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中国社会底层的“毛泽东情结”与潜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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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中国知名自由撰稿人

曾几何时,毛泽东似乎已成为过去;然而,随着今天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其身影又开始再度浮现。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年的毛居于中国的统治核心,今天的毛则立足在中国的社会底层。当今中国社会底层的“毛泽东情结”与相应的社会潜动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矛盾可能会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从社会的底层爆发,那种爆发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但却会是一个导致社会动乱、甚至社会各阶层同归于尽的过程。

本文先从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之影响的角度,理清“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再看邓小平以实用主义手法将毛泽东思想体系“空壳化”,这最终怎样成为一个陷阱,使今天中共和中国社会面临上述危机。

“毛泽东思想”的精神感召力和现实无效性

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方面的效果远远超过权力、法律、金钱、强力等等有形的力量,因为,无论怎样加大那些有形力量的“力度”,也不可能形成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一体化地整合起来的功效,总会有一些角落是这些有形力量无暇或无力顾及的。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却不同,它可以让全社会自觉服从和“奉献”。所以对一个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来说,意识形态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对统治集团而言,意识形态除了能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还有凝聚队伍、驾御精英、教化民众和裁判异端的功能,所以更是不可或缺。

至于在一个国家里意识形态是否有效,其作用能发挥到什么程度,首先取决于意识形态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八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思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恐怕不能完全归结为中国人缺乏独立人格,在相当大的程度还因为“毛泽东思想”具有其独特的完整性以及由那完整性而生出的魔力。毛泽东并不是个能提出深奥理论的人,他把自己形容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倒恰如其分地准确说明了他的思想体系的特点。简单地说,“马克思”指的是经济公有制,“秦始皇”就是政治极权。这二者一中一西,相差了两千多年,但却在“毛泽东思想”中被结合得天衣无缝。但凡经过那时代的人都深有体会,公有制经济与极权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大。在那种环境里,人人一无所有,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靠权力恩赐;当权力达到这种顶峰时,历史上的一切其他权力皆望尘莫及。

马克思依其理性和逻辑把人类的历史解释为剥削阶级剥夺劳苦大众的阶级斗争史,视私有制为维护那种剥夺的制度,他相信,唯有变私有制为成公有制才能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毛却在马克思的西方式理性的背后找到了中国政治所需要的“天道”。“天道”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源,统治者一旦得到了“天道”,就变成不可质疑和不容竞争的。在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纪,自然不能再从古代迷信中去挖掘神灵或宿命一类的“天道”象征物,于是,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并得到世界性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正好可被当作“天道”的新来源。

马克思主义所展示的人类的未来前景,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人民彻底解放的美好社会,那是个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会,被马克思雄辩地论证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马克思又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了工人阶级是带领劳苦大众实现那天堂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按照这样的逻辑往下推,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就变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化身,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唯一政治势力。不难发现,领袖们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这个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来建立二十世纪的中国式的“天道”。这种新的“天道”与古代的“天道”同样都表现为不可抗拒的必然,区别只在于,前者出自一种理论推导,后者则出自冥冥之中。“先锋队”与“真龙天子”的意象也很接近,前者只不过是换了个名词、加上一层现代化包装,其内在逻辑与后者是一样的。既然“先锋队”代表了“先进阶级”和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就应该不容挑战和不可置疑地成为中国之主人,而“先锋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当然也就有理由被全体中国人顶礼膜拜为“大救星”。为符合这种“天道”,出身农民的毛将他领导的农民起义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他的农民党称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并且终生都以不屑“农民习气”和“小农思想”自居。革命后的中国长期以阶级血统划分人群,这也是把源于西方理性的阶级斗争学说演变成中国式宿命论的一个典型例证。毛泽东善于用中国圣贤的大同理想描画共产主义,把马克思的艰深理论简化为杀富济贫的造反故事,正是因为他能把西方的学术理论与中国的民间思想通俗灵活地相结合,再加上运用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使得他领导的中国革命赢得了大多数国人的拥戴,最终夺取了江山。

对毛泽东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种夺权工具,他对共产主义具有真心信仰的一面。他认准“私”是万恶之源,认为彻底改造人类社会的道路只能是化私为公;而且,他把经济公有化视为社会改造的起点,既然只关心一己私利的人不可能在公有经济中努力劳动和“奉献”,所以更重要的是要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私”。毛泽东在乌托邦式社会实践中痛切地感受到“私”的阻力,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充份反映了此种思路的逻辑。他极其警惕并痛恨任何想使人民从通向无私之路后退的企图;他熟知人性之“劣根”,知道为建立“公”意识的每一步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每一点松动却可能导致反方向的一泻千里、前功尽弃。在他看来,与他一道夺取权力的那些战友们在这方面多是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经济发展,只关心如何利用人“私”的一面产生较高的效率,然而这恰恰就是他认为应该被消灭的一面。在毛泽东的眼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并不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能为小利而失去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古往今来的任何统治者都能治国,而从根本上改变人性则是开天辟地之大业,是天降于他这个历史人物的伟任。为此,他不能容忍“坐天下”的庸人思路,这就是他与其战友之间立场上的最大不同。

毛泽东自言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这不过是“王朝周期”的重复,为他改造社会的宏愿创造了前提而已;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这才最能体现他的意识形态之独特。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任务被概括为“斗私批修”,“斗私”指的是改造每个人乃至全体人民的人性,即“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批修”则是针对他以往的战友和部下。在毛的眼中,这些昔日战友和部下已经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的那一套政策(三自一包、物质刺激……)总是围绕着“私”字打转,那正是修正主义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要害所在;他们个人的“私”也在日益膨胀,正在蜕化为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老爷。毛泽东晚期的惊人之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判断。

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的地位非常重要。毛一向自命为代表底层人民和多数群众,一贯把“人民至上”挂在嘴上,这是其“天道”逻辑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既然“人民至上”,而他又永远代表人民,他就是最神圣的。在这种代表身份的合法性中存在一种交换,即他和他的党必须时刻高举“为人民服务”之旗,否则代表人民就无从谈起,“先锋队”的“天道”就失去立足基础。因此毛泽东让“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成为共产党人几十年来的口头禅,直到今日仍是中共合法性的公认标准。“群众至上”和“群众天然正确”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忽视“群众利益”则被视为犯罪。

在忠于“人民的利益”这方面,毛泽东并不相信他的执政集团。他宁愿认为,这世界上只是他一个人在带领亿万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会在获得权力后陷入腐败。然而,在现实中他又离不开一个从事日常社会管理的行政集团,尽管他认为,那是个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热衷特权并随时可能变质腐败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使他对这个集团有一种无奈,他深知靠他一个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们。因此,他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和制约,形成以多制少的局面,这才是打破官官相护、防止腐败的保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若深入地分析毛泽东执政后的所作所为,这其实是一条最深层次的贯穿诸多历史事件的脉络。 如果我们归纳和总结毛泽东的种种尝试,也许可以说,他企图最终建立这样一种结构,以解决他对执政集团的担忧:高高在上的他只需要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将其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广大群众,转变为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监督和制约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最终达到防止权力集团背叛和腐败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尝试的集大成。毛从天安门城楼上超越中共和权力集团直接向红卫兵挥动军帽,是他的理想结构之典型写照。为实现这种结构并使之长期有效,他给了群众“政治挂帅”的理论根据、“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斗争武器、直至“全面夺权”的可能性,号召他们都要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勇士。在他的结构中,官僚集团虽不能不要,但要让官僚们的头顶上始终笼罩着“群众运动”的威慑,并且通过“每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吐故纳新”,如此才能保证他们不蜕变为“修正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

这种乌托邦试验的失败已是有目共睹的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毛的这种理想在底层群众中确实曾经具有、并且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道义感召力。他赋予人民的造反意识和斗争手段,被那个年代的群众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从年龄层来看,对毛的那一套最为熟悉和善用的一代人,恰恰就是今日在社会演变中沦入困境的“绝望者阶层”。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保留着某种程度的怀念,不仅是由于他们曾身居虚幻的“领导阶级”地位,还因为他们曾亲眼看到,在那个年代里基层官僚们确实大都夹着尾巴做人,腐败少之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希图超度几亿中国人成为贤哲(如他诗中所写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想象力和勇气,也使他在一部份当代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眼中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魅力。

毛泽东推动的社会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其实与他的超凡理想的要义是抵触的。他以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进行社会试验;他为了证实他的“天道”而抛弃了人道,他不在乎人的牺牲,也毫不关心社会的公平,凡是对他的试验再无用处的试验品、或被他视为障碍的社会成员(如农民、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党内当权派、红卫兵、造反派等等……),都被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也许,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伟人”心中,“天道”比“人道”重要,历史的结果高于眼前的情理。我们还可能如此去解释:毛心目中的“人民”不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那个“人民”其实不过是一个给其伟业提供宏大基础的抽象概念。如果要找最恰当的话来概括毛的社会试验之特徵,我们大概可以把法国大革命中的那句名言变形成这样──“为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如果把对毛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放在一边,仅仅从对统治稳定之利弊的“技术”层面综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应该承认它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亦与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并彼此加强,因而,当时整个中国才能被那种意识形态所征服。其对统治稳定所起的效果亦可从反面得到证明:在毛摧残了一百万知识分子(反右)、饿死了三千万农民(大跃进)、把整个国家搞到濒于崩溃(文革)的情况下,其政权照样保持着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稳定。

“毛泽东思想”做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失败并非源于这一思想体系内部逻辑上的混乱或失衡,而是源于这一体系背离客观世界而必然产生的冲突。毛泽东要把人性改造为完全无私的,那注定只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幻想,强行推行他这种幻想的后果就是劳动效率极端低下。所有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在与市场经济的竞赛中都被甩在后面,而企图通过思想革命和群众运动摆脱这一困境的中国,则更是落到了后而又后的地位。这表明,不管毛的意识形态曾一时显得多么强大,它最终还是因其在现实中的一再失败而难以维系。

“邓小平理论”内在的分裂实质

邓小平是个与理论几乎不沾边的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推出“邓小平理论”,其目的与理论无关。不过,还是可以借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来分析邓的政治路线,但只是谈他的实践而已。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获得了巨大的改善,在这方面,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是不能不承认的。然而,从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来看,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其实有一个内在的根本性的分裂,即邓在继续供奉毛泽东的“天道”的同时,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即“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却保留下那个极权政治部份。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不但无法与毛的“天道”相合,并且正好是最为那“天道”所垢病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内在分裂,既是邓小平时代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将在后邓时代继续构成越来越危险的挑战。

在中共党内,邓小平一直是务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务实派对毛追求人类社会化私为公、将所有社会成员改造为大公无私之人的理想也是不以为然的。他们在治国的具体实践中体会到,每当给人的“私”开放出空间,经济立刻就能活跃起来,效率也就立刻明显提高,一“私”就灵,千真万确。所谓中共执政后党内两条路线(一般被划分为“左”和“右”)的分歧,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私”。被归为“右”的务实派宁愿相信,经济是社会的主体,经济的发展即使不是永远离不开“私”的动力,至少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需要对其加以利用。他们不一定在理论上争辩,但却利用其实际掌握的治国权力,或砍合作社、或反冒进、或搞“三自一包”,一有机会就按自己的意思暗中修正毛的虚无幻想。他们所追求的是实际而不是浪漫,他们看重眼前进展而非长远神话。毛死后,邓小平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他必然会引导中国脱离毛泽东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轨道。

虽然邓的改革经历过错综复杂的过程,也有其理论上的种种暧昧,但这场改革的主干是清晰的,即大部份的改革都集中在对毛之化私为公式革命的逆变──即化公为私。改革思想的灵魂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在打头阵的农村改革中,所谓的“一包就灵”其实就是“一私就灵”;解散“人民公社”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则先从奖金、计件工资等“物质刺激”手段开始,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向股份制和私有化;“对外开放”则是逢迎海外资本家之“私”,以种种利益转让和政策优惠吸引他们到中国来投资挣钱;一旦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也已经自主,计划经济就再也不可能不转为市场经济了。

邓小平把中共从毛时代的原教旨意识形态主导的政党,变成了以发展经济为主要追求的实用主义政党,这本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也开通了向现代国家和政府转变的道路,然而,邓却要保留毛意识形态的外壳。当民间发出否定毛泽东的强烈呼声时,他却针锋相对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充当毛的捍卫者。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要保留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另一半──极权政治。如果彻底否定了毛,极权政治就会随之遭到否定,也会对中共及他本人的权力形成挑战,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邓小平人格中的专制彩色是很鲜明的,他曾亲自领导“反右”运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人间地狱,也曾不顾国内外的指责而用坦克对付天安门广场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但他坚持极权政治并不是单纯由个性决定的,这反映出共产党的共性,和中共继承的历史遗产是分不开的。

尽管世界上不乏资本主义经济加专制政治的社会结构,但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一切政经权力于一身的永远的执政党和统治结构。在中国,各级党组织以“先锋队”和“历史规律”所代表的“天道”为合法性的依据,“理所当然”地把持着社会各方面的权力,多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默认这种绝对地位的不可挑战和不可竞争性。一旦中共失去这种“天道”的佑护,其垄断所有权力的合法性就失去了依据,而由国家财政供养、无偿占用大量公共资产的党机器以及被党控制的“党军”等一系列特权,也会受到质疑。不难想象,中共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此,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邓后”时代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都不能不按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继续把中共标榜为代表“历史规律”的“先锋队”,宣称其天然地代表人民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其神话以及通过神话来承载的一切特权和打击别人的权力。哪怕在谁也不相信那种神话的时候也不能改口,因为靠着成千上万遍地重复和积累,那神话已经具有了话语上的霸权和名正言顺的特性,只要不改口,就有维持下去的惯性。

然而,共产主义的“天道”不改,以资本主义手段改革中国的经济,就必然产生与那“天道”无法弥合的分裂,导致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脱节。虽然以“私”为杠杆,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但这样做同时也失去了“大锅饭”式的经济平等,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是毛后中国之所以能产生经济活力的政策前提。然而,这种政策的逻辑结果必然使“先富起来的人”及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们超越“天道”中的“领导阶级”──工人及其它劳动者,让“先富者”成为社会的新宠和主导力量。不管中共口头上宣称它怎样代表着大多数的“人民”,为了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它实际只能与“先富者”站在一边,维护工商社会的秩序,削减已成为经济发展包袱的福利政策,没收毛泽东时代赋予“群众”的特权,打消“群众”们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幻觉。在这种新经济社会秩序中,普通劳动者只能重新回归底层──而那正是当年共产主义“天道”要“解放”他们的原因。因此,邓小平的改革与其继续供奉的“天道”之分裂是一目了然的。

不过,在改革初期,这种分裂并未充份显现出来。那时,由于毛时代一概排斥“私”,从而使许多有效的生产手段白白闲置。如何运用这些手段,其实是人类自古以来就熟悉的,本用不着“设计师”来“设计”;只要把意识形态上的限制放开,这些生产手段立刻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所以,改革初期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那时改革的成本极低而效益极高,贫富分化只体现为相对差距,全社会普遍得利,因此上述之分裂还不至于导致尖锐的问题,劳动者也有容忍的余地。不过那种容忍并不意味着民众看不出其中的分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打下了深刻烙印,只是人们更愿意要实惠、而没兴趣追究意识形态问题而已。然而维持这种不追究状态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给民众实惠做为交换。一旦到了改革的收益耗尽、实惠减少甚至需要倒过来付出改革成本的时候,绝对贫困就逐渐成为大众面对的生活现实,就业、医疗、养老等原有的保障化为乌有。于是,在社会中下层,人心惶惶,前景渺茫;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层富有者们的骄奢淫逸、权钱结合和对公有财产的巧取豪夺日益公开化。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就可能悄悄地重新回到社会底层群众的意识当中,他们将用中共供奉的“天道”去挑战中共自身了。 毛何以不死?

如果比较其统治下人民生命损失的规模,毛泽东超过希特勒,但为什么毛没有像希特勒那样遭到普遍唾弃,反而今天又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中国民众重新视为精神偶像呢?邓小平应该算是此现象的始作俑者。从文革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各阶层对过去三十年历经的苦难记忆犹新,社会思潮和人们心理的主流几乎一直是否定毛泽东。那时,如果能打开黑箱,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一次总清算,解构其思想体系,是有可能从此消灭毛泽东神话的。但是,邓小平并没有那样做。为了保持共产党及他本人的专制权力,他对毛的否定只能是部份的,用他的话说叫“三七开”──否定三、肯定七。这使他得以便宜行事,既能保持住毛的极权政治主体,又能否定毛的“文革”以及对“党内走资派”(包括邓自己)的批判。

在这样的背景下的“思想解放”不触及极权专制制度的根源,把一切曾经发生的罪恶都推给“左”去承担,于是“左”便成了极权制度的替罪羊和挡箭牌,成了共产党清洗自身的污水桶。这个“左”字所传递的信息的内涵,不是失误的必然性,而只是党内某些人所选择的一条路线,批“左”的误导就在其中了。既然有“左”的路线,也就有不“左”的“正确”路线,所以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于某些人选择了错误路线;只要执行了“正确”路线,共产党就仍然可以“ 伟大、光荣、正确”。同时,在这样的批“左”过程当中,又把本来应该算在毛泽东身上的那“三”成错误,也归结为毛受林彪、“四人帮”的欺骗利用。这样,本来毛体系的错误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现在却被人为地分离成两部份,其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恶果被推给一个抽象的“左”去担当罪责,而其思想中动听的口号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仍然归于毛。

由于“三七开”割断了动听口号和实践恶果之间的联系,民众也就不明白,在极权专制结构中毛的理想与其恶果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当时间使他们逐渐淡忘了往昔痛苦的经历,而目前新的社会现实又使他们产生不满时,他们就会缅怀毛时代和毛思想中那些能够打动他们的话语,而把发生在毛时代的灾难视为偶然,似乎只要不再有“左”的路线捣乱,一切就都会很好。甚至当年那些经历过的罪恶也已被长年尘封的黑箱所消隐,留存在记忆中的只剩下一些个别人的小故事。

邓小平在毛的意识形态外壳下继承了专制权力,但却无法掩盖他在经济方面与毛背道而驰的分裂。他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是提出一个似是而非、毫无哲学根基的命题──“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发出一个被他自诩为“发明”的思想领域的专制命令──“不争论”。前者是他的“猫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体现,后者是他的“摸论”(摸石头过河)之延伸。这“猫”、“摸”二论即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构成。邓精于解决眼前问题,缺乏长远战略。这或许是因为他不屑瞻前顾后,也可能是他缺乏构建体系所需要的哲学意识。他是个不事设计的“总设计师”,有一个无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生前成于此,身后也将败与此。

长达二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几乎没有思想建设。不立不破,新的意识形态不产生,旧的意识形态就不会让位。仅仅靠淘空过去的意识形态(空壳化)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当年的意识形态曾经那样广泛和频繁地自上而下地运动过群众,如果不能成功地将那种意识形态解构,一旦出现与毛意识形态相呼应的社会气候,就很难防止民众用毛意识形态自下而上地进行自发运动。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虽不能全然被视为此种性质,但在当时响亮的民主口号的背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那汹涌海面下的最大潜流。“六四”以后,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理论”的分裂就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

“六四”后的中共一度确实有回归意识形态原教旨的迹象,那时,经济改革停滞,“左”派得势,民众也的确因为流血而与专制政权更加对立。历史表现出的幽默感在于,它往往制造一些南辕北辙的逻辑和结果。“六四”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既不是中共“左”派趁机掌握主导权、使中共回归毛意识形态的原教旨理念,也不是民主派期望的借此唤醒人民推翻专制政权;恰恰相反,它的转折却表现为“左”派从此更加被排挤出中共权力核心,中共在行为上更彻底地与意识形态分离;而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众不但没有从此心向民主,反而开始怀念起远比邓小平更为专制的毛泽东。

“六四”后邓小平曾沉默地思考过,不管他对外说的是什么,其内心深处一定撞击着巨大的痛苦。对一个现代政治家来说,屠杀自己的人民是犯了天条,何况他还是个一生把“为人民”挂在嘴上的老共产党人。面对全世界的指骂,他无法不产生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恐惧。对他来说,人生已别无所求,图的不就是名垂青史吗?若落得个遗臭万年的结果,那是视荣誉为生命的他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必须为改变即将盖棺的定论最后一博!既然已发生的不能再改写,他就只能向世人和历史证明,“六四”镇压是对的──因为中国社会此后得到了巨大进步!不管这多么不合逻辑,他必须做到这一点。他也明白,不能回到毛的老路上去,虽然这肯定可在意识形态上获得支持,但那属于极左派的专利,退回去就是向极左派投降,等于承认以前的改革开放错了。邓推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为世界瞩目,是因为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进展。因此,只有让中国的经济在“六四”后发展得更快,他才能在以经济论成败的世界面前挺起胸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当时果断地采取了“保持稳定的措施”,中国就会乱,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是邓得出的结论。

由于邓想亲眼看到证明“六四”正确的证据能摆到世人面前,而他的高龄又没有再兜圈子的时间,所以,1992年春天他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到象征中国新生资本主义的深圳去“南巡”,打破了“六四”后意识形态上的“冰冻期”,重新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化的进程,比以前更彻底、广泛和迅速。如果说,八十年代邓的经济改革还顾忌意识形态,是半遮半掩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九十年代则彻底放开了,再也不顾及其他约束,怎样能让经济发展得最快就怎么办。他仍然让毛意识形态的牌坊立在那里,但除了“贞洁”二字留在上面外,其他的不贞全都可以在其之下赤裸裸地大操大办。他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两手硬”地“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另一方面,又同时抵挡极左派对进一步经济自由化的反击,并成功地将党内极左派清除出权力核心。从今天极左派只能以“地下万言书” 发表意见的现象来看,“左”派落到与权力绝缘的如此地步,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邓小平的后任者们“六四”后曾一度以“反和平演变”为己任,但他们终于领会到邓的这种苦心,并且明白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是为邓小平正名,也是他们自身合法性之所在。既然他们的权力来自邓,邓的历史地位就是他们的权力基础;他们上台得益于“六四”,证明“六四”镇压正确,也就证明了他们上台的合理。在这个利益链上,他们与邓小平是绑在一起的。那些认为邓一死中共就会发生变化的预测忽略了这层关系。“六四”后的中共已经从过去的信仰集团彻底转变为利益集团,中共领导人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坚持邓的路线,经济上继续推行资本主义,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保住他们的权力,而其他任何变化都潜藏着风险。

“六四”以前,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中从来都有“左”的路线,“左”派也始终有代表人物居于权力中心,这使得“左”派可以通过党内斗争来表现自己的力量。中共以往历史上的“摇摆律”──往复循环地一“左”一“右”──除了是一种内耗,也起到平衡作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是靠此种摇摆获得平衡的)。极左派被彻底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固然避免了中共的路线发生时“左”时“右”的摇摆,显示出政治上的某种稳定;但这也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危险──当“左”派不能再以党内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时,其潜在的能量就会下移到党外,通过在社会上充当人民代言人的方式表达出来。

民间的社会不满是1992年以后日益扩大的。在邓的推动下迅猛加速的资本主义化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以“致富”为唯一目的的行为毫无约束地放纵泛滥;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约却迟迟不能推上日程。这种失衡必然迅速导致权钱交易、官场腐败及社会不公。于是,“六四”前全体国人从改革中受益的状况不再,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承担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其利益受到侵害,尤其是当年的“领导阶级”──工人──逐步沦为最失落的阶级。因此,恰恰是在1992年后的“改革”高潮中,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开始流行,“不死”的毛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成为底层社会成员表达不满的理论根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们不再去回忆毛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而是为今天的所失而怀念那个时代的对应物──社会平等、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对廉洁等……。时间距离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了,人们宁愿相信这些幻象。在这种情况下,下移的“左”派正好可以给这种思潮提供思想指导,“左”派的能量因而得以通过民间的自发支持而放大。这其中蕴含的威胁不仅仅在于“左”派可以不断地从理论上向中共当局挑战,更大的危险还在于,他们所具有的领袖条件和政治经验,一旦与广泛的社会不满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掀起动乱式的社会运动。 腐败是如何支撑空壳意识形态下的专制权力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看似稳定,然而邓小平把毛泽东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结果本身就是一种危机。确实,只要当局还能给社会各阶层不断提供利益,似乎有没有意识形态支持就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当局无法再继续提供利益了,又没有意识形态去支撑社会的稳定和整合执政集团成员,那就只能靠使用强力来维持社会稳定了,即依靠镇压机器的有效组织和对武器的垄断、强行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

镇压机器的有效性取决于权力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内部人”的忠诚及向心力,而意识形态本是达此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意识形态具有信仰性质,可造就高度的意志统一,形成坚强的信心并维持强大的团结,产生敢于牺牲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这些品质是一个政治集团立于不败之地乃至无往而不胜的基础。中共当年曾在这方面达到过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今非昔比,它现在已完全丧失了这种资源。邓时代的意识形态空壳化正是造成这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消失的主因。邓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固然一时聪明地避免了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了当今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心照不宣地集体“打左灯向右转”。于是,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被当作公开的游戏规则,官员们毫无障碍地轻松转换着两副面孔;嘲笑对信仰的真诚和对理论的认真,成了普遍风气。

既然无法靠意识形态来维系“内部人”的忠诚和效力,就只剩下用利益来动员他们了。在不能让社会普遍得利的情况下,若要倚重强力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内部人”足够的利益,才能换取他们对强力机器的效忠。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又陷入了与其“天道”矛盾的困境。虽然它的意识形态已被化作空壳,但仍然是它一直挂在嘴上的政治原则──“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官员是人民公仆”。可是,它若给其“内部人”太多太明显的利益,又如何能与“人民公仆”或“奉献”一类的宣称保持一致呢?何况,随着统治机器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财政也不堪重负,所以,中共表面上并没有直接给其“内部人”太多超乎寻常的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劳动者高多少。

“内部人”之所以能保持效忠,吸引他们的并不是那点工资,而是附加在其权力之上的利益,这些利益往往是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这样的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份,但总之都是权力带给他们的。官员们都是普通的人,当整个社会都通行求“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们“一心为公”,道理上和事实上都行不通。然而,当官员们不再受到意识形态的内省型约束,社会中也未建立一套对官员队伍的制度约束时,被利益驱使的各层官员们就不可能不腐败了。尽管中共高层不断加大所谓反腐败的“力度”,处理的案件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中共有史以来空前的,但这种在极权体制下自上而下地推动的反腐败收效是有限的。既然必须用利益去“羁縻”失去了意识形态凝聚的“内部人”,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利益,他们是否能继续效忠就成了令为政者焦虑忧心的问题。如果真的彻底杜绝了官场腐败,让为官者完全无利可图、只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结果必然是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离开统治者而扬长而去,这就是失去了信仰凝聚力的统治集团不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当年朱元璋对贪官“剥皮煊草”的暴烈远超过今天惩治腐败的“力度”,明朝不是照样成为最腐败的王朝之一了吗?

当前中共高层之所以还在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彻底消灭腐败,而是担心不遏制腐败会失去民心,还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内卷化”。在这里借用“内卷”这个数学上的术语所形容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政权面对不断增强的社会压力需要增强控制力,欲增强控制力就必须扩大政权机器,然而,由于组成政权机器的“内部人”的腐败谋私,政权机器的扩大并不能成正比地相应增加控制力,大部份用于扩大政权机器的支出被新增加的腐败所吞食,增加官员相当于在政权内增添蛀虫,因此,通过扩大政权机器而新增的控制力的大部份都消耗在新增加的腐败中,目前所谓的“费大于税”的问题即是“内卷化”之典型现象。如果说,失民心的说法只是一种从逻辑和道义上对腐败瓦解政权这一趋势的粗略估计,“内卷化”现象则可以准确地说明,腐败为什么必然会瓦解政权以及将怎样一步步地瓦解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它会使扩大政权机器所带来的新增控制力越来越小,最终使这个政权维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若那时社会不稳定因素还在继续增加,则政权的瓦解就可想而知地成为必然。

在执政集团内部丧失基于意识形态的忠诚和信仰、以利益维系其成员忠诚的背景下,还会产生另一种现象,即“内部人”普遍的唯利是图式的政治投机行为。在为官尚有利可图之时,政权看上去是铁板一块,人人高喊“稳定高于一切”;有朝一日为官之利消失或转移了,顷刻之间就会众叛亲离、各奔东西、土崩瓦解。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些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共产党掘墓人的前共产党高官,早已给世人做了生动的表演。

出现一次“经济文革”?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进入绕不过去的“深水区”,“猫”、“摸”方式埋设的隐患开始浮现,改革从过去的走捷径、绕障碍、占“便宜”变成了硬闯关、付代价。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事业职工的下岗和丧失社会保障,对中国社会来说,这不仅是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难题。在毛时代,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地位相当特殊。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地位相当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具有与西方社会里中产阶级相似的特点──地位稳定、收入可靠、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历经动乱而不失稳定,就是因为,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城市中,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然而,今天在中国,这个昔日的“中产阶级”已经沦落。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失去了以往的优越地位,很多人收入水平低下,饭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对目前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与此同时,变动中的社会里却未形成一个具有足够规模的新中产阶级来取而代之;仅占人口少数的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和比例极小的白领贵族,远不能承担起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失去了维持其稳定的基础。

虽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但原来的“中产阶级”却迅速沦落,新的中产阶级远未形成,这从侧面说明,改革以来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经济发展成果的大部份都被少数暴富者攫取,凡是了解中国现实的人十分清楚这一点。起初,这种财富分配机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还未显示出来,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明显地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当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低下时,必然出现社会消费力萎缩、市场萧条、企业开工不足、亏损加大、更多职工失业下岗,结果使“绝望者阶层”不断扩大,绝对贫困的人口也随之增长。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循环。随着其自身地位的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证,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心理失衡也与日俱增。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境遇每况愈下,而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却愈演愈烈,很自然地会回想起毛泽东的论断和那些当年他们十分熟悉的政治术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这一切似乎今天都已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毛时代的极权专制程度远高于邓后时代,但当时毛出于其改造社会的理想,还是设置了群众表达不满和监督官员的日常渠道。在意识形态上,“反潮流”或“造反有理”的说法使得群众的监督批评“合法化”;“过七、八年再搞一次运动”的政治承诺,令各级官员总是如履薄冰;群众运用“大字报”这种受当时的政治和宪法保障的权利,虽然至多只代表了小范围的言论自由,但还是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构成了相当的威慑。所以,即使那时总体上社会处在绝对的极权甚至高度恐怖之中,群众仍然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对官员的行为实行颇为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中共官僚集团在文革中的痛苦经历,使他们在毛死后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推行了程序化、制度化等“党内民主”,防止再出现党的领袖超越党的机构、直接发动群众整肃党自身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废除了毛泽东给群众设置的那些渠道,邓小平上台不久就修改宪法、取消了“四大”等群众权利,群众被重新归位于权力金字塔的底层。

今日中国人所获得的自由当然不可与文革的当年同日而语,这种进步主要是因为当政者放弃了阶级斗争这种政治运动手法。文革时期中共官僚集团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受到广泛的冲击,这使他们从过去专门用阶级斗争整人变得从此厌恶阶级斗争。而一旦原本要“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不再笼罩于社会之上,政治高压就失去了施威的基础,政治恐怖也无法继续发挥充份作用,人民的日常生活因而比毛时代自由宽松一些了。但是,当政者仍然绝不允许民众“犯上”,如果民众中的一些人违反了这一点,政治高压和政治恐怖立刻就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宽松也从此不存在了。虽然当政者放弃阶级斗争后,群众获得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但同时他们的“领导阶级”地位和对“当权派”监督制约的权利也被取消了。一些群众今天可能会认为,阶级斗争是当年他们曾经拥有的政治权利,也可能是今天他们想得到的、也是唯一可以用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武器,他们甚至会因此而产生再次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满,它就会寻找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如果一味地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并不能消除社会不满;相反,这就如同把加热中的锅炉的所有出口都焊死,最终只能引起爆炸。当群众的不满无法通过正常化、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就可能有人把目光转移到造反上;而中国的毛式官方意识形态又恰恰充满了鼓励和指导造反的理念(目前被尊为“四个坚持”之首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最适合造反者需要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强调了“造反有理”,而且包含了具体的造反动员方法及指导纲领),目前社会不满最多的这一代人也正好是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反复教导和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普遍熟知这些教条。今天,在新意识形态阙如的情况下,当社会不满寻找凝聚共识的旗帜时,它能找到什么样的具有社会基础的理念呢?很不幸,恐怕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可能成为当今群众政治共识的基础。近年来文革歌曲和影剧重登艺坛,怀念毛泽东的种种自发性活动,能在这一代人中获得反复的回响,已反映出一些初兆。

从目前看,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危机,十有八九将在经济领域发端,并且很可能以金融危机为先导。那时,一旦金融危机使多数社会成员的财富变成废纸,生活陷入无着,人们的反应将不仅限于挤提存款或抢购用品,很可能还会祭起毛泽东思想要求社会性的清算!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从来都被告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堂而皇之的前提下,他们多年只能领到微薄的工资,其劳动成果的主要部份都被转化为国有资产。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相信、而且也多年来亲身体验过,国有资产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稳定生活、住房、医疗、养老以及其他福利,都由这个国有资产来支付和保障。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半期,在改革的旗号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突然被告之,国有资产从此与他们无关了,过去他们被用“大锅饭”惯坏了,现在改革了,他们只能自己养自己,国家过去许诺的保障不算数了。正当这些职工们痛切地感受着被抛弃的凄凉时,他们又目睹着那些号称是人民勤务员的领导“同志”或“头头”们,挥霍瓜分着那关系到群众存亡的国有资产,中饱着私囊。职工群众可能一开始只会心中怨恨、口头抱怨,一旦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最后的安全保障时,多年积累的全部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就可能一并爆发。

不难想象,职工群众很可能提出一种合理的要求,即在国有资产中得到自己应有的份额,以应付眼前的危机并支撑未来的生活。到那时,不管是准备推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还是用国有资产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或是回到毛时代的国家统一负担的模式,都需要重新清算国有资产。如果政府不进行这种清算或者其清算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各企业的职工很可能会自己组织起来核算自己企业的国有资产,甚至在这一名目下接管企业。然而,只要这种国有资产的清算不是黑箱作业,立刻就会让触目惊心的真相昭然天下──所谓的国有资产早已被淘空,只剩一个空壳了。其实,对大多数职工群众来说,不专门核算也知道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目前就已是这种状态了。

那时,如果群众诉诸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最顺理成章的解决办法就是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老口号──剥夺剥夺者!群众中这种自发的要求最初可能会打着“反腐败”的旗号,面对他们的这种义正词严的要求,谁也没有什么理由、更不敢出来阻挡。结果,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可能会自发地组成形形色色的国有资产“接管”组织,去解决本地本单位的国有资产(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资产)的流失问题。凡是了解毛式群众运动的人,几乎不用太费劲就可以设想得到,这种“剥夺剥夺者”的群众运动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不难在脑海中展现一幕幕非常熟悉的场景: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一旦重新被举为旗帜,在那旗帜下凝聚起来的群众运动,其走向只可能是造反、批斗、哄抢、群众专政、红色恐怖……只不过是把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内容换成经济内容而已(当然也会延伸到政治领域),那将意味着一场重演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文革”。

在这场可能出现的“经济文革”中,到底谁是应该被剥夺的剥夺者呢?结局很可能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不会仔细分出青红皂白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早就提供了一种简单分明的逻辑──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是有钱人,钱就肯定来得不乾净,不是靠腐败,就是靠瓜分国有资产!这场“经济文革”的最终结果将是又一次穷人对全体富人的剥夺;在中国刚开始发育的企业家阶层会因此被铲除一净;而各级官员(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哪个人屁股上都有一堆尾巴”)也将大部份被打成“腐败份子”、“新生资产阶级的庇护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温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打倒和群众专政的滋味。这种全社会范围的清算会迅速波及到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与农村基层政权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农民,也会利用社会失控之机发泄他们长期积累的不满,因自身受到过迫害而实施报复。他们可能清算干部贪污和挥霍集体财产的罪行,进而可能把清算扩大到“先富起来”的群体,当年“土改”时斗杀地主的方式有可能再现,“痞子运动好得很”的造反精神也可能再次横行乡里。

毛泽东的哲学中,充满了破坏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可以用来有效地破坏一个现存的社会,但它对新社会却少有建设意义。如果让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框架再次还魂,即使一开始只强调反腐败、反社会不公,发展下去的结果很可能是,这一意识形态体系里内生的许多事物──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等,都会一环扣一环地再现。那无疑将是中国的又一次劫难,因为,即使毛的一套方针政策在中国社会中还有部份思想基础,它已失去了社会和经济基础,因此无法完整地复活。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再度活跃不但无法稳定社会,相反却可能造成持续的混乱。既然回归毛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国的灾难,那么,目前继续固守其意识形态空壳之不智也是十分清楚的。也许那样做暂时还有利于执政,但是,谁能阻止群众把这个实际上只剩空壳的意识形态当做旗帜来挥舞,谁又能防止群众用这虚幻的思想体系去检验十分严酷的现实呢?无疑,毛式意识形态这种护符之眼前便利,是以饮鸩止渴之隐患为代价的。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上而下地煽动和放纵,群众从来都不会乐于“造反”的,往往是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一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就是群众自身,而若能避免群众运动,则群众本身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如果能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使他们能参与重大政策的选择并对权势集团进行监督,是应该能避免“经济文革”那种可怕前景的。人类社会创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现代制度文明,完全可以使中国从“造反”的老路上解脱出来,中国的民众不一定非得再度回归毛泽东式的“大民主”。

中共现在的高层虽已远离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精神实质,但因血缘认同而本能地对毛泽东仍然保持着不设防心态,同时却将西方式民主视为洪水猛兽。“六四”后中共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形像的战略。九十年代里,它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苏联东欧转型后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帮了忙,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也起了作用。中国的民众本来就对民主不甚了了,很容易被“民主──动乱”一体论所迷惑,从而为了“生存权”宁愿放弃“民主”。八十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未能从改革中受益有关;而在九十年代中国进一步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部份知识精英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样被排挤在利益分配之外,而是有了分一杯羹的可能,于是很多人放弃了八十年代的激进立场,开始唱“革命有害论”和“民主过早论”的调子。

毛泽东的思想早就渗透到中国广大民众的血液里,成为一种集体下意识,随时都可能暴烈地发作;而千年专制却把中国的民众远远地与民主隔绝开来。中共虽然能将民众从民主之路引开,并千方百计地鼓励他们产生反西方(包括西方民主制度)情绪和对异议人士(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厌恶,但是这并不能同时消除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也并未把民众变成它自己的同盟军。于是,充满了不满情绪、而又不懂甚至厌恶民主政治的民众就别无选择,只能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并且学着以毛泽东教导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虽然打着民主的旗号,但运动中民主的因素却如凤毛麟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仔细分析那次运动中真正属于民主的因素,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不是在呼吁理智、妥协与尊重法律;而那时群众一方的极端和激烈,则并不是出自民主诉求,而是与毛泽东的影响有关。如果真的从天安门运动中看到了危险、感到恐惧的话,应该做的就绝不是消灭民主;相反,更应该去学会用民主消灭毛泽东的影响,那才是中国真正的福音。

对今日的中国来说,重归毛泽东远比推进政治改革更为可怕。改革毕竟是理性、宽容、尊重法律和具有秩序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应当明白,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将给他们带来安全和稳定。民主制度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治原则、民意表达的程序化过程等,亦同样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当然,民主和法治将不再允许一党专政,但它也同样不允许群众专政。而对当今中国的上层阶级来说,总有一天,群众专政的威胁会大于一党专政给他们的保护。因此可以说,中国只有尽早、自觉地向民主和法治社会转型,才能在不久的将来免遭“经济文革”的疾风暴雨。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主主要指其理念和精神,并非狭义理解的照搬西方制度。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理想,不是照搬西方就能遂愿的,必须找到适合中国的方法──那正是政治改革的任务之一,而且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甚至没有开始找,那就更应该争分夺秒。历史是不等人的。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0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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