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在北京期间就听到陈里宁被中央文革收监的消息。不知道怎么查出来的，陈里宁不但反刘少奇，而且反毛。我们一腔热忱，要把赵德欣炮制成“陈里宁第二”的美好愿望，也渐渐冷却下来。岂止陈里宁，王力、关锋都揪出来了，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我们回到昆明第二天，就去拓东路体育馆参加“打倒王力报告会”，真是“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我有一种预感，像我这样的地主子女，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被“六.二三” 揪出来。回想起去北京前，我们住在“八.二三”总部，听到的一件事，使我十分伤感。昭通地区有两派，一派是“八一派”，一派是“八五派”。按照当时“革”与“保”的划分，“八五派”应该加入到“八.二三”阵营中来，但是“八一派”抢先在“八.二三”总部注了册，“八五派”只好去找“八.二三”的对立面“炮派”。“八五派”本来在文革初期就是挨整的对象，怎么能够去投靠要维护“整人成果”的“炮派”呢？
因为时间久远，能够看到本文的，估计是没有参加过这场大革命的后生。我得为读者提供一点关于云南两派的可识别标记，否则会让读者有不知所云之感。至于说得准确不准确，毕竟占有资料有限，能否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只有留给研究和考证文革历史的专家了。云南“八派”的大本营在昆明工学院，头头叫黄兆其，浙江义乌人，昆明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提起义乌，令我想起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他也是义乌人，这两位同乡居然殊途同归。也许人们会认为，我是风马牛不相及，瞎扯。无妨说出来，供读者辩识。我仰慕吴晗这位历史学家，特别是被毛活活整死，更增加了一层敬意，几乎把他与历史上的董狐并列。随着信息一步一步通畅，经过专家考证，吴晗是因为给毛拍马屁，才被毛活活整死。至于他的小老乡黄兆其，官至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吴晗的北京市副市长同一级别，判了十八年徒刑，死在监狱里。你说，是不是殊途同归。
云南“炮派”的大本营在云南大学，它的全称是“毛主义炮兵团”，光看这个名称，就不能不佩服始作俑者的天才，正是刘少奇提出“毛思想”，才被毛选定为接班人，这位天才已把“思想”上升为“主义”，不知毛有何打算？头头叫方向东，据说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因为无限崇拜毛以后才改名的，做过省邮电局革委会副主任，丢官以后，办企业发了财，我们县里几个“八派”头头，在蹲了几年监狱以后，一度投靠他，他也不计前嫌，收留了他们，说明这个人非常实用。
云南“八派”这条线，大理地区叫“四.二0”，宾川县叫“六.二三”；云南“炮派”这条线，大理地区叫“大联合”，宾川县也叫“大联合”。这是名称上的识别，至于内涵，根据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我对两派进行过分析，我认为 “六.二三” 派即八派，反政治迫害，要平等，争人权是参加者的基本动机，构成非常复杂，基本由下列几部份人组成：1、运动初期打成“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的干部群众；2、错误的挨过领导批评或受过处分甚至遭受过不公正的政治迫害的人员；3、有着种种毛病和领导关系处理不好或个人欲望未被满足，对领导有意见者；4、出身于“黑七类”家庭或非“红五类”的子弟，受歧视，升学、入团、入党、提干难以实现的学生、工人、干部；5、热情、单纯对毛盲目崇拜的而又被呆板的教育制度和沉闷的空气窒息了的青年学生；6、1957年的右派及历次政治运动挨过整的干部。以上这些“坏人”在当时阶级斗争气氛十分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没有任何表达自己人格尊严的可能性，更无力捍卫自己做人的应有权利，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在毛的支持下，这批“乌合之众”聚集在“造反有理”的大旗下，或义无反顾或小心谨慎地投入了运动，企图找到自己的出路和前途。另外一派是“大联合”即炮派，以“红五类”子弟，党、团员、老工人老贫农为主体，文革初期，批“三家村”、揪“小邓拓”、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他们所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奔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县委的御用工具。
通过这样介绍，两派的所谓“大方向”，基本上有了一个轮廓，至于一个家庭分两派，前面说的昭通地区“八一派”和“八五派”的错位，那只能用个别和一般来解释了。
我和王其新在拜会了“八.二三”第三号人物刘殷农之后，就住到侯永年家里去了。刘殷农原是昆明市公安局的一名干部，能够参加到以学生为主的造反派营垒中来，自然倍受青睐，在做了一段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之后，和黄兆其一起进了监狱，比黄兆其少判了四年。
侯永年的家在香油巷5号，这是一个私人庭院，为父亲侯晋修的私产。侯晋修教授早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科大学，执教云南陆军军医学校和云南大学医学专修班，长期从事疟疾防治工作，被称为云南三大疟疾防治专家之一。他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0年去世。我们住到侯永年家时，侯父从他工作的勐海县回家养病，已是风烛残年。
侯永年其人，在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已经以一个英雄的姿态入主我的脑际。有几个右派在我们村里上门，常常听到他们说起侯永年的逸闻奇事，因为他经常挨斗，要他跪下他偏坐下，五花大绑不哼一声，是一个打死不投降的英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下半期，他父亲在大理喜洲一家私立医院任院长，他在大理上初中。中共建政初期，他放弃了学业，到地区公安处做一名侦察员，他干得很出色。他成功地打入土匪内部，最后消灭了土匪，立功受奖，入了团，成为公安部门培养的重点对象。当时地区公安处的处长是张茂林，这是一位老红军，曾经来我们学校作过报告，讲他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工农干部嘛，没有什么文化，讲得比较低俗的地方，一直成为学生的笑料。副处长张洪，则是参加过学生运动出身的地下党员，高中文化，到中央党校学习过，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侯永年追求进步，把张洪奉为导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据人家讲，张洪的罪证主要是，他提出“谁的马列主义水平高，谁当领导”，侯永年是张洪的有力支持者。这不是明摆着把矛头指向没有什么文化的张茂林吗？张茂林把张洪和侯永年打成反党小集团，两人都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张茂林为了把张洪批倒批臭，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法，让侯永年来揭发张洪，侯永年表现得相当出色，把张洪揭了个底朝天。张茂林的目的达到了，念其侯永年揭发有功，给他作了“保留工资”处理。张洪和侯永年踏着甸头高坡的黄土，被遣送到宾川农场监督生产。
侯永年没有逃脱被惩罚的命运，痛悔上了张茂林的当，主动找到他的导师张洪，痛哭流涕。张洪表现得很大度，不责怪他，只是说历史将宣布他们无罪。在那经济极为困乏的年代，“保留工资”意味着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条件，张洪拿21元，侯永年拿超过张洪一倍的工资，侯永年原本即一慷慨豪侠之士，他在钱文上常常资助张洪，两人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战友变成了难友。但是到了安全运动中，侯永年旧病复发，又重演了一遍揭发与忏悔，张洪再次原谅了他。每一次运动中，他都有相类似的表演，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话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看见我们在乱赵德欣的事情，也许是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开始张罗给张洪翻案。住到侯永年家里以后，我病了，他的继母邹敏在昆华医院血库工作，全得她的帮助，领我到昆华医院治好了病。邹敏医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对侯永年似同己出，把侯永年的妻子、小孩安排得可好了，侯永年和他的父亲，一对右派父子，只有回到香油巷5号，才有船舶停泊在港湾的感觉，正是有这样一位伟大女性的支撑，这一对右派父子，才能在苦难的岁月中一天一天地熬了过去。
侯永年毕竟是克格勃出身，搞材料的本领相当高强，他几乎弄到了当时给他们划右的全部档案材料，但给张洪翻案的申诉却是请人代笔，他自认自己的文才不能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代笔人刘伟志，我上中学时的校长。刘校长是调离宾川一中以后才划为右派的，他和侯永年同在哀东队监督生产，即本书曾重点描述过的，诗人陈文寿，末代土司肖成良在过的那个队。此时的刘校长，费尽移山心力，总算把户口办回了昆明，准备跟张洪的哥哥学习木工手艺。由刘校长代刀的申诉材料脱稿以后，我们一块到了刘校长的家里，当事人张洪缺席，由他的哥哥代理。张洪为什么缺席？说来寒心，张洪还戴着右派帽子，因为他一直不认错，像他这样级别的人，摘了帽子的，前几年就安排了工作，如我在第六章《深山泪》中提到过的，宾川县长顾思义就到一个县的食品公司当了经理。侯永年倒是老早摘了右派帽子，文革初期被重新戴上帽子，红卫兵造反一风吹又摘了右派帽子，所以他才能以摘帽右派的身份，悠哉游哉回昆明探亲，如此殊荣，还戴着右派帽子的张洪，求之亦不可得。
侯永年举起造反大旗时，还印发过一本控诉材料《愤怒控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段伯苍的滔天罪行》，洋洋大观，旁征博引，数落了农场场长段伯苍十大罪状，每一条都是死死扣紧段伯苍反毛泽东思想，我看一条能够成立，就足够进劳改队了。文章大有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文风，后来陈文寿告诉我，是由他口授，侯永年记录下来的，侯永年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嘛！但陈文寿和张洪一样，还戴着右派帽儿，不敢露面，只能暗中帮忙。就为这，到了清理阶级队伍时，开太和农场斗争会史纪录，斗了侯永年三天三夜，索子捆断了几根。有的人对二进宫右派颇觉珍稀，侯永年是三进宫呢！
我们到了刘校长家里，聆听他为张洪起草的报告书，他读得非常投入，他的弟媳在一旁听了特别感动，因为她缺少这方面的经历，一旦听到这些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迫害，总会恐惧的。我们在昆明那些天，中央作出《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规定》说：“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反映，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述，无理取闹，乘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乘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我们干的这些事情明明是在走钢丝啊！
但，侯永年是个坚强的人，1968年1月回到宾川后，他和张洪翻过横亘在宾川和下关之间的甸头高坡，到了下关，十年前他和张洪也是翻过这道高坡被押解到宾川农场的。然而，这一次，张洪再也没有回到宾川，再也没有见到苦命的妻子和孩子。1968年1月16日，是一个血腥的日子，罪恶的武斗，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力量不足的这一派吃了大亏，也就是侯永年在的这一派。他和张洪也不图什么，只希望凭借群众组织的力量，帮助他们洗清冤屈，还个公道。力量大的那一派，在血腥的清洗中，有人点水说，这人是右派张洪，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二话不说，把张洪枪毙了，比杀只鸡，杀条狗还来得容易。那时的政策，打死地富反坏右份子，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一句“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就把你打哑了。
侯永年没有被人点水，被释放了。他戴上一顶破草帽，搭上了一张去祥云的马车，跟马车夫攀谈上了，谈起他也是赶马车的，马车夫正想休息一阵，把鞭子给了他，顺便考察一下他是不是冒牌的。侯永年接过鞭子，一招一式满在行的，领到了驾驶执照。尽管沿途设关设卡，因为马车夫熟人教多，就没人更多地过问赶车的侯永年。凭着他的机敏，经过长途跋涉，终于逃到昆明。
因为张洪的死，对侯永年的非议可就多了，大部分人认为是侯永年害了他，如果能活到右派改正，还是有好日子过。侯永年就是有几张嘴也辩不清了。右派改正后，侯永年在大理医学院当了保卫科长，通过自己的努力，还考了执业律师。他中学时的一位老同学李宣，下关名老中医李品荣之子，学中文的，是位语文教师，颇有文才。侯永年硬要他写一条幅以铭志。李宣非等闲之辈，写了：“削尖脑袋钻进共产党内，满头大汗挤进知识分子队伍，恬不知耻站到大学讲坛，狗胆包天坐在律师席上。此乃屎鸪鸪侯永年是也。”看到的人无不拍案叫绝，称赞李宣老师是写实主义的大师。侯永年口服心服，请他的另一位擅长书法的老同学方国杰赐墨宝，请人装裱后，悬挂于中堂。这些年他做律师，老早进入了富人阶层，车子有了，房子也豪华，前来拜访的各色人等，对他的这一世纪条幅，无不烂熟于心。作为别人笑笑，笑笑别人的珍品，已传播到县份上，甚而至于有如法炮制者。
还是回到刘校长的家里去吧。师生相见分外亲切，我跟他说起被他错处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沦落，我想他能够听进去，要是在他得意的时候，他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的。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年纪小，家里穷。人说，马瘦被人骑，人穷被人欺。年纪小个子矮，安排坐第一排；家里穷，总是表现得猥猥琐琐的。坐第二排的有一个叫李克显，他的哥哥是学校里的校工，负责打钟和烧开水。和我同排的白树森是力角人，出奇的幽默，我常常同他去找分在别的班次的他的同乡玩，一伙天生幽默的人聚在一起，说东道西，口无遮拦，落得痛快一时。白话无根，越摆越深。不知道怎么扯到李克显和他的哥哥身上去了，有的说，钟匠的谐音“中将”，平川（李克显的家乡）是一个出将军的地方，已经有杨希闵（滇军司令）和杨如轩（陆军中将），现在又添了李克显的哥哥。有人问：“你们说的是不是李开水？”说之无意，听之有音，隐藏在某一个角落的某人，对我们高谈阔论已十分嫉恨，迅速捕捉到了闪光点，然后加油添醋，上升到污蔑工人阶级，怂恿李克显和他的哥哥去向刘校长报告。刘校长不进行核实，当天晚上即召集全校学生大会，宣布对我们的处理决定：严重警告。刘校长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和对党的忠诚，再次进行了阶级立场十分坚定，十分热爱工人阶级的煽情。刘校长家庭成分不好，最怕人家在这方面抓着把柄。回到宿舍，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我是一个旁听者，我没说什么呀，李克显纯属不让他抄作业对我的报复。
蒙冤十二年之后，我终于找到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吐了冤情。刘校长怀着深深的忏悔，我不过是说说而已，他已经很惨了，婚姻问题也没有解决。右派改正那年，他回宾川一中看望老朋友，我去看他，他仍是孤身一人。又过了几年，我去昆明出差，在西山龙门风景区聂耳墓地不期而遇，他总算成了家。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宾川一中校庆，来自四面八方的校友汇聚一堂，我想找找李克显，与刘校长合个影。一个班四、五十个同学，都探明了来踪去迹，惟有李克显不知去向。
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就住在我工作的这个城市里。我这个人，对做买卖素无兴趣，一般情况是不会主动去跟生意人交谈的。事出偶然，那天到一个小食店吃饭，无意中看到一块“宾川老官风窝煤”的牌子，我走上上前去，与这个老官攀谈起来，我问：“你们是宾川什么地方的？”还没等他开口，他的老伴快人快语：“我是宾居街的，他是平川的”。我继续问：“你是平川哪个村的？”“康林摩”。听到这个村庄名，我急切地问：“你知不知道这个村里有个李克显？”“我就是！”他那从容镇定的回答，让我傻了眼。
我不告诉他我是谁，他也认不出我来，一别四十多年，多少风霜雨雪。我问起他怎么没去参加校庆，他说，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把他请到家里来。想当年我被打入另册时，他背着一只枪，颇为得意。到如今，他投入了生活的最底层，已过之事无心再提。他说，他有个哥哥在临沧工作，他转学到了临沧地区中学，条件比宾川好。他没有考上大学，但因成分好，留在学校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的头头，红了几天，“四人帮”垮台，云南不按中央“两派都是错误的”行事，把他抓起来判了九年徒刑。我就不明白，这么重的刑，当过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还差不多，他连一个校革委会副主任都没当过。我问他有没有打死人，他说没有。也许是另有隐情，也许是临沧地区“揭批查”搞得太过火，我就不得而知了。
幸好老婆能干，这些年基本上找够了养老的钱。他也有他的痛苦，儿子吸毒死了，他还得把儿子丢下的小孙女供养成人，人老了还得卖风窝煤。他不无自负地指着我说：“我的身体比你好！”哎，人啊人！人的一生谁说得清。倒是他老婆直道，听我说唯一的遗憾是全班合影找不到了，她说她还保存着。凭借现代数码技术，不但给母校寄去一份，还给部分同学也寄了一份，特别注明李克显夫妇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从北京回到昆明，在侯永年家里住了好长时间，并不是赖着不走，而是交通运输中断，没有回宾川的车。为了给赵德欣和陈文寿的申诉，讨个说法，侯永年带我去了省军管会，我从中央文革开了给省军管会的函，只好委屈侯永年冒充赵德欣，我冒充陈文寿，赵德欣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和他在一条起跑线上，他没有什么意见。但陈文寿就不同了，他们俩在一个队劳动，由于性格上的差异，平常磕磕碰碰，陈文寿的帽儿还没有摘悼，他对陈文寿颇不以为然。到了省军管会，一位接待的军人看了陈文寿的材料，根据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当场给以批评，我也不敢说自己就是陈文寿，接待的军人看我年纪轻轻的样子，也相信我不可能是陈文寿，否则除了训斥，说不定还会动手呢。我和侯永年还去找彭荆风玩过，但他认为彭荆风十分高傲，连眼睛都不扫我一下，可能与我不怎么熟悉，于是借故中途告退。这些事，侯某人当面不说，是与别人议论我的不是，才转到我的耳里。彭荆风正是因为对侯永年素不相识，才犯忌讳的，我也因此引出教训。
侯永年走了，彭荆风和我谈了白桦的情况。白桦划右派以后，因他的爱人王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照顾他，让他到上海劳动。摘帽后安排到武汉军区创作组，文革初期受批判，红卫兵起来造反以后，他也站出来造反，“百万雄师”把他抓起来，后来被“钢二司”小将抢了出来，还印了一本他写的诗稿《迎着刺刀散发的传单》，给彭荆风寄了一本。只要你了解白桦的这段经历，对后来发生《苦恋》风波，自不足奇。姜泓为鲁礼安《仰天长啸》所作的序，有这样一段话，特抄下来相对照。“事实上，当时我们都已成为俎上之肉，随时随地任人侮辱摧残，是争取生存权和对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介入了造反派的活动。最突出的是公开站出来造反的诗人白桦，因为他是现役军人，保守派奈何他不得。1967年夏天，白桦常常出现在大字报栏前和一些群众活动场所。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他一个人面对大批暴徒，与之辩论，营救被围困的造反派学生。他的组诗《迎著铁矛散发的传单》，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众那种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的意愿和激情。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传颂一时，脍炙人口。这些诗印成小册子以后，他亲自在街上散发。一次我遇见他，向他索取，他答应过几天给我。几天以后，他到文联大院来，把诗集送给我和徐迟、姚雪垠。徐迟对这些诗评价很高，他伸出拇指说：‘全国文艺界头一份！’”
经过侯永年多方联系，总算找到了一张到下关的货车。坐上西去的汽车，经过两天的行程，我们在清华洞下车，步行到达宾居农场赵德欣的家里。赵德欣看了董妙荫写的证明材料，也没说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再也不提反刘少奇的事情。此时，宾川两派已燃起武斗的烽火，谁还会真正去批刘少奇。王其新是家里的顶梁柱，住了一个晚上就赶回去了。赵德欣要我到宾居给萧英帮忙。
萧英矮我一级，因父亲劳改而中途缀学。好在他的成分好，被吸收当了民办教师，他会画画，想考美术学院，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考成。五年前，我去农场找彭荆风，赵映国夫妇任教的大营小学是我的中转站，常常听他们谈起萧英其人。一个原因是萧英和他们在一个学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萧英娶了这个村庄里一个侯性女子，据说这个女子是方圆十里的头一朵花，赵映国夫妇为他们做了牵线搭桥的工作，那时正准备结婚。我没有见到萧英，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当赵德欣把我领到宾居街见到萧英时，我俩只有十多年前依稀的记忆。但我在“六.二三”战报上写的那些文章，他是读过的，他热忱欢迎我的到来。
宾居地区的“六.二三”造反派，主体是农民，不同于县城的主体是学生。萧英的文化素养和为人处世，使他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军人物。在许多问题上，我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有心照不宣之感。宾川是一个一条枪的坝子，宾居叫上川坝，我的家乡牛井叫下川坝。多年来，给我一个感觉，下川坝民丰物阜，人民比较安于现状；上川坝风高气爽，民情剽悍，富有反抗精神，宾川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当年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专制统治，首先在上川坝策动，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文革中的武斗，似乎又再次落入了二十前的理想窝臼。
宾居“六.二三”分站，住在一个叫水管所的单位，萧英的的弟弟在这个单位工作，但对他哥哥干的这些事并不热心。我住到水管所以后，给这个地区参加这一派的各界人士，做了北京上访的报告，总之就是那些馊锅巴烂冷饭的，听到的，见到的，想到的，还美其名曰：传达中央的声音。无非是烂得不透，乱得不够，煽动大家起来造反。惟恐天下不乱的痞子心态，暴露无遗。特别是那些，当年参加过武装夺取政权，新的政权把他们送去劳改，被抛弃了的人，翻案的心情十分迫切。他们认为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是跟毛走，后来被送去劳改，是朝廷中出了奸臣，奸臣就是刘一类的人吧，毛睡在鼓里，被蒙蔽了，这回来救他们了，所以他们提着脑袋闹革命还是跟毛走。加上这些人有拿过枪杆子的经验，小小武斗算得了什么，这些人便成了萧英的堡垒户。这些人是什么人？在国民党时代，他们是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搞点小偷小摸，让人抓住了被吊起打。后来扛着枪打家劫舍合法化以后，吃着了甜头，积极性异常高涨。新的政权把他们送去劳改，是必要的，按照对立面“大联合”的说法，一点也不冤。公正的讲，萧英是一个正派人，老幼三班所公认，街头巷尾的大字报，没见攻击萧英人品的，充斥市面的是攻击那些戴着劳释份子帽子的革命党。萧英交给我的任务是，怎样为这些人辩解。我首先得寻找理论依据，当然只能从毛说过的话当中去找，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不是土匪么？然后用阶级分析这一法宝，进行糟得很和好得很的各自评判，采取迂回包抄的手法，避重就轻，瞒天过海。占得最硬的是，这些人都是百分之百的贫农，劳改过但没有戴上帽子，最后的结论是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任何人也没有资格剥夺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磨嘴皮子，耍笔杆子，“大联合”不是“六.二三”的价钱，怎么办？要打垮对方，只有动武了。
高音喇叭的发明者，如果从知识产权和专利的角度讲，他可能没想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会得到如此淋漓尽致的应用，好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要知识产权和专利那一套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否则，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唾手可得。双方打派战就靠这个，“大联合”的高音喇叭拴在粮管所院内的大榕树上，“六.二三”的高音喇叭拴在水管所院内的大榕树上，两个高音喇叭对骂，吵得一条街的平民百姓不得安生。骂着骂着，动起手来，本来是街坊邻居，居然为一个狗屁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肢体冲突在这条铺着石板路的古老街道上，逐渐升温。“六.二三”的人被捉进了粮管所，或者“大联合”的人被捉进了水管所，那就倒霉了，被审问殴打以后才放出去，双方的执行者未必读过法西斯的集中营，但就这么一回事。
在粮管所这个变相的集中营里，还关着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县委副书记。当时谁的手头掌握着走资派，谁就掌握着主动权，因为没有走资派可批，这个会开不起来呀。作为手头没有掌握着走资派的“六.二三”，正在策划如何抢过来。萧英是一个有计谋的人，“大联合”里有一个头头叫杨子标，他是萧英的朋友，他常常把“大联合”内部的机密送出来，说白了，他是萧英安插在“大联合”的内奸。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萧英就把藏在身上的字条拿出来给我看，根据杨子标提供的准确情报，商量对策。萧英对我这般信任，但我因为成分的包袱背得太沉重，除了做点文攻方面的工作，对于打打杀杀，我是尽量退避三舍，这也为我后来免除了杀身之祸。
这个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萧英代表“六.二三”做了常委，杨子标代表“大联合”做了副主任，“一打三反”运动中，萧英被关进看守所，杨子标被撤消职务。林彪败露后，萧英复出，入了党，做了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四人帮”垮台，又被逮捕法办，在劳改营度过了五年时光。我在滇南一家医院工作的时候，他出狱以后就到那里提取黄连素，他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后，正准备去找我，我又去了滇西北一个研究所。当他找到我时，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他告诉我，在看守所，在劳改营，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摧残。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后来在家乡办了一个小工厂，干得红红火火，然而天妒英才，死了，还不到五十岁。好在结婚早，子女成器，他的妻子也没有更多的后顾之忧。
杨子标也来找过我，要求搞镶牙工作，那时边境地区不开放，未能帮上忙。听说他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干上了镶牙的行当，也许他至今还恨我不帮忙呢，做人难啊！
至于萧英、杨子标，在他们的人生舞台上，怎样演文革这出大戏，因为需要较大的篇幅，才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只好就此打住吧。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