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一毛:何止是一本书——写在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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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一定是样书!”我在心里说,从信箱取出寄自美国蓝灯书屋的邮件。

一进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它。手,微微抖;心,怦怦跳。

米黄色的封皮。左上方,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右侧,五岁时的我若隐若现,连衣裙,跳舞的姿势,小嘴轻抿。典雅的字体:《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巫一毛、Larry Engelmann (Feather in the Storm –A Childhood Lost in Chaos,Emily Wu and Larry Engelmann)。

三百三十六页,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不是书太厚,而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太重。

轻轻地,我翻看这本精装书,里面的十八张黑白照片,是无数次搬家、抄家、战乱的幸存者。它们以残缺的影像述说着那个畸形的时代。

1958年,大跃进,我在北京出世。呱呱落地前几个星期,父亲巫宁坤,翻译家、作家、教授,已经被打成“极右份子”,发配去北大荒劳改。几个月后,母亲、我和比我大二岁的哥哥,也被赶出首都,发配到安徽合肥市。直到我三岁生日那天,才第一次在劳改农场和病危的父亲见面。

本来应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因父亲之“罪”而受到株连,全家人一起饱经磨难和迫害,开始了我没有童年的“童年”。

1966年,文革开始。

我被打骂、污辱、强奸。

父母被迫离开孩子们,关“牛棚”、搞运动。哥哥成了“小爸爸”,我成了“小妈妈”。带着五岁的弟弟,我们住进孤儿院一样的临时收容所。

在那里,我目睹小朋友的妈妈上吊自杀,自己也差点因病夭折。

一年多后,全家团聚,旋即又被下放到安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在村里,我上完小学、初中,亲身经历各种迷信活动。

文革后期,父母上调到安徽芜湖市,我也随同进城上高中。毕业后,我又到深山老林里当知识青年,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

1981年来美后,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经历。几年前,我和美国作家Larry Engelmann合作,最终完稿。

这本书,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也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我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故事。主人公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女孩子。书中每一章节,都像一篇短篇小说,充满戏剧性和细节描述。

再过几天,2006年10月3日,《暴风雨中一羽毛》将正式发行。届时全美书店都可购买。目前可以在网上预购。

蓝灯书屋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做广告,还安排了作者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等地巡回演讲,接受电视、电台、杂志、报纸采访等促销活动。

《暴风雨中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麦文的版权,已经分别出售给在法国、德国和丹麦的三家出版社,计划在2007年出版。中文版和其他语种尚在联系中。

封底上,是两位名作家对《暴风雨中一羽毛》的评价:

《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女士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哈金先生说:“《暴风雨中一羽毛》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它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结底,它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

我心里又是一热。郑念女士已有九十多高龄,哈金先生在百忙之中,两位我尊敬的作家看了我的书稿,写下了感想。如此的关心和鼓励,让我感激不尽。

将书紧紧地抱在胸口,泪水涌了出来。动笔的时候,我是外国留学生,打黑工,读大学。如今,儿子也是那所大学的学生。

愿读者通过《暴风雨中一羽毛》来解读人性,通过一个女孩、一个家庭的命运来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住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们。

十几万字,怎么可能容得下那个荒诞的大时代。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也有过辛酸,见过残暴,亲历过黑色幽默般的荒谬,看过用大红包裹的纯黑。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又何止是一本书。

2006年9月28日星期四于加州家中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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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巫一毛:何止是一本书——写在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出版之际”的一条评论:

  1. 写自传为什么要美国写手参与?蓝灯书屋出版的李志绥和冀朝铸的回忆录被美国写手改得面目全非,丧失了真实性。巫一毛的这本书恐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