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生于新疆西部，一个矿工家庭。我为何捍卫人权，要说明心路历程，并不容易。我从小胆大包天、暴燥叛逆、任性荒唐，从无偶像崇拜，伟人和书籍启蒙不了我。成年后，有个光头女歌手，撕毁罗马教皇画像，还深得我欣赏。我认为她不虚伪，有抗争精神。被上帝寻回前，我犹如一匹野马，自由自在。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疆，周围充满蒙昧。中学时，我常听到一个词“血洗”某地，表示小伙子们的械斗成绩。我不感兴趣权力斗争，但却常钻坟堆“找磷”，忙得半夜才回家。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充满动荡和寒冷。除了要躲避中苏战乱、患肺结核差点死掉，刚记事时，还有一件事，差点要了我小命。也许这件事，有助于说明我的性格。
七岁前，我曾被寄养在祖父家。那儿有个晒谷场，谷仓的高墙上，有守夜人的床。沿着梯子爬上去玩，是大孩子的游戏。一天，小小的我，也爬上去了，异常兴奋。随后，梯子被人收起。地上的孩子要梯子，我搬起梯子往下送。
因为我力气小，梯子翻了，我从高空摔到水泥地，肚子剧痛，我被送医院，下巴缝了六针。中国有句俗语：三岁看大。在一定程度上，这件事也能解释，我为何逃亡申难：为帮助他人，我所做的事，超出能力范围，导致了我的坏处境。
一年级时有一天，我带着全班同学，去我家玩，把我家的馒头，全部给了同学们。父母下班回家，哭笑不得，说我是个傻孩子。我和家人没啥感情，班里的同学们，却很喜欢我。下课后，我总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等着要我画的“娃娃”。
老师常家访，让我父母别打我，说我聪明，长大会成材。五年级时，在上学路上，我和几个同学，认识了小女孩阿茫古。阿茫古是哈族，两岁，家里穷吃不饱。我们轮流给她带吃的，她在路上等着。同学们和阿茫古，教会了我，无条件互爱的美好。
初一时来到新班级，不知为何，新班主任视我为敌。我每犯一个小错，他便当众羞辱、体罚我；有一次，他给了我一耳光，我羞得几乎自杀，但却没服输，我在一张纸上，写了措施严厉的语句，来到办公室，当众和他抗争，老师们都笑了；随后整整一学年，他想尽办法，唆使全班同学孤立我。邻班的学生们，却很厌恶他、背后辱骂他。这是第一次，我被侵犯人权。
这一次被伤害，使我善良，不愿伤害任何人。从初二起，每年放假，我都打工挣学费，学会了自强自立。15岁时暑假，在砖厂装出窖，我手掌磨出血泡和老茧。一次，我不慎砸伤食指，指甲发黑脱落，数月痛不可抑，我视作小事。那年，我也考上了高中，成绩全校第四；我校成绩，是全师第一。本该欢快的青春期，却发生了89学运。我的稚嫩心灵里，有了独立思考。
一次去郊游，我独自爬山时，下雨了。头顶上方，是超过90度的陡坡，已无法攀爬。我穿着坡跟凉鞋，脚下无力，一滑，差点掉下去摔死。山下口哨声大作，同学们喊我下山，别再爬了。结果我一咬牙，奇迹般爬了上去。并不学习的我，曾被老师批评“混日子”，高三那年，大学预考成绩出来，我却名列全校第九。这个成绩，使我上了徐州矿大委培名单，但因交不起学费，也不忍父母难过，我没有去深造。
高中毕业后，住在父母家待业时，我到工厂赚生活费，并用一周时间，学会了理发，我也在家乡的地毯厂、北屯市的北冰洋酒店等处，都有工作过。经历虽然辛苦，我仍感觉新鲜有趣，见识饱饱，精神收获不少。1994年，应家人的要求，我从北屯市回家，经过考试，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煤矿火电厂录取。我在电厂工作了约三年，工资每月200元。
一次，到克拉玛依玩，我认识了小邓。因在克拉玛依工作，她工龄半年，我工龄约三年，她却有我的三倍工资。我没有埋怨，兼职了摄影助理，企图改变命运。在电厂，每次业务考试，我都是第一，但仍受排挤，有领导想我去他部门工作，却必须厂长同意。有人指点我去送礼，我厚着脸皮去送礼，却受到了骚扰，于是决定离职。后来我外出打工，去了克拉玛依。
在克拉玛依，后来我认识了我前夫。1999年3月，我俩结婚，2002年年底，我俩离婚。因有了时间，2004年，我开始上网。随后几年，我看了些文章，开始知道，社会上的不公和黑暗。2006年，我已在市残联工作，同事里，有位128大火受害者。看到他伤残的脸，对造成事故的官场，我内心很厌恶。
2007年，厦门反PX，散步事件发生。我第一次知道，文明社会的美好，为之努力的值得。我不眠不休，关注了整整三天。因写贴稍多，我被误当成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豆腐渣校舍使学生丧生；以及陕西黑砖窖窖奴事件、大头娃娃毒奶粉事件、无穷无尽的矿难，这类新闻，让我对社会安全，开始忧心忡忡。
2008年后的几年，都很倒霉。可能是，为探索生命的极限，我数次酒过量，差点死掉。我住的小区里，有个小姑娘被谋杀，尸体在地下室被发现，她父母在寒冬的大街上，哭天抢地，场面使人抑郁。一段时间后，在那个小区，莫名其妙，又死了一个维族人。有一天，无缘无故，我气管痉挛，不能呼吸，又差点死掉。我滑稽地去看了医生，又奇迹般地活了。
2009年，认识的维族朋友，都对我很好，没人欺负我。75事件后，所有超市酒店关门，银行和单位休息，取款机取不出钱，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人们一车车买物资，准备度过非常时期。瘦小的广东人，出门成群结队，人手一根铁棍。我仍然四处吃喝玩乐，新疆人的乐天，发挥了作用，我完全不害怕。
2009年12月，我前夫去世。2011年，我奶奶去世。那些年，年年地震，一次次随着人群逃命，我觉得有趣。一次在13楼，看着楼群飘来晃去，窗户摇摆共振，我和所有的人，都神奇地没被震死。2012年又有一次，我饮酒断片，差点送了小命。
任何一个中国成年人，只要够诚实，他都会告诉你，社会的黑暗与不公。2000年后的10年间，不断曝光的中国黑暗面，使我对现实的认知，渐渐有点清晰。2011年，我上了微博。当我开始捍卫人权时，甚至还不知道，有“人权”这个词。
2011年5月，我得知，艾未未被强制失踪。因对同类的关注，我在李承鹏的眼线帮里，呼吁网友改名、换头像，声援艾未未，没有人敢响应。我知道危险，但艾未未更危险。我微博昵称是“乌鲁鲁”，想改为“艾乌”时被禁止，我就改成了“哎乌”。
后来，我知道了倪玉兰律师、滕彪律师的故事。从无思想的我写道：每一个滕彪的存在，都是奥斯维辛不再来的希望。第一次看见照片中，被推土机碾成薄片的人，我失声痛哭。而从2011年起，在网络上，类似的新闻，总是山呼海啸般涌来，给人极大的震撼。我的抑郁症，一度总是好不了。为了安全和健康，我本该避开这类新闻，躲进自己的小世界。
2011年8月，我知道了陈光诚的故事。9月，我呼唤同行者，一起去探视。10月去临沂，22日，我巧遇了20多位网友，喜出望外。晚上吃饭，当地朋友告知，当局有900人，正张开大网，等着抓捕我们。晚饭后，去广场放灯笼，大家约定，如果有人被抓，就静坐绝食抗议，直到人被释放。记得，当时我写的灯笼，是“伟静坚强”“陈克斯，我们爱你”，网友嫌弃“煽情”，但我认为，这会鼓励光诚一家，求生的欲望。在凤凰广场，我默默祈祷，希望上帝保佑光诚一家，获得幸福自由。没想到半年后，愿望成真了，上帝何其仁慈。
10月23日，我们冒雨出发，29名网友，一起去东师古村。路上每隔几步，就有一个看守。我还巧遇到了@刁民难当，他想指点路径方法，但没人听他的。在离村口50米处，发生抢劫事件。随后，大家都挨了打。我被女看守推搡，网友晒出照片后，女看守出了大名。因遭大规模暴力冲撞和殴打，我们被迫撤离。午饭时，又冷又累又湿，我们清点了人数，没有人被抓。中午，网友把视频，传到了墙外。陈光诚事件，从此被世界知道。
晚饭时聊天，象是变态了，因自己挨打，大家无比欣慰和满足。我还把雨伞，送给了一位孕妇，她微笑的脸，如此美好。我们回去后，艾未未发起行为艺术“借钱”，为表达民主诉求，我当上了第40号债主。2011年，被称为“中国公民元年”。
陈光诚生日，拉横幅声援他的网友里，@刁民难当被拘留，被关铁笼子48小时。现实中，有一群90后打工仔，也被关铁笼子。我意识到，社会真的病了。从此，我成了自媒体。只要有时间，就不眠不休地转贴，如工作机器，一度累得失眠且虚弱。
2012年下半年，香港爆发反国民教育社运，三名中学生带头绝食。在大陆网民里，我和佩利接力陈云飞先生，参加了大陆绝食，声援黄之锋等三名学生。绝食结束，影响很小。我又征集真人照片，制作海报，声援港人和此次社运。陆港台三地华人均有参加，温暖了许多人的心。2012年12月8日，我绝食了一天，纪念128大火事件。
2013年初，南周政治集会当天，在乌鲁木齐，新疆日报社门口，我举牌声援了声援南周的兄弟姐妹。我看到，在日报社拐角，几米远就是派出所。因天气太冷，没有警察出来，那次我没被抓捕。2013年3月，我发起募捐，声援了刘萍、胡佳、刘沙沙等。这个二线行动，也使我被国保偷拍、跟踪、调查、骚扰。国保唆使片警，以罚款施压房东，不许租房给我。
2013年9月，我去了广州朝圣。后来认识不少同仁，感受到罕见的民主氛围，也认识了丈夫杨崇。2014年3月，建三江事件，我膝盖伤还未痊愈，但受到友人呼召，我穿着护膝，义无返顾地去了。在火车上，我遇到刘少明、谢文飞。第二天，我和黄静怡一起，等待接应律师。我俩在富锦县政府门口举牌，呼吁关注建三江。回去的路上，我把护膝，送给了一位病友。
从建三江回广州当天，我正在装饰住处。晚上为了解乏，我喝了点烈性酒。突然接到杨崇电话，他说在昌岗派出所附近，他和朋友们正在找人。因为听说，茂名事件里有人被抓，关在了那里。酒精使人血液沸腾，我在一张巨大白纸上，写了一行字：请不要把枪口对准90后。然后打了个摩的，去了昌岗派出所。在路上，我打电话通知了杨崇。
派出所灯火通明，大厅的门锁着。我从防盗门里，递进了白纸，要求进去谈判。门卫不知所措，让我进去了。看完我写的字，值班警察不理我，许多人等着办事。我先在长椅上休息，正半躺着，一名格子衫国保过来，凶恶地问：“你是否参与了？”我反问：“我参与什么了？”因正对着摄像头，国保没有打我。
等值班警察有空，我开始游说他放人。我唾沫星子都说干了，他也不承认关了人，还劝我回家等消息，说如果有抓人，他们一定会放人。我说不相信，因为我的手机信号，都被屏蔽了。这几句对话结束后，我的手机信号屏蔽，神奇地消失了。最后实在太累，我被礼送出境。感受到我的善意，门卫差点挥手再见，他随后忍住了。回到家门口时，杨崇紧紧拥抱了我。
有一次在白天，我目睹一起绑架。我拎着刚买的东西，走进光雅里小巷。在85号门口，一群黑衣人，压着一位眼镜，正在绑他的手脚，动作快且专业。有个人说“反抗就打死他”，是普通话。我想拍照，手里却有东西。这一慢，黑衣人就盯上了我。我若无其事离开，走出小巷立发微博，报告方位，呼吁关注，有一位回复，说来不及了。我没有报警，因为直觉认为，绑架者就是便衣。我深切地感觉，中国社会，真真正正地病了。不知我可否，成为医生之一？
可能是杨崇的手机铃声，连累了我。因我住处隔壁，就有一个派出所。和杨崇恋爱后，我的霉运开始了。多次丢工作、多次被驱赶、多次被偷钱包和证件，多次被迫回新疆补办证件、银行卡。有个哥哥心疼地问：“你干什么呀，一次次地万里折腾？”他知道我身体不好，抑郁症的感受，他也完全明白。
2014年7月4日，乌鲁木齐全城戒严。所有大街上，一帐蓬一帐蓬的武警，全配着盾牌和冲锋枪，荷枪实弹，日夜巡街。我和兄长张海涛，当着他们的面，在天桥举牌，抗议政治迫害。我拼了命，希望造成影响。实在是因为，对光明的渴望，太过乐观和迫切。那天被武警抓捕，我们却只被扭送派出所，连拘留都没有，我顿失成就感。
虽然一次次折腾，但2014年是公民围观的全盛时期，我象多数同仁一样，乐观地认为，2017年会民主转型。我暗想，如能快速转型，在广场革命中，献出生命，也是很值得的。直到有一次，在聚餐时，我巧遇了刘沙沙，她悲观地说，中国想民主转型，还得两三百年。这种结果，我是无法接受的。中共也狡猾，不抓我们，只骚扰和驱赶，我们没成就感，也感觉枯燥。
2014年8月回新疆，补办银行卡，我和杨崇办理了法定结婚手续。8月底，郭飞雄庭前会议。没常识的我，前去围观，一个人也没看到，闹了大笑话。我看见，数条马路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是警察和便衣。我在公路上游荡，便衣问我，我就回答说，我随便逛逛。他礼貌地请我离开了。貌似，俺做过许多荒唐事。
2014年9月，我和杨崇蜜月，郭飞雄开庭了。9月11日夜里，我梦见老郭的头，变成黑色图腾，象一个大莲蓬头，在往下滴水。我走过去，一滴水落进我嘴里，我在梦里，饮下了这滴救赎。我明白，咱的岁月静好，已告一段落。然后，在心跳中我醒了。因担忧老郭受难，我和杨崇，一早赶火车，回到广州，参加了12日的开庭围观。事实证明，这次也很值得。虽然很辛苦，对我是个锻炼，还认识了更多朋友，大家感情融洽。
随后，我又开始经历：被失业、被驱赶、被绑架遣返等。其中一次被绑架，我被迫穿着湿衣服，带病，来着大姨妈，被架走了。2015年逃亡泰国后，遇到第一个下马威，是被偷护照和所有证件、一部分现金。我们的银行卡，也全被冻结。我告诉杨崇，他还不信。同样的银行卡，别人的都能用，我们的却不能用，而且所有银行卡，全都不能用。还不说问题吗？
但一年以后，杨崇才明白，这确实是事实。我开玩笑，说杨崇是反应慢的海豚，被打了一棒子，一周以后才知道疼。但这种一根筋的单纯，也使我们少了许多烦恼。我们并不是神，不会要求被迫害。但如果必须作出牺牲，我们也会平静以待。来泰国后，因环境因素，我没再服抗抑郁药。2016下半年起，我也极少饮酒。也许是因为，生命走向平静，需获得更高觉醒。
2015年，我们处于求生存模式。2016年，郭飞雄在狱中绝食，抗议侮辱和虐待，要求废除电刑、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等。民间兴起援郭活动，我参加了签名和绝食接力，并被推举为绝食接力的总协调人。在100多天里，我承担了许多繁琐工作。这次抗争，达到了小目标：为老郭换监狱，狱方也答应，人道地对待他。
援郭结束后至今，我从事过声援贾敬龙、张海涛、高智晟、李发旺、邵重国、释大成等，许多义务工作。完成了声援贾敬龙的请愿签名活动；为释大成众筹了律师费，为李发旺和邵重国，筹集了少量补助金；为释大成、李发旺和邵重国，联系了律师。
2017年下半年，杨崇陷入半失业，11月他彻底失业；2018年1月起，杨崇老家的国保，骚扰他的家人，包括他60岁的大姐，两次逼迫我们回国；我们借的银行卡也被冻结；杨崇一次次找工作，一次次地被拒绝，没有人比我们更惨。
今年，我们再次陷入求生存模式。耳边总传来坏消息，我精神上够乐观，心理上也能承受。但最后，身体却抗议了。因在两年时间里，工作繁琐，长期熬夜，生活不规律，我的健康透支，视力和颈椎、肠胃都出了问题；额前和两鬓，白发从生。从前爱美的我，有时不敢照镜子，怕自己哭出来。
今年3月29日，我突发急性肠胃炎，痛得跪倒在床上。连续三天肠胃痛、腹泻、便血。断食一天时，症状停止。复食后，肠胃每天又痛，每次数小时，多次发作。4月3日、4月11日，两次开药，未起作用。医生没办法，让我去大医院检查。比照自己的症状，我担忧肠癌，但未作检查。目前，我消化不良，吃进的东西，会原物出来。我还想等等看，杨崇收入够了，再去检查。
也许不须中共惩罚，身体的抗议，足以帮他们忙。可能因温和厚道，同时生病的杨崇，症状却轻得多。我症状缓解后，他貌似也痊愈了。这件事警示我，应抛下一切，调整心态，休息一年。愿望是美好的，但发生过的异常，却使我担心，愿望不好实现。
例如，我们住过的公寓被查护照，每个护照必须复印，交给移民局；曾有中国女性被抓，传说是中国警察干的；今年前些时候，我们接受采访时，被提示遭偷拍；近期出现的中国邻居、莫名其妙的路上检查、各种朋友们的警示。又例如，突然有个烧烤摊，每晚准时出现，等我回家后，他就开车离开了。例如，4月4日突现的监控摄像头；例如，近期有5个法轮功学员，被抓进移民监，等等诸如此类。
今天，我写下这篇文字，回答朋友提问，也留作纪念。以后，万一我们真有事，也好查找线索：没别的，就是中共干的。如果没事，平庸地度过余生，那是我最渴望的。以前，常被朋友问，你为何走这条路。我总是说不清楚，因为自己只爱玩，从不是思想家，也无远大志向，有时甚至荒唐可笑。
多少次在危险中，都没有丢掉性命，或许是上帝，冥冥中守护了我。我的地球学习，也许已结束，却仍可助人。也许是时代和良知；是光明梦想和人权工作；它们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它们。无论多么荒唐可笑，多么狗血杯具，我都已走过来了。
无论现实多么沉重滞后，朋友们，请一起怀着盼望吧。因为，未来总会到来。如果那时，你的外貌已完全不同，也许我还能认出你，通过心灵的眼睛。
哎乌
2018年4月12日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