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势不均力不敌”的特殊局面
预测中国大陆政局有如预测地震：长期性预测较有把握，短期性预测则相当困难。道理很简单，毕竟，人事不同于天事，其间本无“铁的必然性”，而纯粹的偶然性按定义就是不可预测的。这对于共产专制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共产专制国家的特点是封闭或曰不透明。在这里，不仅被统治者由于缺乏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而彼此隔绝，难以了解事态真相；就连统治者自己，尽管掌握着现代化的情报系统，仍免不了被自己一手制造的屏幕所蒙蔽。“四人帮”在垮台前夕，一不忙于调兵遣将，二不准备狡兔三窟，却在那里摆姿势照标准相，以至于到头来束手就擒，可谓突出一例。八九年初，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发表《大失败》一书，对现存十五个共产党国家的危机状况作出分析。按照布氏的分析，三分之二的共产国家都不存在严重危机，保加利亚和东德则分居“第一稳定”和“第二稳定”。殊不知在一年之内，超过三分之二的共产国家便改变了颜色，其中就包括了保加利亚与东德。布氏能够在八九年初便预见到共产国家失败的大趋势，不能说没有眼光；但他在具体判断上又出了那么大的偏差，可见要准确的短期预测是何等的不易。
在我看来，造成短期预测“测不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今中国大陆，正处于势不均力不敌的特殊局面。“势均力敌”这句成语本身就告诉我们“势”和“力”是两件事。好比打仗，敌寡我众，我方在“力”上更强大；但敌方凭借天险，“一夫挡关，万夫莫开”，敌方在“势”上更优越。这就导致了双方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若靠我方正面攻坚，短期内恐很难获胜；但若是敌方营垒发生某种变故，则局面可能急转直下。今日之中国，从“力”的角度看，也就是从人心向背的角度看，民主力量已经超过专制力量。所谓三百万军队、五千万党员，其中支持宪政民主，或者是至少可以接受宪政民主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势”的角度看，也就是从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看，少数专制者所处的“势”却要优越得多。正是出于这种“势”与“力”的极大不对称，因而形成了中国政局既可能稳定相当时期，又可能须臾之间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奇妙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关切中国政局的人都要对中共上层的人事变动、权力斗争以至于某些领导者的生老病死格外注意的原因。记得当年波兰团结工会再度崛起时，针对军政府关于前阶段军管有理的自我辩护，瓦文萨说：难道不就是因为一个叫做勃列日涅夫的人多活了十八个月吗？
二、关于“江核心”与“集体领导”
众所周知，中共上层正在进行权力交接。陈云去世，邓小平风烛残年，第三代领导人正在逐步接管大权。对于第三代领导人，官方报纸有时称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有时称为“集体领导”，不少观察家分析说，在这两种不尽相同的称呼中，暗示了权力斗争的某种迹象。此事姑且不论。我下面要讲的是，所谓“江核心”，所谓“集体领导”，分别包含着什么问题。
毫无疑问，如今的江核心不同于昔日的毛核心和邓核心。假如说以往的中共行的是强人统治，那么，随着邓小平退出权力中心，强人统治这种方式便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以江泽民的本钱，而欲建成新的强人统治，其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再说“集体领导”。其实，“集体领导”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天下并没有一种叫“集体领导”的统治方式，除非你对其中各个成员的权力大小和议决规则有所界定。问题在于，当大家意见不一，通过协商讨论也达不成一致时究竟该怎么办？靠票决吗？党主席一票算几票？如果党主席一票也只算一票，即是说，党主席的一票与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一票具有同等效力，那么，党主席便称不上“核心”。如果党主席拥有绝对否决权，他又成了独裁者，“集体领导”便落了空。要么，规定党主席的一票相当于“集体领导”中其它成员票数总和的三分之一或诸如此类。这样，党主席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关系就有些类似于美国的总统与国会的关系。不过中共并无此类规定，而且它也很难通过这样的规定。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共领导者的职位既不是靠广大党员，也不是靠广大选民自由选举而获得的，因而也就不是通过党意或民意而免除的。同时，他们并不享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所享有的终身制的保护，甚至于没有美国参议员或众议员所享有的任期保护。这就是说，每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随时都有可能在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排挤出局。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连头把手也不能例外（想想华国锋、赫鲁晓夫）。既然共产党成功地使自己的上层斗争隔绝了社会一般民意的影响和干预，那就使得宫廷斗争的失败者很难凭借民意东山再起。假如你确实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那么你的存在就会对当权的人物构成威胁，因而你一旦失势，你的处境便相当危险。例如赵紫阳，名义上只是辞职，实际上形同软禁。这还是发生在邓健在之时，邓以后赵的命运更难预料。简而言之，所谓集体领导，由于它缺乏明确的权力界定，缺乏基本的议决程序和规则，甚至于缺乏对其成员的人身保障，因此，它不是一种可以有效而稳定运作的统治方式。
那么，又如何解释长达十八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呢？勃列日涅夫统治不是可称为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吗？问题在于，勃氏主政的十八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保守、最僵化、最停滞的十八年。在那段时期，除了在经济上尝试过零星的小改小革之外，整个社会率由旧章，按部就班；没有什么大的、新的、尖锐的矛盾提交到最高统治者面前，这就避免了上层集团出现重大分歧，至少是避免了分歧的尖锐化。故而其统治方式的内在缺陷便无从彰显，好歹也就能维持下去。反观今日之中国，经济改革不可逆转，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矛盾有增无已，执政当局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度腐败，思想混乱，对未来没有信心；还有历次权力斗争遗留下的深刻裂痕；更不必说“六四”事件引起的朝野之间的巨大紧张；凡此种种，都和当年苏联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江泽民若想扮演勃列日涅夫的角色，只怕没有那个好运气。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中共上层矛盾重重，但目睹苏东一党专制的覆灭，他们可能会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因而有可能同舟共济，以保住大局。其实未必。首先，我们不要把共产党，包括党的上层集团，看成是一个利益一致的铁板一块。废除一党专制，对其中某些人而言是末日，是灾难；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新生，是机会。其次，就算第三代领导人个个都想维持现状，只求保住自己已有的权位，然而由于他们彼此之间不具有真诚的信任，由于党内斗争一无规则二无底线，这就造成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不稳定情势。因此，我们不应低估党内爆发激烈斗争的可能性。
三、关于“人大议会化”
在考查中共上层的未来变化时，全国人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对象。
不少人对全国人大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们断言：“中国的民主化将从‘人大’的议会化开始”。我对此说颇有保留。我承认，在最近两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见到了更多的弃权票和反对票。但是，这并不表明在全国人大存在着一种迈向进一步开放的内在趋势。回顾以往十几年的历史，全国人大的表现起伏不定，有时显得开明活跃，有时又很沉闷保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它在今后就会改变其上下摆动的特点而呈现出单向的持续增长。以往的经验还提醒我们，只有在中共上层温和势力略有上升之际，或者是社会上自由化气氛比较浓厚的时候，全国人大才会开得比较活泼开放。反过来，当中共上层强硬势力占优势的时候，或者是社会上自由化运动遭受严重压制的时候，全国人大也就变得保守沉闷。换言之，在中国的民主化演变之风中，全国人大不是风源而只是风向标，与其说中国的民主化将从人大的议会化开始，不如反过来说人大的议会化将从中国的民主化开始。中国民主化的风源首先来自于民间民主力量的成长壮大，其次来自于党内最高层内部温和势力的上升。众所周知，波兰的“人大”（当然，波兰的相应机构不叫“人大”）议会化是在团结工会胜利复兴之后，苏联的“人大”议会化则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开放与重建政策之后，均可作为例证。
在分析全国人大为何不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这一法定功能时，严家其指出了两条原因。第一，全国人大的代表要经过二至三次间接选举，因此广大选民对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只具有很小的影响力。第二，拥有三千名代表的全国人大实际上是“三院制”，因此百分之九十的代表在其中不能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意志。这一分析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也极具启发性。不过联想到其它共产国家的状态，上述分析恐怕并未切中要害。例如阿尔巴尼亚、古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国家小，人口少。“全国人大”的代表多半由一次的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会议”也没有被肢解为“三个会议”，照说不存在严家其所指出的两个弊端，但这并不曾改变其同为“橡皮图章”的附庸角色。由此可见，纵然我们对这两项弊端都加以革除，那也并不足以使全国人大变成真正的民意机关，变成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
依我之见，导致全国人大徒具形式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说是缺乏具有相当容量的表达异议的言论空间。一旦我们争得了广阔的言论空间，那么即便是眼下这三千名并非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也会在全国人大上发出相当体现民意的呼声；即便是遵循现有的选举办法，我们也能选出颇能体现民意的代表；即便是“三院制”的“全国人大”，也能一跃而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并成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四、关于公民请愿活动
争取言论自由是推动自由化民主化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近年来，国内一波又一波的公民请愿活动，正体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英勇努力。
从今年二月底到五月底，我们已经见到八封以上的请愿书，签名者超过两百人次。这些请愿书的内容分别涉及到惩治贪污腐败，废除劳动教养，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以宽容精神对待不同政见，取消因言治罪，重新评价“六四”及实行宪政改革。在参加请愿活动的人中间，有资深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份子，有“六四”死难者的亲属，还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例如我在北大求学时的指导教授、八十五岁高龄的周辅成教授）。其声势之大，实为“六四”以来所仅见。是故，有人将今年称为“公民请愿年”。
这次公民请愿活动，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大陆内部的异议人士，在经历了“六四”重创之后，正在重新集结，再度出发。值此后邓时期悄然来临之际，大陆异议人士不是消极观望，坐以待变，而是积极投入行动，努力推动形势的变化。
众所周知，今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非共产化的共产党国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益增长的“灰色地带”。在回避政治敏感问题的前提下，一般人可以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追求物质条件的改进，去过上一种所谓个人实用主义的小康生活。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原极权制度渐次消解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现政权得以维持一党专制的原因。在这种形势下，少数异议份子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呼声，奋力开拓公共交往的活动空间，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行动能够促使灰色地带的那些人诘问自己是否也应该多做一些什么事，以便加速专制的结束，而不是仅仅躲避它或暗中埋怨它（哈维尔语）。
对于这次公民请愿，中共当局并未作出正面的回应；相反，它还对若干参与者进行传讯以至拘押。但是，正如我们大家看到的那样，请愿书的参与者们并没有在压力下屈服。作为中国的良心，他们再一次展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必将激励更多的人们投入我们的事业。
把这次公民请愿活动与六年前的公开信活动作比较，我们应该承认现在的局势有着某种困难的一面。八九年初的那次公开信活动，在国内和海外都迅速地引起连锁反应。而现在，尽管我们相信暗中持同情态度的人或许比以前更多，但由于“六四”事件所造成的恐惧效应和政治冷感，敢于公开站出来的人则比过去要少。毫无疑问，少数异议者的呼喊代表了千千万万大众的心声；但是，除非那千千万万大众也来加入我们的呼喊，否则我们就不能形成一股巨大的现实力量，我们就不能有效地推动形势的变化。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动员起千千万万的大众加入我们的行列。
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基本策略是，冒有限风险，打有限战争，争取有限目标的实现，积小胜为大胜。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来自民间的任何一种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构成对他们的绝对权力的深刻挑战，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以不断地扩大。即使六四之后，这种表达异议的空间依然还是存在的，虽然它较“六四”之前要更为狭小。公民请愿活动便是重新开拓这种自由空间的英勇努力。在这里，我们应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譬如说，公民请愿这种形式既然有一定的存活机会，我们就应该重复地使用它，而不必急于采取更高的抗争方式；当请愿的内容比较温和时，当局不容易采取直接镇压的手段，我们也就不必立即提高诉求目标，而宁可让这种较温和的诉求逐渐浸染蔓延，以得到更广泛的同情与响应。正如刘青强调的那样，我们“应该将目标锁定在追求实效上，避免大起大落的局面出现。在形势有利时，只争取扩大人权民主的空间，而不争一步到位但大多会跌倒的危险。”在形势出现不利时，我们则要沉得住气，不放弃也不冒进，在韧性的坚持中增加实力。采取这种办法，看起来很慢；但由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倒退的发生，因而事实上可能更快。回顾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历史，包括自七八年来民主墙运动以来十余年的反反复复，相信大多数人会同意我们的结论。
五、关于培植民间力量的几种方法
公民请愿活动赢得了广大海外人士的热烈呼应。不过也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向中共当局呼吁人道是与虎谋皮，是“跪着造反”；正确的做法只能是积聚和培植民间力量，以便形成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压力。
我不赞成这种批评。道理很简单，公民请愿的直接对象固然是政府，但它实际上是在诉诸全社会；我们对着政府讲话，话其实是讲给老百姓听的。因此它正好是形成社会压力的一种有效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和平请愿被列为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原因。基于同理，我们也不应把某些异议人士在坚持独立的反对派立场的前提下，要求和当局对话，要求参政，以及研究拟定各种具体建国方略的活动视为“幕僚心态”，视为“想受招安”，视为“要当花瓶党”。因为这种活动的意义，也正在于积聚和培植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多元民间力量。
记得在几年前，针对国内只有狭小的自由空间这一特点，我们曾经提出过两个策略性口号，一个是“政治活动非组织化”，一个是“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我们当然知道，唯有凭借著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力量，才能实现对权力的制衡。不过在现阶段中国，由于当局的高压，政治反对组织几乎没有公开活动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得不用非组织性的方式开展我们的活动。换句话，我们要无组织之名而尽可能地有组织之实——通过交流观点而获得共识，通过相互配合而采取共同行动。所谓“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是指，鉴于当前中国，一个准民间社会已经逐步出现，我们可以建立起若干不具有直接政治目标的组织机构，从钓鱼俱乐部到企业家协会，从校友会联谊会到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研究所。通过这些组织和机构，我们可以扩散自由理念，培养独立精神，形成自治风格，熟悉民主规范。一旦时机成熟，非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就可以及时地走向组织化，非政治化的组织也就可以有效地发挥某种政治功能。
总之，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民运，我们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从一切可能的方面拓展我们的活动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加强相互间道义支持，并且尽可能地壮大我们的队伍。
六、关于反思八九的意义
最近一段时期，在海外，围绕着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
正如《华盛顿邮报》六月四日文章所言：这场争论可能会是一种健康的倾向，如果参加争论的民运人士能够克服掉把不同意见者打成叛徒的共产党思维习惯的话。
依我之见，在充分肯定八九民运伟大意义的共识基础上，探讨民运方面的策略得失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一些激进派的朋友们宣称，八九民运的失利与民运方面的策略全无关系。不论你的策略多高明，只要你是起来反抗专制，当局必然要残酷镇压。倘接受了这种观点，一般民主只会对民运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民运便会成为少数英勇者的孤军奋战，那如何还能成功？换言之，最激进的观点往往导致失败主义的结论、悲观主义的结论，因而也就是消沉、无所作为的结论。正确的观点只能是：我们必须让民众相信，民运不仅是正义的，也是一定能够胜利的。如果说八九民运未能取得胜利而是遭到残酷的镇压，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斗争策略不大高明的缘故。要投入民运免不了要冒些风险，但我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对方的暴力镇压，或者是把这种暴力镇压降低到很少的程度，避免民运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避免广大普通参与者遭受迫害。我们完全可以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扩大我们的自由空间，并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除非我们让广大群众相信这一点，才会有大量的群众能够投身于我们的运动、我们也才有胜利的希望。正是在这一点上，激进派的朋友们简直是在为民运帮倒忙。为了中国民运的再出发，我们必须批评这种激进思想。这就是我们当前争论的目的所在。
七、关于“激进”概念
在这场争论中，“激进”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有些人把这场争论和文化界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联系在一起。不过对我以及不少和我观点相似的朋友而言，问题还没有那般复杂。我们所批评的激进，是指策略上的激进而不是指原则上的激进。事实上，和苏联东欧的民主运动相比，中国的八九民运还要温和得多。假如我们把激进定义为那种不肯妥协、不肯退让的强硬态度，那么在八九民运中，恰如苏晓康所言，最激进的无疑不是民运而是中共，不是学生而是邓小平。八九民运之未能导致良性结局，对中共而言，非不能也，乃不愿也（参见拙作《从自由出发》第五节）。
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在《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文中，对八九民运中民运方面的“激进”作出细致的说明，兹抄录如下，相信对读者会有所启发：
“在此‘激进’一词用于描述一种理想主义者，当实现预期目的的机会减少时，这种人反而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这种激进份子只能生活在良知伦理中，而完全忽略了责任伦理。他们生活在理想和绝对自由的梦幻世界里。他们从行动中获得一种解放感。别的一切均无关紧要。他们更想表现对理想的献身，而非达到政治成功。然而，应该说明，他们并不主张使用暴力。”
我在《八九民运反思》中对激进的理解，大体上与上述说明一致。不过我还有另一层意思。我认为，激进派之所以甘冒更大的风险，并非总是出于不考虑成败，而且也是因为迷信“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以为对方的压力越大，自己一方的反抗必定越坚决，因此越能够取得更彻底的胜利。所以他们常常把妥协视为投降，视为放弃彻底胜利的机会。只要看看在广场上，是哪些人专门将提出妥协方案者斥为“学贼”、“叛卖”，情况就很明白了。现在，有些人试图否认广场上曾有过激进与稳健两派策略之争，并指责这种区分是在分化民运队伍。然而，仅以柴玲五·二八录影讲话为例，其中，柴玲就先后五次批评了其他持有不同主张的学生领袖，声称“队伍并不十分纯洁”，指责那些劝说学生撤离广场的同学是受到政府收买，还说“绝对有证据”；她把那些“要求政府不要采取行动”的同学和上层人士一概斥之为贪图私欲而出卖运动，是运动中最可悲的事，等等。由此可见，广场上有分歧，民运队伍自身并不完全一致，乃是不容否认之事。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究竟是把这种分歧归结为“百分之百的”民运领袖与“学贼”、“叛徒”之争呢，还是归结为同属民运人士而仅仅是激进与稳健两种策略之争。
八、关于“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阮铭在《末日审判前的赌博》（见《争鸣》九五年六月号）一文中，有三处涉及到我的观点，在此我不妨略作澄清。
1、阮铭指责《纽约时报》文章捏造了一个所谓激进派学生领袖的“诱杀策略”，而据阮铭说我早在《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了。
这显然是对我《反思》的误解。我在《反思》第二章专门讨论八九民运的结局问题。因为在当时，有不少人否认八九民运遭到了失败，他们坚称那是成功，而且还是伟大的成功。为了驳斥这种见解，我提醒人们注意，成功的本意是后果符合于目的。八九民运既然是以流血为结局，那么，除非你事先就抱有流血的预期，否则你就不能将之称为成功。照此说来，只有柴玲五·二八讲话中关于“期待流血”一段话或许可以算作证据。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引用柴玲那段话，仅仅是为了更全面、更彻底地回答八九民运成功论，其中并没有认定柴玲持有这种或那种策略的意思。至于我对柴玲那段讲话的评论，《回首天安门》一文已有详述，兹不重复。
2、阮铭提到我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策略，不过他并没有正面评论过这一策略。他只是说对于“好”或“坏”的判定，对“上”或“收”的时机把握都是很难测定的。这一点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三节已经作出细致的分析，建议阮铭再读一读。此其一。
第二，阮铭引用了我在五月二十一日一篇文章中的几段话，其中我讲道，在戒严令下达后，民运应该“见坏就上”。阮铭写道：“我实在看不出这策略的‘稳健节制’在哪里？”
对于阮铭的上述疑问，我需要多说两句。
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包含着如下两层意思：
A、没有“见坏就上”，就不可能有“见好就收”。面对专制的高压，我们必须敢于斗争。如果我们选取了恰当的诉求目标和抗争形式，我们就有可能形成强大的压力，促成政府内部的某种分化即促成政府内部温和势力的上升，于是，政府作出某种让步，我们扩大了自己的自由空间。这时我们就应该“收”，也就是作出阶段性妥协，巩固自己已经赢得的阵地。其结果便是我们争得了有限的成功。
B、如果我们见好不收，那就有可能使得政府方面又再次转为强硬并施加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更坏的坏面前，我们很可能上不了，上不起，因此就导致了失败。
回到八九民运的问题上来。我的看法是：“在戒严令之前，民运未能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民运未能见坏就上。这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两大失误。但是，严格说来，我认为八九民运只有一大失误，那便是前一个失误。因为，要求广大民众在巨大的危险面前长盛不衰，屹立不动，那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过份要求。（《反思》第四章第十七节。）不难看出，我始终强调的是民运应该善于”见好就收“，因此它当然是”稳健节制“的。至于说在失去了”见好就收“的机会之后，面对着更坏的坏时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承认那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进吧，胜算不大，还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牺牲；退吧，或许可以减少牺牲，但却使运动归于挫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自己搞到这般田地，所以我们务必要学会见好就收。一旦我们不幸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理论上较好的办法就是：再上一次或几次，赢回部分主动，然后再撤退。我提到”凯旋在子夜“的计划，提到八六—八七年学运，北大学生深夜进军天安门救回被捕同学一事，它们都不失为在困境中求得一种相对较好或曰相对不太坏的结局的办法。因此那和我在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观点并不矛盾。
阮铭还引用了我《反思》中另一段话。其中讲到牺牲的意义，讲到“倘若屠杀一直拖延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阮铭大概是想暗示读者我其实是更大的激进派，是不惜流血换取胜利的更热烈的倡导者。然而在实际上，我这段话并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它并不是我的主张，并不是我的结论，而只是我对别人提出的一种可能性作出的理论分析。记得在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批评八九民运的意见，这种意见不是批评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而是批评它未能“见坏就上”，为什么赵紫阳不挺身而出站在民运一边呢？为什么支持民主的军人们不掉转枪口反击强硬派呢？为什么示威者不坚持到底流血牺牲以唤起民众更有力的斗争呢？八九民运为山九仞，到头来却功亏一篑，“离大革命还差一步”。为了理论的周延，我必须对这种意见加以分析。我无非是承认这种绝处逢生的可能性是多少存在的，虽然它终究没有变成现实性，如此而已。
在此，我顺便回答一下白梦的一个观点。在《天安门审判》中白梦写道：“我以为，我们不能因为最后的屠杀去认定坚守广场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真的坚持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召开，或者军队中的某一将领为了顺乎民意而反戈一击，八九民运中的一些现实目标不就达成了吗？要知道，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观点是白梦所有观点中最有份量的一个观点，也是最能表露他激进特色的一个观点。如前所言，我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但我仍然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太过冒险。除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否则，谁会认为把全部身家性命去作一次成功率不高的投资是明智的呢？搞民运当然要冒风险，因此，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永远需要，绝对需要。但是，作为民运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我们应该努力在事前对风险程度作出估测，我们应该努力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和一般参与者能够承受的程度。不成功而成仁的烈士榜样固然十分重要，然而我要说的是，为了民运的发展与胜利，不成仁而成功的榜样也同样重要。
3、阮铭指责我在《回首天安门》一文中“为《纽约时报》圆谎”。这一指责包含了至少三个错误。
A、阮铭宣称：“泰勒引述柴玲在录影访问中说的‘她控制的领导集团的秘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对待徒手的学生’这句话在《柴玲五月底录影讲话》全文中根本没有。”因此便是“向全世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然而问题在于，泰勒分明采用的是间接引语，而间接引语当然不必和原话一一对应，那么，阮铭在原文中找不到这句话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众所周知，采用间接引语的意义正在于把别人冗长的原话加以简化概括。由于柴玲讲到期待流血，讲到了她如何抵制那些劝说学生撤离广场的投降派，讲到了她如何抵制那些要求政府不要采取行动的各种别有用心的人士，讲到了她对广场上血流成河之后全国人民擦亮眼睛团结起来的乐观估计，并且表明她不会将这些想法告诉广大同学，以及如此等等；因此，记者得出“the hidden strategy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she dominated was to provoke theGovernment to violence against the unarmed students”这种概括。你可以说这种概括不够准确，但那毕竟不能称之为“弥天大谎”。否则，这个世界上的“弥天大谎”也就太多了。
B、我无非是根据英文对柴玲讲话所作概括的那个hidden strategy词组，指出其中译“秘密策略”可能与原文间发生意义上误解，在这里，当然英文才是原文，而中文只是译文。
C、阮铭充其量可以批评我的那番辩析不准确，但若指为“圆谎”则未免过份，且大有诛心之嫌。如此说来，阮铭的指责不是太粗疏、太武断了吗□
原载《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