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代曾经历过文化荒芜的年代，在一个人最想读书的年龄，却没有书读。那时若是碰巧弄到什么书，就像是饥饿的小偷，迫不及待想吃下去。文革开始后，我们那个山区小县的文化馆就被关闭了，查封的书都搁在县公安局旁边一个小屋里。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半夜从窗户爬进去，在乱七八糟的书堆里，我捡选了一本鲁迅的《野草》。书是竖排本的，已经发霉，但我却喜欢极了，甚至把自序背了下来，开头就是：“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尽管当时并不明白这些阴暗文字的内涵，但那种矛盾的思维却让我着迷。
四十多年过去，如今突然要来谈谈自己的读书，我不期然地又想起鲁迅的《野草》自序。也许是少年时的特殊经历，我最初是通过文学去认识世界和人生的，后来也一直抱着随缘读书的态度，对认识人生的兴趣大于学术研究，古今中外的知识皆有涉猎，却难以归入某个学科，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我觉得专家大抵是这样，花费一生时间去研究某个对象，但绝不会让自己与研究对象产生丝毫人生的关系。这不是我的秉性，文学是我的专业，同时也形成了我的基本人生观。我在读书时更喜欢作为一个读者，关注文学与人生。只有这样的关系能够引起我的阅读兴趣。
所以我想谈谈对我的文学阅读有过很大帮助的几本书，它们的作者都是学者型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不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的文学批评却是我敬服的。他们对文学的诊断明晰、准确而不失复杂，既非艰深的理论，亦非玄虚的感悟，很适合普通读者的常识理解，又有一定的知识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相互抵牾。这表明，文学的理解是广阔的，只有虚假和造作需要警惕。
首先是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这位英国女作家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但她的文学视野却很宽广，我觉得其中《俄国人的观点》和《论现代小说》尤为重要。这两篇文章都是谈英国以外的文学，伍尔夫采用的是印象式批评，往往有独到的会心。从她那些优美的批评文字中，可以领悟到什么是文学的本体论立场。
伍尔夫发现，俄罗斯作家身上都有两种品格：朴实无华和人道精神。心灵是俄国文学的主要人物。与英国小说不一样，俄国文学总是在问“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契诃夫对生活意义有深切的兴趣，总是揭示某种不自然的现象，“某一妇人同人建立了虚伪的关系;某一男人由于非人的生活环境而走向堕落。心灵受创;心灵愈合;心灵没有愈合。这就是他小说的实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心灵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心灵与理智的联系极为微弱，无法就范于逻辑或诗学的约束。而当更伟大的托尔斯泰嘲讽人们的欲望时，“世界的确是在我们的脚下土崩瓦解。”
由于伍尔夫感兴趣的是精神，而不是肉体，她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等英国作家的功利主义感到失望，认为他们写的都是非本质的东西，笔下的人物过着充实的生活，但人们仍不禁要问，这些人物生活得怎样?他们为什么而生活?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如果花费大量笔墨仅仅是要证明作家的叙述生动逼真，这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基于此，伍尔夫认为乔伊斯的作品更贴近生活本身，因为他写的是人的精神，表现通常被生活排斥和忽视的方面，甚至为此抛弃了连贯性等次要的东西。伍尔夫以俄国小说来证明她对乔伊斯的推崇，从斯特恩到梅瑞狄思都表明，英国文学的天然乐趣是幽默和喜剧，是智力的活动，而俄国文学则是对灵魂和内心的理解。
同为英国人，奥威尔的文学批评又别具一格。这位《1984》与《动物农庄》的作者在文学批评中同样注重思想因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批评托尔斯泰的文章。托尔斯泰抨击莎士比亚的戏剧不真实、不自然，有着“最低级的最不道德的”的倾向。在奥威尔看来，莎士比亚的确不是一位思想家，他像多数英国人，有行为准则却没有世界观，而托尔斯泰最不喜欢的就是价值的多样化，尤其像莎士比亚那种“对实际生活感到谈不上愉快而只是兴趣的倾向”。托尔斯泰有着强烈的拯救观念，希望消除人世一切缺陷，他的文学标准是理想世界的标准，想要教导人们怎么生活。而奥威尔却指出，正常的人并不需要天国，只想在人世活下去。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充满生气，就因为在他眼里，“人生虽然充满悲伤，仍是值得的”。
说到底，莎士比亚与托尔斯泰属于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类似的区分之前有席勒提出的素朴与感伤，之后有以赛亚·伯林揭橥的狐狸与刺猬。在捷裔作家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中，他把这看作是小说与诗歌的根本区别。小说是求真思维，诗歌是求善思维。在小说家的世界里，生活是多元的、不确定的。在诗人的世界里，情感往往指向崇高与超越，拒斥平常的生活，因而诗性的绝对观念最容易为天堂所诱惑。昆德拉喜欢狄德罗、斯特恩，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出于这一点。无论昆德拉对陀氏的看法对不对，他的确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现代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确实与极权有着某种联系。
昆德拉的论述动摇了我所熟悉的文学原理，近代以来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浪漫主义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崇尚创造与英雄，文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意义世界，它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同时又是对生活的指导。但由于对现代人来说，意义与价值是人的主观所赋予，无法在主观之外得到证实，因而昆德拉质疑绝对的意义世界是有道理的。至少他促使我们思考，文学的正当性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已经无须争辩，从认识全部生活的角度看，文学自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知识结构，有着不能越过的边界。
近年来，我经常阅读以赛亚·伯林的著述，就是想借助他出色的观念史分析来理解文学的发展。在观念史的研究方面，伯林是当代无出其右的大师。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伯林指出浪漫主义思潮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且是人类观念史上的一次大转变，标志着两千年来“知识即美德”的旧观念的衰落。新的观念拒绝事物的超验结构，认为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主观塑造的结果。从此，价值不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这个注重主观创造的观念可以表现为价值的多元，也可以导致极权的产生。它试图将美学模式运用于现实生活，认为只要是出于真诚的动机，结果的好坏并不重要。今天，大多数欧洲人仍然是新旧两种思维模式的继承者，并且在二者中间摇摆。
借用伯林的比喻，昆德拉更像狐狸，肯定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质疑和解构主观的意义世界，另一位捷克作家哈维尔却像刺猬，想要重构超验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是人类生存的“绝对的地平线”。靠着伯林深刻的洞见可以发现，这两位作家的分歧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反对的都是浪漫主义的世界观模式，昆德拉提出问题，哈维尔则试图解答问题。当然，对于相信理性与科学的现代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我们或许也只能在超验与经验之间摇摆，同时对两者都保持警惕。
换言之，我们只能承认人性的局限。
原载《南方周末》6月4日阅读版
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奥威尔《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