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政以来，只用了第一个任期五年时间，就将自己炼成了中共历史上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个强人，其身兼职务的数量远多于毛泽东。习俨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仅天生神力，而且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习特别喜欢事无钜细都要亲笔批示，就像皇帝那样硃批“朕知道了”。就连改造公共厕所及私人厕所这样的“小事”，他都事必躬亲、亲自“挂帅”。如果中国设立“厕所改造小组”，习必定亲任该小组的组长——如此重要的职务，岂能让其他人分担？
然而，尽管习近平在表面上具有秦始皇那样“千古一帝”的威严，但其权力运作并非从上到下都雷厉风行、如臂使指。早在胡温时代，中共中央便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习认为原因是胡温怯懦，便企图改变此一态势。然而，新君登基三把火之后，却发现风过无痕、涛声依旧。每个层级，下级官员都消极怠工，甚至等着看上级倒霉的好戏；上级官员声嘶力竭地吆喝，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下面鼾声如雷。上下级之间宛如仇雠，统治自然陷入重大危机。对此，习近平即便天纵英明，亦无力回天。
习近平的批示解决不了小小的秦岭违建事件
据上海澎湃新闻网报导，2018年7月30日，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在西安召开。担任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的中央纪委副书记徐令义在会上强调，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反映的是贯彻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批示指示不坚决、不紮实、不到位的严重问题。有意思的是，地方性违章建筑治理的个案，为什么要由中纪委副书记出马督办？
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块连习近平也啃不下来的“硬骨头”。据陕西日报报导，被历代帝王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的秦岭，其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严重。近年来，习近平已先后6次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作出过批示指示，却不见成效。
此次，高规格的工作组除了徐令义之外，还包括中央纪委八室主任陈章永任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副组长。似乎只有钦差大臣携带尚方宝剑，才能威慑地方。强龙能敌地头蛇吗？
目前，西安市已成立57个清查小组，正在对相关问题梳理清查。财经杂志指出，此次专项整治涉11个违建项目。7月初，长安、鄠邑、周至等秦岭区域内所有在建工程全部叫停，接受核查。
这一次整治的结果，是否仍是“雷声大、雨点小”，尚有待观察。但官方媒体爆出习近平六次“硃批”却成一纸空文、被束之高阁，让人不禁若有所思。照理说，以习近平独断朝纲、定于一鼎的地位，其金口玉言、硃笔批文，谁敢不如雷贯耳、一纸风行？但是，为什么连习近平的话到了基层也如风过耳、波澜不惊呢？
原因很简单，修建违章别墅的，不是升斗小民，而是有权有势的官僚。如果中央下令镇压维权的民众、强拆市民的房子、要侵占农民的土地，官僚们必定如猛虎下山，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清理违建别墅，就伤害到官僚阶层的切身利益，他们纵然不敢挺身反抗，至少可以用打太极拳的方式消极拖延，使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习近平亲自出手，尚且整治不了秦岭乱修别墅这个芝麻大的问题，说明中共整个体制已衰朽不堪。在此种体制之下，最高领袖是否具备崇高道德、慈悲心肠、聪明头脑，并不重要；整个体制如同鏽迹斑斑的发动机，已无法再启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官僚集团“集体不作为”比腐败更可怕，他们全然丧失了责任感、荣誉感乃至最起码的职业伦理。而独裁者认为可以靠叠床架屋般的纪律监察机构推动官僚集团起死回生，却不料其着力对象乃是“无物之阵”，对方毫无反应。可以激活公务员阶层、甚至唤起民间社会的惟一希望，乃是全面而彻底的政治变革，变一党独裁为多党竞争，实现新闻自由与新闻监督，维护三权分立和法律至上。但是，这样做无疑是让习近平亲手挖掉自己脚踏之地。
独裁者与官僚集团的对峙，是独裁政权病入膏肓的“新常态”。此种情形，如同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的御旨到了前线却成为一张废纸、无人执行；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手令被官僚和将领们嗤之以鼻、视为天方夜谭。道光皇帝不可谓不勤政，他不断地下御旨，但每一道御旨都与千里外前线的情况背道而驰，而他得到的奏摺、捷报等全都是假话；蒋介石更是刻苦己身、废寝忘食，其手令今天读来仍显得冠冕堂皇、义正词严，但偏偏都是纸上谈兵、南辕北辙，官员和将领们则放心大胆地欺哄领袖。于是，上下之间形成了一种进入“安乐死”状态的默契。
“鸦片战争综合症”
读鸦片战争的历史，便知道今天的中国也深陷于“鸦片战争综合症”而不能自拔。
什么是“鸦片战争综合症”呢？就是皇帝瞎指挥、将官瞒和骗、民众袖手旁观，上下级之间正常的信息沟通渠道全都堵塞、断绝，“命运共同体”失去凝聚力和价值核心，只要遭遇外力之轻轻触碰，表面上看不可一世的天朝帝国即土崩瓦解。
一八四零年，英国对中国开战之后，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敢将英方的外交文书向道光皇帝呈报。道光皇帝始终未能掌握真相、进入状况，他一直以为是海盗骚扰、不足为虑。这不是因为道光皇帝能力不足、智慧不够，而是他被各级官员上奏的错误资讯误导，一错再错、一败涂地。
直到英国舰队从南到北一路攻城略地，道光皇帝才意识到事态相当严重，先后换了几批钦差大臣和前线指挥官：从林则徐这样的汉族能臣，到杨芳这样在西北边疆身经百战的老将；从皇室亲贵奕山，到蒙古贵族裕谦，能用的人都用了，统统都败下阵来，且个个谎报军情、欺上瞒下，明明是“屡战屡败”，却号称“屡败屡战”，以此骗取朝廷丰厚的赏赐。
老将杨芳对付英国人的锦囊妙计是“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他认为女人用的马桶及其中的屎尿可以剋敌制胜。当发现这一招不管用之后，杨芳私下里派广州知府告诉英国特使义律说，假如皇上还要作战，他会先行告知，双方就可以在广州城外某个安全的地方，友好地安排一场假戏假做的战役。那时，人类还未发明摄影机，否则杨芳真有可能拍摄一段双方假作战的影片，送到紫禁城里道光皇帝的御前，逗皇上开心。战场上的胜负不重要，皇上开心才重要。
最后，道光皇帝的杀手锏是，派出时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的皇侄奕经南下“讨逆”。然而，奕经比前面己任钦差更不堪。英国历史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鸦片战争》一书中写道，奕经抵达苏州之后，急于享受苏州这个温柔乡的程度远大于对英军开战。其档案管理系统漏洞百出：他将往来公文交给手下，然后就不翼而飞。战争结束时，任何幸存下来的档案都被当作废纸送人，等到要写给皇帝汇报材料时，才发现找不到一点参考资料，只好凭空杜撰账目。有一个被同僚形容为“诓骗欺矇，无弊不作”的官员鄂云，说要去招募乡勇，居然凭三寸不烂之舌就从奕经那里拿到一万二千两银子。战争还没有开始，鄂云就同那群从未训练过的乌合之众逃之夭夭、不知所终。
奕经从未认真拟定作战方案，在战斗之前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到美学的精益求精上。他虽是旗人，却又是附庸风雅的士大夫，好书法、辞章、诗歌和绘画，所中之中国文化毒素实在太深了。其随营画家穷数月心血，画好一幅预言式的作品，题名曰《如意指挥图》。奕经还热心地动员许多有文才的幕僚，举办作文比赛，征求词藻最华丽、最动人心弦的“胜利宣言”。他的一位幕僚读了头奖的雄文之后叹息说：“洋洋巨篇，典丽堂皇。”然而，这些书画和文章都未派上用场。兵败如山倒之际，奕经率领众将官丢盔卸甲、夺路而逃，“扬威将军”变成了“阳痿将军”。
虽然战败，奕经却向皇帝报捷说，官兵对英国军舰取得了惊人胜利，用火筏烧毁敌方多艘军舰，数百名英军被烧死和溺死，这些大约是从《三国演义》之“火烧连营”中抄袭来的细节。英方的记录中此战并无伤亡。道光皇帝闻讯兴高采烈，立即赐予奕经双眼花翎。然而，战报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浙江巡抚刘韵珂公开提出质疑。道光皇帝命令对战绩加以查证，奕经却回奏说：“若再另行查探，迭寻佐证，历时既久，事转游移，将使奋勇有为之士不得即时论功行赏，恐不免堕士气而寒兵心……无需复查。”道光皇帝居然认可此说法。
奕经也有跟杨芳相似的妙计：反攻宁波之前，奕经由军费拨钱出来，买了十九只猴子，本来是想把鞭炮绑在牠们身上，然后丢到英国军舰上。但因为找不到带猴子靠近英国军舰的人，勇敢的猴子们始终未能出征。等到兵败如山倒之后，饲养员冯氏匆匆逃逸，这批“孙悟空”慢慢饿死在饲养员家的前厅，成为人类异想天开及粗心大意的牺牲品。
清帝国是“泥足巨人”的真相早被英国人看破。一八三六年的《中国丛报》就指出，中国此一“国家抱持着不合群、阴沉的自尊自大，视其他所有国家为其属下，以为自己的文明、资源、勇气、艺术及武备远为优越……中华帝国的整个组织没有自行粉碎诚为异数。”“外国只要瞄准，然后有力地一撃”，中国“就会踉跄倒地”。一八四一年十一月下旬，英国特使璞鼎查指出：“中国整个决策体制显示，不管皇帝对臣民有什么感情，王公大臣及一切军官除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之外，对其他事务都无动于衷。”一名英国上尉对战争期间的情况评论说：“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你在这一地方打、杀、摧毁他们，换一个地方他们还是跟你做生意。”鸦片战争期间，官兵杀百姓，百姓组织的民团杀官兵，以及来自不同省份的官兵之间的自相残杀，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英军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多时候，英军成了中国内战的旁观者，然后再收拾残局。所以，与其说清帝国是被英国人打败的，不如说是被它自己打败的。
道光皇帝救不了大清，即便其英明神武的祖先康熙大帝复活亦无能为力。蓝诗玲描述了这些从原始档案中找到的细节之后感叹说：“这种情况不免让人心生怀疑：清代中国是怎样的政治、社会聚合体，一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血腥斗争，对很多人而言竟变成不容错过的好机会，可以诈欺政府，驱使无知、没受过训练的人民，去打一场几乎稳死的战争。”此后数十年，清帝国号称“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购买大量枪炮和战舰，打造海军和新式陆军，但甲午年的日清战争再次将东亚病夫打回原形。其原因若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笨蛋，不是武器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国民党是如何败亡的？
将近一百年之后的中日战争，中国的表现并不比鸦片战争时有丝毫进步。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E Eastman）在《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一书中道出国民党政权败亡的真相：政权的维持还取决于其自我改革的能力，如果改革进行不下去，结果不是革命就是周期性的农民造反大破坏。
易劳逸认为，蒋介石当然要对国民党的败亡承担最大责任，“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易劳逸毫不客气地指出，蒋“像清朝的皇帝一样，对他来说政治就是在统治层中的争斗”。蒋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他难以理解问题的实质”，将“政治问题、行为问题升职经济方面的问题都视为实质上的道德问题”。蒋介石曾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严厉批评党员和官员说：第一，做官不做事；第二，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第三，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尽义务；第四，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第五，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这些批评准确而深刻，但说完就完了，被批评对象无动于衷。人类的愚蠢，就是不断重复悲剧性的历史——在以上这些方面，今天的共产党中国竟然与当年的国民党中国惊人地相似。
无论蒋介石是苦口婆心，还是声色俱厉，国民政府的权力系统岿然不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腐败、低效、残忍、暴虐，特别体现在征兵（“抓壮丁”）环节，死于后方的“凖士兵”多于在前线作战而死的士兵。蒋梦麟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时，曾在各地考察征兵情况。他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听来自广东的壮丁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他们告诉蒋梦麟，由于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蒋梦麟还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合格入伍的壮丁，“只四分之一”，甚至“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梦麟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这相当于国民政府公布的实征壮丁总数。当蒋梦麟把这个数字告诉国军高级将领时，“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
西南联大教授陈达的观察，为蒋梦麟的说法提供了佐证：“由广西柳州运兵入云南……一路饿死或病死的兵颇多……士兵夜间许多人共宿一房，无床和被。少数人能坐，多数人站立。次晨开门，有人依墙而死……估计自广西柳州至交兵地点，死亡的士兵，约占一半。”
即便很多壮丁活着到了训练营，还没有上战场，就被军官或疾病折磨致死。军令部的一个电文说，“据国军某团长说：‘我们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固是营养不良，而胖子……不是真胖，而是浮肿。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训练营的条件不比纳粹集中营好多少，“壮丁一经患病非特医药治疗，长官漠不关心，而犹责亦照常上操课。偶因病而无力操作者，动辄以木棍或扁担，加以痛击，每一责罚，必致壮丁血肉横飞，非死即废。甚至有因细故而遭枪杀者，亦有于行进间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废或抛入江河岩谷者，极尽人间惨毒。”
“云南王”龙云背弃国民政府的原因之一是国民政府不能善待人民。一九四三年，军政部要求云南新征壮丁三千人，作远征军杂兵使用，尚知道珍惜本地居民人命的龙云拒绝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也就是说，把没有经过训练的平民派上前线，等于送死。一九四四年，军政部在昆明黑林铺成立新兵训练营。由于长途跋涉、医药缺乏、营养不良，新兵死亡极多。死者被草草掩埋在团山松树林中，尸体腐烂，臭气熏天。附近居民意见很大，经人向省政府提出申诉。龙云派人前往查看，军官拿锄头挖开松土，发现许多剥光衣服后光身掩埋的士兵，死状甚惨，不堪入目。龙云在报告上批示：“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军政部直属机关，竟然如此，殊堪痛恨！”但也无能为力。
蒋介石固然独裁残暴，但壮丁还未上战场就死亡大半，当然不是他故意如此，这对他无甚好处。但为什么出现此情况且屡禁不止呢？既不是因为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中国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也不单单是因为技术性的问题（如经济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等，更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尚未成功转型为现代文明国家，传统中国社会中“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风民俗与现代社会断绝了，而西方敬畏生命的基督教精神、个人与国家形成的契约社会、重视责任感与荣誉感等观念又未在中国生根发芽，故而在这个怪异的社会当中，人人无所畏惧、放肆而行，人人作恶又人人受害。
中国已经迈入“失败国家”的门槛
习近平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道光皇帝统治的清帝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华民国又能好多少呢？北京用“刺刀见红”的方式驱赶数十万“低端人口”，江西大规模地强行焚毁死者的遗体和棺木以实现“丧葬革新”，假疫苗泛滥全国致死数十万孩童遭害……这些“今古奇观”密集发生，暴露了这个崛起的“强国”原来濒临“失败国家”边缘的真相。
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指出，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包容性制度，后者是汲取性制度。首先是经济模式的区别：“比起由少数人建立、从多数人那里攫取资源却无法保护产权或者刺激经济活动的汲取性制度，实施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在新技术和新技能投资的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进而是政治模式的区别：“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相互支持，以多元主义方式广泛分配政治权力并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制度是安全的产权和包容性市场经济的基础。而汲取性经济制度跟汲取性政治制度是协调联系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保持并发展汲取性经济制度，运用他们获得的资源，巩固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对号入座，中国更接近汲取性的失败国家而非包容性的成功国家。
失败国家的标志是：国家职能停摆，中央政府无能力提供“正向政治财富”（Positive Political Goods）——包括无法提供国家安全与人身安全、无法实现法治与政治透明化、无法促进政治参与及人权保障、无法永续经济发展、无法确保人类发展。这类国家不但欠缺“国家职能”，就连国家相对自主能力都变质成负面的“掠夺性”，崇尚政治暴力乃至于“枪杆子出政权”。
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和美国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共同编制了“失败国家指数”（Failed States Index），每年根据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标就各国总体的社会稳定性进行排名。
2014年的“失败国家指数”，在全球178国中，16个国家被评为失败国家。另外，有54个国家被评为独裁国家，须进行民主化改造，中国名列其中。2015年度“失败国家指数”中，中国名列第62位，比起排在第79的印度、第80的俄罗斯、第95的越南都要“失败”。这个排名比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二（按照“国师”胡鞍钢的说法，中国的GDP早已超过美国）更重要。
中国的现行体制已陷入“自发性窒息”的状态。习近平的瞎折腾，不能拯救它，而只能加速其死亡。
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可以被随意更改、涂抹。比如，中国在法律途径之外由设立信访办和上访制度来作为底层社会之“出气孔”，却又动用编外警察和“黑监狱”来对上访人员严防死守。
这样的政权当然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和爱戴。当美国驻华使馆在微博上宣布美方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之时，留言的中国网民当中，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站在美国一边。有人说：“第一局，（自由）灯塔赢。”有人说：“美帝，再猛烈些吧，世界民主需要你。”有人说：“支持美国加大贸易战，打醒沉睡的虫。”有人说：“我以为底下会全是骂声，看来天朝百姓已经不像以往有饭吃有地方睡就乐意当牛做马了。”还有的说：“美国制不制裁天朝和老百姓关系不大。普通人还是住破房或没房住，还是吃粗茶淡饭。天朝赚了100亿，进权贵家里99亿，普通人只有1亿。”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炫耀贸易战第一阶段的战果，强调过去4个月中国股市跌幅高达27%，显见贸易战已成功重挫中国经济。没想到竟引来大量中国网友翻墙留言，自爆中国股市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建议川普应针对中国房价猛攻，只要房价泡沫一崩盘、中国就完蛋了，“打中国股市没用，中共不关心。打爆楼市，中共才会低头！”这种踊跃为敌国出谋划策的民间心态，跟鸦片战争时毫无二致：那时，无数中国民众找到官兵荼毒和劫掠，反倒盼望英军早日进驻，驱赶官兵，恢复秩序。此前，官兵强迫他们提供劳役、缴纳特别捐税，英军却以相当公平的价格向他们购买食品和日用品，他们当然将英军当作“王师”了。
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虽然还不属于“失败国家”行列，但已迈向“失败国家”门槛。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名言是：“苏联的今天，中国的明天。”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名言是：“委内瑞拉的今天，中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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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Saturday，August 11，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