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9 龙冬 独立作家
中国文学写作在技术层面，是被一个叫做“中篇小说”的东西败坏掉的。在操作层面，是被土鳖编辑和白痴评论家或骗子评论家败坏掉的。
不知到哪个鬼发明的中篇小说称谓。十几岁时，我向大人道出自己的不屑。小说，原本就是故事，即短篇小说。长的，是散文，即长篇小说。现在，我们文学里的短篇完了。长篇大多等同于电视娱乐。
普世价值也不一定就适用于一切。要用文学思考。
五四新文学运动得到都是肯定。是值得再认识和研究的。也许，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学创作，从开始就误入了歧途，以致迄今不伦不类。要创造，更要继承古典传统，或许才是出路。
还是多到哲学文学先贤们的坟前坐坐站站，千万不要跟着那些活人乱跑，不管他是谁，特别是那些权力者、财力者、号召者。
一个作家的福音是出版人和编辑，要么，是读者。倘若出版人是因为非文学又非市场的功利而选择了他，这样的作家可要小心，他已经被抛弃了。今天的热闹荣耀，将百倍地衬托着明天的悲凉。
真正的文学，是人类精神建筑的地基，因此，它永远也只能深埋于“地下”。
可以这么比喻，我从小就长在鲁迅的巢穴里。我觉得今天的读书人和未来的读书人可以从他那里捡拾一点点片刻的慰藉。但是，我不再读他，也从来没有用心读过他，因为我的审美一直就在拒绝他。我自认为思想和审美都没问题。我见过的长辈们，都读鲁迅，结果，照旧是不人不鬼。我感到恶心。
干脆说：当文学独立的时刻，文学就诞生了。这也是高行健提出的“冷的文学”。
一个作家，当他对语言开始重视了，但又不能把语言单独拎出来玩弄，他就有可能了。中国作家大多没有重视语言。而诗人，又大多玩弄语言。
今后，真正的小说就是反小说，即，回到真实和语言。
对任何奖项，一个刊物保持着距离，就是好刊物。一个作家保持着距离，就会是一个好作家。一家出版社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就会持久。文学奖项本身，有点意思，终究毫无意义。
为达到真实，在技术层面也是可以训练的。比如：写信，日记。想到什么就写下什么，但要写得慢些。
我听过多遍沈从文晚年的几个讲话录音，那轻微谦卑的声调，蕴含着无从驯服的力量。
关于文学，未来一个时期，不公开发表得到广泛阅读的职业写作，会有好作品。不为市场的写作，会有好作品。不为烂奖写作，会是好作品。不在庸俗文学小圈子里混，会是好作家。不用书号出书，会是好书。不用刊号的刊物，会是好刊物。崇高的文学，要知道远离什么。
谁知道中国最多的资源是什么？我说：就是文学的资源。全球的诗人作家们，都该来此淘金。
凡是没有规范，人同人不讲规矩的地方，一定适合发财，更适合作家的写作。
作家和作家的作品，最终比的就是那么一点，不多也不少，就那么一点点，即：真实，勇气，诗意，高贵。
无所适从的人，都是诗人。
一个艺术家或文学艺术作品不能回避对政治事件的反映，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个政治事件变得如同玻璃一样透明，而且这玻璃还有许多细微的小孔，你可以闻到窗外的花草，也可以闻到室内的人性气息。
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写了不发表，或者，能发表的——不写。
作家拒绝生活，却要去“蹲点生活”“体验生活”。
非常反感作家自以为是地议论音乐，议论足球，议论美术，议论菜肴，等等。但是，非常喜欢极个别作家真诚地谈到自己从音乐、美术、体育、烹饪中获得的细腻感受。
昨夜梦中，一个伟岸的人物双手插腰，然后放开右手，抬起四十五度角，向前方缓缓用力推去，收回，又推去，如此动作反复两次，说：纯正的文学毁于政治的时代，过去了。纯正的文学，毁于商业的时代，到来了。
这是一个能够辨别谎言，但是还不能辨别玩笑的时代。
这是典型的写作不准确和虚假。在他小说开头写困难时期，他和哥哥在乡村的草筐里，像两个布娃娃。见鬼！视角错就错了，还布娃娃，他可真是自恋到家了。那时北京的婴儿也不一定有布娃娃。
为了前瞻，只有回顾。结果发现，所谓的进步，原来却是冷漠同掩埋。忽略了多少美好的东西，比如说王小波若还活着，当然是个人之大幸，却未必是文学之大幸。中国的文艺总是需要仪式的点缀。所以王小波活着，恐怕也没什么声望。
沈从文先生在1988年2月的一天下午，只有我一个人面对着他。我们聊着什么，然后沉默，互相望着。他突然说，声音比刚才高出两三倍。他说：“悼词写不出我的历史，写不出我的生活。”我莫名其妙。三个月后，他安然离去。
新时期文学市场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伤痕、寻根、先锋、魔幻、家族、官场、美女、身体、青春（网络）、行走、历史新编、悬疑。或有疏漏。呵呵，自“寻根”起始，夹缝中的文学创作，实际已经渐渐偏离了正轨。真实、诚恳、个性、优美、悲壮、幽默、诗意的文学作品，何日归来？
我认为好的小说作品：1，真实与诚恳。2，自由与优美。3，欢乐与忧伤。此三项并举，就是好小说。今后小说，最不重要的：1，故事。2，想象。3，智慧。
赫拉巴尔写作真实、诚恳，手法无微不至，充满着诗意。中国作家都穿着很厚的衣服写作，拘谨的思想、藩篱般的技巧、精明的伪装、枯燥的生命、自我的维护，等等。赫拉巴尔却是——如同裸奔一样写作。他的写作是是——慢慢的，有时又迅疾的——流淌出来。他是真实的，他的不真实也是真实。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低下的问题，不仅仅作家的问题，也不要强调什么“社会环境”，根本还是“文学环境”或“艺术环境”的问题。是氛围的问题。缺乏学习训练，一味模仿和对付，编辑中也少有品味眼光到位的。研究者也是扯淡。问题是全面的和全方位的。读者资源的问题更大，由于教育的问题。
中国文学中一直流行着一个词语——出书。出书出书，就是不出不是书，出了也白出。
中国文学还流行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词语——突围。突围突围，就是突出自己的胸围。
中国文学中还流行着一个更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呕吐词语——采风。采风采风，就是没有读者真心理睬的半疯。
中国文学中流行着一个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恶心词语——当下。当下当下，就是裤裆之下。
对语言，要警惕了。现在的文学（包括同文学相关文字），已经流于：不讲人话（疙里疙瘩）、故弄玄虚（生造词语堆砌）、非古非今（恨不得当“新五四”旗手）。语言，真正地变成了个人的“皇帝新衣”，它要包裹遮掩的是庸俗利益和哗众取宠的小趣味。
好小说的标准——语言要好（中国话，短句子，简洁，准确），内容人物要有趣，要美。好小说一般都是——情景结合。好小说——水气，但不土气。
读一位女作家的小说稿件。她知识思想浅薄。小说中引文：小和尚骑马带着自己的身体去也。臭跩。我无奈，叹息，说：“因为我们对语言的隔膜，致使我们对最不该敬畏的，却往往产生敬畏。”醒来记录，现在似乎感到费解。
读了一堆老《译文》。结论：一，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创作，向来模仿外国。二，创作优劣，取决于模仿对象的优劣和模仿质量的优劣。三，几乎所有的模仿对象都在发展，我们却停留在他们的过去，或者摒弃着他们后来的真实。
一个有出息有希望的作家：应该从事写作之外的工作。也就是说，除去写作，还应该干点别的。老托尔斯泰那么有条件，也在庄园上搞社会实验。赫拉巴尔家境那么优越，他却远离家庭到布拉格底层打工。什么也不说了。就一条，工作，劳动，要么，四处流浪。
当今文学的最大问题：没有语言，没有思想，粗制滥造，回避真实，既不现实，也不历史，既无自己，也无他人，写作盲目，丧失理由，组织热闹，佳作难寻，丢弃本土，梦出国门，真正是惨淡经营，全无责任。我作为一名文学老编辑呼唤，回到语言，回到真实，回到自己，回到传统，一言以蔽之，让文学回到文学。
比如讲：电影，要少说话，大家好懂。小说，也要少说话，恐怕懂得人就少。最好的小说，它并不“聪明”，也非“智慧”，更无“技巧”，绝不炫耀“想象”，它只是真实而诚恳。
中国文学愁的不是写作资源，更不是环境体制，愁的是作家的工作态度。中国文学愁的不是没有好作家，愁的是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学教育，愁的是极度缺乏好编辑、好出版人，完全没有好的文学鉴赏、评判和研究。中国文学愁的不是没有好作品，愁的是我们缺失了文学的眼睛。
我如此反感这样句式的小说开头：……是……的。……是在……。翻译拉美文学中多见。
写作需要训练。做梦都想中国有一所专门教习文学写作的学校或训练班，全国各大学汉语系也要有文学写作训练。我们不培养作家，至少也能让学员结业后可以写一手好情书，骗骗姑娘，逗逗小伙子。
有些话似乎真理，比如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不要进大学，等等。我问：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将写作实践作为最高目标要求，你能培养什么？写作是基础，是文字表达。作家的文学写作，应该成为最高要求。我说：今后的大学汉语专业，唯一要求就是——培养作家。培养不成，从事其他。
一个得到官方认同的作家，就不是作家，认同越多，越不是，认同一点，就说明这个作家并非纯粹，不管这认同来自什么样的官方。
一家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特别是主要作品，重要作品，却被“转载”到别的选刊，造成读者习惯于仅从“选刊”窥视当代文学，这就如同一家很好的酒馆，把自家做好的饭菜端到别家酒馆出售。中国文学市场，显然是非正常的，混乱的，病态的。今天，市场将改变一切。
拒绝“选刊”的这一步跨出后，文学期刊，特别是国内知名的大型文学期刊，即将面临的就是经过慎重论证和精心策划、设计的内容栏目改造。真正做到“杂志”。读者要看的并非你一两篇东西，而是整体的气息。纯文学期刊杂志如何改造？谁将走在前头？拭目以待。
体制化文学，特指那些大大小小会议上的作家作品，徒有虚名的作家作品，主题先行的作家作品，轻浮优越感极强的作家作品，热衷于讨论会和奖项的作家作品，讨好上赶作家组织的作家作品。我反对将文学与市场联系。但是，面对“体制化文学”，市场多少还保留了公证。中国作家今后唯一要做到——拒绝体制化。
看到某刊知名作家的作品遭到质量批评。我说，刊物应负的责任就是没有拒绝这类体制作家。写了半辈子毫无激情的东西，时常出席大小会议，出行风光，踌躇满志。这样的作家怎么能写出好作品？一家刊物，今后就是要知道应该拒绝谢绝哪类作家。懂得这个道理，刊物就永远会受到各方读者尊重。
作家的稿酬应由市场决定。据我所知，现在作家的图书稿酬都是出版商与作家的协议。期刊稿酬标准，也应由期刊自己决定。刊物报酬多，好稿件就多，报酬少，也许就没有稿件。当然，大刊名刊，也许报酬少，也能吸引作家。总之，我坚决反对“体制解决作家稿酬”。一切由市场决断。
中国文学走出去。你连台湾都走不进去，你连港澳都走不进去，你连汉语世界都走不进去，你连你身边的广大读者都走不进去，你却想走进洋文世界，谁搭理你？典型意淫自慰。意淫自慰尚有快乐可享，且无所浪费。文学走出去，又将用掉多少百姓血汗。
现如今，文学活动如同政治活动，政治活动如同文学活动。
我给中国文学界深深鞠躬：中国文学别再”走出去”吧。一是您走不出去。二是走出去干嘛。三是走出去谁看？四是人家看了还不如不看。中国文学还是要争取中国读者。走出去的言论和行为，疯了，是对事业的不负责任和损害。
要学习安东尼奥尼的方法和视角，也就是:不做辩白，不说话，仅仅用文字描写一切微小的细节和真实感受。
我非常厌恶体制内体制外说辞和划分的。现在，我也渐渐认同，的确存在着体制内外之分，比如文学艺术，比如作家。凡是那些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养活的作家作品，即体制内。除此，皆体制外。中国文学的希望，在体制外。如我等多数出版从业者，几十年卖书为生，属于体制外。体制外并非无业游民。
在虚构的地方，不要忘记真实。在真实的地方，要有所虚构。
中国所有的写作者，暂时不要写作。写作基本不属于这一代。不写作，大于写作。我有罪，因为写了“文学技巧”。
节选：龙冬《文学写作技巧》一文
龙冬：《独立作家》专栏作家。四川乐山人。1965年生于北京。幼年寄养于济南、青岛外祖母家。童年在北京建国门“学部大院”度过。高中毕业后做过建筑工地小工，贩卖水果。曾在北京、西藏从事书店发行、出版业务、期刊编辑、报社记者、文学图书编辑、博物馆等职业。2017年辞去公职。有《一九九九：藏行笔记》《戏剧零碎》《河源散记》《娇娘》《仓央嘉措圣歌集》《喝了吧，赫拉巴尔》等小说、散文、翻译出版。2009年获得捷克外交部“马萨里克铜制奖章”。作品单行本有捷克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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