”（按：徐向前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中对此也曾含蓄地谈到：“……据此，河东主力红军（指四方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见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初版《历史的回顾》五一九页]如此重大变动都不让军事长官知道，最高决策者一定有难言之隐。“近几年”指文革结束后徐向前写《历史的回顾》时，即开始批评毛泽东的时期。）
张大姐又说：“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条件都是恶劣的，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彻底的失败，牺牲了两万多生命的重大代价，如果没有上面人为的误导，如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就不止是一个十八集团车，应该有两个集团军了。也许，人为的误导，即人不和，乃是其中最主要的消极因素。
“当我们踏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寒交迫的无望的绝境中，我们政治工作者总是用画饼充饥的麻痹自己的一句空话鼓励士气，说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苏联老大哥早就为你们准备下充足的军事物资，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拿到手！’这句颇为诱人的话几乎成了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口头禅。说得滥了下面就起反感，说它不过是卖狗皮膏药胡弄人，而我那个可怜的孩子呀。他睡里梦里还是念念不忘那个‘远方的援助’咧。（按：‘孩子’指陈昌浩，这是琴秋对其丈夫的昵称，盖因昌浩的年龄比她小两三岁，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时，又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的缘故。）
“当我从南京反省院放出来以后，我接触到西路车幸存的同志，也看到了党中央的内部文件，都把西路军这次惨败的责任推在张国焘和陈昌浩头上。如果我不是政委的妻子，我真要为昌浩叫屈，此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拿他来作为造成西路军败北的罪魁祸首，实实在在是找错了靶子。比如说，使西路军主力损失最惨的就是这个倪家营子战役。我跟吴仲廉、陶万荣也在这个战役中被俘，中央军委下令我军重新进入倪家营子一线，徐总早就指出：这是万万去不得的老鼠夹子，我们进去了就怕出不来了。昌浩不懂打仗，也未上过一天军事学校，他完全是书生，当然也只有听徐总的。昌浩在接到中央军委头一道金牌，私下跟我讲了徐总的战略眼光，是赞同他的意见。忽然昌浩又改变了主意，在一个会议上说徐总的说法又不对了，必须听从中央军委的指示，原来中央军委又来了第二道金牌，又催促西路军迅速开进倪家营子。陈是西路军政委，政委的尚方宝剑就是毛泽东的指令。（按：政委的权力比同级的军事长官大，就为的体现‘党领导枪’的原则，这样，政委的最高任务就是绝对服从党中央的指示，即使损兵折将也在所不惜，解放后全民企业照搬军队的一套，称作‘党委负责制’，企业的党委书记的权力比厂长大，即学的军队的领导体制。这就种下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祸根。）如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岂不重蹈张主席闹独立之覆辙？这样，徐总就得乖乖地跟随政委陈昌浩硬着头皮走入自取灭亡的陷阱。这正如民间谚语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山里行。勇气是足的，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也做到了，可是我们的五千生力军一下子从地球上抹去了！听说批斗会上给昌浩扣的帽子是张国焘的走狗，我以为还不如给他戴毛泽东的走狗的帽子更合适。
“作为昌洁的妻子，我不能为他辩护，辩护也没有人听得进去，我只能把双重的痛苦埋在心底里。这时，我却祝愿昌洁早点成了死鬼，祝愿千万不要活着回来，如果他活着归来呢，他将面对的是一片咒骂声，迟早会在人们的诅咒中死亡！”
说到这里，张大姐心如刀割，不禁泪下如雨了：
这时我发觉自己的卤莽引起她如此创巨痛深的悲戚，我自己也从心头透出西北高原塞外刮来的那种阴冷和凄凉，眼前只看到一片模糊！（参看附录二：《西路军覆灭秘史》，王若望，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