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们常常谈起“台湾经验”。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起来了，政治民主就实现了。这种论调，正好是犯了“把肚子吃饱的感觉完全归功于第三个馒头”的错误。如果没有胡适等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几十年不断地传播民主理念和宏扬容忍精神，如果没有许多老资格的党外人士的前仆后继，台湾今日之民主岂会一下子从天而降？民主的大树不是一天长成的，可是，如果我们听任中共当局一次又一次地铲除民主的树苗，那么即使到了一百年以后，中国大陆也只会仍然是一片专制的荒漠。
谈到台湾的民主发展，我们也不可不注意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一个大不相同的特点：前者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宪政民主的概念，而后者至今仍在全盘否认它。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尽管也有许多毛病，譬如说，执政者可以利用军政训政的名义搞专制，迟迟不还政于民，但是，它至少是肯定了宪政的目标，从理论上肯定了分权制衡、肯定了反对党、肯定了舆论独立和自由竞选等一系列基本原则。中共就不同了。大陆的领导人，包括被称为改革派的那些领导人，有谁能从理论上肯定了这些原则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当然，一个政党仅仅是作出了民主的诺言，还不等于它一定愿意将它兑现，然而，对于一个连诺言都拒绝作出的党，你怎么还能对它寄以希望呢？
由于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这一显著区别，它们的历史经验也就大不一样。对于国民党来说，经济越发展，天下越太平，它就越没法子不实施宪政民主。因为按照它的理论，搞专制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在正常状况下还是应该有多党民主。但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自认为搞专制天经地义，非常时期固然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正常时期就更要如此了。征诸以往的历史，每逢大陆经济搞得一团糟时，共产党的政治控制还会略松一些，待到经济稍有好转，政治上必然收紧，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加强，对于在“困难时期”散布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论调者，必定施加反攻倒算。这简直是一个规律。
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危机严重，老百姓对“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领导颇多微词，中共领导本想重振雄风，狠狠来它一次“反自由化运动”。奈何政绩太差，“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没人肯服气，搞也搞不下去。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也绝不肯在“四个坚持”上松一松口，连海内外人民一致要求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最低度民主”都决不承认。有些给中共高层领导作幕僚的，竭力散布一种观点，力图让人们相信，我们的领导其实还是很想搞民主的，只是鉴于目前经济上的重重困难，一时还轮不上而已。他们暗示说，在中共领导人那里正有着一大套实行民主化的锦囊妙计，可惜一般凡夫俗子不解其中奥秘，尽在下面乱嚷嚷，反倒破坏了“伟大战略部署”、“帮了倒忙”。按照这种观点，只要我们老百姓都“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勒紧裤带”，挺过这十几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经济便会柳暗花明，到那时，我们的高瞻远瞩的党便会宣布实行自由化民主化，不但是言论出版自由定会实施，连反对党或反对派也是大有希望出现的。真是妙不可言！
我们可不敢相信这套“天方夜谭”，假如中国人民不是在此极权统治弊端丛生之际，及时地向当局施加压力，以争得民主化的决定性胜利，而是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地替那批专横愚昧的领导者代交学费、承受牺牲，那么，十几年后，如果中国的经济稍微喘过一口气来了（？），我们只会面临一个比现在更为严厉的专制。难道不会如此吗？一个党，在它搞得如此一塌胡涂之时尚且不准别人批评反对，等它真的干出了点“政绩”，批评反对者还能有活路吗？
结论：不要相信某些幕僚散布的欺人之谈，一定要顽强不懈地争取民主。中共领导如果真的还有一点点要搞民主的诚意（但愿），那么，它必须马上拿出行动来，最最起码的，它必须作出实施宪政民主的承诺，承认分权制衡、舆论独立、自由竞选等民主的基本原则。过去那套政治体制，正如过去那套经济体制一样，根本是上错了路，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换一个方向。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一九八八年七月于纽约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1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