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贞:真诚至高无上——与《自由神的眼泪》有关的故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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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二字在此的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整个故事包括细节的真实,第二层是作者用心的诚恳。

提笔写书之前,我有两个顾虑:第一是这本书能不能写好,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第二个顾虑是我在监狱里的狗熊表现,如何向读者交待。

我有两位中学同学,读书成绩平平,有时还有点笨头笨脑的,后来一个进了兰州大学,一个进了成都科技大,毕业后搞尖端科学,参与了火箭上天的设计等,我这个有过居里夫人梦的劳改大学毕业生,已经与她俩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两位同学,离校后,在声乐方面都得到很好训练。十多年后再相逢,我这个中学时代的“金嗓子”,惭愧得不敢在她俩面前开口,歌唱水平已是天壤之别。由此可见,后天的培养与努力对一个人潜能的发挥多么至关重要。

高中教室的黑板上方贴有两排醒目的大字“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讲出了成功的真谛。对此,我牢记于心,一生不敢张狂不敢懈怠。写作也是一样,能力高低,既有天赋的条件,更有后天的努力,天赋是火花,后天的努力是柴禾,没有柴禾,火花转瞬即逝。有了这种从小就紮根于心的认识,又有亲眼所见的实例,加上十年劳改队员当下来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勤劳吃苦精神——我们唯一值得炫耀的成绩,只要不计功利、不考虑回报,一个劲坚持拾柴禾,火,总是会燃烧起来的。事实上,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故事比作家的想象力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她更能打动人心。我只需旁无它顾,付出,付出,付出我全部的努力。

第二个顾虑,才是我的最大心病。

说我是狗熊,取决于我选择的参照系。首先,是我曾经期望自己怎样,而实际上的我又是怎样;再者,是我与监狱里的英雄们相比之后,我对自己的评价——非常失望。

小时候,从少年儿童队员宣誓时看的电影《赵一曼》开始,到后来的小说《卓亚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等,我倍受鼓舞,吸取了不少英雄主义的思想,我暗暗起誓,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不怕死的英雄。

可是,当生活提供我一个做英雄的绝好时机时,我却是另外一种表现。手枪对准我的胸口,我赶快举起双手,敌人向人民投降;提到“西庄”审讯,本想只交待自己,决不出卖他人,嘴一张就竹筒倒豆子,抖了个完,把亲人好友完全出卖——虽然蒋忠梅例外,那是审讯员要保她一点不逼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公安局派来的“好朋友”。到了劳改队,齐家贞就彻里彻外是个驯服的好敌人了。在那里,狱吏们口口声声责骂我们是人民的敌人,自己也鹦鹉学舌重复“我成了人民的敌人”,可心里一个敌人也找不到,去面对谁当英雄?没有当英雄的对象,这或许可以是我没当成英雄的托辞,可我在狱吏面前不敢说一个“不”字,犟都不敢犟一下的窝囊相,真的很狗熊。以上是我个人的纵向比较。

再作横向比较,看看监狱里的英雄们。在无产阶级转政的监狱里当英雄,比战场上当英雄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它靠的不光是勇敢,不是在战场上激起的天然的愤怒,不是刹那间的冲锋陷阵,不是完蛋就完蛋的一时冲动,它常常是八年十年整个一生对真理的坚守,是灵与肉被长久蹂躏的忍辱负重与不屈不饶坚持到底的智慧,是面对残暴的精神压力、加刑和枪毙的威胁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男犯中队里,首数我的父亲。他无罪可认,在执行铁腕政策的监狱里,以“威武不能屈”作为精神支柱闯过了人生第三关,实现了自我完善,全监闻名。贫下中农的儿子江开华,“光荣”的贫下中农出生和抗美援朝历史,不能停止他对真理的追求,不平则鸣,满身反骨,至死不屈;杨小鸳对毛泽东的每一首诗词作反诗和之,加刑十二年,脸不变色心不跳;被誉为小蒋介石小赫鲁晓夫的林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马列主义倒背如流,公开与绝对正确的干部辩论,差点刑满不释放……他们理智健全,是非分明,铁骨铮铮,是蓝天上大写的人。我齐家贞哪能相比,汗颜无地。

我的中队里也不乏女英雄。反革命熊兴珍坚决不向毛泽东像低头请罪,她认为全中国就这一个家伙需要打倒;牟光珍为她台湾的丈夫守满“寒窑”十八年,不肯再守,关进监狱里的监狱——小监房,仍不讨饶;残废人刘伯祥以没有喝酒哪里有醉(罪)顽抗,从不改口。最后,她们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英雄的壮举。三个人都在我组里,我只敢在心里悄悄敬佩。

就连那些不识几个字,不一定看过宣扬英雄主义电影小说的少年犯,也比我英雄。她们十二三岁进了少管所,之前在社会上游荡数年所习染的江湖义气,在女犯中队也光芒四射。有一对水汪汪大眼睛,胸部象两个馒头美丽地高高撑起的吴桂英,要她吐真情,要她检举人,铁杠都撬不开她的嘴。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英雄气概。廖汝秀,为了捍卫心中可贵的爱情,提着脚镣链子走进全监大会场,那种藐视法律权威的勇气,那副目空一切的傲慢神态,光彩照人,全场震惊。我齐家贞一辈子也别想有一次这种精彩的表演。

本来,做英雄好汉谈何容易,我齐家贞没本事做到,可心里羨墓,也就罢了。可是,为了表显自己努力接受改造,是个好犯人,我也参与检举人,我也墙倒众人推。为什么我不能是吴桂英,或者是一问三不知的“聋哑人”。这是我今生最理亏心虚,最不满自己之处。我还耿耿于怀翻译了欧文芳的信——一封错别字连天、语法完全不通、无人能看懂的信,被我看懂了,译出来了。我本可以天衣无缝地用我也不知所云搪塞上面,但是我要逞能,要用实际行动感谢队长对我的信任。这封译出来的信,很可能就是欧文芳后来被加刑的主要事实根据。这是在整人,一想至此我就深感悔恨。

还有,队长们,包括监狱长夏钰钦都对我很好——当然是从上往下俯视的那种好,他们提前释放了我,同时枪毙了我们小组的熊兴珍——一位善良无知到极点的贤妻良母反革命。

这些事情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叫我怎样说的清!

想起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在狱中写成的《尼赫鲁自传》。他在前言中说,写自己是最困难的事情,讲自己的好话时,读者听起来刺耳,讲自己坏话时,自己又感到痛心。这是真话。不过,如果你能完全不顾及“刺耳”与“痛心”,好话坏话有啥讲啥,真诚地摊开自己的红心黑心,灰心良心,你不就把“最困难”的事情变得最不困难了吗?我齐家贞遗憾这辈子没有当成英雄,那就写你这个狗熊。写一个真实的狗熊,比写一个虚假的英雄好一百倍一千倍。一句话,齐家贞的历史是自己写的,你无权篡改你自己。

至于,有的读者会因此指责批评甚至遣责我,那不正好吗,我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对我很不满意呢?

这个决定一下,我就轻松自如、大笔流星地行笔走字了。

我从不担心自己会忘记家里的事,但是我深恐因岁月的流逝而忘记我的同犯(监内彼此称同犯)们。来澳后,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卡片上,定期过目。有了名字,他们的故事就纲举目张,活活泼泼跟在后面走来了。在写作的过程中,有的人和事(比如男犯中队发生的),我弄不清楚,就情愿不提,有的事印象不深记忆模糊,就乾脆舍去。总之,地点时间人名事件细节力求准确。

定稿后,我曾经给居住在美国的一位名作家看过,他建议我把几个犯人的故事综合到一个人身上(我的身上),这样会更集中更有典型性。我觉得,要我这样做,好比脚朝天头朝下用手走路,我没有这种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只愿意扮演我自己。这本书不是小说创作,她是讲一个家庭和一批人的真实命运,我用我的真诚写真实发生的故事。真诚至高无上。

想到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劳改英雄们,想到我离自己的英雄理想天差地别,我无法不责备痛恨自己,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宁。

英雄已经死去,狗熊才活了下来。我这只活下来的狗熊还幸运地出了国。

今天,我唯一能做的事,是提请大家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在此,请容许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求读者们同我一起,向那些已经默默死去,活着但已经疯掉,活着却发不出活人声音的我的同犯们致敬。

把这些无辜者的名字刻在历史的石碑上,让正义的圣火在石碑前燃烧。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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