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二字在此的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整个故事包括细节的真实，第二层是作者用心的诚恳。
提笔写书之前，我有两个顾虑：第一是这本书能不能写好，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第二个顾虑是我在监狱里的狗熊表现，如何向读者交待。
我有两位中学同学，读书成绩平平，有时还有点笨头笨脑的，后来一个进了兰州大学，一个进了成都科技大，毕业后搞尖端科学，参与了火箭上天的设计等，我这个有过居里夫人梦的劳改大学毕业生，已经与她俩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两位同学，离校后，在声乐方面都得到很好训练。十多年后再相逢，我这个中学时代的“金嗓子”，惭愧得不敢在她俩面前开口，歌唱水平已是天壤之别。由此可见，后天的培养与努力对一个人潜能的发挥多么至关重要。
高中教室的黑板上方贴有两排醒目的大字“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讲出了成功的真谛。对此，我牢记于心，一生不敢张狂不敢懈怠。写作也是一样，能力高低，既有天赋的条件，更有后天的努力，天赋是火花，后天的努力是柴禾，没有柴禾，火花转瞬即逝。有了这种从小就紮根于心的认识，又有亲眼所见的实例，加上十年劳改队员当下来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勤劳吃苦精神——我们唯一值得炫耀的成绩，只要不计功利、不考虑回报，一个劲坚持拾柴禾，火，总是会燃烧起来的。事实上，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故事比作家的想象力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她更能打动人心。我只需旁无它顾，付出，付出，付出我全部的努力。
第二个顾虑，才是我的最大心病。
说我是狗熊，取决于我选择的参照系。首先，是我曾经期望自己怎样，而实际上的我又是怎样；再者，是我与监狱里的英雄们相比之后，我对自己的评价——非常失望。
小时候，从少年儿童队员宣誓时看的电影《赵一曼》开始，到后来的小说《卓亚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等，我倍受鼓舞，吸取了不少英雄主义的思想，我暗暗起誓，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不怕死的英雄。
可是，当生活提供我一个做英雄的绝好时机时，我却是另外一种表现。手枪对准我的胸口，我赶快举起双手，敌人向人民投降；提到“西庄”审讯，本想只交待自己，决不出卖他人，嘴一张就竹筒倒豆子，抖了个完，把亲人好友完全出卖——虽然蒋忠梅例外，那是审讯员要保她一点不逼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公安局派来的“好朋友”。到了劳改队，齐家贞就彻里彻外是个驯服的好敌人了。在那里，狱吏们口口声声责骂我们是人民的敌人，自己也鹦鹉学舌重复“我成了人民的敌人”，可心里一个敌人也找不到，去面对谁当英雄？没有当英雄的对象，这或许可以是我没当成英雄的托辞，可我在狱吏面前不敢说一个“不”字，犟都不敢犟一下的窝囊相，真的很狗熊。以上是我个人的纵向比较。
再作横向比较，看看监狱里的英雄们。在无产阶级转政的监狱里当英雄，比战场上当英雄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它靠的不光是勇敢，不是在战场上激起的天然的愤怒，不是刹那间的冲锋陷阵，不是完蛋就完蛋的一时冲动，它常常是八年十年整个一生对真理的坚守，是灵与肉被长久蹂躏的忍辱负重与不屈不饶坚持到底的智慧，是面对残暴的精神压力、加刑和枪毙的威胁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男犯中队里，首数我的父亲。他无罪可认，在执行铁腕政策的监狱里，以“威武不能屈”作为精神支柱闯过了人生第三关，实现了自我完善，全监闻名。贫下中农的儿子江开华，“光荣”的贫下中农出生和抗美援朝历史，不能停止他对真理的追求，不平则鸣，满身反骨，至死不屈；杨小鸳对毛泽东的每一首诗词作反诗和之，加刑十二年，脸不变色心不跳；被誉为小蒋介石小赫鲁晓夫的林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马列主义倒背如流，公开与绝对正确的干部辩论，差点刑满不释放……他们理智健全，是非分明，铁骨铮铮，是蓝天上大写的人。我齐家贞哪能相比，汗颜无地。
我的中队里也不乏女英雄。反革命熊兴珍坚决不向毛泽东像低头请罪，她认为全中国就这一个家伙需要打倒；牟光珍为她台湾的丈夫守满“寒窑”十八年，不肯再守，关进监狱里的监狱——小监房，仍不讨饶；残废人刘伯祥以没有喝酒哪里有醉（罪）顽抗，从不改口。最后，她们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英雄的壮举。三个人都在我组里，我只敢在心里悄悄敬佩。
就连那些不识几个字，不一定看过宣扬英雄主义电影小说的少年犯，也比我英雄。她们十二三岁进了少管所，之前在社会上游荡数年所习染的江湖义气，在女犯中队也光芒四射。有一对水汪汪大眼睛，胸部象两个馒头美丽地高高撑起的吴桂英，要她吐真情，要她检举人，铁杠都撬不开她的嘴。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英雄气概。廖汝秀，为了捍卫心中可贵的爱情，提着脚镣链子走进全监大会场，那种藐视法律权威的勇气，那副目空一切的傲慢神态，光彩照人，全场震惊。我齐家贞一辈子也别想有一次这种精彩的表演。
本来，做英雄好汉谈何容易，我齐家贞没本事做到，可心里羨墓，也就罢了。可是，为了表显自己努力接受改造，是个好犯人，我也参与检举人，我也墙倒众人推。为什么我不能是吴桂英，或者是一问三不知的“聋哑人”。这是我今生最理亏心虚，最不满自己之处。我还耿耿于怀翻译了欧文芳的信——一封错别字连天、语法完全不通、无人能看懂的信，被我看懂了，译出来了。我本可以天衣无缝地用我也不知所云搪塞上面，但是我要逞能，要用实际行动感谢队长对我的信任。这封译出来的信，很可能就是欧文芳后来被加刑的主要事实根据。这是在整人，一想至此我就深感悔恨。
还有，队长们，包括监狱长夏钰钦都对我很好——当然是从上往下俯视的那种好，他们提前释放了我，同时枪毙了我们小组的熊兴珍——一位善良无知到极点的贤妻良母反革命。
这些事情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叫我怎样说的清！
想起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在狱中写成的《尼赫鲁自传》。他在前言中说，写自己是最困难的事情，讲自己的好话时，读者听起来刺耳，讲自己坏话时，自己又感到痛心。这是真话。不过，如果你能完全不顾及“刺耳”与“痛心”，好话坏话有啥讲啥，真诚地摊开自己的红心黑心，灰心良心，你不就把“最困难”的事情变得最不困难了吗？我齐家贞遗憾这辈子没有当成英雄，那就写你这个狗熊。写一个真实的狗熊，比写一个虚假的英雄好一百倍一千倍。一句话，齐家贞的历史是自己写的，你无权篡改你自己。
至于，有的读者会因此指责批评甚至遣责我，那不正好吗，我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对我很不满意呢？
这个决定一下，我就轻松自如、大笔流星地行笔走字了。
我从不担心自己会忘记家里的事，但是我深恐因岁月的流逝而忘记我的同犯（监内彼此称同犯）们。来澳后，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卡片上，定期过目。有了名字，他们的故事就纲举目张，活活泼泼跟在后面走来了。在写作的过程中，有的人和事（比如男犯中队发生的），我弄不清楚，就情愿不提，有的事印象不深记忆模糊，就乾脆舍去。总之，地点时间人名事件细节力求准确。
定稿后，我曾经给居住在美国的一位名作家看过，他建议我把几个犯人的故事综合到一个人身上（我的身上），这样会更集中更有典型性。我觉得，要我这样做，好比脚朝天头朝下用手走路，我没有这种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只愿意扮演我自己。这本书不是小说创作，她是讲一个家庭和一批人的真实命运，我用我的真诚写真实发生的故事。真诚至高无上。
想到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劳改英雄们，想到我离自己的英雄理想天差地别，我无法不责备痛恨自己，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宁。
英雄已经死去，狗熊才活了下来。我这只活下来的狗熊还幸运地出了国。
今天，我唯一能做的事，是提请大家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在此，请容许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求读者们同我一起，向那些已经默默死去，活着但已经疯掉，活着却发不出活人声音的我的同犯们致敬。
把这些无辜者的名字刻在历史的石碑上，让正义的圣火在石碑前燃烧。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