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提笔写这篇序言之时，就表明我的“乾隆三部曲”要出齐了。从《乾隆十三年》，到《马上朝廷》，到现在的这部《乾隆晚景》，一共三本。所谓三部曲，本应是一本书，是一齐写就（当然，也有个先来后到，一笑）。但我几乎从没打算把它们放在一起出版，叫做《乾隆》什么的。
明眼的读者一定早已看出，这几本书的篇幅前后长短不一，以致《马上朝廷》以三十年之久，不敌第一部之十三年。第三部从第六次南巡（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写起，加上嘉庆的三年多时间，满打满算，也有近十五年，与《乾隆十三年》约略相当，但篇幅就更短了。以致不得不加以多篇附录，难逃“滥竽充数”之讥。就其内容来说，这几本仍是语多“含蓄”，许多问题似乎并未说透，也对它们的篇幅造成一定影响。也许，是笔者有意如此，也许，这就是他的作风，而非其他？也许，这样“含蓄”，恰说明我们所谓历史，还是以猜测的成分居多。
显然，第一个阶段《乾隆十三年》已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完全可以单独出版。它也是我最费心，下功夫最多的一段。它始于三十年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困于”经济史的时期。对于乾隆朝的整个历史，相比而言，则仍然缺乏了解。多亏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独具慧眼，不但看中了她，还在她之后，连续推出几本，遂有了这个序列（所谓“乾隆三部曲”）。不是他们，恐怕还不可能。
但不管怎样，现在很多事情我都准备放下，不再“逞强逞能”。对于乾隆，我也不觉有那么多好写的了——所以此书篇幅只及前者三分之一——不是我累了，恐怕倒是皇上累了，也老了。当然，比起前五十年，这成为他统治最为失败，最令人诟病的一段。虽然他的眼光还是那么犀利，手腕还是那么老辣，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怕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本书（《乾隆晚景》）分为四个部分，它与前二本的写法颇有不同，是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质疑，即针对四种成说提出不同意见，或是说与之“唱对台戏”。似乎是不由得还要为乾隆皇帝做一点辩护：他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政事废弛？或是官吏贪腐，或因和珅一人作祟？或缺乏眼光，以致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机会（如在国际贸易上）？诸如此类的机会是否存在？是不是在经济发展上已经途穷财尽，或因人口过多，而无可救药？……这些好像都有一点似是而非，又像又不像。
最大的争议，可能还是在于所谓的“政事废弛”。人们心目中想象的“专制集权”，在这个广土众民、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家，其实谈何容易？就拿追捕逃兵一事来说，参考乾隆三十三年“叫魂”的案例，其关键的有名嫌犯，尚且不能坐实，何况第二次金川之役以来几次战争中成千累万的逃兵？乾隆十二年的教案，按说是最严厉的了，致引起刘松龄一辈传教士的愤怒。但是根据最新发现的外国史料，却不难发现，好几起违法传教的外国人，都被地方政府保护起来，暗自遣送出境。所以我称其为一个“上下相蒙”的“二相世界”。看来，这是“帝国”的政事所需，是不可以戳穿的（参见拙作“这才是真历史”，《华夏时报》2012.9.5）。
结果，自然是“令不行，禁不止”，拿乾隆前十三年与最后十三年相比，看来情况是大不同了。但又有谁能说出当日情况究竟如何？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古书存疑的办法，摆在这里，让读者评判。也许，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
无疑，要想对当日客观形势做出交代已不容易，更难的是写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既写出一个朝代的历史，也写出个人的心路历程。
尽管皇上依然精力旺盛、才力过人，但他最终仍不能不带着诺大的遗憾，告别这个世界，撒手而去。
我们的“乾隆三部曲”，也就可以就此告结。
本书拟分三个部分：
一．乾隆晚景
二．乾隆朝来华传教士刘松龄
三．乾隆及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其一，关于小书的写法，似乎还有一些值得检讨之处。比如，像朋友所说，乾隆朝史事确实有太多可以用来“借古讽今”。但笔者初意却不及此，同时，（至少从第二部起）也无太多的思想、理论想要表达，更多的还是期望读者自悟，如是而已。
在《乾隆十三年》里，小书的“中心思想”似乎还比较明确，各有独立的篇章。其后似乎就没有了。其实，我的打算就是接着讲述乾隆朝的故事，也不敢说是“标新立异”，而是表示乾隆朝历史还有这样一种写法，大约处处与他说不同罢了。面对这样一个千姿百态、极为复杂的时代，不能不展现其不同的面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讳过，不忌善，不因人废言，不以过掩功，希望多少能还其“本来面目”，如是而已。总之，这是一个处于“大转折”之中，并非能够“一言以蔽之”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好坏掺半”的年代，其间有正面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面，也有反面的令人愤懑难平的一面（愈是到这种时候，语气愈是应冲淡平和）。
其二，本书加入刘松龄研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来华，处处都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影子——如此分析尚无先例——也就又一次拉近了我们与刘松龄的距离；另一部分原因，是想再次强调其时中外历史的关联。刘松龄的那些想法——不管你喜不喜欢，爱不爱见——恐怕或隐或显、或迟或早，都会对中国发生很大影响。我过去曾说“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对此怕是不能太短视了，不能随意把它割裂了看。
其三，最后一部分选择的原因之一，是最近经由几个大学的讲课，颇有应增入治学方法课程的感触，——它们不是从外国（多半还是经“二道贩子”之手）贩来的“片儿汤”，或所谓“科学”理论，而是经过自己体悟的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因此也是有为而发（它也占据了本书的很大篇幅）。
不多说了，何况——孔门主张“有来学，无往教”，我们已经批评太多（无论在“乾隆三部曲”的哪一部中），难道还要想改变谁人？——休息一会，休息一会！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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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