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引言
一、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二、对各社会群体现状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三、危机的可能性
四、回顾与展望
【作者说明】
【编者说明】
【注释】

引言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时至今日,市场体制已基本确立,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已经有了答案,剩下的任务仅仅是修补和完善。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政治改革上。在中共召开“十六大”前夕,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议论再度泛起。

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徵。一是中国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巨变;二是共产党依然牢固地统治着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局的稳定性经历了严峻考验。80年代动荡频仍,90年代初期岌岌可危,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局却出现了出人预料的稳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主化的第三波”席卷南欧、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以至于弗兰西斯.福山自负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在这种全球背景下,中国的表现──“稳定中的巨变”或“巨变中的稳定”──不能不说是个“世界奇迹”。这一“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它能继续存在吗?它又将如何演变?具体说来,人们对中国政治的关注集中于三个大问题:第一,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政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是如何解决政治危机的,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第二,中国能否维持政治稳定,或者说,中国会崩溃吗?第三,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中国会走向民主化吗?

在国内外的媒体、学术期刊、官方研究报告中,关于这些问题的判断和分析可谓“众说纷纭”,甚至呈现出两极对立。关于改革时代的政治变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治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典型的说法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但是,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政治还是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极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tate)已经演变为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稳定,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存在大量的不稳定因素,但中国基本上可以维持稳定的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即将崩溃。“稳定论”是主流,但是声音不大;“崩溃论”是支流,但是很热闹,特别是在海外媒体上。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一种观点是“不变”,即中国将继续维持目前的列宁主义体制;另一种观点是“变”,即中国将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中国官方则声称,要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

本文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两个方面考察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将稳定理解为一种系统论中的“稳态”,这种状态来自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正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性适应,以及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群体联盟,带来了制度或政治的稳定。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相应地,集权政治转变为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主义。社会领域也发生了巨变,私域获得了解放,但是政府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公共领域,继续垄断集体行动的手段。在90年代中后期,新的制度或秩序获得了结构适应性,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之间的默契与相互耦合。与此同时,群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崛起,工农大众的地位下降。中共及时调整了阶级联盟策略,放弃了原来的盟友,与新兴的社会精英结成联盟,重建了统治的社会基础。新联盟的基本策略是,剥夺社会精英的政治权利,但是满足经济精英的利益,并与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通过这种适应性的整体结构变迁和重构阶级联盟,有效地化解了现代化和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危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功秘诀。这一切标志着,在9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成熟的权威主义政体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它在结构适应性和群体联盟策略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并据此赢得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也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一体制在赢得稳定的同时,也孕育了巨大的危机。缺乏民主和自由,加上精英勾结,导致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巨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这些问题威胁着中国的稳定。由于中共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大众只剩下起而反抗一途,但大众只能发起分散而局部的反抗,而中共具备镇压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一般不会引发致命的政治不稳定。但是一旦出现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全面的金融危机,势必引发全面的动乱,则稳定将不复存在。近期内,中国政治崩溃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存在潜伏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在发展之中。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崩溃将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关键。在现实条件下政治民主化还行不通,民主化也未必能有效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经济风险等问题。一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显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未来十年里,政府必须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维持平衡,限制精英的过度掠夺,维护大众的基本权利;让大众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有意识地建设社会合作主义,把有组织的力量引向维护秩序的轨道;针对中国的现实,在道德重建中要强调“精英的责任和大众的权利”。“三个代表”既承认精英联盟、又强调大众的权利,完全符合现时和未来的需要。因此,未来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三个代表”的霸权地位,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从事制度建设。如能达成上述目标,那么中国就可以赢得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1. 结构变化的动力

中国的改革在最初阶段主要是对“文革”的反动。“文革”的受害者们希望对毛时代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方针作有限的调整。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可以恰当地看成是毛时代“两条路线斗争”的延续。他决意要用“以刘、邓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以毛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当然,来自外部的“示范压力”也对当时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此时,改革是最高决策者的自觉选择。

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示范压力越来越大。两大阵营的“和平竞赛”使计划经济的效率受到质疑,而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也动摇了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借助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以便满足被统治者的物质福利要求,从而换取他们对现行制度的认可。为了赢得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被迫选择了市场化改革。其次,当市场化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之后,“制度的内在逻辑”开始发挥作用。再次,改革和开放唤醒了国人压抑已久的欲望,也使他们了解了外部世界,从而激发了他们对进一步改革的要求,这样改革就为自己创造了支持力量和社会基础。而在这一阶段政府扮演了一个消极被动的角色,被自己的改革所唤醒的力量“推着走”。对于它来说,改革仅仅是“以变图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追求。在外部的示范压力、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改革派的共同推动下,改革进入了自我维持阶段。在经济领域中,改革不断深化,从“计划单轨制”到“计划/市场双轨制”再到“市场单轨制”。而且,改革并没有“适可而止”,没有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向政治、社会、文化领域持续扩张。

2. 结构性变化及其结果

政治结构的转变

与二十年前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极权主义体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权威主义体制。在市场环境里,政府无法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也无法垄断经济资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监控公民的个人和家庭事务的经济基础。市场也侵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降低了政府对公众思想的控制能力。市场还要求自由地参与国际贸易。因此,市场体制取代计划体制,意味着政府不再全面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不再全面干预公众的个人生活,不再承诺建设一个理想世界,不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就使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1]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由于政府仍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因此取代旧体制的不是民主政体,而是权威主义体制。由此可见,从极权主义向权威主义的过渡,不是政府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

现行的权威主义政体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徵。其一,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随着大规模社会动员的消失,政治精英垄断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代表任何其他社会阶级,凌驾于一切其他阶级之上,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其二,严厉控制公共领域[2]。如今政府已放弃对个人和家庭事务的控制,也部份地放弃了对经济领域的控制,换言之,“私域”已从国家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了。但政府并未放松对公共领域的控制,继续压制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八九”之后政府更是毫不留情地镇压政治反对活动和独立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还着手建立了一整套带有明显的国家合作主义(corporatism)色彩的管理体制,试图把社会组织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3] 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其三,“发展性政府”,即运用国家权力支持经济增长。[4] 对内通过压制独立工会、降低环境标准、压低贷款利率等手段降低生产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关税、配额、进出口垄断经营、外汇和汇率管制等手段限制进口,同时用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出口。其四,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政府有决心和能力维护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意识形态的更新

中国的改革始于改造旧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一个政府主导一切、意识形态占据神圣地位的社会里,一切真正的改革都必须从改造意识形态开始,而且只有在意识形态改造上取得突破、并且这种突破被政府所接受时,改革才能真正开始。改革始于意识形态突破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众所周知,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手,而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毛的神圣地位是一致的;因此邓必须改造旧意识形态,否则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当然也无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这样一来邓小平也就破坏了中共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但摧毁旧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体制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部的示范压力,来自“冷战”的结局。对于当今的执政党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失去了为其提供合法性的功能;为了重建合法性,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轮廓在70年代末期就确立了,这就是“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思想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集中而准确地表达了权威主义政治的精神本质,即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八九”是一个转折点,此后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变成了奉行“实用主义”的“理性经济人”。中共的目标仅仅是“执政”或“掌权”;只要能维持或扩大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什么理论、道路、原则、价值都可以接受;与此同时,党政官员的价值观也彻底“庸俗化”了,对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钱”与“权”。这一切标志着共产党已彻底抛弃了旧意识形态。在世纪之交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另一核心要素形成,这就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这一要素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基本成型。

但正如葛兰西指出的,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要成为“有效的”,必须在市民社会中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但在80年代,霸权并不属于党和政府;相反,它属于坚决反对政治专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倾向于激进。他们致力于思想解放,揭露专制政治的残暴,宣扬自由民主思想,其中的激进分子甚至主张“全盘西化”。80年代中期,“新权威主义”崭露头角。这一观点主张,在具有现代化取向的专制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改革,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它可被看作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版本。但这一观点并未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且受到自由派的猛烈攻击。可笑的是,它也未得到中共的青睐。在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夹击下,新权威主义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未能获得发展。总的来看,整个80年代,官方与民间的意识形态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可谓“势不两立”。这种对立直至发展为“八九”流血冲突。

在90年代,形势发生了逆转。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新权威主义再度兴起,而且获得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思潮。9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是一个内容庞杂的观点“集合”,除了新权威主义之外,还包括新儒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后现代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尽管新左派理论蔚为大观,但其理论形态至今仍然十分粗糙,尤其是缺乏理论上的整合。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知识分子队伍在90年代也迅速壮大。新权威主义的再度兴起和新左派的壮大,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已经与民间主流思潮合流,统治集团已在市民社会中确立了霸权。

3. 重新获得结构适应性

至90年代中期中国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经济上市场体制取代了计划体制;政治上权威主义体制取代了极权主义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权威主义取代了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发展时期。是什么造就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呢?根据帕森斯的结构模型,社会的“结构适应性”决定了它的稳定性。这意味着,要发现90年代政治稳定的原因,就要分析由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系统的结构适应性。

要分析社会的结构适应性,首先应份析各子系统的功能或输出集合。一,市场经济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和税收增加,也带来了经济不平等,这些就是经济子系统的输出集合。二,权威主义政府创造了市场体制,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不断推进经济改革。它还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公共政策(如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压制独立工会、降低环境标准、压低贷款利率等)保护国内经济发展。但这一体制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这些就是政治子系统的输出集合。三,以新权威主义为核心的理论鼓吹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宣扬私有制的正当性,论证专制的合理性,强调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消除腐败、维护社会公正。这些就是意识形态子系统的输出集合。

其次要讨论各个子系统的要求或输入集合,以及输入与其他子系统的输出的对应关系。一,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如维护市场秩序特别是私有产权。“转型国家”的市场还要借助政府实施的改革才能得以完善。“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对政府还有“额外要求”,如贸易保护、压制社会运动、降低环境标准等,以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些要求权威主义政体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市场要求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虽然政府维持了政治稳定,但是也制造了潜在的经济风险,进而威胁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市场制度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它要求一个能够证明市场有效性和私有制正当性的意识形态。这些要求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可以满足。二,权威主义政治需要经济增长来满足被统治者的要求,进而获得他们的认可。经济增长为政府缓解各种压力创造了条件。权威主义政体还需要通过论证专制的合理性来反对自由民主理念,通过宣扬渐进主义来反对激进改革与暴力革命,通过强调稳定符合全社会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要求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可以满足。三,新权威主义要确立自己的霸权必须保证自己的预言和承诺得到兑现。它要求经济持续增长。这一点经济系统基本可以满足。它要求政府不断推进改革,而且改革不会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要求保证社会稳定。这些要求政治系统基本可以满足。但新权威主义也要求社会公正(限制腐败和不平等),这一点政府做不到。这是政治系统与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地方。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总的来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一子系统的要求“基本上”都可以从其他两个子系统那里得到满足。这意味着,90年代的中国社会具有较高的结构适应性。这也是中国能在90年代赢得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二,结构性冲突仍然存在,其根源就在政治系统之中。由于腐败、不平等、经济风险的存在,政治系统未能完全满足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要求。经济风险直接威胁经济系统的稳定;腐败和不平等则与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相冲突;而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也是威胁未来政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可以说,目前的结构状况既为中国赢得了90年代的政治稳定,也孕育了未来的不稳定因素。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不可分离的。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其二,没有政治民主就不会有健康的市场经济。但权威主义政体鼓励市场发展,却拒绝民主政治,即鼓励经济自由、压制政治自由。因此,权威主义体制存在内在的冲突,缺乏结构适应性,必然是不稳定的。

其实,市场必然需要的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笼统地说,经济自由对应的是所谓的“消极自由”,而政治自由对应的是“积极自由”;前者存在于私人领域,后者存在于公共领域。有学者认为:“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可能完全与政治民主无涉,相反,到是可以与威权主义统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是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极权主义。……一个尊重私人自由的威权主义政府,也可以按照法治原则治理国家,却与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仅仅获得私人领域的消极自由,是无法抵御威权主义的统治,迈向民主化进程的。”“这难道不是在东亚社会每天正在发生的故事?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加坡。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法治,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受到国家保护,政府积极鼓励个人有发财和发展的机会。然而,一旦涉及到公共政治领域,涉及到公民对政治的参与,虽然形式上也具有西方的民主外壳,具有各种完备的自由选举程序,但执政党和政府主宰了政治的整个过程,政治完全是受控的。在这样的威权主义治理下,新加坡公民享受着世界上一流的安全、舒适、富足和物质发展的空间,在私人领域拥有相当的自由,但公共领域的积极自由普遍被剥夺了,更确切地说,是在‘东亚价值’这种开明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公民们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5]

二、对各社会群体现状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

1. 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

笔者根据社会成员的资源占有状况(种类和数量)划分社会群体。若按照占有的主要资源的种类,可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党政官员群体、资产者群体、知识群体、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若根据占有资源的多寡,可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占有大量资源的“精英”、占有少量资源的“大众”和几乎是一无所有的“贫困群体”。当联合使用这两种分类标准时,就把社会成员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普通大众”和“贫困群体”。

在毛时代,唯一的精英集团由党政官员构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则构成了主要的大众群体,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最低。毛时代的中国属于波兰尼所定义的“再分配经济”,其特徵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由中央指挥的纵向网络,产品和盈余自下而上交给中央,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从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再分配。[6] 泽林尼指出,拥有再分配权力是获得精英阶级地位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权力则意味着被抛弃在精英阶级之外。[7] 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官方意识形态和各社会群体的政治立场也是影响社会群体在资源分配格局中位置的重要因素。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就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被消灭的,而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则使他们处于社会低层,至少政治地位是最低的。

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后毛时代,社会精英崛起,精英集团扩大为三个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众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知识分子上升到精英阶层,一部份人沦入贫困群体,而一般的市民和农民则构成普通大众群体。

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再分配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普通大众、贫困群体各自的相对社会地位都固定化了。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可以凭借资本获取资源,而“资本积累的铁律”则制造出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经济精英;市场经济承认知识的价值,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价值不断提升,其结果就是知识精英群体的形成。可以说,市场化改革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是创造了两个新兴的社会精英集团──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在市场体制中一个人要挤进精英队伍,除了当官之外,还有经商和读书两条路。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改革并未造成精英地位的断裂,而是保持了精英的连续性。正如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所强调的那样,改革并没有损害政治精英的机会和地位,“政治权力的维续在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体制中都有体现”。[8] 因为改革并未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双轨制”为借助政治权力谋求经济资源提供了机会,所以党政官员的收益非但没有下降,相反还增加了。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社会地位序列的“翻转”。改革使一度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再获新生,而且进入了精英阶层;资本家和高级经理(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地位大幅度上升。改革也解放了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同样稳步地上升,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而进入了精英阶层。而工人和农民则仍然属于大众阶层,但其相对社会地位却大幅度下降,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其中的一部份人还沦为“贫困群体”。社会结构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维持政治稳定,统治者必须学习与新兴的社会精英和平共处,必须能平息失落者的不满与反抗。为此,统治集团必须调整自己的群体联盟策略和意识形态,以便重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

2. 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市场化改革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巩固了共产党的权力。在市场环境中,经济发展需要资本家和经理群体的不断壮大,并且必然会给他们带来日益膨胀的财富。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共同利益,它给前者带来权力,给后者带来财富。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资产阶级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能比民主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中国政府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压制社会舆论、降低环境标准等方法,为资本家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还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等政治腐败,为他们创造了大量非法获利的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9];由于被吸收入党,安排进入政府、人大和政协,资本家和经理们的“面子”也得到了比较充份的满足。因此,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

Baum和Shevchenko根据地方政治精英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当地企业家的关系,提出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四种关系模式。在第一种模式(developmental)中,政治精英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但他们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在第二种模式(entrepreneurial)中,政治精英为了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而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第三种模式(clientelist)中,政治精英并不关心地区经济发展,而仅仅热衷于钱权交易,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关系户谋取利益,并藉此从企业家那里获取回报。在第四种模式(predatory)中,政治精英是单纯的“掠夺者”,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利益,也不与企业家交易,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掠夺经济精英。[10] 其实,这四种模式同时存在于中国大陆,但还应补充第五种模式,即“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即政治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自己的亲属经商,或亲自利用自己原来的关系下海经商。这是保持转型过程中精英连续性的重要机制。上述五种模式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关系。

可以说,在90年代经济精英已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积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经济精英是政治精英的“天然盟友”。

3.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政府的敌人,因而一直受到政府的弹压。改革初期,为了批判传统意识形态,党内的“改革派”与“激进知识分子”结成联盟,但这种联盟很快就破裂了。活跃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深受毛体制的迫害,对旧体制必欲彻底根除而后快。但党内改革派并不想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而是要实行有限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邓小平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威,但他并不能保证党内的思想统一。整个80年代,政治精英始终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精英分裂、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日趋激进、党内改革派与激进知识分子寻求建立联盟,这一切使政治精英的内部冲突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导致了80年代中国政局的持续动荡,直至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流血冲突,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悲剧”。

知识分子似乎是权威政治的“天敌”,这是个全球性现象。但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却出人意料地消失了。如何理解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一些表面化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迫害”和“利诱”是国内知识分子放弃反抗的主要原因:其一,天安门事件之后,激进知识分子或流亡海外,或被关进大牢,或下海经商,或遭媒体封杀,激进势力受到重创;其二,90年代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大潮分散了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一些人忙于挣钱,一些人埋头做专家,名与利的诱惑使一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关怀;其三,政府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并用,对政治异议分子严厉打击(如逮捕、驱逐出境、封杀、砸饭碗、降职、降薪等),对合作者则大力奖励(如吸收入党、当官、安排进入人大和政协、提职、加薪、分房子等)。这些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但仅用这些来解释知识分子的妥协是远远不够的。

“犬儒主义”并不是知识分子接受政治现状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比它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邓小平“南巡”重新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这一方面证明了经济制度自身的逻辑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支持了新权威主义的假设,即权威主义政府会推动市场化改革。这是知识分子认同政府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现行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绩合法性”。第三,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前景的多样性,他们意识到改革不仅可能带来自由、富裕和民主,还可能带来混乱、分裂、不平等、黑金政治和流血冲突。第四,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很可能更像这些“难兄难弟”,而不会是美国或欧洲式的民主,因而比较现实、全面、冷静地评价市场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化是个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从“反共”到“反华”的转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一系列事件,如银河号事件、美国反对中国申奥、台湾危机、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最惠国待遇问题等,推动全民性的仇美情绪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反感美国式的市场和民主。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整体上发生急剧转变。一方面,极端思潮“边缘化”,马列原教旨主义派和激进自由派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新左派”兴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实就是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主张接受权威政治的现实,并把权威政治看作是从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这种用学术语言表达的“党的基本路线”把民主变成了“未来的承诺”,从而巧妙地化解了“现实的冲突”。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要想赢得稳固的统治,统治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里建立霸权。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各个相互对立的集团之间,只有通过一种共享的意识形态才能实现和解。[11] 由此看来,新权威主义的再度兴起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标志着中共在市民社会里重新赢得了霸权;第二,它标志着中共与知识分子实现了和解或建立了联盟,而和解或联盟的基石就是新权威主义。

4. 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改革前,工人和农民是中共的社会基础,并且分别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及其同盟军,享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尽管他们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可以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双赢的时代”,精英和大众的处境都得到较大改善。进入90年代以来,大众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明显改善,一部份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当前大众的处境,那么“全面恶化”也许是最恰当的用语。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联合起来的精英不仅通过不完善的市场掠夺大众,还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再掠夺”。可以说,90年代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结果中国大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目前以吉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约为0.45,已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

尽管大众分散无力,但毕竟不会任人宰割,加之人数众多,因此仅有掠夺和镇压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满足和劝说。所以,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大众的呼声,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做出一些回应。“群众路线”是中共处理政府和大众关系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宣称继续奉行“群众路线”。与此同时,为适应新的形势也不断开辟新的民意渠道。例如,通过官方媒体、现代社会调查技术、设立市长热线和市长接待日、引进听证会制度、行政系统向城市基层社区延伸等,中共新建了一系列了解公众需要的渠道。这些面向大众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可使各级行政机构广泛了解大众的需要,一方面可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从而化解一些潜在的冲突。此外,为了满足大众最基本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在农村地区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在城市建立了由再就业中心、失业保险和最低收入保障三者构成的社会安全网,并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平等,维护了大众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5. 群体关系模式与政治稳定

在毛时代,中共针对当时的群体结构制定了一套恰当的群体联盟策略,即联合工农大众、打击知识分子、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革改变了群体结构,产生了社会精英;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为了自己的生存,不但需要他们的合作,还需要他们不断壮大。这意味着,打击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不符合政府的利益,传统的联盟策略已经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做出了适时的调整,放弃了工农大众,转而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

这种联盟不是强制的产物,而是满足和劝说的产物。正是通过满足社会精英的利益要求和建立共识,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建立了统治联盟。如果说统治者对社会精英的策略是满足和说服的话,那么对大众的策略则是剥夺和镇压。精英联手剥夺大众是今日中国的基本特徵。其实,满足强者和剥夺弱者往往是同一硬币的两个侧面。当然,聪明的精英往往不会做得太过份,因为他们并不希望逼得大众铤而走险。所以,一个成熟的群体关系策略,不仅要满足精英的要求,也要适度关注大众的呼声。“三个代表”的提出表明,中共不仅要代表社会精英的利益,也要代表大众的利益。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还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共都不会彻底依赖任何一个阶级;相反,它要成为全民党,因为只有如此,它才能继续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

由此可见,9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能赢得政治稳定,一是社会系统重新获得了结构适应性,二是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建立了统治联盟。前者为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后者为稳定奠定了阶级基础。它们构成了政治稳定的充份必要条件。

三、危机的可能性

1. 危机的根源

“危机”意味着“不稳定”的可能性。在日常用语、大众传媒、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中,“不稳定”具有多种含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一是指政治领导核心不稳定;二是指关键政策不稳定;三是指政府不稳定;四是指政治制度不稳定。尽管这几种不稳定含义不同,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例如,领导人的变更往往导致政策的改变,政策的巨变往往伴随着领导人的更替。当政府被推翻时,统治者、他们奉行的政策以及他们维护的制度也许都会被彻底葬送,而且政府不稳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稳定,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乃至国际冲突等。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种政治不稳定。

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一直牢固地掌握着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危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威胁稳定的因素不但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发展。稳定与危机并存是贯穿中国改革全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徵。目前,诱发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专制、腐败、不平等、贫困、金融风险、国有企业低效率、加入WTO带来的冲击、台湾问题。

改革的初始条件(极权主义体制)、改革的特徵(政府主导型改革)、改革的结果(权威主义体制和精英联盟)共同孕育了这些诱发因素。政府主导型改革使专制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双轨制”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必然。没有公众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银行和中介机构,而官员却拥有巨大的权力,腐败怎么能够避免。正是这种腐败孕育了银行的坏账、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钱权勾结、新闻封锁、禁止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使极少数人可以肆无忌弹地掠夺经济财富,孕育了持续发展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而不平等、国有企业低效率、金融风险、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则成为制约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瓶颈。

由此可见,那些给中国带来政治稳定的条件也孕育了危机;90年代的制度结构和精英联盟既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稳定,也孕育了威胁未来政治稳定的因素。

2. 挑战稳定的力量

“群体/问题/手段”分析法

笔者将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所谓“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由于政策和制度都是社会在其成员之间分配稀缺资源的工具,因此按照资源占有情况分类,可以直接显示出各个群体与这个制度的利害关系,进而可以看出它们对制度的态度。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某个社会问题会对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资源占有状态产生不利影响,对它们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正是由于存在社会问题,才会有社会不满;正是那些感到不满的群体,才有意愿采取行动减少或避免损失;但仅有意愿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手段”,只有那些拥有集体行动手段的群体,才能威胁政治稳定。

把“群体”、“问题”、“手段”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的逻辑链条是:第一,社会分化把国民区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第二,存在广泛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受到这些问题危害的群体感到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问题;第四,他们拥有集体行动的手段并采取行动;第五,维护现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压制反抗行为,结果政治制度不稳定。简单地说,政治不稳定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存在对现行制度不满的群体,他们感到有必要推翻现行制度,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和机会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成功。

精英的态度与行动

精英的态度和行为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如今政治精英对改革的态度在整体上趋于“中庸”,党内的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失去了影响力。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的再度集中也加强了政治精英的团结。近期内,政治精英分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台湾问题有可能诱发内部冲突。经济精英则不会因为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问题而产生不满,但是经济衰退、金融风险、WTO带来的竞争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从原则上讲,“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会因为所有的问题而对政府不满,但在整体上知识分子也许只会对政治腐败、经济停滞、不平等、贫困和台湾问题作出强烈反应。军事政变大概是政治精英的专利。当然,他们也有能力使用其他的所有手段。经济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转移资产、罢市、组建各种形式的俱乐部。知识精英则可利用大众传媒、通讯工具、社会运动、NGO(非政府组织)、俱乐部、海外渗透等手段。

大众的态度与行动

普通大众虽然有时也关心国家大事,但日常关心的主要还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意识形态、民主、自由这类政治问题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他们一般也不会直接对宏观经济问题做出反应,除非这些问题使他们的处境严重恶化。引起他们强烈不满的主要是经济不平等、贫困和腐败。贫困阶层的视野则更加狭窄,他们也许仅仅对贫困问题有所反应。如今,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和精英们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的不满不仅源于地位的绝对下降,也源于地位的相对下降。改革带来了社会地位序列的“大翻转”,今日的一些精英正是昔日的“贱民”,而如今的大众却是过去的“领导阶级”。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机。目前,对政治稳定威胁最大的不是处于最底层的城乡贫困人群,而是失业或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由于他们的地位同时出现大幅度的绝对下降和相对下降,因此他们的不满最为强烈。同时,相对而言他们也最具有破坏力。因为,他们通常集中居住在工厂附近,便于组织集体行动,而且大多数居住在大、中城市,与各级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就便”发起针对政府的反抗行动。

如果存在制度化的压力释放机制,即使存在着社会不满也不一定会发展为与政府的冲突或犯罪活动。但是今天的中国恰恰没有这种机制。政府通过压制独立的工会和农会,控制媒体和司法机构,禁止集会、游行和示威,几乎剥夺了大众合法地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大众要么听天由命、任人宰割,要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近年来,集体上访、聚众冲击地方政府、破坏公共设施、罢工、游行、阻断铁路、爆炸、仇杀之类的活动越来越多。

由于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公共领域,在冲突爆发之前大众无法实行大范围的动员,只能发起局部性反抗。大众与精英不同,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这限制了他们组织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他们的行动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往往是针对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且组织化程度低,没有正规而持久的组织结构。最常见的集体行动方式或是同一单位的人共同行动,或是同一村庄的人共同行动。可以说,就业和居住提供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1989年以后各地政府不遗余力地扩充防暴力量,形成了迅速镇压局部性反抗的能力。所以,尽管不满的大众四处点火,各地的同类冲突此起彼伏,但都被政府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很难形成燎原之势。总之,面对强大的权威政权以及与其结成联盟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短命、局部性的反抗。这类反抗虽然此起彼伏,但却只能给统治者制造麻烦,很难造成全局性的不稳定。

法轮功:边缘起义[12]

法轮功对中共提出了自建国以来最有力的来自民间的挑战。李洪志不属于现代意义的“精英”,法轮功运用的是传统的资源动员机制和意识形态,其主体成员是底层大众。由于继承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满足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需求,抓住了全球化、对外开放、信息技术革命提供的机遇,利用了国际反共、反华势力,这种新兴民间宗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说明,不可轻视底层大众与民间精英的力量和传统资源的价值;不可轻视宗教的力量,古往今来,信仰和殉道精神总是反抗暴力镇压的最有效的武器;也不可轻视经济全球化和社会领域的全球化的影响。跨国NGO属于超越国界的政治行动主体,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互联网、传真、电话,这些公共信息工具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不可忽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面对的是不再是国界线内的社会,而是全球性市民社会。反政府组织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动员资源与某个政府对抗。例如,最近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法轮功学员已经由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而李洪志、张洪堡、张香玉、严新都在美国避难。中国的历史和国际经验显示,在急剧变革时期,新兴宗教的大量产生是普遍现象,也许法轮功仅仅是冰山一角。

精英与大众的结合点

一般说来,在现代政治中,大众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得到精英的支持。大众能得到精英的支持吗?两者的结合点在哪里?“民主”和“自由”似乎不会成为精英与大众的结合点。在89年的反抗运动中,知识精英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但大众支持的不是知识分子热衷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反腐败”。正是由于学生们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策略,高举“反腐败”的旗帜,才在运动的后期得到了市民的坚决支持。天安门运动期间,“工自联”的声明最具有代表性。它要求的是提高工资、控制通货膨胀、择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

9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几乎成了改革的反对派。“毛泽东热”之所以会席卷全国,政府的宣传固然是个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它有深厚的大众基础。当然,大众怀念的也许并不是那个毛泽东时代,他们不过是借这种“怀旧”表达对“不平等”和“腐败”的不满,表达对“平等”和“公正”的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公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基本诉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可谓“源远流长”。近代以降,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脉相承,即使是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也得把“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徵。如今大众对精英的贪婪、腐败、无耻、无责任感的切齿痛恨,为“平等”、“公正”也许还有“民粹主义”思潮的滋生繁衍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

3. 维护稳定的力量

社会中的保守力量

维护稳定的力量,既存在于政府之中,也存在于社会之中。毫无疑问,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的市民和农民、各类保险的购买者和养老金的领取者等,都是社会中维护稳定的力量。如果人们是理性的,只有当他们预期不稳定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将超过损失时,他们才会选择造反。因此,聪明的政府总是尽力影响人们对不稳定的预期,设法提高人们对损失的预期,同时降低他们对收益的预期。

十几年来,中共通过大肆宣传不稳定的负面效应,成功地使全社会对不稳定“谈虎色变”,而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经历则为这一宣传提供了注脚。另外,中共的极端专制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使国内无法产生合格的取代者或继任者,客观上造成了自己一旦倒台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强化了中共倒台导致天下大乱的预期。20世纪中国的历史告诉国人:不稳定的损失往往是明确的,而收益却是不明确的。谁都知道不稳定危及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社会底层,只不过他们的损失相对其他阶层较低而已;相反,谁也不知道中共垮台之后的局面,当然也无法预测自己的处境,包括能得到的好处。这一切有效地强化了大众的保守心态。中共通过“绑架社会”有效地迫使人们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实。

目前,尽管普通老百姓对收入状况不满意,对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恨之入骨,但眼下的生活状态毕竟远好于毛时代,而且他们非常珍惜已得到的那点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不想参加一场胜算微乎其微的赌博。所以,只要精英们还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夺瓜分之余还给他们留下一口饭吃,他们也许就会接受现实,忍气吞声地继续过日子。这意味着,大众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稳定的。

政府的镇压能力

镇压能力是政府维护稳定的最重要的能力。这取决于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垄断和运用暴力的能力、镇压的决心和意志、政府内部协同行动的能力、高层团结的能力。90年代里,中共对公共领域的控制越来越严,除了坚决地垄断媒体之外,还尽量把社会运动和各种独立组织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则不惜代价坚决镇压。目前,“党指挥枪”的列宁主义原则依然得到有效执行,凭借现代暴力机器,政府具备了镇压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当面临大规模社会骚乱时,统治者维持权力的意志和决心是极为重要的,权力核心出现意志动摇往往是政权垮台的预兆。“天安门事件”显示出中共拥有镇压的意志和决心。但仅有高层的意志、决心和团结还不够,还要有各级党政官僚的密切配合。从镇压法轮功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中共能保持团结一致对外。在危机时期,高层团结至关重要,而这依赖于“核心”的主导地位及其政策的可行性。近期内,只要不出现重大决策错误,无人能够挑战最高领导的个人权威。只要不出现全局性、持续的社会骚乱,就不会出现政治不稳定。

政府控制不稳定因素的能力

除了镇压之外,维护稳定的另一种策略是“釜底抽薪”,即遏制或消除那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在近期内,经济衰退、腐败、不平等和贫困是威胁政治稳定的主要问题。因此,要想维持稳定,政府必须维持经济增长、遏制腐败、控制贫富差距、缓解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显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在学习曲线上爬得非常快。目前,政府已初步掌握了在市场环境中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其标志是能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政府似乎也有信心对付加入WTO带来的冲击,而且以此为契机开始处理银行风险和股市泡沫问题。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越来越关注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又不断提高公务员工资和福利待遇。同时,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处理的大案要案数量逐年上升;还通过“三讲”抓各级干部的“黑材料”,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气氛。但人们总是合理地怀疑反腐败的动机,怀疑靠特务政治能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4. 稳定性分析

不稳定的条件

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建立了比较稳固的联盟,这带来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精英不会挑战政府。在权威政治中,精英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很小,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却很大。一般来说,只要各类精英保持团结,政治不稳定就不会发生;甚至只要政治精英保持团结,其他群体的挑战也很难成功。第二,威胁政治稳定的力量只能来自大众。在正常情况下,大众只能制造局部的反抗,而政府具有镇压局部反抗的能力。因此只要不出现全局性的、持续的大众反抗,政治稳定就没问题。换言之,在近期内,在中国大陆政治不稳定的充份必要条件是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大众反抗,若出现这种情况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局部性反抗或潜在的局部性反抗遍布全国;二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触发全国性的大众反抗。中国大陆就像一个院子和房子里散布了许多乾柴的大宅院,房子的主人完全知道这种局面的危险性,因此购买了灭火工具、开通了水源、雇佣了消防队员并精心培训他们,当院子里一处甚至几处起火时,主人一声令下就可及时扑灭。但由于财力、水源、人力有限,灭火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旦院子和房子里铺满乾柴而且处处起火,或是一处起火但蔓延极快,那么这个灭火系统就无济于事了,房子和它的主人就会被大火烧毁。也就是说,这个大宅院毁于大火的充份必要条件是:第一,遍布乾柴;第二,到处点火。

“铺放乾柴”:问题的深化与蔓延

如果那些激起大众不满的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也就是说,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继续发展,那么大众的反抗或潜在的反抗将遍布全国,这也就是在全国“铺放乾柴”的过程。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导致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持续恶化的原因,一是权威政治剥夺了大众的政治权利,二是政府内部控制失灵。目前,几乎所有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都被政府剥夺了,虽然贫困、不平等和腐败问题不断深化与蔓延,但反抗却被压制住了,这反过来又使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直至发展到“爆发”阶段。缺乏制度化的意见表达机制,缺乏必要的“减压阀”或“排气口”,正把中国变成一个火药桶。严重的政府“代理失灵”使那些为解决问题而制定的政策无法有效实施。例如,扶贫、财政、反腐败等政策收效甚微,而且有时效果还适得其反。其实,中共一直要求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历来提倡“群众路线”,要求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能说这都是欺骗老百姓的政治宣传。最高统治者何尝不希望自己的部下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呢?只不过办不到而已。

导火索:一场深刻的危机

什么样的危机能引发政府不稳定?从逻辑上推导答案似乎是不明智的。但那些已经垮台的政府的不幸经验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国际经验显示,军队政变、独裁者死亡、对外军事失败、大规模民主运动、持续的经济衰退、严重的金融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激烈的种族或宗教冲突、民族分离活动,往往会成为引发政府不稳定的导火索。对中国来说,近期内发生军事政变、在外部军事冲突中败北、核心人物出现健康问题、激烈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严重的民族分离的可能性都不大,可以视之为“小概率事件”。尽管台湾问题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而这又孕育了在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失败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毕竟不大。由于知识精英日趋保守,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也不会出现。但发生持续的经济衰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高,可以说,它们很可能就是引发政府不稳定的导火索。

银行坏账、国有企业低效率、国内需求不足、世界经济疲软导致的出口和投资疲软,这一切随时都会触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将引起全国性的大规模失业、严重的贫困、银行挤兑、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遍及全国的大众反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所以会成为不稳定的导火索,是因为它们的影响波及到每一个人,而且短期内几乎无法扭转。缺乏大众的制约、广泛的钱权交易、党政系统内部的“代理失灵”、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又使孕育危机的那些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缓解和解决。这意味着,在近期内引发不稳定的导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被点燃。

目前,政治精英牢固地垄断了公共权力,严厉地控制着公共领域,在新权威主义旗帜下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了联盟;同时大众处于全面被剥夺的状态,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分散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由于中共完全有能力对付局部反抗,因此大众的日常反抗不会威胁全局的稳定。但如果出现深刻、全面的经济或社会危机,将触发全面、持续的动乱,这种形势如不能得到迅速控制,势必导致政府的垮台。不公正、特别是腐败,不平等、特别是贫困,就是“遍布全国的乾柴”,而引发一场燎原大火的“火种”可能是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海峡冲突、领导人的突然死亡或病危、宗教迫害等。简而言之,近期内,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希望很大,但是“崩溃”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不稳定之后

不稳定意味着变化和更多的可能性,意味着未来不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从中国历史和国际经验中,可以大致推测各种可能的“不稳定之后”。最理想的局面是出现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给中国大陆带来自由、民主、富裕和公正。但笔者认为,经过一场灾变的中国进入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是重新出现一个权威政权。在这个新结构中,共产党不再是统治集团,但精英继续垄断政治,大众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治腐败、钱权勾结、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依旧,所以不稳定也依旧,唯一变化的是意识形态。若这种政体在多次不稳定之后反复出现,那就意味着“不稳定”已经成为它持续生存的内在机制;也意味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制度化、正常化和永久化。另一种可能是,若知识精英背叛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而与大众成功地建立了联盟,那么“不稳定之后”将可能出现一个法西斯政权或改头换面的列宁主义政权,这个政权会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当作自己的意识形态。在以上三种情况下,中国将继续保持统一。

如果共产党轰然倒塌,中国大陆继续保持统一的可能性极小,四分五裂是非常可能的结局。倘若幸运的话,最好的结局是像前苏联那样比较和平地分裂,但更大的可能是像前南斯拉夫那样在炮火和鲜血中分裂。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轻率地认为这是危言耸听。

四、回顾与展望

1. 回顾

回顾是为了认清现状,明确问题。正是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的努力塑造了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

改革的初始条件会对改革产生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在毛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这种格局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没有发生实质性改革,这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导型改革”,在这种改革过程中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它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独立地制定并实施改革方案。既然政府有实力决定是否改革及如何改革,所以改革必然是“渐进式改革”,而不会是“一场革命”。政府的“自主性”决定了取代极权主义体制的只能是权威主义体制,而不可能是民主体制。“渐进式改革”为政府和社会赢得了时间,使统治集团可以从容地探索制度设计方案,调整群体关系策略,建立文化霸权。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在制度结构方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同时改革,市场经济、权威政治与新权威主义协同发展,从而使新的制度体系获得了较高的结构适应性。在群体关系方面,统治集团适应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调整了传统的群体关系策略,抛弃工农大众,转而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分别勾画了当今社会的制度结构和群体关系的蓝图。因此,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把“三个代表”誉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决非言过其实。它们共同确定了今日中国的政治框架,为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石。

除了“结构性成就”之外,在90年代中国政府还做出了一系列“日常业绩”。在政治方面,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险的权力过渡,化解了民主化压力,顶住了来自自由化的挑战,而且合法性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得到精英的广泛认同;在经济方面,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同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在社会方面,开始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在国际关系方面,打破制裁,重返国际社会,恰当处理了“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台湾海峡危机未过度发展,顺利收回香港和澳门,加入WTO,申奥成功。在这个沧海桑田的年代,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能提交这样一份成绩单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许多毛时代遗留的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如专制),许多邓时代产生的问题还在继续深化和蔓延(如腐败、不平等、贫困),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如台湾问题、金融风险、WTO冲击)。这些问题时刻威胁着中国的政治稳定。可以说,第二代和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给继任者留下了异常艰巨的任务,危机就蕴藏在目前的稳定之中。一方面,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冲突仍然存在,政治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风险和社会不平等既威胁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与新权威主义对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相冲突。另一方面,缺乏制约的精英联盟对大众的过份剥夺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驱使大众铤而走险。那些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稳定的条件,也孕育了威胁政治稳定的因素。

2. 政治发展模式

可以用“政治行政化”来概括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金耀基对“政治行政化”有精辟论述。[13] 根据香港的经验,他指出政治行政化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精英吸纳,即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到行政决策结构中,二是决策咨询,即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广泛咨询公众意见。前者使行政体系之外很少再有与之对抗的政治人;而后者使政府能广泛、经常地接触社会,对社会的意向有更敏锐的反应。金耀基把这些称为“政治的行政化”,认为“‘政治行政化’可说是一种积极的‘非政治化’”。

改革时代的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把社会精英纳入行政体系,主动地制定了有利于精英的政策,越来越多地运用决策咨询,不断开辟民意渠道,不但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也对大众的呼声做出适度回应。通过精英吸纳、政策倾斜、决策咨询,政府主动地满足了精英的要求,这样社会精英无需诉诸政治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要求,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政治权利。虽然大众的利益未得到满足,但由于他们分散无力,即使心怀不满也无济于事。政府就是这样化解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参与压力的。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的政治行政化还表现为“政府主导型改革”,即自主地实行经济改革、建设意识形态,并使之与权威主义政体相适应。这一切为中国赢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中共对“精英吸纳”、“咨询性政治”、“政治行政化”这些概念或许比较陌生,但对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统治策略却并不陌生,而且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其实,在中国“行政支配社会”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从古到今概莫能外。在毛时代中共对工农大众实行“群众路线”,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对敌对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产生了日益壮大的社会精英,其力量不可忽视,而大众则收回了政治忠诚、对政府充满了怨恨,于是政治整合问题出现了,为解决这一问题“政治行政化”应运而生。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除了政府之外再没有其他“有用的”政治设置,政治行政化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整合机制。通过满足精英的需求以换取他们对统治秩序的认可,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统治策略或统治艺术。策略要想有效,必须辅之以一整套制度,因此政治行政化绝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经验显示,这种“满足强者、剥夺弱者”的体制具有充份的弹性或适应能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不断满足新兴的强者,同时给予弱者必要的关照,它可以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政治模式可以在经济繁荣、社会自由与政治专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其实,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特权。“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不在于选举权的普及程度,而在于政府能否对公民的需求作出恰当地“回应”并对其“负责”。政治行政化也是政府对民意做出回应的方式,通过在决策机构中吸收社会精英,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咨询,逐步放松对大众传媒和结社的限制,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和满足。为了维护稳定,统治者也必须对大众的要求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实际上,公民的抗议、批评、组织、示威、游说决策者的权利和自由,也许比多党制、定期选举更为重要。

根据亚洲、南美、南欧和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中国很可能会继续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社会群体联盟格局。因为现存的权威主义政权的稳定性较高,近期内没有任何群体能动摇它的根基;即使现政权崩溃了,新政体也难以脱离现有结构,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精英联盟以及对大众的掠夺还会卷土重来。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化不一定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切意味着,近期内政治民主化是行不通的。

作为现实主义者,笔者认为,必须在权威主义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大判断”是中国寻找未来政治发展策略的出发点。未来十年政治发展的基本策略应该是继续推行政治行政化:在群体关系方面,限制精英的掠夺,维护大众的权利;在制度结构方面,推行社会自由化,建设社会合作主义体制;精英联盟需要继续保持,但精英的利益应该受到限制,而大众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在分配财富“蛋糕”时应向大众适当倾斜。这种调整势必会损害精英的利益以及现存的精英联盟,在切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中下级官僚能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经济精英能否继续支持现行制度,都会成为问题。

一个敌视精英的政府是难以为继的;一个逼得大众铤而走险的政府也同样难以为继。未来的政治稳定取决于精英的理性和大众的耐性;若精英有足够的理性,把掠夺限制在大众能容忍的限度内,政治稳定或可维持。这需要政府具有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建立复杂而微妙的平衡能力。但现实是精英们获得了太多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又太少,他们不但不去维护这个过多关爱他们的社会,反而在疯狂地挖它的墙角;大众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代价而所获甚微。即便不敢奢望中国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但大众应该享有最起码的权利;虽然未必能指望精英们良心发现,但他们至少还具备起码的智商,为了可持续的掠夺也得有所节制,把兔子都吃光了的狐狸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当精英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中国才能获得持续的稳定。而且,精英们不能只有“精明的自私自利”,还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只有当精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成为受大众尊敬的群体时,社会才能稳定。而如今中国的大众对精英没有尊敬和信任,只有猜忌、鄙视和仇恨。

对中国来说,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并非全是坏事。在一个行政支配社会的国度里,在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在精英贪得无厌而又毫无责任感的情况下,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示范压力、来自内部的大众反抗以及威胁到政治稳定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走向公平的变革是不可想象的,大众将沦入无底深渊,赢家通吃的局面也根本无法改变。

从制度方面看,结构性冲突的根源在政治系统之中,为此必须改革政治系统。在权威主义框架内,政治民主化行不通,只能从社会自由化方面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关键是开放新闻和结社禁区。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提高社会监督政府的能力,有助于遏制政治腐败;也能带给大众组织起来的机会,提高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遏制日趋严重的不平等。由于经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因此控制了腐败和不平等也就控制了经济风险;所以,社会自由化有助于解决腐败、不平等和经济风险问题。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和金融风险是极为严重的。毫无疑问,政治体制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但以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充份根据。国际经验显示,像中国这类东方的发展中转型国家,即使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也难以获得西方国家那样的政治绩效,难以有效地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南美、南亚、非洲国家,按照流行的“民主”标准,都属于民主国家;但它们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的严重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大多数“转型成功”的东欧国家,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非但没有减轻,而且迅速恶化。民主化是否可以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问题,这一命题并未得到世界范围内经验资料的支持。

3. 影响政治发展的基本因素

现代化过程中原有的政治体制将面临严重挑战,人类的经验显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反应模式,一是“政治民主化”,另一是“政治行政化”。有些国家选择了前者,有些国家则选择了后者。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影响和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是经济,还是政治,还是文化,还是它们的组合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

现代化理论强调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确定的联系,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信念”。李普塞特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提出,一个国家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越高,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他认为,工业化、都市化、人口集中和增加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加快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也会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兴趣,因而民主就可能随之产生。[14] 但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国家是选择政治行政化还是政治民主化道路,(有时)政府的态度、统治策略、贯彻意图的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中国而言,国家的影响力也许并不一定是“短期现象”。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但“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还可以适应全球化。

文化也有自主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政治学家都明白“政治文化”的深刻蕴含。中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与民主无缘。儒家与法家争论的是“王道”和“霸道”,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儒家认为,尽管权力不必来自人民,但必须造福人民;政府必须爱护人民,体察民情,“施仁政”,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垂青,并被人民推翻;儒家非常重视合法性问题,反复重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金耀基认为,“儒学从未倡导过一种称为民主的政府形式,事实上,它并不关心政府的‘形式’本身。对昔日的儒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公正地掌管政府。从一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儒学所注重的是治道(或行政)而非政道(或政治)。”[15] 儒家文化圈内东亚各国的政治模式也各不相同。在韩国、大陆、香港、新加坡、日本,行政取代政治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的另一特点是“一党独大”,“有选举、无轮换”;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而且连自由都要打折扣。在日本和新加坡,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政府的行政活动的区别常常是模糊的。香港没有政治,但是有自由和法治。另一方面,台湾和韩国却正在成功地走向民主化,但台湾经验对大陆政治发展的“暗示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在台湾动员和凝聚反专制力量的主要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台湾的政治运动本质上是“本省人”反对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的“民族独立运动”;台湾今日的政治格局与其说是“民主化”的胜利,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如果没有特定的“省籍冲突”,台湾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今日的多元政治格局。[16] 到目前为止,除了韩国和作为特例的台湾,在儒家文化圈其他国家还未出现“货真价实”的西方式民主政治。

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丧失稳定再重获稳定的过程。维护和建立政治稳定的关键是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这并没有固定的答案,更没有唯一的答案。政治探索的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云亦云的预测和亦步亦趋的选择都是“保守的”。实际上,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代,对学者和政治家而言,最需要的、也是最缺少的就是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气。

【作者说明】
2002年5月30日完成初稿;2002年6月20日形成第二稿;2002年7月28日完成定稿。

【编者说明】
受版面页数的限制,本刊编辑部有所删节。

【注释】
[1] 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概括了极权主义体系的六个基本特徵:第一,一个精心制作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涵盖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奉行。这个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彻底否定它以前的一切,许诺建成一个全新的尽善尽美的社会。第二,单一的群众性政党,通常由一个人领导。这个以上述意识形态为指针的政党在组织上是严格的等级制和寡头制,并且与政府官僚机构交织为一体。第三,由政党或警察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建立的恐怖体系。它可以是肉体上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第四,几乎是绝对地垄断大众传播手段。第五,几乎是绝对地垄断暴力手段。第六,由中央政府对经济整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控制与指导。他们强调指出,这六个特徵构成了极权主义政体的充份必要条件;不能因为一个体系拥有这些特徵中的一个或几个就判定它是极权主义体系,只有同时具备这六项特徵的体系才是极权主义体系。这是公认的关于“极权主义”的经典定义。[美]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Prentice-Hall,华夏出版社2001年译,第247页。
[2] 指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进一步分解为“狭义的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沟通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中译本,1999,“1990年版序言”,第29页。
[3] 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同时发布了3个管理条例,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3个条例确立了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带有显著的国家合作主义色彩。
[4] 根据Johnson的观点,“发展性政府”有以下特徵:第一,政府最初的重点目标是经济发展,即使牺牲社会平等或社会福利等理想,国家也一心一意地支持经济发展。第二,由于发展性政府不是社会主义政府,它就可以坚决支持私有财产和市场。但是,市场总是由制定战略性工业政策以促进发展的政府管理人员来控制。第三,在政府官僚主义的统治下,一个引导性机构在战略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一机构有足够的机会发挥主动性并有效地进行调控。参见苏耀昌、赵永佳的“综论当前关于东亚发展的几种观点”,载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5] 许纪霖,“当代中国的两种‘自由’”,《二十一世纪》(香港),2001年12月号,第17-18页。
[6] 边燕杰,”美国社会学界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代序言)”,载边燕杰主编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7] 出处同上。
[8] 出处同上,第23-25页。
[9] 由于还有许多国家垄断的经济领域,中国大陆还不能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已经对私人资本开放的领域中,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
[10] Baum, Richard, and Shevchenko, Alexei, “The ‘State of State'”, in Goldman, Merle and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44-351.
[11]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理论》(第二版),华夏出版社译,2000年,第193-196页。
[12] 笔者曾对法轮功及其与中共的冲突作了实证研究,见笔者的《法轮功事件全透视》一书,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载金耀基的《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45页,第33页。
[14] Lipset, S. M.,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53, pp.69-105.
[15] 金耀基,“儒学、现代性与亚洲的民主”,载《中国政治与文化》,第169页。
[16] 朱云汉、王振寰对此有精彩论述。参阅:朱云汉,“国民党与台湾的政治转型”,《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第4-13页;王振寰,“台湾的政治转型:从威权体制过渡”,载罗金义、王章伟编,《奇迹背后──解构东亚现代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9-178页。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2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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