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29 张耀杰 红粉枭雄民国梦

1935年4月29日,胡适写作了一篇《纪念“五四”》,其中较为全面地反思了《新青年》同人及北大师生,在“五四运动”前后热衷于各种政治活动的盲目乐观:

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文化、旧礼教挑战了。

……单有文学礼教的争论,也许还不至于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七年的《新青年》杂志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张居多。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北京各学校,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日,放了三天假,庆祝协约国的战胜。……这时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胡适这篇《纪念“五四”》公开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第149号,时间是1935年5月5日。其中的“欧战”,指的是结束于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的蔡元培等人被虚幻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中国一直是一个赔款割地的战败国的基本事实,唱起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之类的高调,并且把北京大学的年轻学子带进了政治纷争的旋涡之中。

同样是在1935年5月5日,胡适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并且兼职讲授英语时的老学生、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熙若),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专版发表纪念五四运动的《国民人格之修养》。张奚若认为,辛亥革命的时候,由于政治领导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并不了解其精髓,所以只是抄袭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才逐渐认识到欧美民主政治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个人的解放。

关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张奚若概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承认政治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或政府;第二,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的权利;第三,承认个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张奚若认为,当一个人拥有这些权利之后,“他才能觉得他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他才能感觉他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真爱护他的国家”。尽管个人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和流弊,由于“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而个人主义恰恰可以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与人民为敌的政体,都应该尊重个人主义。遗憾的是国民党政府不懂得这么一个简单道理,而总是想统一思想、铲除反动,从而白白丧失了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好国民真人格”,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

胡适读到张奚若的文章很是感动,便续写一篇《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其中写道:

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张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颇吃一惊。他是政治哲学的教授,说话不离本行,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到当时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时至今日,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99个年头,胡适等人当年在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到底是在前进,还是在前进呢?!

张耀杰微信号:YJYJZ105594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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