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反运动遭诬陷

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年会结束后,有关领导(具体姓名已无从查起)找到父亲,不无诚恳地邀请父亲到北京工作,说首都缺少医生,特别是像父亲这样年轻,而有能力、有经验的院长级别人士,又说这也是支援首都的建设,云云。父亲听罢,几乎是马上点燃了他心中报效祖国的那股热情之火。

另一方面,父亲一向患有支气管哮喘,在上海居住的那些年,时常喘息不止,可能与上海的气候有关,说来也怪,他到北京后,竟一次哮喘也未曾发作,其实这也是过敏性哮喘异地治疗的一种典型表现,但父亲认定北京将会是他人生中下一个驿站,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决定将带给他一生中难以想像的耻辱与痛苦。

父亲说到做到,跟母亲商量之后,第二年(1951年)便携全家搬到北京,据母亲回忆说所有搬迁及交通费用,都是由北京民航局负责的,原因是民航局下属的民升医院聘请父亲作院长。母亲说,上海家里的的家具如大床、沙发、钢琴等全搬到了北京。连母亲当时的护士曹青霞女士(后来成了我的舅妈),也随我家移居到了北京。刚到北京时,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三眼井,那是民航局提供给我们的一处很宽敞的四合院,父亲上下班还有汽车接送,这是当时民航局跟父亲讲好的条件。

我想这并非父亲自己提出的条件,解放初期中共对知识分子还很倚重,对于医院院长这一级别的知识分子,更是优待有加,他们给父亲的工资待遇是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币),作为医生,他被定为医务五级,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只可惜这份待遇只维持了两年,1953年发生的一场三反运动,便将这一切改变了。

民升医院隶属于民航局,当年座落在弓弦胡同,不过很快民航局便被归属于空军,在父亲1953年的工作证上,工作部门一栏写着:空军直属卫生处民升医院;而母亲1956年的工作证上则是:军委空军后勤民升医院。三年之中两易名称,恐怕是解放初空军内部大事改革之故吧。

民升医院

五十年代位于弓弦胡同的民升医院,乃空后总院前身。

虽说父母当年都在空军隶属下的民升医院作医生,父亲更曾担任过民升医院的院长,但他们却不是军人,也从未穿过军装,更未享受过军人的任何优待。据母亲说,那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情况,他们不是军人,却根据他们的医务级,相应授予他们校级军阶,并允许他们作为非军人在那里工作。民升医院大约在1955年前后结束了它的使命,被正式归入空军后勤部医院,而民升医院在弓弦胡同的旧址,几年后也因中国美术馆的兴建被拆除。

父亲从1951年到1957年,在民升医院(后来归属空军后勤部医院)工作了前后六年,却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也就是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次比一次来势凶猛,以全国范围来看,这也是毛泽东与中共一步步打击、羞辱、矮化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行动,父亲只是一介书生,只懂治病救人,对政治,特别是共产党的政治,一窍不通。

中共自从夺取政权以后,就不断制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全面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制度,1950年开始的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包括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说穿了,就是中共眼里看不惯的人,就要镇压,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据文献报导,在这期间,中共杀了七十多万所谓反革命分子。

这个镇反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在1951年和1952年之交,又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展开“对违法资产阶级的大规模和坚决彻底的斗争”。毛泽东指示说“应把三反运动看得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甚至还表示“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三反运动之风很快就波及到了父亲工作的民升医院,当时的父亲担任院长和外科主任职务,运动开始的时候,医院党支部先从一个会计下手,非说他有贪污问题,但这个会计跟父亲说,他从来没有贪污过,说的时候神情非常沮丧,父亲劝了他几句,谁知道次日这个会计就上吊自杀了,整个医院上下没有一个人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反而在他死后,开批判会,说这会计是畏罪自杀。这是典型的共产党搞运动的诬陷手法,从延安时代便已开始,但父亲对此很不理解,既为这个会计感到难过,也对这种恐怖气氛非常不满,认为医院本是医治病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搞这些逼死人的什么政治运动。

然而,父亲完全想不到的是,下一个打击对象就轮到了他。医院组织了所谓专案组,诬告父亲,说父亲在上海贪污钱财,这真是莫须有的事,父亲当年在上海不仅没有贪过一分钱,甚至组建上海肺病医院时的多笔款项,都是出自他自己和亲友的捐款,更何况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缩影X光机,也是父亲花钱买下的。如此不白之冤,父亲当场给予否认,但是专案组的人不相信,他们采取各种刑罚,目的就是要逼父亲承认他是大老虎(贪污犯)。

父亲始终不屈不饶,这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气节,没有做过的事,当然不能随便承认,特别是这种侮辱人格的指责,更是不能低头。于是,专案组就采取车轮战术,即不同的人从早到晚连续审问父亲,见父亲没有认罪的表示,便将父亲关入牢中。当然父亲入狱之前,完全没有正式的法庭审判,在牢中,父亲被告知不准说话,不准随便行动,也不准和家里通信,还有四个人监督他。

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这一段坐牢经历,原因是当年我尚年幼,不可能跟我谈这些事情,57年以后他又被逐出北京,父女连在一起生活的权利都被剥夺,更何况一起谈心了。而母亲也没有跟我讲过,这是当年我们这种家庭背景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多数父母都不愿将这些受共产党侮辱和冤屈的事情讲给子女听,一来怕子女说出去会惹出更大麻烦,二来父母认为这是一种耻辱,索性不讲给子女听。

我之所以后来了解一点关于53年父亲的这段经历,是1980年3月我离开大陆赴香港定居之前,到空军后勤部跟他们讨要父亲的平反改正意见的文件,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一年零三个月了,我提出要他们赔偿,起码赔偿当年他们无理扣押父亲的工资,但他们说这个很难办到,只能给我看文件,但他们没有影印机,于是我一字一句地将这份文件抄下来。

这份文件罗列了父亲对三反肃反运动的不满,我也得以了解父亲当年的遭遇。至于父亲提到那些人将他囚入牢中的“监牢”,我怀疑是医院私设的牢房,专门关押这种“不服管教”的嫌疑犯,这并不出奇,当年(以至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学校机关单位都有这一类的私设牢房,甚至私设刑室,大搞逼供,甚至严刑虐待。

中共虽然获取政权,但思想意识上与封建君主并无异样,他们诬陷完全无辜的父亲贪污,强逼父亲低头认罪,岂知遭到父亲的反抗,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将父亲关入那所谓的牢中,连正常人的生理反应——大小便,都要管制,每天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每天只给两个窝头吃,这窝头是北方人用粗糙的玉米面制成的食品,一般只有很贫穷的人家才吃这种东西;当然洗澡也是不准的,洗脸则是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父亲的腿肿了,但不准去看医生,不仅如此,连放风的权利也被剥夺最令父亲心痛的是,专案组的人令当年只有十二岁的女儿(我的大姐)给他写信,让他交代,说不承认就永远不释放。

在这种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的情况下,被屈辱的父亲悲愤莫名,他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一个自重的人,死比屈辱要轻松。他设法找到一瓶安眠药,和水吞了下去,准备以死向人们证明:他,是清白的,即使自我了断性命,也不会屈辱地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但是,当年46岁的父亲未能踏上黄泉路,他被人发现,并抢救过来。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有一天,专案组的人来找父亲,说要押着他到上海对质。原来,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每个单位都要抓出一批大老虎(贪污犯),抓不出来的就采取逼供信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肺病医院的一个职工被逼急了,便写了诬告父亲的信,妄说父亲有贪污问题云云,他以为父亲全家已经迁居北京,远离上海,他这样说说只不过为了过关,想不到,这封诬告信很快到了北京,竟成为父亲的罪证。

北京方面收到此信后,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将无辜的父亲打成大老虎,岂料父亲性格坚强,拒绝低头承认这个无中生有的罪名。一个多月以后,专案组的人发觉父亲一直不肯认罪,更以死明志,可能这里面有问题,因此,提出与父亲一起去上海对质。

对质,本意是要找出问题的真相,对质之前父亲应该是属于无罪的,但专案组却强将父亲戴上手铐,如同罪犯一般押到上海,在火车上,专案组的人大模斯样地坐在车厢座椅,可怜的父亲连座椅都不能坐,只能戴着手铐窝屈在座椅下。

到了上海,父亲回到了上海肺病医院,周围的同事非常诧异:欧阳医生两年前为支援首都去了北京,如今怎么这样子被押送回来?那个诬告父亲的人见此场景吓坏了,立刻跪地求饶,说他只是被人逼急了,才胡乱讲的。

好了,对质的结果显示:父亲确实是无罪的,专案组给他解开了手铐,一起回到了北京,一路上有说有笑,还跟父亲说“你看,对质完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嘛”,父亲没有说话,沉默着,一直到火车驶入北京火车站。

回到北京,父亲很快回到医院上班,以为一切照旧,哪里想到他的院长和主任职务被无故撤销,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他。父亲本是胸外科医生,但手术室不准他进去,理由是怕他手持手术刀,实行阶级报复,他被毫无理由地降为普通医生,却不说明他应该在哪个科室工作。

不仅如此,医院领导认为父亲虽然不是贪污犯,但态度恶劣、抗拒运动,并降其薪、撤其职。这真是荒唐之极,明明你共产党搞政治运动,诬陷好人,人家不承认就说人家态度恶劣,抗拒运动,世界上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吗?这只能说明中共一直都把暴力和高压,变成它一统天下的不二法门,也成为它专政独裁的法宝。近年来,关于中共迫害知识分子的史料中,多数显示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其实,从父亲的遭遇来看,这种迫害从1953年已经开始了。

不久,本由民航局安排我们住的那个景山后街的四合院,也被收回,理由则是:你们(指父母)高职高薪,现在国家困难,你们还是自己买房子住吧。由是,父母买了东城区中石槽(后改为东石槽)胡同里面的一个小四合院,想不到的是,全家人在这个小院子仅仅生活了五年,父亲便被逐出北京,这是后话了。

三反运动后,父亲变得沉默了,他在思索,作为一名医生,没有了手术刀,进不去手术室,莫非就不能治病救人了吗?经过长久的思考,父亲想到了祖国宝贵的医学财产——针灸,仅凭一根银针,便可以活人无数,他决定去尝试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父亲恐怕没有想到,三反运动对他的诬陷与不公平对待,竟然令他下半生成为一名成功的针灸医生。

那时,父亲的从医历史一直没有离开过西医,先是在广州的夏葛医学院接受七年完整的西方医学教育,然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实习,毕业后去上海,开创上海肺病医院,并兼任胸外科医生和院长十年之久,其间还被派到美国进修学习。对于中医针灸,父亲以前从来没有任何涉猎,而且二十多年的西医经验,令他曾有西医比中医更科学的看法,但他却没有因此有一点介怀。他找到针灸大师朱琏的著作“新针灸学”认真研读,并在自己身上试针,力图亲身体验到针在进入人体后的感觉,更走出医院,到北京中医医院亲自请教院长王雪苔先生。

五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建国初期,全国医疗系统都是以西医为主导,绝大部分医生对中医不仅完全不了解,更带有一种鄙视心理,认为中医是不讲科学的,而父亲以一个相当有经验的西医身份,不拘一格向中医针灸大师请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难得也非常少见的。“中西医结合”这一口号是五十年代末才开始出现的,父亲实际上比这句口号的出现还早了将近六年,可以说,父亲是上个世纪中国的中西医结合的领军人物,此话一点都不为过。

如果没有看到父亲的手稿,我真是很难相信,他开展针灸工作竟然是在1953年的8月,那一年他遭到中共发起的三反运动整肃,被诬陷成贪污犯,后来到上海对质,医院才知道是搞错了,岂知共产党干部冤枉了人,不但不赔礼道歉,反倒指责父亲态度不好,撤销了他的院长职务,薪金也随之降低,连手术室都不准进,蛮横地剥夺了父亲做医生的权利。

从手稿上的时间来看,父亲被革职之后,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自我完成了他的针灸进修,父亲真是连悲哀、愤怒、自怜的时间都不给自己留,他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他是一名真正的医生。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虽然父亲没有任何中医基础,但是针灸穴位在人体上的位置,对于熟知人体解剖学的父亲来讲,并非难事。他曾跟我说过,毕竟在大学受过几年传统的西医训练,比起完全没有接触过解剖学的初学针灸者来说,还是较为容易学习的。

当时父亲工作的空军直属机关卫生处民升医院,据当年在同一医院工作的张淘医生回忆,那时的针灸科仅有一位从北京郊区请来的针灸师,但没有受过系统的医疗训练,自从1953年父亲开始试用针灸为病人治病,针灸科才开始有了正式医疗科室的雏形,而且父亲还将普通针灸治疗提高到理论水平,据父亲报告手稿中所写“挂号和转科来就诊的日日增加”,可以看到那是他将这个祖国渊远流长的伟大遗产带到了这间医院(而此院即是空军后勤部总院之前身),是被中共侮辱冤枉的父亲创立了针灸科。

那时,父亲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家里总是聚了很多闻之而来的病人和朋友,围坐在客厅四周,然后父亲根据每人不同症状,为他们施针医病。来者之中的名人有民族学家费孝通、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邨、画家吴作人,齐白石,作曲家章玫,甚至北京市市长吴晗,当然父亲并不是为他们的名气而为他们医病,只是因病人和朋友的口头相传,才一个个来到我家求诊,父亲完全是为了证明针灸治疗的疗效,才不辞辛苦地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在家接待病友,而且从未收受诊金。

吴作人,萧淑芳,石贝父亲

后排左起:吴作人,萧淑芳,父亲

大概因没有任何金钱交易,我家那个时候的晚间“诊所”非常温馨,聊天的聊天,看病的看病,唱歌的唱歌,弹琴的弹琴,热闹之极。我那时还很小,大家都喜欢逗我玩,其中那位艺术家章玫给我印象最深刻,他的手指灵巧之极,背对灯光,将他灵巧的手指搭配在一起,墙上的影子便出现了小白兔、大灰狼,还有狡猾的狐狸,加上铅笔、手帕做道具,便成就了一齣短剧。

齐白石究竟是来我家,还是父亲到他家针治,我已不记得,只是齐白石曾经送过父亲一幅画,画的是两只和平鸽,上书“静戈大夫清正九十三岁白石老人赠画”,那是1956年,齐白石被授予德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同年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那年的世界和平标志即是和平鸽,于是白石老人为响应这一世界和平的号召,画了这幅双鸽图。白石老人一生的画作多为花鸟鱼虫,和平鸽大概是唯一与政治有关的作品,我曾在捷克布拉格的艺术博物馆也看到类似的齐白石画作,但远没有赠与父亲的这幅富含神韵。

当年的费孝通和孙晓邨都是大学校长,都是四十几岁,却已患了哮喘多年,经西医治疗,病情依然反反复复,父亲本身便患有哮喘,因此对此症有特别治疗心得,这两位经过父亲四十多次的针灸治疗,都恢复了健康。从1949年起便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也是父亲的病人,在父亲的病历中看到,当年的吴晗受失眠和肠胃病的困扰,针治了不到四十次,已然可以摆脱病状,后因工作太忙而停止治疗。

父亲与吴晗的关系只不过是医生与病人,文革中吴晗成了首当其冲的所谓三家村干将,我们家莫名其妙地也受到牵连,据母亲回忆,吴晗当年因病癒而感激父亲,知道我的哥哥姐姐当时热衷于拉手风琴,于是便送了一个小手风琴,那个小手风琴基本是个玩具,不能用来当作乐器的,大概母亲又转送给别人了,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就这么一点事,母亲也被迫交待了几次,造反派恐怕也觉得实在没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这才作罢。

而吴晗这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在四年之后积极参加反右运动,并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而且在那一年火线入党。父亲医治好了吴晗的多年痼疾,也受到吴晗的由衷感激,却在那一年被打成极右分子,成为吴晗的敌对面。这就是当年中国社会的畸形状态,传统中国的文化被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斗争代替了。

当然,父亲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平民百姓,他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家里挤满了经人介绍来的病人,病状也是五花八门,从中风到小儿失语,从失眠到癔病,从颜面痉挛到无名舌体肿大,不一而足,这也提供了父亲丰富的针灸治疗经验。曾经在上海专攻肺结核病十年之久,熟悉所有有关肺病的西药治疗及手术治疗的父亲,自从亲身体会到针灸治疗的广泛性之后,他开始尝试用针灸治疗肺结核,并到各处参观取经,1954年在医院就“针灸在肺结核病中的应用问题”做大型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可以发觉,父亲对于肺结核的治疗和研究,是结合了中西医两方面的优势,具体病例,具体分析,既用针灸解决病人的厌食、咳嗽症状,又用链黴素注射在有关的穴位中,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从1953年8月父亲开始在民升医院展开针灸治疗后的两年期间,他做了三次有关针灸的报告,两次是在1954年,一次是1955年给卫生部高级针灸师资训练班的讲话,虽然父亲是三反运动中被触及、无罪却被指态度不好、被降薪降职的前院长,那些年却因在针灸治疗上取得极好成绩,在医院表现非常突出,1956年竟然被评为空后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并授予二等奖。我还记得父亲胸前戴着大红花,笑着在医院门口拍的照片。

1956年,大概是三反运动以来,父亲最有成就感的一年,无论怎样,三反运动已经过去,虽被剥夺了作外科主任和院长的资格,但父亲却因这一转折,找到了他的新出路,那就是针灸,在这三年中,他的针灸病人有增无减,好评如潮,父亲也因此重拾他的自尊,焕发了作为一名医生的热情。那一年,父亲甚至将年迈的母亲(我的祖母)从香港请来到北京小住。

大陆五十年代对边界的管制还没有那样严格,不过那一年祖母其实身体已经很差,而且患有老年失智症,根本不能独自走过当年的罗湖桥,父亲则有他的办法,他请我的三伯父将祖母送到罗湖桥头,父亲在国界的这一边接应,虽然与三伯父遥遥相望,却不准交谈,在边防军的注视之下,父亲将祖母搀扶入境,办理手续,然后搭火车由深圳至广州,由广州至北京。

我想,父亲将年老病衰的母亲接到北京,只不过是想尽一份孝心,祖母来到北京的时候正值隆冬季节,住进我们那个小院子的西屋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父母每天都要上班,请了一位会讲广东话的保姆专门侍候祖母,但父亲工作繁忙,根本抽不出时间陪伴祖母,更何况祖母的老年失智症引来诸多不便,最后,祖母在北京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便由父亲将她送回香港了。

虽然祖母来京未能长住,但父亲毕竟圆了他的心愿,尽了他的孝心,1956年在父亲的一生当中都还算是不错的:工作不仅顺利,还相当成功;我们一家六口生活和美平静,祖母的到来,令一家三代透着难得的天伦之乐。三年前的三反运动,父亲彷彿已然忘怀,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父亲,无论如何想不到三反的阴影其实一直没有散去,达摩克斯之剑就那样沉默而且无情地悬在他的头上。那一年,也是父亲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最后一年。

文学城作者博客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