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代人的友谊

白天蹲牛棚,晚上准许回家,这时候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是冯秉伟家的大闺女,名唤冯素英。她的父亲是画家,我父亲与素英的父亲相熟,我父亲的画像便是他画的。

素英的母亲又是我念小学时的同学,她称呼我爸爸为“王校长”,我小时候在父亲执教的学校里读书。说起来我家与冯家有着交叉两代人的交谊。

冯家大闺女肯到我这儿来,是她母亲的引荐,她原是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分派至湖南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后改名为株洲电力机车厂)任电力机车技术员,文革中允许停产闹革命,回到上海老家闲散起来,又苦于无书可读,她母亲说:“上海有个同乡王寿华(小时候同学,叫的是我的本名)被抄了三次家,只留给他一条破席子,什么书都抄走了,你去那里听他空口说白话,没有书本一样学到学问”。

在这以前,素英的妈妈就来过一次,正是被抄家弄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我连一杯茶都顾不上。

她是来听我谈天说地的,最热门的话题是“文化大革命”,她一开腔就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说什么“江青和叶群都是凭着裙带关系上去的,有文化的妇女瞧她们不起”。讲得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郑重地告诫她:往后再也不许这么说了,无论对谁。

她胸有成竹地说:“这个我懂,因为形势逼着我们天天说假话,我心里太闷了。总想把压在心头的话一吐为快。我预先对你了解过,信得过你。”你对我的调查知道些什么呀“?我问。”你是我父亲的天然盟友,可不是么,妈妈告诉我关于你的经历,你跟我爸爸戴着同一顶帽子呀“!

这个姑娘穿着一身普通的学生装,一枝钢笔插在口袋里算是唯一的打扮,头发是短帽盖式,像个男孩子模样。身材苗条,见了陌生人表现得典雅大方,按辈份,她是子侄辈,根本没有爱她的念头,正如她妈妈没有想到她会充当媒人的角色一样。

后来,她厂里提出“生产闹革命”了,她才回到了湖南株洲。跟我偶尔通信。

一九六七年底,她给我寄来贺年卡,她是自己描绘的一张书签,上面写着鲁迅怀念瞿秋白的一副对联: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通常贺年片上少不了印上毛主席语录,而她创作的小小一张书签却是打破陈规,别出新意。而这个“新意”里边那句“得一知己足矣”,还蕴含着嘤嘤求偶之意吧?这样,我就陷入“君子好逑”的非分之想。我在回信中,赞赏她的独特的书签外,在用字遣词方面稍稍透露“同怀视之”的亲昵程度。

她的回信也热情爽朗,而双方在信中决不出现“我爱你”之类的煽情语词。正是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孕育着、萌发着爱心。我怕她的来信被孩子们拆开,我拜托作协资料室负责人魏绍昌先生:今后她的来信由魏绍昌转交我。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完全失去自由被隔离在文联的储藏室,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首先必须通知株洲的素英,我调动了全部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寄出一封“报丧”的信。

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外省有外调人员找我谈情况,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五十岁以上的读者总还记得,在牛棚里只能老老实实念毛语录,写检查,我谎称写思想汇报,就在造反派的眼皮底下,以最快的速度先写好信,夹在林彪发明的小红本“语录”里。造反派能锁住我的身,锁不住我自由的思想和甜蜜的“小动作”:我用米饭糊了个土八路式的信封,但是没有邮票呀,忽然记起同在牛棚里的哈华手持小红本在毛象前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小红本失落在地,夹在里头的若干张邮票散落下来。当外调人员叫我出去,没走几步路,就说:“啊呀,我忘了带语录”,(当年的小红本必须随身带,不带就是对毛不敬),边说边往附近的牛棚走去,我请求哈华借小红本用一用,他把小红本给了我,我第一个动作就是翻看:是不是夹着邮票?发现里面有好几张八分邮票,好端端的夹在塑料封套里。请读着注意,此时我已经完成了写信和制作信封,只剩下寄信这一程序了。

第二天造反派叫我去扛梯子贴大字报,满头银发的王西彦是我的搭档,我显得年轻力壮,一只手拎着浆糊桶,肩扛着扶梯的一头。天助我也,有个机会我们俩一同到马路上去享受一下自由自在和解放的空气,我在西彦后面走了一段路,记得茂名南路口有一个立式的邮筒,我在后面指挥他就到这条马路上贴大字报,很快走进那个邮筒,西彦不知不觉,在他后面的伙伴瞅好机会把那封信扔进了邮筒。往下贴大字报的正经活儿,我一点劲没有了。甚至把大字报的次序贴得颠三倒四。

能完成如此艰辛的任务,我赞美全凭着爱情爆发的力量咧!

2、同一时间里的两颗心

我用尽心血给羊子(素英的昵称)发出的那封信,没想到引出一系列的瞎闯乱撞。在那信上我写了“不出半个月,就会解除我的隔离审查”之类安慰她的话,她信以为真数着十五个日日夜夜,直熬了两个月音信杳无的时日。因为她爱的是双料“反革命”(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是触犯毛泽东的天条的。为了她自己不被卷进挨批的旋涡,表面上还要装得很热爱毛的文化大革命,白天随大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她只能在梦中为我祈祷。一年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她不安,悬念难耐;不知做了多少恶梦,下班时分,别人是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唯她每到黄昏独自愁。年复一年,我究竟是死是活?怎么办?她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如何能打听我的信息?她自以为是地认为:由于她本人的身份不明,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打听我的下落,她悄悄地开了一张与王若望结婚的证明,上面要本单位盖上公章才有效,她尝试的办法与我当初如何弄到一张八分邮票的过程不谋而合;她顾不上心别别跳,竟擅自闯入这家万人大厂的党委办公室,趁人不备地取得了公章,并且顺利地盖好红印。过后想来真后怕,也许上帝与我同在,事成之后,心情稍稍平静下来。羊子连忙赶到上海,打听到她朝思暮想的人关在石门二路333号交响乐团。一天,她混在人群里,走到交响乐团门口,她停住脚步,默默地东张西望,明知我不可能大模大样从里面走出来,她还是希望奇迹般地看到我;她望累了,又掉转头向上看每一扇窗户:或许哪个窗户里会探出我的头影来……,不知道站了多少时辰,眼望穿了,不见我影子,此时传来样板戏哭哭啼啼的唱腔,正唱出她心中的别离愁,行人们往来匆匆,她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她连哭都不敢。世上没有第二个专制政权比中共的“红色恐怖”更残忍、更野蛮。

这事终于被她的父母发觉,她母亲想出的办法只有赶快给大女儿物色个好对象,有个男子,英语水平高,曾在北京铁道科学院工作,因父亲与国民党的关系,文革期间遭下放到基层工厂当普通技术员。臭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后期,日益感到无聊,上班报个到,就溜回宿舍打桥牌过一天混一天。羊子借此浇愁,顺便认识了这位男子。他不会知道,羊子的心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她去上海探亲,他也去上海,并且拜访了羊子的父母。敏感的母亲深知该男子的来意,主动安排两人约会的日期,地点在“北京电影院”(即《美琪电影院》)门口。表面上,羊子没有违拗母意,满口答应去“赴约”,实际呢?她又去了让她辛酸,让她痴痴地等在上海交响乐团门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那里转悠。

傻乎乎的羊子也不知兜了多少圈子,也忘了翘首寻觅了多少时光。最后,她无精打采地走到预定的地点,原来相约的那位男子连人影儿都不见了,她才意识到在交响乐团门口白耗了几个钟头。回到家中,对父母谎称“我去了,但扑了个空”。

其实,我关在交响乐团只有很短的时期,关在楼下的杂物间。羊子智慧少了一根弦,她不知道,隔离的牛鬼怎么会关在楼上呢?文革头两年,跳楼的牛鬼总有几个。

不同的空间,在同一时间里,羊子正在石门路上瞎转悠,我已经转移到第一看守所,只是换了一个牢房:13号,西方人对“13”这个数字认为是不吉利的,果然,有一遭被看守发现做了一件错事,拉出去责罚,戴反铐五天,反铐将两手缚在背后,大小便不能拉裤子,吃饭不能用筷子,要有别人端着饭盒,像狗吃食那样把嘴拱饭盒子,尤其不便的是,晚上睡觉只能趴着,侧过身睡又睡不着,起来还得别人拉一把。连续五昼夜,那活受罪胜过蹲五年监狱。

发坏的看守要是看见了别人帮忙喂我饭,若是好心人,只是一晃而过;要是缺德的人,连给我帮忙的难友也一同戴上手铐,只是不戴反铐。我永远记得那个缺德的看守,他有个特殊的标记,在他耳朵下面长了一个赘疣。

四年的漫长岁月,能够给我精神慰藉的只有羊子和我的热恋,在不到一年的交往中,有许多甜蜜的细节会自动涌上心头。即使是痛苦吧,那种痛苦与戴反铐的性质完全不同,我只是干着急:如果一年一年这么拖下去,她的年龄也在增长,一个女子的青春就白白虚度,她会等待再等待吗?焦虑和忧伤使我在里面度日如年,爱情方面想得多了,就想越狱,想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清醒过来,知道根本做不到,越狱的梦碎了之后,就沉思我走过的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先从那个伟大领袖,什么地方伟大作为思考的起点;此人爱说大话,凡出来一项荒谬的政策,总是“大”字当头,既不问可能,也不关切它的后果,而后果则是一场劫难!这样的领袖还值得我们崇拜、以致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恰恰是中国的愚民们,成全了这个独裁者(可悲者,很多人至今尚无觉醒),唯此,这个领袖才能独揽大权,并且继续作恶多端。

这样,我从反思到否定伟大领袖到否定这个党。我才明白过来,共产党是领袖的统治工具,客观上也是领袖的帮凶,王若望甘愿做愚民,正由于自己是这个党的党员的缘故呀!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竟回忆不起这个党为人民做过什么好事。

一个党员握有党票,就好比人民政府发的粮票。当粮票不能兑换粮食,它还有存在的价值么?同样,党员不能给人民做好事,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经过上述一番思索,我才大彻大悟,不愿再充当领袖的帮凶、挂着那个一钱不值的符号(党票)而招摇过市了。

我在张秀珩跟前说过:“要是他早点死脱就好了”。我讲出了人人心中要说而不敢说的话,我讲的是真理,但在中国却是足以判死刑的犯罪。换个角度,看到我的周围,对残害人民的事情格外的愤怒和不平,对张秀珩不再敌视,她也是做了毛泽东的帮凶,要害在于这个制度为什么赋予一个党一个领袖如此宰割人民的权力?

我在拘捕的四年中,始终是未决犯,没有起诉,也未判决,索性判个多少年我也有个盼头。如今是年复一年的遥遥无期。如果没有监外的爱神,比较容易排遣那缠绵悱恻的痛苦。

3、两个骑士,一个法官

为什么一直拘押着我,既没有判决,又不起诉呢?内中有隐情,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其中的秘密。

一位法官已经离休,他的执法多少保留一点做人的良知,此人是绍兴人,矮胖结实,脸型像庙里的菩萨,碰巧遇上他办理王若望反革命案,他审查了王某唯一的罪状,只有一句话:“要是他早点死脱就好了”。在场没有第三人可作证明。民主国家对犯法者称作“嫌犯”,那里的法律有“无罪推定”的条款,中国却不承认无罪推定,王若望在中国吃官司,即使推定有罪吧,跟朋友讲一句话怎能定罪呢?

按林副主席的一号令找不着把柄,那么从历史上是不是做过叛徒也可以入罪。这时大陆正兴起“抓叛徒”的热浪,上海市公检法处理叛徒案感到穷于应付,就调用大学生红卫兵协助公安局调查叛徒案件。

受着大革命激荡的红卫兵,总希望抓叛徒越多越好,坐过牢的当然成了叛徒,他们的逻辑只有一条:不做叛徒,你怎么能从牢里钻出来?连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共六十一名中央领导人都成了“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如果没有坐过牢,或是解放以后出生的,历史条件根本出不了“叛徒”,那也无妨,贴几张大字报,再加上车轮战和武斗动刑,叛徒的帽子还是逃不脱。

可怜王若望正配上了前一种,即坐过国民党的牢又是活着从牢里“爬”了出来。铁打的“叛徒”帽子给你扣上,叫你有口难辩。

绍兴法官可不是“绍兴师爷”那号人,他指定了两位大学生红卫兵,分配他们内查外调,他赠给红卫兵一句话:“去了解熟悉王若望的干部,要求他们说真话,实事求是嘛”。

年轻人出发到各个省市外调,趁此机会游山玩水,听说毛主席就鼓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一旦手头有钱,又有公检法的证明文件,到外地玩女人搞性骚扰,比起游山玩水,更尝到了额外的甜头。由于王若望的知情人分散在天南地北,负责外调的两位红卫兵,我还记得其中一位叫王祉殷的青年,寻访了十二个大中城市和偏远省份,顾不上游山玩水,做到了不辱使命,回到上海顾不得休息,第二天就向绍兴法官递上几十份盖了公章的外调材料。

我出狱以后,王殷祉先生与我见过一面,他说:“你当年的老战友,如今有的当了省长,有的担任军分区司令员,最远我到了四川,南边去过广州,贵阳,有九位高干在北京,他们异口同声叫你小王,都证明你在被捕中没问题,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说,他和小王一同关在上海的漕河泾,后来移解到苏州陆军监狱,我们又关在一起。蹲国民党监狱,从狗洞里爬出来的毕竟是少数,不要草木皆兵,把我们的党看作是叛徒、内奸、走狗的集合体。

“广东省省长左洪涛(在狱中名叫彭国定),他听说造反派怀疑小王是叛徒,很不以为然,左省长说:‘小王入狱判刑十年,就凭着这一条,就足够证明他不是叛徒,我们出来是国共合作堂堂正正同一天释放的。出来以后他马上去了延安,如果在狱中有什么问题,延安的老同志早就揭发他了。事实上,小王到了延安才入的党’”。

王祉殷接着说:“两个月的行程,使我明白了许多问题,这次收获不仅还清了你的清白,我们两个也提高了认识,看来外界比赛似的抓叛徒,有几个是真的?四川省委杨超书记(在监狱里改名李季俊)听我介绍了老难友对小王的看法,他说其他难友看法和他是一样的。他向我公开批评四川的武斗闹得最厉害,他自己也曾戴上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这么说的时候,还有造反派的人在一旁监视着。他大无畏地跟我说:“没有这些老同志经历坐牢、刑场的考验,怎么能有共产党今天的胜利!”他这话也是有意教育那个站在一旁的造反派。

4、从不自由到半自由

王祉殷同志又讲了绍兴法官与他面谈的内容:关于王若望的问题,经过他们认真的外调,基本上弄清楚了。还有一个手续要办,牵涉到十级干部的政治性质,还要政法委员批准才能放人。

政法委员主任是王维国——长征干部,后来查明他是林彪的死党,关于王若望一案,又搁浅了五个月。粉碎了“四人帮”,查明王维国罪大恶极,判他一个死罪。

还是这位绍兴法官细心,直到1971年1月,林彪飞越国境摔死在温都尔汗。他找到了一个理由,原来张秀珩当年揭发王若望的反革命罪行,还诬蔑了林副主席,证明了当年王若望骂得对头的,他的这条罪状就不能成立。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宣布王若望教育释放。

出得牢门,第一个念头就是找一家饮食店美美吃一碗大肉面,可怜吃碗面条也要粮票,我只好说声抱歉。店里的伙计看出了我是光郎头,一双橡胶鞋又没有鞋带,(监牢里不许有带子之类的东西)人还没有走出门,这个家伙骂我‘小瘪三’。人家骂我一句无所谓,我至今还能记得,原来我指望出狱听到头一句话应该是吉利的,实际上我是从‘不自由’到‘半自由’,身上的晦气还是掸不掉。

从林彪摔死的一九七一年九月至我释放的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间又搁浅了七个月,后来才知道,作协单位有一伙极左派,当年批斗王若望咬牙切齿的那股狠劲,如今要这些人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不是等于否定自己吗?公安人员于先打招呼,通知作协准备王若望还是回原机关,这些极左派放言‘不欢迎’。‘捉放曹’只能演‘捉’,不能演下一本‘放’,极左派紧跟毛泽东扯的顺风旗,绍兴法官也得让他三分。

文联特地召开一个大会来“欢迎”刚刚获得解放的老作家,按照当年“捉放曹”的原来的规模,这一回却少了我家的子女也少了那个证人长舌妇,多了一批“五七干校”劳改的学员们,全国著名作家巴金也在里头。在他写的“怀念萧珊”一文中,曾提及难得有此机会,捞着一次与他已得了癌症的妻子聚首的机会。似乎颇感谢王若望。

最后大会主席当众宣布我只是教育释放,却留下一条挥之不去的现行反革命尾巴。刚获得自由时的兴奋,一下子崩塌了。上帝赐给我的自由还是有限的。那个饮食店的伙计用小瘪三来形容我,此话给他说对了,往后我还是头号敌人,还得夹着反革命的尾巴做人,会后由一名公安专门找我谈话:反林彪你没有反错,而反毛的言论还是现行反革命,不得平反。

不过犯有如此严重的罪行,却能在外自由活动,这在所有判刑的政治犯中,大概也是罕见的吧。

5、欢聚中的血泪

回到家中我只能强颜欢笑,发现子女们都长大了许多,大女儿已经结婚,摇篮里降生了第三代。儿子们嘴巴上长出汗毛。我自己有四年没有照镜子,对着镜子发现自己也老了许多,黄瘦、精神颓丧,我几乎不认识自己了。我本当把身后那条耻辱的尾巴不露出来,进门不到半个小时,就由一名公安和街道组长破门而入,当着孩子们的面宣布“你们的父亲交街道监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专政的刺刀立刻破坏了家庭团聚的欢乐。

我的强颜欢笑再也笑不起来,懂事的孩子们烧好一碗面条让我吃个饱,一面吃,孩子们急于把积聚在心里的话全倒出来,倒出来的多半是令人颤栗的消息,我们的住家是十二层高楼,文革期间已有两女一男从楼顶跳下去。

有一位钟伯伯在抓叛徒的高潮中,他也跳楼而死。我的二女儿北珍还讲了当初钟伯伯曾关怀地问她:“你爸爸会不会自杀”?女儿很有把握地说:“不会,即使给他十根绳子,我爸爸也不会自杀”。想不到他自己倒去跳楼了。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偏偏要去寻死呢?

究竟还是孩子呀,她怎么知道,如果对这个社会不是完全绝望,不得不与这个世界决裂,人们就不会想到自杀呀!

孩子们讲起:爸爸关进去以后,羊子阿姨还是来,每次探亲假回到上海,她就到我们家照看弟妹们,小伙子说上初中需要算盘,阿姨掏钱替他买来了。她到我们家打扫卫生,拂拭窗户,总是没闲着。六六补充道:我们的被子也是阿姨教我们拆了洗,晾干了又缝起来。后来羊子的兄弟告诉我们:‘她到王家来不安好心哩,不要让她再进你家的门’。‘不安好心’是什么意思呢?要说为了贪图遗产,已经倾家荡产的人家,还有什么‘贪图’的呢?唯一的猜想,莫非要做后娘?总之,孩子们从此对她怀有戒心,羊子阿姨淘米做好了饭,懂事的姐姐便把热饭锅藏起来,不给羊子阿姨吃,表示不欢迎她。

她是流着眼泪出门的,从此她再没来过家里。

我能责备孩子们么?能责备羊子的弟弟么?可是听了孩子们的陈述,就象刀子扎在心头,早已幻灭的爱情又复燃起来,我料想她或许还不曾成家。

我决心写一封信向羊子阿姨道歉,顺便告诉她我已经获得一半的自由。

羊子很快来到上海,我不隐讳头上还有帽子,她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生易老,人心易碎,永恒的爱是小说家的吹牛,但永恒的良心是存在的,我既然誓言在先,你既然也曾讲过”拉着但丁入地狱“,现在是该我履行诺言的时候:所以,无论什么帽子,对我已无所谓。今后,只要毛泽东统帅中国大地,在我们面前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将准备迎接红色恐怖之光”。

我当时倒有疑虑:我的薪水每月只有五十元,我有七个子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年龄差距不小咧。

羊子说:“这些都不计较,至于年龄大小,我们不必结婚,法国女作家梅琛葆比罗兰大五十岁哩,他们之间的通讯集,其中的情爱可是热辣辣的”。

抓住这个当口,我说我不是法国人,法国人有一种“精神恋爱”,精神恋爱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吧。

“有一点请你相信我,我将陪伴你到生命的终点”!她引用梅琛葆的一句话结束了这次难忘的会面。

6、惨绝人寰的悲剧

在我的生命中,最怀念的要数张琴秋大姐,在《王若望自传》第一、二卷里,就写着我与张大姐长达三十年的交往。(参看第一卷“一个最不幸的人”,第二卷的“假参政、真恋爱”和“发现一个金矿”各章)

当我在政治上或是爱情生活上,每遇到不幸和挫折,就想起我的张大姐。自从张琴秋当了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我没机会到北京,加之自己的劫难一个接一个,我没跟张大姐见过面,连一封信也没写,回忆我的心情,觉着自己黑运高照,当年她对我存着多大的期望,如今愧对张大姐就懒得动笔了。

一九六八年冬天,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部下,曾在《自传》第二卷一二七页中提到的老红军周祥山同志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他说:张琴秋部长已经自杀身亡。

这位周祥山将军的遭遇也够惨的:他原在北京建筑工程部工作,六十七岁离休,下边子孙成群。按说他是长征老红军,内战时受过伤,已经离休在家,该不会堕入牛鬼队伍了吧,而“西纠”红卫兵还是没放过他,先把他全家逐出北京,老将军晓以大义,红卫兵骂他是大叛徒张国焘手下的小叛徒。亏得他身体硬朗,他的二儿在北京西城区做区长,目前尚未打倒,老将军去头靠儿子,他有个心愿,做国家的主人,怎能做个娃娃们的奴隶?他不动声色地搜集红卫兵专门打击老干部的材料,打算把这些材料交给周总理。在搜集材料中发现有个高干投机分子,在背地里指使娃娃们打这个,撵那个,看来这场大革命的内幕很复杂。

为此,周祥山专程来到上海,他找到了我,知道我是张琴秋的崇拜者,一见面就报告了张大姐自杀的消息。

张大姐在文革初期就被隔离起来,隔离的地点换了好几个地方,据说只有要犯才能“享受”这种“待遇”,日子长了就明白,几个红卫兵组织之间打群架,往往象土匪一样,抢了隔离中的走资派或是叛徒隐藏在某个地方,作为人质。周祥山开头还知道张团长关在那里(周喊她张团长,因在四方面军时期,张琴秋做过“妇女战斗团长”,叫惯了就不易改过来)。后来就不明不白她又搬到哪里去了。所以她跳楼的时候在哪一幢楼里,我始终没查清楚。张大姐终年六十五岁。

最大的遗憾,张大姐一家全都死绝,所以她的自杀是怎么死的,也没有个一致的说法。查第一卷《自传》里,写到张大姐如何死法,说她“文革期间自沉于海”(394页)应予更正。

周祥山哭丧着脸告诉我:“我只知道她死于一九六八年的四月,有两个十七、八多岁的黄毛丫头去找纺织副部长交代问题,张团长说:‘我的交待材料已经成了山,我已经无话可说。浩!玛娅!再会在另一个美好世界吧’”!

“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

她唱俄国歌曲,经纺织工业部某科长听她唱这首歌,译成中文便是:“同志!沸腾的血冲撞在心头,敌人不消灭,誓言不甘休!我们在你墓前宣誓,一定为你报这血海深仇!”

唱罢,她从六层楼上跳下去了!

张团长临死以前,她女儿玛娅因参加一九六八年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而被捕,她死在狱中,是否判了死刑,不得而知,女儿的死期与妈妈的跳楼恰巧同年同月。

玛娅出生于莫斯科,是张琴秋与沈泽民于一九二五年留苏时期生下的姑娘,他们在一九二四年结婚。沈泽民是著名作家沈雁冰(笔名“茅盾”)的兄长。

一九三三年沈泽民进入鄂豫皖苏区死于疟疾,张大姐后与陈昌浩结婚,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参看二卷附录:“西路军覆灭密史”,那里有凭有据证实西路军的覆灭系毛泽东借刀杀人之计)。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了替罪羊,陈于一九六七年死于狱中,先他妻子早了一年命赴黄泉。可悲的是,张琴秋临死既不知女儿的死讯,也不知道丈夫的噩耗,她自己在跳楼的时候还念着:“浩!玛娅!再会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吧”!这句话,多么沉痛,痛恨这个无可奈何的现实,她只有寄希望于来生了。张琴秋一家已经死尽杀绝,据说她唯一的女儿玛娅之死,执行吏索取死刑犯的子弹费,都没有找着家属支付一毛五分钱。

7、人间乐园五七干校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访华,北京当局首次与“头号敌人”美国总统尼克松接触。所有大马路都得打扫清洁,墙壁冲刷掉涂鸦和招贴,并且通知牛鬼蛇神、黑五类、黑六类分子都得回避,也就是不许出门,不许中午回家吃饭,为了做到天衣无缝,街道干部,保卫人员,公安干警,学校老师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中国方面上下九等人无缘见着美国总统,倒让人看见了共产党的弄虚作假,内外有别和骗骗洋鬼子的看家本领。

不能让五类分子闲着,按毛泽东的理论还得让这帮人在劳动中进行思想改造。我走出牢门,头上还有一顶帽子,不让你有一丝空闲,于是我被迫下乡,上海市文化系统在郊县奉贤建立了“五七干校”,顾名思义,“干校”是干部学习的学校,到了奉贤向下,才知道上了当,名为“干校”,实际是有问题的人来此劳动改造的。曾记得我从监狱中出来的迎新大会上,台下来了一批五七干校的学员,巴金也在其中。如今招收王若望这名新学员,真叫做臭味相投了。

在干校里,分散在农民家里,既无老师,板凳课桌也用不着,只有“毛选”和小红本以及“广阔的天地”。

干地里的农活,自古以来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一担谷”之普通常识,可是五七干校却是“不问收获,只有耕耘”,好像很有气派,其实是撒下了豆种不掩土,播下的稻粒不插秧,是不是实行了农业新技术?只须两、三天,地皮上的谷粒喂饱了天外飞来的鸟雀,真的做到了“不问收获”。

“五七干校”的命名来源于老毛胡思乱想的新一章“五七指示”,指示把军队兼有党、政、军、农自给自足,消灭分工的新型解放军,于五月七日公布这个指示,于是“五七干校”又来个四面开花,无处不是“五七”,如“五七小学”、“五七挂面”、“五七商场”、“五七牌蚊香”、“五七产科医院”等等,毛泽东放个屁,不香也是香。

奉贤五七干校既然在农村,而“五七指示”的精神是自给自足,那么,吃菜应该自力更生吧,事实上,我们吃的菜难得有卷心菜,空心菜,大多数吃的是咸菜;没吃过一回肉,吃鱼可是吃了不少,是什么样的鱼呢?是海边渔民捕捉的手指般的小鱼,用重盐腌过,厚厚的盐巴包裹着小鱼,吃到嘴里还有沙粒夹在其中。那日子并不比大饥荒年头好多少。

五七干校生活方面确实艰苦,而精神方面倒是愉快,甚至可用“幸福的”来形容它。远离市中心,也就远离了那里的荒诞、紧张、迫害成风和对知识分子的种种侮辱。只因干校只有学员,并无领导,当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本身跟同学们属于一个级别。原来文化大革命中把人们分成“革命群众”和“非革命群众”,已经划为革命群众的都不乐意到干校来;非革命群众都是被迫的,勒令你下干校,不来也不行。这样,就给五七干校无形间造成了真空。“真空”即意味着自由化就有条件把这儿的小天地变成无管束的人间乐园,毛泽东把人们分成左、中、右,经过上述的自我淘汰,左字号的不肯来,剩下的都是右字号和少量的中不溜秋的人。志同道合之辈给了他们“物以类聚”的条件,乐在其中矣,便发生了否定“文革”,唱对台戏的一场反革命。

原来物以类聚的右字号,其中有六、七人过去是极左派(专指“作家协会”),他们应该带有革命群众的桂冠,不幸,这些人犯了什么错误便跌入右字号的深渊。

前一节讲到本人有条件从监狱释放回原单位,坚决反对王若望到作家协会的就是这伙极左派;至于他们后来怎样犯了错误,此处略而不谈,有一点不妨交代清楚,这些人从前气焰嚣张,让中、右的作家以及公务员们都望而生畏。如今有了个自由化的无政府状态,正好抓注机会给他们一顿教训。对我来说,只是考虑到自己头上有一顶半帽子,未便轻举妄动,但又抑制不住心里的得意,便在别人写大字报炮轰一名四人帮的爪牙,我颤巍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等了好几天,他们没有作出回应,大概发现自己非常孤立吧。这边的大字报便乘胜追击,又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极左派的致命伤就在于他们始终站在群众的对立面。

五七干校一场小小的革命,以非革命群众一面倒的绝对优势告一段落。

这一场否定文革的交锋,引起了五七干校其它连队来看我们的大字报:前来观战的有影视界、戏曲界的明星,有各个报社的主笔和记者、美术界、音乐界等等。

我从他们中间,听到一些令人震惊的讯息:

上海交响乐团长笛演奏演员尹敬修,说过一句“打麻雀有什么用呀”!五七年成了后补右派,并押至劳改农场服刑二十年,音乐家协会兼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出面交涉,才把尹调回上海。尹敬修出狱后不戴帽子,但还是‘非革命群众’,调到‘五七干校’来,他无限钦佩救了他的贺绿汀,他说:“贺老本来也在‘五七干校’的名单中,贺老太提出他老人家有哮喘病,不能去干校,这样才免了他老人家下放到奉贤”。音乐学院中有个于会咏,专以踏着人家的尸骨往上攀升,果然被江青看中,担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后,此人畏罪自杀。

获得比利时皇家钢琴大赛奖第二名(头一名出缺)顾圣婴小姐,她一家是基督徒,她父亲因历史反革命押往青海劳改十五年。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不仅抄走了奖状奖杯,还将圣婴的钢琴当作封资修砸毁。顾圣婴小姐和母亲,还有十五岁的弟弟,开煤气同归于尽;同一年她的老师傅雷夫妇俩,同时开煤气自杀。

音乐界更惨的还有一位陆洪恩,他不经心讲了:“我们一天一天不是好起来”。毛泽东讲过“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罪状是反毛,只因多说了一个‘不’字,竟将他判了死刑;音乐学院钢琴系吴乐懿教授,把她隔离在杂物间,送饭进去没人接,发现她已经死了好几天,臭味弥漫开来才知道。

好一个无人管束的乐园,才有人胆敢在这里讲述如此恐怖的人间惨剧。凑巧又碰上个对此有特别爱好的人,有责任把这类惨剧深深印在心里,我坐牢狱中刚刚撕去了“党票”的外衣,决心不再作那个独裁者的帮凶了。

印在心田的还认识了知其名而未见过面的朋友。我的介绍集中于音乐界的精英的被害与自杀,再如知名的京剧演员言慧珠,她穿上艳丽的礼服悬梁自尽;演海瑞的马连良在审判庭被乱棍打死……等等。如果报道流水般的血泪帐,可以写成很长的死灵魂名单,为了篇幅有限,现只能挂一漏万,一笔带过了。

7、深翻土,广积粮

在五七干校混了五个月,忽然把我和王延龄调回上海。那几个极左派却未接掉令,我就知道这一去决不是好事。

回到作协,才知道毛又有新花样,调我们回来就是“玩”他的新花样,如果说“深翻土”的新花样来自洋博士钱学森,那么“深挖洞”的新花样则来自明朝朱元璋,老毛根据《明史》一个文化人向朱元璋进言:“深挖洞,广积粮”(这两句上下颠倒)打仗的时候深沟高堑,便于军士们藏身,也就是深挖洞,下一句乃保证军粮供应,这就能战无不胜,老毛只用他的下半截,因上一句无粮可积也。

于是各大城市马上推行“深挖洞”,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老毛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世界大战晚打不如早打,似乎大战马上就要发生。挖洞又可作防空洞之用。在林彪元帅的呵护下,认为空旷地带挖洞不好,挑选在房屋下挖洞,警报一响便于躲藏;集中一处挖洞也不好,抗战时期,日本飞机飞到重庆大轰炸,就死了上千人。

既然说得头头是道,保护生命总是一桩好事,不挖也得挖,原来是把头上带有帽子的调回来充当劳动力。我们不是从事建设吗,其实毛的这个新花样仍然是破坏,破坏花园的草地,破坏楼房建筑的地基,破坏性的世界大战没有打成,自己倒以大破坏去迎接它,没参加苦役的人体会得不会这么深!

地下的工程其艰难的程度非地上建设可比,再加之我们没有懂行的人技术指导,我们的工具都是农业上使用的贴锨、撬棒、锄头之类,有气力也用不上,这且不去说它,挖得深一点,地下水便涌流出来,就把挖好的部份冲掉,上海地下是软土层,缺乏粘性,有时这边挖了,那边就塌方;还有挖出的泥土运到哪里去堆积?运输工具去哪里借?这一类难题谁也无法解决,地下的奴隶们只有以怠工来虚应故事。

我们的怠工、罢工倒有一份功劳,跟左邻右舍楼宇、饭店比起来,某处塌方压死了多少人;某大楼地下挖得深一点,好端端的地坪出现裂痕,险象环生;我们作协破坏得不多正是造福不浅呢!

管我们的工头是陆行良,他对地下工程一窍不通,此人也算是个作家,可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工地上大家叫他‘牛头’,即牛鬼的头头和‘牛头马面’之谓,他不敢下洞穴发号施令,只敢在地面上指手划脚。

有一天我在工地上一个不留心,穿着胶鞋一脚踏在跳板的钉子上,当场鲜血直流,马上甩掉肩上的烂泥,送往医院治疗,包扎好回到家中,让我的儿子将准假一个星期的假条送到作协。‘牛头’陆行良竟出了个坏主意,他要我的儿子做替工,要他做到下班才把他放回来,其用心何其毒也!

本人出国以后,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文革的资料,其中有一项统计深挖洞造成的损失:工伤死亡一千四百余人,损失人民币三百五十七亿元,挖的防空洞,干燥的改作男女幽会场所,积水的成了蚊蝇之地。楼宇塌陷的损害未计在内。

以上数字,无法核实,却给毛泽东玩的“新花样”作了啼笑皆非的总结。

9、工宣队进驻的变化

毛泽东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可这场大革命结束不了,不得不采取两个措施:一个是让红卫兵上山下乡;一个是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党、政、民所有机关,指望扑灭自己惹下的熊熊大火。

作家协会是个小机关,没有派军宣队,工宣队只派两人。而这里的所谓造反派,有的消沉不干,有的送往“五七干校”,到那里挨了炮轰,弄得声名狼藉。工宣队不来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派来的两位工宣队,原是工厂里的工人,其中一位姓陆的不是党员,我不认识他,他对我说:“听过你作的报告呢”。原来他从我过去的报告里知道我是延安来的,而“延安来的”也像无产阶级一样,是一种荣誉的符号,他觉着分派我挖防空洞不妥。

工宣队员文化不高,他们来到作家协会,完全凭着“无产阶级”领导一切这个荣誉才被看重。他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派你干这份劳动?我说:恐怕我头顶上有顶帽子吧。令人很诧异的是,陆师傅还不知道“帽子”是什么东西,经我详细解释,他反而觉得奇怪。可见“无产阶级”置身于阶级斗争圈外倒显出工人的朴素本色,总算没有受过“毛泽东思想”的洗礼。

感谢陆师傅说情,我离开了尚未完工的地下工程,那个“牛头”也调职到行政科干杂务。没想到“集中”了两个人,一位名叫许铁生,我去凑成第二名,许铁生当年唱的言派老生,号“思言”,倒嗓子以后就改行作编剧,千不该万不该他编了个“海瑞上疏”,是紧跟北京的吴晗编的“海瑞罢官”而作。前一节已介绍了吴晗紧跟毛主席的海瑞精神,编了海瑞罢官,弄得家破人亡,死于狱中;如今让我见到了“海瑞上疏”的作者,他没死却害苦了一家人,一个女儿已有了人家,尚未成家,受株连发配白茅岭劳改农场,判劳改五年,刑满到期还得留场,只是一年有一次回到老家,父母看见女儿已变得嘴瘪、脸长、骨瘦如柴的老太婆矣。把一个青春少女如此摧残,做父亲的欲哭无泪,海瑞平反冤狱,而当代的冤狱却大大超过明朝。

许铁生对我似乎存有戒心,凡涉及正直的问题他都避而不谈,殊不知他把家庭变故告诉我,不也是政治吗?后来他向我吐露真情:“一个人在牛棚挺太平,虽然孤独无聊,可以读书和写稿,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我还以为上级派你来,是监督我的呢”!

京剧院的牛棚设在楼梯下的杂物间,我们不能伸直腰,最舒服的动作是伏案读书。许铁生从头顶的脚步声里,能辨别是男是女,是武生还是花脸。我佩服他的听觉是“第六感觉”。闲着无聊,作词一首(卜算子)记其事:

不是爱低头,伸腰便碰头
人来人往头上过,闻声不见头
几回碰破头,青春变白头
岁岁年年牛棚住,人而不如牛

从楼上时而吊嗓子的唱腔传来,跟楼下爱好京剧的票友正配胃口,我的京戏因而大有长进。许还逐个介绍谁是名角;谁不肯演样板戏受着排斥,谁因男女问题罚她靠边站等等。靠边站没有资格正式上舞台,楼上的名角本来不稀罕“演样板”(戏剧界简称“演样板”带有轻蔑之意,略掉“戏”字,即够不上“戏”的水平,突出“样板”,因小说,诗歌,最忌模仿和重复。)只有样板戏最吃香,“样板团”在京剧团成了特权阶级。许铁生评论八个样板戏,只有“红灯记”还象个戏,其它几个戏都是杂凑,戏中的正面人物(共产党员)在台上只能给人酸溜溜的味道。这种戏是给人献丑不是献美。何况八个样板戏都是剽窃他人创作的剧本,更无耻的是抹去剧本的作者,这都是江青的心机,江还给原作者划入五类分子,投入监狱,有的借其他理由将原作者处死,真是骇人听闻!(许铁生讲了处死者作者的姓名,可惜我把他忘了)。

10、毛泽东夫妇的末日

一九七六年可算是多事之秋,天怒人怨,暴君末日,都集中在这一年演出。

周总理于一月八日去世,四月五日丙辰清明,解放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即有悼念周恩来而引发。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又发生唐山大地震,震区延及京津。种种预兆接踵而来,往后还要报应在毛泽东夫妇身上。

那时我对周总理也是十分钦佩,总觉着周比毛仁慈,假设毛死在周的前面,中国的局面或许会改观。五年后方才知道毛和周是一丘之貉,原来一点爱心一下子荡然无存。

同一年的九月九日,我和许铁生从广播里听到了毛老头死亡的消息。当时楼上楼下的角儿们一片哭声。只有许和我哭不出来,当管理我们的“牛头”钻进牛棚郑重报告毛去世,可爱的许马上吸箅子抽咽起来,此老善于演戏,看得出他是装的,我要是聪明一点,也觉得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知怎么,要哭也哭不出来。这时我才体味到:有真情才能哭,一点儿勉强不得。

“牛头”决定惩处不肯哭的人,命我手执红小本,跪在毛泽东象下,我的跪是勉强的,屈膝而未低头,抬起头看着毛泽东象披上一条黑纱,庆幸将结束牛棚的生活,祝贺暴君终于离开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我笑都来不及呢!

第二天又有新的差使:派我和许铁生制花圈,特别关照花圈的花要新鲜的,不要红的。新鲜的好办,不要红的可不大容易,活着的毛泽东不是喜欢五星红旗、红太阳吗?

九月里菊花刚刚吐蕾,可是并无白的、黑的菊花呀,许铁生不知哪里弄来一些含苞未放的菊花,他借着毛的名义动员养花的人才弄到手。

我跟许铁生正在院子里扎花圈,从楼上窗子里伸出一个女人的头,她居高临下嚷嚷:“没开的菊花不如纸花……”。

昨天我无缘无故下跪,今天无缘无故出了白花红花的难题,我窝着一肚子的气,便冲着那个女人讲了一句:“不要咿哩哇啦轧闹猛嘛”。(上海话,即大声喧闹)。

就这么一句话,竟闯了大祸,楼上那个女的告到公安局派出所,说是王某诬蔑毛主席,想用纸花代替菊花,并且说她是“咿哩哇啦”,冲淡大家对毛逝世的悲痛,公安人员再问此人是不是反动分子?坏女人说:“当然是牛棚里的现行反革命”。

公安人员如获至宝,连连说:“对头,对头”!他对这个女士赞赏有加。这天我就被关入牛棚,“牛头”给储藏室上了反锁,等候公安局发落。第二天公安人员来到京剧院,先找党委书记,并且拿出一张拘捕证,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乘着国殇进行反革命活动”之语。

若不是党委书记设法缓冲,我又逃不脱进监狱的厄运。党委书记看了拘捕证,他提出需要有个证人,于是,马上找到许铁生来证实我说了什么话。

许铁生来到院部,看到穿着制服的人,他不知道说一句话会这么严重。他从党委书记口中,听得出还有弦外之音,他定一定神,便把王某原来的那句话的棱角搓圆了。他证明说:“王若望讲了‘咿哩哇啦’,下面还有半句‘不要闹猛’。他的意思,悼念伟大领袖,应该安静肃穆,那个唱京剧的女同志,不懂上海话的‘闹猛’,咿哩哇啦太闹猛,这就破坏了庄严肃穆的气氛。要是换了上海人,就不会发生这种误会了”。

许铁生配合了党委书记的眼神,作了合情合理的证词。公安人员收起拘捕证;他在背地里介绍这个女同志在剧团原是个跑龙套,她想从政治投机上提升自己,结果赚了个“长舌妇”的“美名”!对“长舌妇”的贬词虽则甚获我心,这个跑龙套女人也着实可怜,长舌妇必须有听得进谗言的首脑做搭挡,如今碰上个脑子开通的党委书记,长舌妇就无法施展其技了。所以说,小人得志是由小人的领导培育的。

九月九日毛泽东死了,十月四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全军覆没,所谓“毛泽东夫妇的末日”即指此。毛、江联姻真叫做“天作之合”:一个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配上个嗜血成性的悍妇,至于她也能参与夫妻挡的杀人比赛,完全依靠裙带关系,便赋予她制造上千件冤、错、假案的权力。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智商并不低下,他们煞费苦心找门路攀龙附凤,首先找着老毛的夫人,在中央又有阴险恶毒的康生;在上海还有一个奸刁巨滑的柯庆施,四个小丑只是贪图往上爬,终于爬上了最高层。

只可惜没有学过“加、减法”,他们竟不问老毛已是风烛残年,有朝一日,龙腿一伸,必然是树倒猢狲散。

四人帮作恶多端且不去说它,只说周恩来去世,中国人民对他有好感,四人帮却千方百计制止民众悼念他,并派人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去毁坏花圈,抓走献花圈的人(张琴秋的女儿玛娅就为此而死于狱中),并且还下达中共中央文件,还不得悼念周总理(其中没有一句说明为何不能悼念他)。这就把人民的哀思转为对四人帮的愤怒。正好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爆发了二十多万人参加的天安门事件。我们从几百首“天安门诗抄”中看出,全部是咒骂四人帮的。

由华国锋、汪东兴策划活捉四人帮,为人民除四害,就凭这一条,华就成了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不过最大的遗憾,粉碎四人帮后,紧接着又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公开宣布邓小平原是黑后台,这就埋下了以后失败的种子。

除四害消息传来,京剧院牛棚里的难兄难弟,许铁生说:“卷铺盖滚出牛棚的时候到了”!我说:“我们头上的帽子也该飞了”!

后来我们才明白过来:邓小平不得不保护毛,他生前所坚持的东西,正是邓坚持的“四项原则”,只要中共不肯结束一党专政,毛的神明就得保护下来。

11、换人不换马,换汤不换药

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牛棚”没有拆,我跟许仍然在牛棚里,只是“牛头”的态度有了转变,那个跑龙套的女人也怕和我们照面。由江青领衔的样板团也宣布解散,京剧院的“特权阶级”成了平民,委屈了好多年的名角们翻了身,预备演个大戏庆祝打倒四人帮的胜利。

编剧许铁生向楼上的名角们推荐一出传统剧,戏名有好几个:上天台、打金砖(又名“姚期”)。生角是汉光武,静角姚期,旦角是汉光武的宠妃。光武帝听信宠妃的谗言,连续杀戮姚期等大臣,直至皇帝有点儿清醒,朝中的功臣宿将都消灭殆尽,最后光武帝被阴司的冤鬼手执砖,将这个昏君打死。

“打金砖”这个戏明显的借古讽今,古代的剧作者似乎早就知晓当今江氏宠妃篡权专政的故事,不同之处江青在老毛宫闱中并不得宠。

许铁生不愧是“戏篓子”(熟悉戏曲各种剧目者)。

在紧要关头,许救了我。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也曾谈过各人未来的理想:我谈的是壮志未酬,从我的觉醒过来,后半生再也不做现政权忠顺的奴仆了;许说:“我再也不‘紧跟’,一旦摘了帽子,安度晚年”。他被连续的劫难消磨得胸无大志了。

这儿补叙许的女儿因受父亲的株连发配白茅岭劳改农场,年方青春的姑娘与一名男劳改犯产生了爱情。由于她曾骂过江青而加刑,粉碎四人帮后,许的女儿一夜之间成了反对四人帮的女英雄,由宝山县教育局在她大门上贴上喜报,她从白茅岭归来,坐着吉普车,捎上行李,从安徽直驶上海,留在白茅岭农场她的对象,自己感到高枝儿攀不上,只得退还她定情的戒指。许家吉星高照,许铁生得到平反,他女儿又被宝山县推举为上海市人大代表,父女双双戴上红花,坐在演出“打金砖”的贵宾席上。

相形之下,我的情况还不如许铁生,他摘去反革命帽子,我的帽子不能摘。上台不久的华国锋于一九七五年就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信条:(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拥护;(二)凡是毛主席制订的方针,我们都照办,并且下达通知:“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者可以平反,并给予适当经济补偿,毛主席生前做过的决定和批示,不在平反之列”。这就是这个“短命内阁”大失人心的一大败笔。

既然提出了打击右倾翻案风,那就鼓励了极左派的复辟,且举上海就有两个左派分子:

刘金的批判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是用“上海人民出版社协作组”的署名,其中把王若望、姚文元扯在一起,骂成“一丘之貉”;上海作协自报叛徒的唐铁海撰文在《文汇报》刊出,与刘金的文章一个调子,增加的语句:“王若望比姚文元还要右,他的‘一板之隔’是为资产阶级张目”。

刘金的那篇文章,还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两天播出,我的羊子在湖南株洲听到王若望是姚文元的祖师爷时,吓得眼泪直流,本打算回上海看望我,听了广播只好打消行期。

许铁生和京剧院的朋友也为我着急,我只有苦笑。私下里我对许铁生说:“这些家伙故意混淆左与右,其用意是给姚文元、梁效打掩护,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还有一事,多亏羊子在她写的“我的难题”中提及,她写道:“大家去看一场电影,是周恩来逝世的纪录片,因为党中央致悼词的是邓小平,可是邓一直没有出现,观众所以注意邓的镜头,原来是邓小平读完悼词后就消失了。观众情绪显得沮丧,老乡(若望)说:‘为什么把邓小平的镜头剪掉,等于宣布自己跟四人帮站到一块去了’。老乡说:‘华国锋在台上不会长的,他不是政治家’”。(港版:《天地有正气》146页)

果然,华国锋成了中共领袖中最短命的内阁。

华国锋以“凡是”派而闻名,他坚持将毛的尸体永久保存在纪念堂,这就大大违反了“凡是”了,原来毛生前和几个元老都立下字据:“死后火葬,决不特殊”。如今他却保存毛的尸体,怎么不凡是了呢?

华国锋的说词:莫斯科列宁陵墓的尸体还是保存下来了。他偏偏挑选独裁国家的列宁为证,为什么不比照西方国家那里没有一个首脑的尸体,展览给活人观赏。

凡是观赏毛泽东纪念堂的玻璃棺材里的腐尸者,肯定会嘲笑,让我看到了真正的遗臭万年,看到了始作俑者多么愚蠢!

12、张志新、王申酉之死

上一节讲了几件华国锋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愧是“凡是”当头的衣钵真传,谁能料到,连毛泽东好杀人的作风,也包含在“凡是”里面呢?

辽宁妇女干部张志新,文革期间被投入黑牢,四人帮粉碎以后本该将她释放,由于华主席的一纸公文,规定不得释放。

张女士在狱中感到气愤,又讲了冲撞的话,她的罪行步步升级最后升到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时候,怕她喊反动口号,事先竟把她的喉管割断。

那时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沈阳有良心的公安人员向胡透露张志新惨死的经过,胡耀邦很气愤,他想抓住这一事件教育干部如何讲人道如何守法,并调了三大报纸一个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协力写出张志新冤狱的始末,还未写成,华主席知道此案是冲着他来的,为了照顾他的面子,只得牺牲组织部长的面子,资深记者中途散伙,那篇报导成为有“始”而无“终”。

四人帮打倒后,一度出现宽松局面,再也掩盖不住张志新惨酷的死。我在做报告赞扬粉碎四人帮的正面意义,往往插进张志新的故事。

感谢左王陈沂在他的“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文中,批评王若望违反了党章:“王若望每次出去讲话,孩子都劝告他,甚至可以说是哀求他:‘爸爸,你不要去乱说了,不要再给我们带来痛苦’。他怎么回答呢?‘有什么可怕的,我准备了一根喉管’。我对他说:‘张志新的喉管是被四人帮割的(明明是华国锋执政时期割的,陈沂显然睁着眼睛说瞎话了——作者),现在是三中全会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党和政府,谁会割你的喉管呢?(引自《王若望自传》第二卷附录三,423页)左王对此大谬不然,只能说明他是为屠夫张目。

我做报告,所以加张志新的惨死,原是要给听众一种暗示!对华主席不要抱太多幻想,当我讲到张志新惨死的情节,台下一片唏嘘声,女同志甚至哭出声来。我要把张志新烈士的故事传播出去,企图代替三大报纸和一个通讯社。

四人帮粉碎,上海帮在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一同溃灭,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陈阿大分别判了十年左右的徒刑,由北京市委苏振华,彭冲,倪志福,组成新的上海市委。

新的领导班子并没带来什么新气象,毋宁说还换汤不换药,继张志新惨死在华国锋的刀下,又制造了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的惨案!

王申酉是全校的高材生,作文、吟诗、音乐、打球都来得,同班女同学都喜欢他。他看中了一位爱好文学的女同学,便写了一封长长的求爱信。四人帮派进该校的工宣队,一个老师傅不识字,被他抓到的文字,都以为其中有问题,对知识分子和知识的仇视,原是毛泽东灌输的思想,这个老师傅抓到了一封信,并不过目,便交给工宣队。这封情书没有一句是谈情说爱的,却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进行理论的探讨,里头最严重的词句,竟说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马列主义到了中国被某些人搞得非驴非马,我要亲自研究马列主义等等。

上海市委拿到了这封信,立即逮捕王申酉,把他与死刑犯关在一起,关了不到一年,徐景贤大概忙于篡党夺权,无暇顾及黑牢里的小将,一直没有审问和判刑。

四人帮粉碎的消息传进了牢房,王申酉庆幸自己很快就会释放。他兴高采烈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申酉刚走出牢门,就被五花大绑,他的乐观完全错了,万万没有料到,他是走向刑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为了一封情书丢了性命!

华东师大的学生们,前往北京上访,要求胡耀邦为死者申冤,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其结果却令人失望,中央领导人不敢出面,报刊更不会报导这件惨案了。

这是彭冲根据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判王申酉的死刑,上报华国锋批准的。

或许是胡耀邦批评了上海市委不重视人命关天,希望作出善后处理,彭冲得调离,政法委员会主任严佑民,却调往安徽省担任同样的职务。

这一年我的小儿子殿佑,在奉贤新海农场插队,他也讲起一名上海青年,写了一封信投给报社,不同意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青年发信不到一个月,未经审判便把他处决在海边丛林中,死尸抛入大海。

张志新、王申酉和新海农场一位连姓名都不知的青年,正是胡耀邦大力推行平反冤错假案的一九七八年,由于没有推翻华国锋的那个卫护死鬼毛泽东的红头文件,一方面平反冤错假案受到极大阻力,一方面还在制造更多的冤错假案。把活的志士仁人杀了去祭奠躺在玻璃棺材中的魔鬼,我相信,惨死在两个“凡是”下的,决不止上述提到的三位牺牲品!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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