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两岸关系的几个问题

李家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一、“一个中国”原则问题
二、岛内四党的大陆政策
三、“政治因素”和“感情因素”
四、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
五、两岸政治谈判问题

今年以来,我有幸参加了几次与台湾政界及商界的座谈会,也单独会见了一些台湾朋友,并就两岸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交换了意见和看法,颇有收获。以下拟结合自己心得体会,谈有关两岸关系的几个问题。

一、“一个中国”原则问题

什么是“一个中国”原则?今年1月26日,钱其琛副总理在江泽民主席发表有关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看法和主张”三周年纪念会上讲了三句话:一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二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三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这是对邓小平、江泽民所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最权威、最正式和再清楚不过的铨释。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关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台湾方面说,当年两岸两会(大陆的“海协会”和台湾的“海基会”)曾达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口头协议,意即两岸可就“一个中国”各说各的内涵和称号。设如果真如此,那不就等于祖国大陆这边实际上也巳同意“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了吗?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经过笔者考证,实际原话是:双方各自可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实际上是说,“一个中国”原则可以暂不涉及它的具体内涵或称号。大陆这边不特意强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那边也不要特意去讲“中华民国”。这就是把“一个中国”的提法暂时地“中性化”了。其具体内涵可留待双方以后讨论。这本是祖国大陆这边十分善意和诚意的表示,然经台湾方面扭曲颠倒为上述八个字后,其内容就完全走样了。

二是关于汪道涵先生的一次谈话。台湾媒体报导说,汪老先生在一次接见台湾客人时说:“一个中国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共同缔造的未来的新中国”。我没幸在场亲聆汪老先生教益,但经向有关人士了解,汪老先生确实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它含义颇深,也颇具前瞻性。然台湾方面有人把它混同台官方所说的“一个分治的中国”,意即“‘一个中国’是未来,‘两个中国’是现在”。这同样是一种有意的扭曲。

而据我所知,汪老先生的“一个中国”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是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未来的“一个中国”,当然是经过“整合”、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共同缔造的新中国。但这绝不等于说,现在的中国就是“主权分割、治权分享”的“两个中国”。中国是一个整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绝不容许分割。我觉得,汪老先生的话与江主席历次谈到的以及钱副总理最近发表的谈话的原则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关系到两岸之间的“定位”--它究竟是“一国”的内部关系,还是“两国”的国际关系?这是关系两岸未来、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有人总是想把台湾定义为“主权独立国家”,这究竟有什么好处?难道台湾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实行“高度自治”就没有前途、而只有分成两个国家、互不隶属才有前途?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岸在未实现统一以前,可不可以各自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暂不涉及它的具体内涵或称号)来处理两岸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颇值得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台湾方面的朋友们深思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岛内四党的大陆政策

岛内四党系指国民党、民进党、新党、建国党,台湾当局废除“党禁”后,岛内政党一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最多时达到90个左右,然大都像肥皂泡一样地消失了,现台湾媒体时常出现的就是这四个政党。

民进党是台湾岛内最大的反对党。该党内部有四大派系,即以许信良、黄信介、张俊宏为代表的美丽岛系,以洪奇昌为代表的新潮流系,以陈水扁、沈富雄为代表的正义联线,以谢长廷、颜锦福为代表的福利国连线。今年2月13日至15日,这四大派系开展了所谓“中国政策”实即对大陆政策的大辩论,所达成的“共识”是“固本西进”,与国民党的“根留台湾”、“戒急用忍”政策几无二致。在这次大辩论中,国民党与新党以及社会各界许多人都列席参加了,说明各方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这个大辩论实际上还只是开始。

台湾岛内四个政党中,建国党是最新成立的,势力最小,是死硬的“台独”派。现将这四个政党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和政策简述如下:

国民党:“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主权独立国家,只不过是现今’场所’变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国家”。如今的两岸关系是“准国际关系”。将来应“统一在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之下”。

民进党:“台湾巳是主权独立国家,无须再宣布独立”。基本公式同国民党,即“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国家”,执政以后可以不改现有“国号”。如今的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未来的目标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

新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国民党不同点是未讲领土主权范围)。如今的两岸关系是“特殊关系”,未来应经由“邦联”或“国协”模式达成统一。

建国党:认为现在的台湾“不是国家”,而是面临被吞并危险的“非国家”。如今的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未来的目标是“一中一台”,建立“台湾国”。

以上可见,岛内四政党在主张台湾主权独立这一点上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建国党主张变更国号,而其它三党则主张保留现有“中华民国”国号,诠释上大同小异。如果从两岸要不要统一这一点上看,国民党是“虚统”,新党是“缓统”,民进党是“拒统”,建国党是“反统”。存在决定意识,两岸处于分割状态的时间太久了,使得岛内的分离意识在加剧。

这既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了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岛内的分离意识巳不只是理念,而是越来越多地见诸行动。就台湾当局来说,政治上的“一国两体”,经济上的“戒急用忍”,军事上的“扩采备战”,文化上的“分离教育”,特别是对外关系上“联外压内”,在在说明必须尽快地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不能再拖了。

三、“政治因素”和“感情因素”

目前的两岸关系之所以处于僵持状态,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仅就两岸之间来说,既有“政治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互作用和影响的。

就“政治因素”说,两岸各有说词,各有“想不开”的地方。台湾方面说:“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的,如今巳八十六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被消灭,还在台湾这块地方实行“有效统治”,在大陆时期的全国性统治机器经过收缩和修补还依然存在。怎么能“被”你统一,“矮化”为一个“地方性政府”?

然就大陆方面说,更是义正词严,原国民党的南京政府确实是被推翻了,巳经改朝换代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内有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戴,外有国际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承认,它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理所当然地要继承或接管原“中华民国政府”既有的一切权力和所管辖的领土。台湾毕竟只是中国的一个小省,其土地和人口分别只占全中国的0.27%和1.72%,怎么可以闭眼不顾事实,硬是“以省称国”,偏安一隅,抗拒中国统一呢?

就“感情因素”说,两岸也各有“情结”,各有“想不开”的地方。如果说,政治因素主要导源于政治层面和政治人物,那么感情因素则主要导源于两岸间的人民大众。

从台湾同胞看,它地处中国东南边陲,历代的中央政府都没有保护好台湾同胞,尤其甲午一战,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竟将祖国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侵略者,使我台湾同胞遭受五十年之久“亡国奴”之苦。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又继续遭受国民党政府的欺凌和压迫,特别是1947年的“2.28”事件,竟有成千上万的台湾同胞惨遭杀害。新中国成立以后,施政有误,诸多困扰,更谈不上给台湾同胞以有力奥援。台湾同胞由此而产生“台湾情结”,增长分离意识是很自然的。

从大陆同胞看,完全是另一种“台湾情结”。他们对于当年满清政府之出卖台湾,无不义愤填膺,痛心疾首,眼泪暗流。对于台湾同胞之被迫当牛做马,更是感同身受,心怀国耻,无日或忘。台湾岛内有些人把历代的中国中央政府有负于台湾人民之所作所为,与祖国大陆人民划上等号,这是非常不妥的。八年抗日战争,我大陆同胞为了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被占国土,浴血奋战,艰苦备尝,先后伤亡达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5,000亿美元以上。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的回归祖国,这是中国人民、海峡两岸人民共同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如今强大了的祖国和它的人民,怎么能容忍它的肌体骨肉的一部份从母体分离出去并重新落入外国反华势力的魔爪之中呢?

如今的两岸关系或台湾问题,追本溯源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因素”和“感情因素”交集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了。两岸都是中国人,还是“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的好。在两种“政治因素”和两种“感情因素”之间,可不可以找出一个“汇结点”呢?这就要多沟通、多交流、多对话、多商量、多为对方想想,找出一个“汇结点”。要在兼顾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台湾同胞利益的前提下,共同为缔造一个“统一、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而奋斗。

四、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

台湾方面自1996年9月提出“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以来,到现在巳经快一年半了。近一个时期来,台湾高层仍多次表示将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这个政策究竟怎么样?其由来及发展趋向会如何?不妨作点探讨。

据台湾岛内的一些朋友们谈,1996年7月底,李登辉先生对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高清愿等企业家来祖国大陆参加北京召开的“京台经济合作研讨会”,并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亲切接见,感到十分恼火,认为这样下去会对台湾工商界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们都一窝峰地去大陆投资,那么台湾方面借以与大陆抗衡的最后最大的一个筹码就没有了,那怎么行?认为必须刹车,也必须给高清愿等一点脸色看看。

同年8月14日,也就是江泽民接见高清愿等的半个月之后,李登辉在一次会议上,即提出要对“台湾亚太营运中心应以大陆为腹地”的说法“进行检讨”。其实,这是他本人早就认可、并且多次谈到和强调的,终于决定要“收回”、要“反思”、要“检讨”了。

尽管如此,他还觉得不够。认为江泽民在接见高清愿等企业家和学者们时,用了那么多古诗古词古典,诸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以及“(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等等,都是喻意颇深,饶有风趣,但却让人费解。

香港一家报纸带有讽刺意味的报导说:“江泽民谈笑用兵,李登辉后院失火。”李先生希望有所回应。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时候,台湾某先生建议采用清朝咸丰皇帝亲笔写的“戒急用忍”四个字进行回应,李欣然接受。于是在一个月后的9月14日,就又在高清愿亲自主持的工业总会年会的闭幕式上正式提出这几个字。一面是以古典对古典,一面更重要的意图则是要对台湾企业家们正在兴起的大陆“投资热”泼些冷水。

许多人对台湾李先生提出的这几个字,一时也感到懵懵然,不知出自何经何典。其实,它是来自河北承德原清宫的“避署山庄”,有人曾亲睹台湾这位“某先生”在承德旅游参观中记下了这几个字。

咸丰皇帝为什么要提写这几个字?经向一位历史学家考证:咸丰年间,大约19世纪60年代初,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清军连连失利,咸丰帝躲在避暑山庄,不知所措,郁郁寡欢,大臣们给他请来一位佛教大师,意在请其指点,这位大师于是给咸丰帝写下了“戒急用忍”四个字,用意是很明显的。咸丰帝视为珍宝,并亲自书写了这几个字,挂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斋”东暖阁的门楣上,奉为座右铭。咸丰帝本人则住在这个“烟波致爽斋”西暖阁。这以后不久,咸丰帝被迫签订了好几个卖国条约,最后自己也死在这个挂着“戒急用忍”四个大字的“烟波致爽斋”。

北京的这位历史学家说,“戒急用忍”这几个字,一向被视为“倒霉”、“晦气”的象征,未想到130多年以后竟被李登辉先生用在两岸关系特别是两岸经贸政策上。同是“戒急用忍”,也同是出于无奈,只不过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的。

目前,李先生的这个政策除了政治层面一些人出于某种特殊考虑仍表示应坚持和拥护外,商界、学界和舆论界反对的人巳愈来愈多。台湾航运界龙头、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首先发难,直言不讳地抨击台湾当局的“戒急用忍”政策,要求尽速开放两岸“直接三通”。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也公开不满地表示说:什么“戒急用忍”,巳“使台湾三万商家忍不下去了”!

台湾著名经济学家侯家驹教授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猛轰台湾当局的“戒急用忍”政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大陆经贸政策”,是违反“自由经济基本哲学的”。其他许多学者、企业家、舆论界人士亦纷纷指称这个政策“太僵化”、“脱离实际”、“违反市埸法则”、“欲图损人而其实害己”。台湾高层中的某些智囊人士亦感到,这种政策只能作为权宜性的反弹措施,不宜持续太久,否则亦会招来“晦气”,不仅会激化矛盾,也会损害自身经济利益。

五、两岸政治谈判问题

自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以来,两岸关系先是紧张、后又转向持续的低迷状态,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会谈也中止了。近一个时期来,似乎微露某种“解冻”迹象,双方都在围绕谈判问题向对方喊话,但迄未达成协议。究竟能不能谈得起来,要进行什么样的谈判以及其前景如何,是各方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1. 能不能谈得起来?

我看势在必谈。只是什么时候能开始,现在还不好说。之所以说势在必谈,是各有关方面都不想打仗,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就大陆来说,提出“一国两制”,就是想和平解决分歧,不想打仗。有人说,“一国两制”是为了要“吃掉”台湾,这是台湾在认识上的“最大误区”。而其实,大陆提出“一国两制”,正好是因为不想“吃掉”台湾。如果像有人说的那样,香港是“金鹅”,台湾是“金牛”,既然能保存“金鹅”,又为什么不能保存“金牛”?香港回归到现在八个多月了,事实证明是保存这只“金鹅”还是杀掉这只“金鹅”对中国更有用呢?当然还是保存这只“金鹅”好。除非有人硬是把中国大陆逼到墙角,否则是不会也不愿动武的。

就台湾来说,一是经济上属加工出口型经济,二是军事上无战略纵深,不说打仗,就是持续的紧张状态也承受不起。别看它买了那么多西方武器,每年也要进行很多次军事演习,都不过是装模作样,自我壮胆,真正打起来,由于先天的致命弱点,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的。台湾高层心知肚明,过去伊拉克买的先进飞机不比台湾少,但战争一开始,机场先被对方摧毁,飞机上不了天,又有什么用呢?台湾经济能有今天这个样子,实在也不容易,谁也不忍心看它毁于一旦。相信广大台湾民众也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改善和稳定两岸关系的。

就美国来说,台湾对自己早就不是“财富”而是“包袱”。两岸真的打起来,就要拖自己下水,这对美国并无好处。不久前,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访台带去“三个讯息”,其中第一项就是期望两岸“尽快重开会谈”;第二项是建议台湾从香港“了解一国两制如何运作“;第三项是表明美国对台湾不是“没有限制、无条件的支持”。(台《联合报》1998.1.26) 这对台湾自然是有压力的。美国对香港按“一国两制”实现顺利回归,深感“惊讶”,虽未说“一国两制”适用于台湾,也未说不适用于台湾。

2. 应进行什么样的谈判?

看来两岸在这方面是有分歧的。台湾方面,要求恢复原来海协、海基两会的事务性会谈,说“过去从那里中止,现在就从那里开始”。认为现在进行政治谈判的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应该“先易后难”、“积累善意”、“循序前进”。从李登辉到萧万长和张京育,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其实不过是借口,真意是不想进行政治会谈。而大陆方面则认为,如果只是恢复过去那种事务性会谈,不过是消磨时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诸如劫机犯遣返牵涉到司法管辖权,渔事纠纷牵涉到海域划分,都是政治问题,涉及到两岸关系的定位,不进行政治会谈,不解决这些问题,事务性会谈将很难取得进展。不仅如此,1995年6月李登辉先生访美,使两岸关系由缓和变得紧张,就是在两会事务性商谈并取得进展的时候进行的,大陆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3. 怎样进行政治谈判?

关于这一点,钱副总理今年元月26日在纪念江主席1995年元旦发表的关于《八项看法和主张》讲话三周年座谈会上巳讲得很清楚。他说,江主席创造性地提出,第一步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钱又提出,当前,首先要就上述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作出安排,通过程序性商谈,就政治谈判的谈题、代表名义、方式等问题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与此同时,钱还提出愿和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加强接触,交换意见。今年2月24日,大陆海协会巳就上述政治谈判问题正式去函台湾海基会,并表示欢迎辜振甫先生在适当时候来大陆访问。

台湾方面的一些负责人士在两岸谈判问题上也曾有过积极的表示,只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态度上又有变化。其实正象台湾舆论界和美国某些人所表示的那样,“’事务性’和’政治性’会谈并未做严格的区分”。(台《联合报》1998年1月26日) 如果一味强调事务性会谈而拒绝政治会谈,实际是在为两岸谈判设置新障碍。

总之,正象前面说到的那样,谈判势在必行,政治谈判更是势在必行。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是有其必然趋势和规律的。蒋介石主政台湾时期,两岸基本上是隔海对骂;蒋经国时期,是大陆单方喊话;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双方正由各说各话走向同席对话。不过,这后段的时间将是漫长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将一直延续到“后李登辉时代”。台湾同胞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也还需要一个过程。祖国大陆绝无意“吃掉”台湾,台湾也绝无与祖国大陆进行长期对抗的本钱。还是应该坐到一起,通过对话和谈判,增进了解,化异求同,积极改善两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谋求和平统一和振兴中华之道,如此则两岸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于北京)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8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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