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提到设一个刘宾雁奖，这是一个挺好的设想。现在各种名目的文学奖不少，我建议刘宾雁这个奖是不是专门对记者，或者专门对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有针对性。
《刘宾雁时代》这本书，今天刚得到，还没有来得及看，我想这个书名取得很好：“刘宾雁时代”。想要理解刘宾雁，就需要理解这个时代，除非我们对刘宾雁有很深刻的瞭解，才能对他所身处的时代有深入的瞭解。反过来，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不瞭解，我们也没法理解刘宾雁的价值和意义。
刘宾雁是个作家、是个记者，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虽然80高龄去世，应该说寿命也不算短，但是他能够公开写作的时间非常短，而他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数量上并不太多。1957年引起比较大影响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到80年代影响大的就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要把他的作品整理出文选、文集，你会发现部头并不是特别大。而且我也怀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未必能看出他这些作品的分量。
现在，我们在网上，甚至在官方的纸媒上，都能看到不少似乎更尖锐的针砭现实的文字和报道，是吧？今人恐怕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宾雁这些东西当年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另外就是宾雁思想上的局限性问题，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刘宾雁一类的人会选择共产党？宾雁整个思想的变化是跟那个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的。写刘宾雁，要写出他那个大时代，要把他放进那个大时代去写。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我还没看书，我只是担心这一点作者未必写得特别深入。而如果我们不从这方面下功夫的话，确实就会妨碍后人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别说后人了，就连经历过当时的过来人，时过境迁，不要说50年代的整个政治氛围很难想象，就连80年代的那个社会氛围，我们也很难想象了。除非重现当时整个氛围，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刘宾雁。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反右”没经历过，至少“文革”是经历过的。现在别人问起我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们都说当时我们很狂热，但怎么个狂热法呢？那么大的人不可能很狂热啊，狂热一天两天可能，那么多年，怎么老狂热啊？说不过去啊！一定有更深的东西在里头，这些东西需要很多解释。
我觉得最难表达的就是当年那种社会氛围。“丹青难写是精神”，我觉得文字其实最难表现那个大的氛围。具体地写到某个人，他当时说的话、做的事，都不难很写实地写下来，但是你要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这就非常非常难了。几十年来中国变来变去，变化很大，而且很特殊，都是以前没有先例的，以后也几乎是不可能重复的。
记得20多年前，1990年，我去德国，见到汉学家马汉茂。那时候，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本书正走红，红卫兵一代都很称赞，觉得这本书最原汁原味。可是马汉茂就表示他看不懂，不明白当年老鬼为什么要作出那么多疯疯癫癫的极端行动。这就是因为老鬼没有把当时的大背景和社会氛围交待清楚。我们是当事人，他不写我们也记得，所以我们看得懂。换成别人只觉得莫名其妙，就看不懂了。
我接触过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向他们推荐宾雁的一些作品。他们看不出多大味道，和我们当时看刘宾雁作品时的感觉很不一样。宾雁的作品，你说它“接地气”，这是很大一个长处，但也有一种限制：一旦时过境迁，他的作品和他写作时的“地气”离得远了，读者就读不出它的劲道了。
宾雁在海外这么多年，写出的有分量的作品并不太多，因为他就是那一类作家：他需要生活在中国，他需要接地气，亲自感受到那种社会氛围，他才能够进入兴奋的创作状态，夜不能寐、奋笔疾书的劲儿才能出来。而出国之后，他虽然不断想瞭解中国的事，见人就打听，不管谁谁谁，只要来自中国他马上要问情况，他很想瞭解那个东西。宾雁有很好的经验储备和知识储备，也有时间有余暇，不至于像很多流亡者那样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奔波。但是，他并没有写出特别有分量的东西。我想，那不是因为他在理性上缺少有关的信息，而是因为在感性上他进入不了那种状态。
现在国内有的作家，有意离开大都市，甚至还有意识地避开和文化圈里的人来往，待在一个小地方潜心写作。这看上去和流亡作家的境况类似，其实不然。因为前者还是在那种氛围里、那个场里，后者却很可能是在那种氛围、那个场之外。至少对刘宾雁这一类流亡作家来说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许有助于我们瞭解宾雁的人和文。
王朔的一个深刻观察
刚才郑义也谈到“中国的良心”这个问题。1997年，王朔到美国访问，和大家聊天，他就说了一句——说的还挺对：王朔那个时候很红，王朔说他们这些走红的作家和80年代走红的作家不一样，80年代走红的作家，例如刘宾雁，是道义形象，大众把他们看作道义英雄，很尊崇；后来走红的作家，像王朔说的他自己，就缺少这种道义光环，并不被大众当成道义英雄，他们可能更被大众喜欢，但没有那么尊崇。这个观察很深刻。
这一点在宾雁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象宾雁这样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会起到那么一种作用，会辐射出道义光芒？光看文本不一定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宾雁的整个研究都还有很大的余地。
宾雁的思想确实很多和我们在座的想法不一样，他正代表了那些早年被共产主义所吸引的热血青年，又喜好文学——这两条常常是连在一块儿的。虽然马克思写了大部头的《资本论》，但是没几个人是看了《资本论》去参加共产革命的，看左翼文学作品的人多得多。后来他们又由于原来固有的那种人文情怀、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革命发生摩擦，和共产制度发生矛盾。其实也不只是宾雁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东欧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反抗这个制度，反抗这个体系，但是对有些东西还是有些恋恋不舍，总希望从里面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特别是后来，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觉得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烟消云散，和那套理想连在一块儿的整个乌托邦憧憬也没有了，到头来人们发现，人类好像没有了未来——未来只不过是今天的重复。未来世界会是怎样的呢？无非是车开得更快，房子住得更大，电脑的速度更快、功能更多……人们已经想象不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了。早先，人们描绘未来世界时，常常描绘得很美好、很理想；可是现在人们描绘未来社会，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全说的是大灾难，要么是外星人入侵，要么是恐怖分子劫持了全世界，要么是地球爆炸，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共产主义死了，连带着乌托邦也死了。人们已经想象不出一种在本质上和今天不一样的社会，想象不出一种在制度上更美好更完美的社会。
这就让刘宾雁这样的知识分子若有所失，很失望。我们在座的就没有宾雁那种沈重的失望，没有那种乌托邦情结。我们当然知道西方也有很多弊病，自由民主远远不是十全十美。不过我们认为这些都不那么重要。毕竟，自由民主是好东西，在中国实现这些东西还很重要，很有意义。我们更关心的是消除现有的、显而易见的、更重大的罪恶；至于是不是有一种更美好更完美的社会，这个问题对我们不那么重要。我们这种想法更实在，对吧？消除罪恶本来确实就比实现完美实在得多，消灭地狱要比建立天堂实在得多，对于人类社会也重要得多。更何况我们还大可怀疑，人间天堂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就真的更美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宾雁的思想有差别。这一点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未完待续。选自明镜出版社《红色帝国》）中国研究院第六次研讨会：在精神废墟上呼唤中国良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