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中粒粒皆辛酸
父亲在家时，我们用煤球炉做饭烧菜，一天要烧四五只煤饼，后来改用烧煤球，一天也要花去一角到两角钱。
父亲关进去后，买煤球没钱了，但生米总得做成熟饭，菜也不能生吃。母亲见有些穷苦人家是烧柴做饭的，也学他们样，找来一只破脸盆当底盘，捡几片半月形的瓦片竖在盆底，用泥一糊，留一个口子，晒干后成为炉灶。炉灶上安放一口生铁锅，把晒干的柴禾点着，从缺口塞进，置于中间，就这样烧饭炒菜。
母亲干一天活拿一元钱工资，老板规定先干后付。
每天晚上老板才给母亲这一元钱，我们一家人，每天所有的生活就在这一元钱里打主意。母亲省去了一切可以省去的开支，保证口粮。一大家人一天总得买四斤米。单买四斤米，就得花去五角二分钱，还余下四角捌分钱，用于买菜、买柴、买草纸、肥皂……
一年四季，我们不吃肉，不吃鱼，小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肉的滋味，长年累月地不进鱼肉，看见别人吃鱼，吃肉，也不馋。
我们喝稀饭，吃咸菜，也感到很香。如果哪一天，母亲多买了一斤米，我们能吃到三两、四两的干饭，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家里几乎一连几天吃不到油，连汤里也看不到油花，桌上摆出的炒青菜，都是在菜场烂菜皮堆里拣出来的。
夏天，我们拣来西瓜摊位旁的西瓜皮，母亲洗干净后，用盐腌了给我们当小菜，我们一个个吃得很香。
20世纪50年代的菜场上，有豆渣可卖，几分钱可以买一大堆，这些东西很难下咽，母亲把豆渣炒熟拌在稀粥里，使稀饭变厚耐饥。秋天山芋上市后，我们一家就天天喝山芋稀饭。
为了一家六口活下去，刚刚七岁并且瘦弱的大妹每天早上要到菜场的烂菜堆里挑菜皮，而弟弟则要跟在一群孩子的后面，赤着脚去黄浦江边拾柴禾。20世纪50年代的黄浦江，江边的水泥堤坝很低矮，江面上空空荡荡，朝浦东望去，眼空无物，江水混浊，江面上漂着一些木片、树枝……孩子们翻过堤坝，脚踩稀烂的污泥，去捡柴禾，带回家晒干后可以烧饭。
这老虎灶是个市口，每天一大早，有好几个小摊子：
六十多岁的“老湖北”，卖油煎臭豆腐干，小油锅一开，吃的人倒也不少。
“老山东”一大早就把酒坛子搬到茶馆的门口，他将细长的竹管制作的酒勺伸进酒坛，然后慢慢地舀出香喷喷的高粱酒，茶客们可以先喝酒后付钱。
老虎灶的南墙下，有一个油炸糯米团子的摊头，隔着狭窄的石子路，十字路口的对过，有一个烘烧饼的摊头，还有一个做米饭饼的摊头。
每天早上花三分钱买一小包（大约有二三两）什锦菜，就够我们一家六口人吃早饭了。中午放学回家，一看桌上没菜，我就用酱油汤泡饭，吃了就去学校读书。这些饭都是我大妹烧的，她把饭划分成几小块，每人分一块，有时饭不够吃，母亲就给她三分钱，叫她去买一只烘山芋吃。
早上我们背着书包上学时，母亲给我和我弟每人两分钱买早点，那时，两分钱可以买一只大饼或者二只米饭饼。
我们经常挨饿。一个个饿得浑身一把骨头，连眼睛都凹下去了，胸前的肋骨都凸了出来，一个个都像 “小瘪三”。那时，吃饭是我们极为看重的一件事。有一次，和弟弟吵架，他想不出别的办法报复我，就把分给我的一份饭吃掉了。
而母亲每个时期都有个重点，谁生病时，买米剩下一点钱，就买一个鸡蛋或买一两精肉，给生病的孩子吃，几个大孩子尽管吃不饱，但不大生病。两个小的容易生病，所以稍微给她们吃好一些。
为了活下去，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
我们虽然很穷，但都很听母亲的话。
母亲平时教育我们：“要人穷志不穷，不要羡慕别人吃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有青菜萝卜吃，有饭吃，就不错了。只要有志气，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会吃好的！”
1954年六一儿童节前，正读小学五年级的我被批准参加了少先队。回家告诉母亲：“妈，汤老师同意我参加少先队了，要交五角钱买红领巾。”
母亲听到这消息，高兴地说：“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子女，学校能批准，可见没有把我们看死啊！”尽管一条红领巾是我们一家人半天的生活费，但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说：“饭可以一天不吃，少先队一定要加入！”
家妹病危遇好人
1954年初，小妹得了麻疹，吃了偏方香菜和豆腐以后，小妹的麻疹慢慢地好了。但不久，又得了百日咳，天天咳嗽，妈没钱也没时间给她看病，咳到一口一口吐血，只能一天天拖着。由于饥饿和疾病，小妹瘦得皮包骨头。
小妹生下不久，父亲就入狱，母亲急得连奶水也断了。
因为饥饿，小妹总是不停地哭，哭的声音很低很低，邻家好心的阿姨对母亲说：“你女儿生了奶痨，你要带她去看。”
母亲抱着小妹去小南门王家码头找她四舅看病。四舅公年轻时，在溧水乡下是兽医，专给牛看病打针灸。一次，乡下有人病危，找不到医生，把他叫去，竟然起死回生，从此成名成家，土改时，逃到上海，开了私人门诊。
我四舅公的儿子在王家码头开了一家老虎灶，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父亲先入狱，不久他也入狱改造了。他家老虎灶的后面，还开了一个女子浴室，生财有道，每天生意很好，日子过得红火。
四舅公的私人门诊所就开在老虎灶的楼上，他留着八字胡子，专用针灸火罐治病，来看病的人真也不少。十根银针扎进小妹十个指尖，十个指尖流出了黄色的液体。十指连心，小妹发出凄厉的惨哭声，母子连心，母亲的心上也如针刺般痛！
四舅公对母亲说：“你太穷了，不然的话，只要花二角钱买点鱼熬成汤，喝了发发奶，小孩也不至于饿成这样！”四舅公是外婆的弟弟，母亲是他的外甥女，他的桌上堆着大把的钱，但他并没有拿出一分钱来帮助母亲。
母亲是从不开口求人的，她抱起小妹回家了。
二妹吃了别人丢在地上的食物，得了菌痢，高烧不退。
母亲每天上班，一家六口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给孩子看病？
一日中午，弟弟放学回家，只见躺在床上的二妹鼻翼扇动，满脸通红。他急忙跑到老虎灶向妈报告：“妈妈，二妹的鼻子一扇一扇的，我听老师说，鼻子一扇一扇是很危险的，你快带她去看病吧。”妈没有钱，向老板借，老板不应，母亲说：“你就扣我明天的工资吧，我要救孩子！”老板无动于衷。
二妹只得整天在家躺着，只是喂点冷开水。夜里，高烧愈发严重，鼻翼越抽越厉害，见此情景，母亲急了。夜里十一点，老虎灶打烊，她抱着二妹跑到最近的医院。一量体温，已是四十度，医生给孩子搭脉后对母亲说：“你送得太晚了，很危险。”母亲苦苦哀求医生，但这家医院坚持不接收，又跑了几家医院，也如此。母亲只好把二妹抱了回来。
深夜，母亲抱着二妹，把我和弟弟叫醒，悄悄地开门外出，我们呆呆地站在老虎灶门口的屋檐下，左邻右舍都在睡梦中，要给二妹看病，没钱；不看，二妹的性命难保，夜深人静，都不敢哭出声，怕把别人惊醒，骂我们一家大小不识相。
也许是上天保佑，也许是二妹命大不该死，正在这时，黑漆漆的街上，传来了脚步声和车轮在石子路上的滚动声。一位拉三轮车的师傅从老虎灶门前经过，他看到我们母子几个站在路灯下哭，停下车子问：“你们母子几个怎么了？”
母亲说：“我孩子病得很重。”
拉三轮车的师傅说：“救命要紧，你们上车！”
三轮车师傅先把母亲和二妹送到多稼路市二医院。
医院挂号小窗口里传出值班员声音：“看急诊挂号要先付三十元钱。”
母亲说：“我没有钱。”
值班员说：“不行，不行，没钱看什么病？你到别的医院去看。”
母亲急着说：“我到别的医院也一样，他们也不会收我的孩子。 现在是救人要紧！你不能见死不救，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孩子送命啊？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等着，孩子死了，我就上法院告你！我不会放过你！”
拉三轮车的师傅站在挂号间的窗口外也帮着说情：“先救孩子要紧啊！”
这时，一位身穿白褂的医生闻声走来，他看看抱在母亲怀里的小孩对母亲说：“我是医生，我接收。”母亲问：“医生你贵姓？”“我姓李。”
夜间的急诊病房传来哭声，躺在母亲怀里的二妹，循声歪过头去。李医生一看说：“这孩子神志还清楚。”他通知母亲抱二妹上二楼的急诊室输液。李医生对母亲说：“我看着孩子，你先回去准备五元钱。”
三轮车师傅又拉着母亲回家。
“天啊！家里哪有钱？”
车子到了复兴东路口的东街，母亲只好去找小组长张少月借钱。
那时老虎灶里的职工已经成立了“自立会”，还是刚组织起来的。
组长张少月是做大饼的，看病借钱只好找他。
天还没亮，母亲跳下车就“嘭嘭嘭”地敲大饼店的门。
“谁啊，谁啊？”门内有人问，张少月被叫醒了。
母亲说：“是我，路瑞凤！”
“什么事？”
“我孩子病重，在医院抢救，急等着用钱，我申请补助五元钱。”
门里传出迷迷糊糊的话：“现在深更半夜，表格也没有，我先借你五元钱吧。”只听见电灯拉线开关响了，过了一会儿，张少月披着衣服，拿着钱，从里屋出来。
母亲从他手中接过钱，由三轮车师傅再把她送回医院。
母亲下车即给师傅付车费，他没收钱低着头骑着车走了。
母亲缴了药钱，配了药，回到急诊室时，二妹还在吊盐水，她总算有救了。
母亲一直记着那位五十年前踏三轮的师傅和给二妹看病的李医生。
在那些困难的时日里，有许多的帮助令人难忘。邻居偶尔端来的一碗咸菜和食物都使我们感到温暖与安慰。
骨肉分离
《庄子·大宗师》上说：“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河。”
家境贫困，几个孩子又经常生病，母亲决定把二妹带到南京乡下去，外公、外婆那里虽不宽裕，比起上海的我们却要好多了，他们愿意帮母亲带二妹。
1954年夏天，二妹才五岁。下乡前母亲总买点好吃的给她吃，对我们解释说：“二妹要送回乡下了，你们在我身边，让她这几天吃得好一点，不然，妈对不起她！”母亲满眼含泪，二妹一点事也不懂。临别前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灯下都哭了，我和弟弟都抱抱二妹。
妈对她说：“孩子！送你去外婆家，你要乖，妈一定会把你接回来的，家里太穷了，靠我一个人实在养不活一家，呆在一起，饿死，还不如暂时分开，都可以有一条活路啊！”
母亲买不起车票，托一位亲戚将二妹带到南京溧水路村外婆家。
二妹下乡后，母亲日日夜夜牵肠挂肚地想着她，盘算着要早些将她接回家。1956年春天，二妹到了入学年龄，母亲抱着小妹下乡去外婆家接二妹。
外婆和大舅一起商量，劝母亲趁早把小妹送人。外婆也爱自己的女儿，她看着母亲骨瘦如柴，心疼地说：“瑞凤，你还想活下去吗？身边少一个，日子可以松一点。”
母亲含着眼泪抱着孩子说：“我就是饿死，也要和孩子们在一起。”母亲牵着二妹，抱着小妹登上了返家的长途汽车。车子快开时，大舅突然从母亲怀里夺下小妹从车上跳下，这时车门已关，母亲痛苦地大哭起来，她敲打着车窗，身边的二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母亲哭了起来。
车子在高低不平的山间公路上颠着，母亲成了天涯断肠人，一路哭到上海。
自从小妹被强行送人后，母亲变得更沉默。她终日神情恍惚，精神有些失常。她在老虎灶上班，只要听到马路上传来小孩子的哭声，就会丧魂失魄似的把茶壶放下，冲到门外四下张望，然后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奔去，一直找到那个哭泣的孩子。她会在孩子跟前呆呆站立，仔细端详着这个孩子，直到发现不是自己的孩子，才闷声不响地走回来。如果听到其他孩子哭了，她又会跑出去。
后来，母亲的精神更加反常，即使在家里，深夜，只要听到外面有小孩的哭声，她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对我们说她要出去，一次我不放心地跟在她后面，只见母亲风里雨里走着，在弯曲而黑暗的弄堂里沿着一家一家低矮的破屋，寻找那个哭着的孩子，在那家人的屋外，呆呆的站立，久久不愿离去。
母亲得了精神分裂症，常常一个人发呆，几乎到了不能正常工作的地步。
老虎灶转制
老虎灶只是夫妻店，经营熟水买卖，实在是小本生意，由区民政科管理不值得。1954年秋，民政科决定将“工人茶园”租给个体户黄有清老板。
区民政科通知老板说：“这个老虎灶租给你了，但这里原来的一个女工，她的工作岗位不能动，她家有四五个小孩还住在里面。”
新来的老板答应继续留用母亲，但不希望我们一家住在他租下的老虎灶的阁楼上，他要把我们赶出去，把自己的家眷从乡下接来。
一位负责人在签合同时对黄老板说：“茶馆折价租给你，你再出一部分钱，我们政府也出一部分钱，给路瑞凤买一间房子，让她和孩子们从茶馆里搬出来。”老板答应了。
不久，“工人茶园”改名为“有清茶园”。
老虎灶新开张，老板请人吃饭、喝喜酒，门口放鞭炮，茶馆四周的墙上贴了许多红纸。老板还是一心打算解雇母亲。他托民政科的人找母亲谈话，愿意给几百元钱，叫母亲自谋出路。
母亲说：“我不会做生意，宁愿一天拿一元，细水长流。母子六人每天喝点稀粥，也不至于饿死，请你行行善吧！”
母亲依旧在老虎灶靠打工养家活口。
一大早，老虎灶就坐满茶客，母亲除了泡茶，还得给我们准备饭菜，她不得不偷偷抽时间外出买米、买酱菜。
母亲是一个被欺负的弱者，有的茶客见母亲不在，茶钱不付就拔脚离开茶馆。有时，茶客暗中密谋，一轰而散，溜之大吉。也有的茶客把茶钱往桌上一放，母亲来不及收钱，就被老板和另一位职工偷偷收进自己的口袋。
晚间结账时，不是差三壶茶钱，就是差四壶茶钱。那时一壶茶八分钱，就得扣掉二角四分到三角二分，有时老板每天只给母亲七角钱工资。这点钱只够买两斤米，我家锅里的稀饭变得更稀了。
棚户破屋
黄老板租下老虎灶以后，急着把我们从老虎灶的阁楼上赶走，因为民政科有言在先，老板和老板娘就到处为我们找房子。
老板找到一间阁楼，房子的主人是老茶客黄家玉。母亲看这阁楼尽管很破，但不潮湿，还容得下我们一家。阁楼东西都有窗，空气、阳光还是不错的，只要上了阁楼，打开木窗一看，远远近近是一片棚户的屋顶，离工作的老虎灶也不远，黄老板逼得急，母亲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搬家。
这屋的房价折合为人民币新币二百元。
1955年秋天，我们一家搬进棚户区的“新居”，当时我刚考上初中。
我家1948年从北平流落上海，因为没有住房，七年来一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到这时我们才有个落脚点，心才定了下来。房子虽破烂不堪，毕竟有个门牌号码呢！
上海的老城厢，不同于城外的租界地区，它由中华路和人民路相接形成一条环城路，城内自十六铺码头以西的东街开始，经四牌楼路、光启路、三牌楼路，一直延伸到学前街的文庙附近。这一大片地区在抗战前，大都是石库门房子。我家所住的姚家弄路就在其中。姚家弄路分成两段，东街以东是东姚家弄，东街以西是西姚家弄。我们的阁楼位于靠东街的西姚家弄路口，门牌是西姚家弄三十四弄十一号。东姚家弄全是一色的石库门房子，西姚家弄西面的四牌楼路也是石库门房子，在这些石库门房子中间，独独西姚家弄这一块方圆不到五百米的地方是一大片棚户区。
黄浦江边的涛声依旧，十六浦码头的轮船汽笛的鸣声依旧，但这里的老百姓对当年日本人轰炸上海记忆犹新。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八一三”事件，当时上海闸北、南市以及某些近郊市镇大部分地区成了废墟。此地有一首儿歌：
八一三，甩炸弹，
东洋鬼子打上海，
三毛的阿姐在洗澡间，
一只炸弹甩下来，
裤子不穿就逃出来。
这儿歌很粗野，但证明了棚户区的来历——是因为日本人的轰炸造成的。
听老人说，十六铺小东门中华路一带，当时除了福安公司的大楼还挂着几根钢筋，到处是一片火海，一直延伸到南码头，西姚家弄的废墟是当时日本鬼子的轰炸造成的，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抗战胜利后陆续搬来的，其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逃难来的，他们在这里临时搭建小木棚，随着岁月的积淀形成了一片棚户区。从此，这里成了一个难民集中地。
棚户区居民的文化水平都很低，都是社会的下层人物。有拉黄包车的、做小生意的、当小贩的，木匠、皮匠、裁缝、铁匠，卖糖粥的，卖豆腐花、爆炒米花的、卖炒白果的、卖小玩艺的，等等，用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是“无套裤汉”，用鲁迅的小说《孔乙己》里的话说，他们是“穿短衣”的，他们与“穿长衫”的不同。
三十四弄外，有一家玻璃厂，叫恒昌星玻璃厂，玻璃厂的工人在1953年前是很苦的，厂里用的都是童工。那时父亲还没进监狱。这家厂离“工人茶园”不远，他每天挑开水到厂里去，父亲有时叫我去收水钱，我看见炉火通红，温度极高，工人们站在炉火旁，手里拿着很长的铁管子从炉子里挑出溶化的通红的玻璃液，他们动作很快，用口对准这根铁管吹，管子另一端的玻璃浆被吹成一个玻璃器皿，真像变魔术一样。我觉得很有趣，经常在那里看他们的精彩表演。
玻璃厂里，雇了许多童工，玻璃的融化温度极高，童工们热得吃不消，个个光着屁股，一丝不挂，满面尘灰烟火色。他们站在那儿做帮工，稍微干不好，就被老师傅打耳光。我们一家已经够苦了，但还有比我年龄更小，连父母也没有，只得靠自己干活养活自己的孩子。
1951、1952年，我经常听到孩子们围在一起猜拳时唱的一支儿歌：
三反、五反，
枪毙，大老板！
嘎那里菜，嘎那菜！
那时，马路上，里弄里，菜场旁，到处是大字报，到处在揭发检举不法奸商、资本家，常常听到老板跳楼、上吊、服毒自杀的消息。这时，只见许多工人包围着老板要求加工资，一个个老板被抓进监狱。
1953年以后，工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有的老板抓起来了，有的老板被戴上大红花，他们的企业和工厂在锣鼓声中公私合营了，后来又划为国营单位。
从此工人成了上海的主人，他们劳动时有劳动保护，有工作服。下班以后，他们的衣服也越来越整洁了。
三十四弄内，住着二三十户人家，从弄堂里进去，六号到十五号正好围绕着一块有阴沟排水的小天井，六号住的是卖蛋的，七号、八号两家是裁缝，九号住的是周家，周家的儿子与我同年，又同在敬业中学读书。十号也姓周，他家的大女儿与我大妹同年。十二号住的是码头搬运工，湖北人。十三号住的是皮匠，本地人，天天做皮箱。十四号住的是铜匠，十五号住的是漆匠，阁楼上住的是鞋匠。
我家住在十一号的木棚阁楼上。
我家楼下住两家，一家只住了一位男青年，二十多岁，他是专门挑担卖盐炒豆和奶油花生米的，另一家有父女两人，他们是宁波人，父亲是剃头师傅，大家叫他老娘舅，已经五十多岁。
在这个极贫苦的地方，我家要算倒数第一，是最贫苦的一家。
我们家大约有十平方，用四根手臂一样粗细的木棍子支撑着，房顶上没有瓦片，用破柏油纸铺着。陈旧的木板钉成四壁，旧木板是从装运“固本”肥皂的箱子上拆下来的，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日晒，一块块木板又焦又黑，而且已经开裂。木板与木板之间有许多缝，与其说它像房屋，不如说它像露天在外的气象站的百叶箱。
阁楼没有楼梯，门在“天上”，只有一个木梯子，上去时要抓住梯子，爬上去用头一顶，才能把我家的这块“天门”顶开，然后双手和双脚一起配合才能爬到房间里去，上了阁楼后人才可以站起来。
阁楼已经摇摇欲坠，因为周围的房子类型差不多，但彼此靠得很紧，互相支撑着，所以没倒下来。阁楼朝南是间砖砌的二层楼房，是后来1958年新造的，也算我们幸运，当这楼房刚造好，我家的阁楼朝南倾倒，正好被它撑住。朝北也是二层的棚户房子，但盖的是瓦片的屋顶。
我家的木板屋没窗子，靠东面的板墙正中有块五十公分见方的木板，把木板抽到旁边，这扇“窗”就打开了。
阁楼的东面是一块空地，有二三十平方，这块空地的东面是一家废品收购店，我家的一张书桌就放在朝东的木板窗口下。做作业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对面垃圾堆里成群结队的老鼠在大白天窜来窜去。
原先家里有两张竹床，但这里放不下，干脆全家打地铺睡。
家中除了可以折叠的半张书桌外，还有两张方凳和一口米缸。这里的棚户区，家家都没有自来水，每户人家用水都得用铅桶去弄堂外马路上的公用给水站提水，家里没钱买一缸米，只能是买一天米，吃一天饭。于是这口米缸改为水缸。每天我和弟弟去拎两铅桶水，把家里阁楼上的水缸盛满。
家里还有母亲用破脸盆改装的灶头及铁锅，几只碗、一把竹筷搁在水缸的木板盖上，一床像猪油渣似的棉被、一只旧皮箱，搁在阁楼的壁角落里。
小屋就像纸糊的灯笼，屋顶铺的是黑色的柏油纸。一下雨，水就透过柏油纸直往下漏，屋子一漏，家里就东一个锅、西一个盆积水，人睡在地板上，水就在旁边“嘀嗒”、“嘀嗒”地漏着，没多久，锅瓢碗盆里就积满了雨水。
一到冬天，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外面刮大风，屋里刮小风，北风从木板缝里直往屋里乱窜，室外温度就是屋里的温度，母亲找来旧报纸，用糨糊，把屋里四壁的木板缝全糊起来，糊了一层又一层。
这样，冬天里冷风就吹不进来了。
但好景不长，这纸糊的屋，无法抵挡住雨水。别说大雨，就是毛毛细雨也会把报纸湿透，四壁的报纸一湿就沉，一沉就自由落体往下掉。因此，每过一个时期，我们家就得换一批报纸重新糊屋的四壁。
因为贴在墙上的报纸上有各种各样的老新闻，又因为这屋特别低矮，我们挤在屋里就往墙上看，从屋内四壁的报纸上，我们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刮风下雨天，屋顶的柏油纸被刮掉，不指望邻里的帮忙，母亲赤着脚爬到屋脊上，把柏油纸重新盖好。
到了夏天，这房间里根本无法坐得住，火辣辣的太阳把我们兄妹几个烤得浑身冒汗。学校离家距离不等，谁先到家谁就先吃饭，每当我一人在屋里时，实在热得不行就干脆光着屁股吃饭。
夏天的木板房子，到处是臭虫。
这些臭虫很狡滑，它们不在地板上，而是先爬到房顶，当我们光着身子睡着了，它们就从屋顶上掉下来，落到我们的身上，吸饱了血，鼓着大肚子慢慢爬走。
母亲总是在深夜里，一个人趴在地铺上，在每个孩子身边找臭虫。
母亲说：“孩子没吃没喝，说什么也不能让臭虫吸他们的血啊！”
自从我们搬进棚户区后，很快就得了两个“有名”，一是穷苦得“有名”，二是孩子读书用功“有名”。我们每天在小天井里低着头，背着书包，进进出出，与周围的人接触不多。
我下午回家就爬上阁楼做功课，或者去拎水、买米、面，在屋里烧火做饭、摊饼，整个小屋被烟火熏得乌黑……zaop6.jpg
晚间，我们坐在灯下读书，我们家的电灯只有十五支光，那时用的灯泡是老牌“亚卜尔”灯泡，夜间不到十点钟，四周邻舍就睡觉了，隔着薄薄木板传来了如雷的鼾声，而我们每到晚上朗朗读书的声音，别人也能听到。
冬夜，我和弟弟挤在一床破旧的棉被里，靠互相的体温取暖。夏夜在露天的街头，我们像表演杂技似的，卷缩着身体在不到20公分宽的长凳上过夜，不会从长凳上摔下来。
自从搬进这间棚户区的小阁楼，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总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从1955年一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一家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总算有饭吃，有衣穿，也有书读了。
可是好景不长，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夜里，一群造反派闯进我家，把这间小屋踏平，留下一堆破板和瓦砾，从此母亲和妹妹们都被赶出了家门。
孩子：
这就是爸爸记忆中的童年。
老爸在十二岁时，家里就出了父亲被捕入狱的大事。一家人落入社会的底层，在生存线上挣扎。生活展示给我和我的家庭的，是世间的白眼，是眼泪、忧郁、惶恐、贫穷与苦难，是哭泣的黄浦江，是雾色的上海滩，是老虎灶堂前的喧嚣，是棚户区低矮的阁楼……当然，也有冬夜中好心人的宽慰，咸菜萝卜就米饭的香醇，以及昏灯下孜孜的苦读。
孩子，爸爸自小因你爷爷的事，笼罩在政治与生活的阴影中，是一个为人所轻贱的生命。但是我和我的弟妹，我的家庭却从未轻贱过自己，我们因顽强而变得无畏，变得高贵！
孔夫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孩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其生命最初均如小草，极为脆弱。经过风吹雨打，日晒冰冻，才会一点一点变得坚实强壮。老爸一家人在那样的日子里没有绝望，是因为我们心底始终怀抱希望，相信将来会好起来的。
人的生命是如此顽强，只要有阳光、雨露，就会伸展枝芽，绿荫如盖……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