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

郑义提到设一个刘宾雁奖,这是一个挺好的设想。现在各种名目的文学奖不少,我建议刘宾雁这个奖是不是专门对记者,或者专门对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有针对性。

《刘宾雁时代》这本书,今天刚得到,还没有来得及看,我想这个书名取得很好:“刘宾雁时代”。想要理解刘宾雁,就需要理解这个时代,除非我们对刘宾雁有很深刻的瞭解,才能对他所身处的时代有深入的瞭解。反过来,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不瞭解,我们也没法理解刘宾雁的价值和意义。

刘宾雁是个作家、是个记者,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虽然80高龄去世,应该说寿命也不算短,但是他能够公开写作的时间非常短,而他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数量上并不太多。1957年引起比较大影响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到80年代影响大的就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要把他的作品整理出文选、文集,你会发现部头并不是特别大。而且我也怀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未必能看出他这些作品的分量。

现在,我们在网上,甚至在官方的纸媒上,都能看到不少似乎更尖锐的针砭现实的文字和报道,是吧?今人恐怕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宾雁这些东西当年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另外就是宾雁思想上的局限性问题,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刘宾雁一类的人会选择共产党?宾雁整个思想的变化是跟那个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的。写刘宾雁,要写出他那个大时代,要把他放进那个大时代去写。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我还没看书,我只是担心这一点作者未必写得特别深入。而如果我们不从这方面下功夫的话,确实就会妨碍后人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别说后人了,就连经历过当时的过来人,时过境迁,不要说50年代的整个政治氛围很难想象,就连80年代的那个社会氛围,我们也很难想象了。除非重现当时整个氛围,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刘宾雁。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反右”没经历过,至少“文革”是经历过的。现在别人问起我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们都说当时我们很狂热,但怎么个狂热法呢?那么大的人不可能很狂热啊,狂热一天两天可能,那么多年,怎么老狂热啊?说不过去啊!一定有更深的东西在里头,这些东西需要很多解释。

我觉得最难表达的就是当年那种社会氛围。“丹青难写是精神”,我觉得文字其实最难表现那个大的氛围。具体地写到某个人,他当时说的话、做的事,都不难很写实地写下来,但是你要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这就非常非常难了。几十年来中国变来变去,变化很大,而且很特殊,都是以前没有先例的,以后也几乎是不可能重复的。

记得20多年前,1990年,我去德国,见到汉学家马汉茂。那时候,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本书正走红,红卫兵一代都很称赞,觉得这本书最原汁原味。可是马汉茂就表示他看不懂,不明白当年老鬼为什么要作出那么多疯疯癫癫的极端行动。这就是因为老鬼没有把当时的大背景和社会氛围交待清楚。我们是当事人,他不写我们也记得,所以我们看得懂。换成别人只觉得莫名其妙,就看不懂了。

我接触过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向他们推荐宾雁的一些作品。他们看不出多大味道,和我们当时看刘宾雁作品时的感觉很不一样。宾雁的作品,你说它“接地气”,这是很大一个长处,但也有一种限制:一旦时过境迁,他的作品和他写作时的“地气”离得远了,读者就读不出它的劲道了。

宾雁在海外这么多年,写出的有分量的作品并不太多,因为他就是那一类作家:他需要生活在中国,他需要接地气,亲自感受到那种社会氛围,他才能够进入兴奋的创作状态,夜不能寐、奋笔疾书的劲儿才能出来。而出国之后,他虽然不断想瞭解中国的事,见人就打听,不管谁谁谁,只要来自中国他马上要问情况,他很想瞭解那个东西。宾雁有很好的经验储备和知识储备,也有时间有余暇,不至于像很多流亡者那样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奔波。但是,他并没有写出特别有分量的东西。我想,那不是因为他在理性上缺少有关的信息,而是因为在感性上他进入不了那种状态。

现在国内有的作家,有意离开大都市,甚至还有意识地避开和文化圈里的人来往,待在一个小地方潜心写作。这看上去和流亡作家的境况类似,其实不然。因为前者还是在那种氛围里、那个场里,后者却很可能是在那种氛围、那个场之外。至少对刘宾雁这一类流亡作家来说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许有助于我们瞭解宾雁的人和文。

王朔的一个深刻观察

刚才郑义也谈到“中国的良心”这个问题。1997年,王朔到美国访问,和大家聊天,他就说了一句——说的还挺对:王朔那个时候很红,王朔说他们这些走红的作家和80年代走红的作家不一样,80年代走红的作家,例如刘宾雁,是道义形象,大众把他们看作道义英雄,很尊崇;后来走红的作家,像王朔说的他自己,就缺少这种道义光环,并不被大众当成道义英雄,他们可能更被大众喜欢,但没有那么尊崇。这个观察很深刻。

这一点在宾雁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象宾雁这样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会起到那么一种作用,会辐射出道义光芒?光看文本不一定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宾雁的整个研究都还有很大的余地。

宾雁的思想确实很多和我们在座的想法不一样,他正代表了那些早年被共产主义所吸引的热血青年,又喜好文学——这两条常常是连在一块儿的。虽然马克思写了大部头的《资本论》,但是没几个人是看了《资本论》去参加共产革命的,看左翼文学作品的人多得多。后来他们又由于原来固有的那种人文情怀、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革命发生摩擦,和共产制度发生矛盾。其实也不只是宾雁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东欧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反抗这个制度,反抗这个体系,但是对有些东西还是有些恋恋不舍,总希望从里面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特别是后来,在苏联东欧事件发生之后,觉得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烟消云散,和那套理想连在一块儿的整个乌托邦憧憬也没有了,到头来人们发现,人类好像没有了未来——未来只不过是今天的重复。未来世界会是怎样的呢?无非是车开得更快,房子住得更大,电脑的速度更快、功能更多……人们已经想象不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了。早先,人们描绘未来世界时,常常描绘得很美好、很理想;可是现在人们描绘未来社会,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全说的是大灾难,要么是外星人入侵,要么是恐怖分子劫持了全世界,要么是地球爆炸,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共产主义死了,连带着乌托邦也死了。人们已经想象不出一种在本质上和今天不一样的社会,想象不出一种在制度上更美好更完美的社会。

这就让刘宾雁这样的知识分子若有所失,很失望。我们在座的就没有宾雁那种沈重的失望,没有那种乌托邦情结。我们当然知道西方也有很多弊病,自由民主远远不是十全十美。不过我们认为这些都不那么重要。毕竟,自由民主是好东西,在中国实现这些东西还很重要,很有意义。我们更关心的是消除现有的、显而易见的、更重大的罪恶;至于是不是有一种更美好更完美的社会,这个问题对我们不那么重要。我们这种想法更实在,对吧?消除罪恶本来确实就比实现完美实在得多,消灭地狱要比建立天堂实在得多,对于人类社会也重要得多。更何况我们还大可怀疑,人间天堂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就真的更美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宾雁的思想有差别。这一点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未完待续。选自明镜出版社《红色帝国》)中国研究院第六次研讨会:在精神废墟上呼唤中国良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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