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人们都会听到震天的“Allez les Bleus”的呐喊声。或许是天意让法国队在法国国庆日之后进入世界杯的决赛。
法国国庆日或许没有美国独立日那么知名，可对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有鲜为人知的深意。我们学的多是英文，追赶的是美国，可心里却是法兰西革命的传人。或许是法兰西的土地里有一种革命的热忱，我们喝下那血色的波尔多酒便也会染上对革命的孽恋。
同样的自由之种，却会结出两样的革命之花；摧毁一切旧制度的革命却让旧制度的幽灵长存于世。文艺青年的革命从浪漫走向血色，理想的骄子又会被自己的理想所吞噬。
这些对我们也似曾相识。确实，中法该是前世的知己，君王和领袖相敬、哲人和艺术家相惜。文章不短，供大家在比赛开始前细细品味吧……
我们学英文，追赶美国，
心却是法兰西革命的传人
记得三十年前，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父亲聊天，美利坚的见闻他讲的不过是纽约的摩天楼，华盛顿环城八车道对开的高速、整个国家物质的富足和彼时民风的淳朴。对于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这些有趣，却未必动人。动人的是他讲的那些法国革命的故事：《双城记》中喊着“自由、平等、博爱，不可分裂的法兰西共和国，否则死”的革命群众，《九三年》里为了救妇孺而自愿被俘的老贵族，还有罗兰夫人那句名言：“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从我们的父辈到我们自己，开眼看世界大多从英文开始。时至今日，无论是国力比拼还是经贸摩擦，中国人眼中所见的仅有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可是细细想来，正如李稻葵先生近日一篇文章所言，大部分操着英文的中国人却未必对美国的传统和民风有真正深入的了解，甚至说美国最核心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传统是英语系国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理解的。
于此相反，我们中虽然极少有人能熟读法语，但我们的心里却有着一条从法兰西，到俄罗斯再到中国的革命浪漫传统。我们知道自由和平等来自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格言，《马赛曲》是所有欧亚革命国歌的鼻祖，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一百年前，去美国留学的是科学家和保守的政治学者，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成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在技术的层面上学了昂格鲁美利坚，而在道路和品味上是法兰西的传人。
我们都曾有灿烂无比的古典文明，都曾被旧制度所压迫，都经历了山崩地陷的大革命，欲与旧制度彻底决裂，却又都在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要与旧制度、旧文化和旧情感的幽灵苦战多年。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前几年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而名噪一时。托克维尔在书中说，法国人用从旧制度中继承的东西去领导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而在大革命后却保持甚至强化了旧制度的方方面面。这该是引发了同样是史学家的领导的深深共鸣。
同样的自由之种
两样的革命之花
托克维尔一生写过两部巨著《美国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这真是史学家的绝妙安排。这两场革命放在一起对比有太多的感叹与怅惘。美国独立日的烟花刚刚散去，耳中便会听到法国国庆巴士底日的隆隆礼炮和铿锵军乐。两百多年前，在大西洋两岸，热血沸腾的仲夏时节，两场同样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思想，同样以自由和平等为初心的革命给了现代社会最早的两个共和国。起初，两国的革命者惺惺相惜，甚至遐想自此大西洋两岸将携手走向共和。可是如果以一个甲子为期，评判革命的成果，两国国运大相径庭，却又不得不让人扼腕。
从1789年到1849年，法国经历了如下11次改朝换代：国民制宪会议、国民立法会议、国民公会、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百日王朝/拿破仑复辟、波旁王朝二次复辟、七月王朝、二月革命和第二共和国，而如果再延展3年，则会多加上一次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总共63年间12次改朝换代。
于此迥异的是从1776年到1836年的60年间，美国只经历了两次改制：独立战争时的大陆会议变为战后的邦联，邦联改为美利坚合众国。
如果说法国的多变和美国的稳定对比鲜明，那更为吊诡的是法国人经历了六十几年间的12次国变，最后却是从一个王国革命出一个帝国，把一个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又迎来了两位皇帝。在大西洋彼岸，美国国父们的建国初衷虽经风雨，却蓬勃成长，联邦国体、三权分立、权利保障、定期选举，这些新兴的制度经过六十年已深入人心和骨髓，不再会被任何美国人所怀疑。
国运如此，个人的命运怎不让人更是唏嘘。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五十几位国父，除一人之外皆得善终，而且几代革命家领导了合众国的成熟进程。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门罗、小亚当斯、杰克逊，六十年间七位总统全部参与过独立战争——从大陆军的总司令华盛顿到十几岁参军的“红小鬼”杰克逊，让革命的一代有始有终。
法兰西那边，个人的命运则是浸泡在革命的血色之中。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上了断头台，他们的太子路易十七夭亡于狱中，他的表亲奥尔良公爵为了表示自己心向革命，改名为Philippe Égalité—“腓力·平等”，还投票支持对路易十六的死亡判决，但最终也难逃厄运自己上了断头台。
革命的一方，马拉被刺，丹东、罗伯斯庇尔、德穆兰、库东、圣茹斯特上了断头台。波拿巴家族亦是厄运缠身：拿破仑一世被流放圣海伦岛。他的儿子罗马王、拿破仑二世跟随母亲在奥地利宫廷的怀疑与孤立中长大，唯一的朋友是那位日后的奥地利苏菲皇太后（看过茜茜公主的读者对这位太后应该都有印象），21岁就因为肺病而早逝。拿破仑三世流亡英伦，郁郁而终，而他的皇太子23岁时随英军参加祖鲁战争，身中十八矛惨死于非洲。此外，科学家拉瓦锡、文学家罗兰夫人、数学和政治学家孔多赛侯爵、诗人舍尼埃，也都因为“共和国不需要天才”而命丧黄泉。
法兰西的破四旧和新人类
破四旧这个词在70后的心里该还有些印象，但其真正的鼻祖还是1793年的法兰西的革命家。国民公会废除了王室和贵族，成立了共和政体和新的法兰西宪法，可却意犹未尽。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革命领袖们希望能按照古罗马共和国的德性和启蒙主义的理性再造法兰西社会、再造法兰西公民、再造法兰西魂。
如此宏大的新人类计划，起步时自然先要清理掉所有的旧痕迹。宗教、文化、科学、历法甚至姓名都要甩掉旧制度、实现革命化。
先说宗教。法国原本是天主教的大本营，在十三世纪末，法王强悍到困教皇于囹圄，把教廷搬到阿维尼翁，而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中更是对新教徒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种族清洗。
革命之后，不仅是原本作为第一等级的教士失去了免税权和土地，法国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去基督教清洗：圣徒的雕像和画像被摧毁、教堂的铜钟被回炉、神坛上的耶稣受难和十字架被移走，换为圣火代表真理。在这点上罗伯斯庇尔还算是温和派，只建议把上帝改为“最高存在”，把巴黎圣母院和其他教堂改为“最高存在”庙，而更激进的革命者则希望能干脆地推行无神论。
法兰西皇家学院、艺术学院这些沾有旧制度烙印和王室庇护的机构全部关停并转，改为了革命的委员会加以管理。文学和绘画的风格也为之巨变—轻快怡然的洛可可风格被一扫而光，取代它的是被认为更符合共和精神和革命意志的新古典主义。
那个年代的姓名甚至如我们自己所熟悉的历史阶段一样也染上了深深的革命情怀。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奥尔良公爵原名是路易·菲利·约瑟夫·德·奥尔良，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志向，改名为腓力·平等。那几年，自由、平等、博爱皆可入名，甚至出现了“打倒一切暴君”这种匪夷所思的名号。大概是因为此类名字太过怪诞，大革命的风潮过后，很多年间在法国取名变回只能从基督教的圣名中选取。
如果只是以上这些，我辈从自身的家国史中也尚能理解，可革命历法的实施却真的让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人也大跌眼镜。传统欧洲历法虽是经过教皇的修订，其实还算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留下的“共和制”的东西。但是在国民公会眼中这也是旧制度和愚民的迷信，必须清除。
1793年变为了法兰西共和国元年，January、February, 等等变成了让人忍俊不禁的雾月、热月、发芽月、葡萄月；礼拜自然是不能再有，新的星期每周十天。钟表上的12小时、60分钟、60秒也不知为何犯了革命的大忌，被迫改成了每天十小时、每小时一百分钟、每分钟一百秒。
在此不无讽刺的是，花了如此多时间去破四旧的革命政府却是保留了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行政指挥司法、国家高于个人的一概传统，喊着自由的革命者推翻了国王、再造了上帝、重写了历法，却不知道怎么建立一种新的行政制度，而只能用比国王还集权的方式——“民主专政”（托克维尔语）来管理新的国家。
与此相反，大西洋彼岸的那群美国人其实多少没有想着要闹革命——他们原本只是说要向国王要回属于英国人的天然权利。革命成功之后，美国国父们也没浪费时间去搞什么去英国化，去王朝化，更没有对去基督教化有任何兴趣，倒是花了精力搞出一部完全没有先鉴的《合众国宪法》。
两国革命者为何有如此不同的品味和取向，这要看完本文最后一段。
文艺青年的革命从浪漫走向血色
美国国父的职业曾被学者精心统计：他们中有老政客、有成功律师、有医生、有商人、有农场主，总之是些世俗无聊的职业，但也都是些懂得人情世故的社会人。于此对比，文人控制着法国的政治思想，这一要害托克维尔在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详述。
这些哲学家其实和治国理政毫无关联，他们对政府没有任何经验，却耗尽毕生的心血研究政府应该如何组建，政治应该如何运转。也正因为旧制度下国王使用的是一批所谓衣冠贵族（Noblesse de Robe）的世袭官僚，文人们不像英语系国家一样可以参政议政，是在毫无准备之下接过了大权。
1793年的宪法大概就是如此的一部文人宪法——毕竟理论研究多年，这部大法在两个星期内写就，思想先进、体系严密，却是难接地气——人性之中正常的贪欲如何化解、权力天然的扩张如何限制、违背宪法的行径如何在法治的范围内处置，都没有合理的安排。
如果说文人的书生气是硬伤，那文人，特别是学霸文人的固执和较真则更是让革命从浪漫走向血腥。法国最著名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就是如此一学霸。他自幼学业出众，还曾作为学生代表迎驾，为出巡的路易十六献上拉丁文祝词。
可这位学霸也因为此而极端自负，把自己看作是法兰西民族魂和共和德性的保护者。他在国民公会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言道：“如果德性是良政的基础，那德性和恐怖专政相结合就是革命政府的基础。革命的政府就是自由的专政以镇压暴君的统治。”
他容不得半点品德上的瑕疵，把心中稍稍的动摇，把私生活上的污点、甚至是几句玩笑都看作是革命的敌人而完全不能容忍。他希望的是纯粹的德性和纯粹的对自由和共和理想的忠贞，却越来越失望于现实中这种纯粹并不存在。他因此树敌无数、众叛亲离，在将自己的几位老朋友、老同志推上断头台后，自己也成了共和国的殉葬品。
从年岁上看，美国革命是典型的老中青结合，比如70岁的富兰克林、45岁的华盛顿和33岁的杰佛逊即是如此，而此后每一任总统当选时都已是五六十岁的老江湖。美国宪法特地规定了35岁的总统年龄下限，这在那个年代已是中年往上。
反观法国革命，却是年轻人的天下，罗伯斯庇尔当政时刚刚35岁，而他的搭档圣茹斯特更是以27岁的翩翩少年之身荣膺国民公会主席之职。他们不是所谓革命小将，他们是革命本身的化身，热血、冲动、无畏天命、祖制和人言，却也没有经验与章法，最终在一片血色的处决之后，这些理想的骄子也随着他们的理想去了。
艺术家从政这在美国建国之初是不可想象的悚闻，在那一代保守和严肃的美国人心中这太过浪漫轻浮。可国民公会时期却是有几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入主中枢。首屈一指的是那位大名鼎鼎的Jacques-Louis David。国人对他的了解可能多来自于他在卢浮宫中的旷世杰作拿破仑加冕、拿破仑跨越圣伯纳峰，可殊不知他在大革命时期是罗伯斯庇尔的密友、雅各宾党的骨干，和一般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这在国民公会期间属于负责肃清内部敌人的副国级的领导）。
David的艺术不能说不精湛，他定义了欧洲一整个时代的品味与艺术，可他的人格就像绝大数顶级艺术家的人格一般与（有）常（重）人（大）迥（缺）异（陷）。他的妙笔之下记录了旧制度的王室和贵族、记录了网球场誓言、记录了革命热潮，记录了断头台边上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记录了拿破仑帝国的潮起潮落，看着自己过去的恩主、看着自己的朋友被革命所吞噬。这一切都没有让他的画笔颤抖，他好似没有情感一般能继续画下去。
如果这些都还只是一个艺术家对艺术的热爱，那David在他的好友，革命领袖马拉死后的行径就只能用对死亡的浪漫和革命的孽恋来形容。马拉在1793年7月被政敌吉伦特派的信徒在自己的浴缸中刺死，他成为了为革命殉难和为自由献身的共和国烈士。
他的死日后被David绘制成了不朽的名作《马拉之死》，可这对革命的艺术家还远远不够。他主持了马拉的追悼活动和葬礼，把马拉的死制作成了革命版的耶稣受难。他把马拉已经在夏日中开始严重腐败的尸体放在巴黎的先贤祠中供人瞻仰。而为了让尸体能多保存几天，他们不断在遗体上撒醋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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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能看到这里，也是辛苦了各位读者。这法兰西血色的浪漫也尝得可以了。或许此时那些希冀保守改良的敏感心肠也在怨恨着这些法兰西先贤为什么不能只画画、写诗、调酒、奏乐，只把这些小资的情调传来我中土给非要传播革命的种子于四方。
哎，其实法国人也埋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中恰恰是把一部分责任拽给了我天朝。他说法国的哲学家：“法兰西的哲学家毫无例外地会膜拜中国，虽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几近无知。他们希望全世界的政府都去复制中国的制度。他们满心憧憬希望有这样的政府：皇上专断却是公正、他每年一次下田耕作以示对农桑的重视，帝国唯一的宗教是哲学，唯一的贵族是文人，唯一的官员是那些赢得文艺对决。”
到了当代，戴高乐与毛泽东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实生活中有前后两位法国上司，他们都说他们比美国人更理解中国。好吧，或许我们和法兰西真的是冥冥中的一对前世知己，心中都有那一份血色的浪漫，正应了那一句话：今夜 Nous sommes tous Français！
原创： 易阑 田阁随笔 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