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1、缕缕阳光

一个以极端的暴力挟持了国家及其宪法的集团,它对付那些幻想获得那部宪法赋予的权利的努力者,只能是肉体的监禁或肉体的消灭。鉴于中国几千年特别是清末宪政愿望因以暴抗暴而破灭的事实,鉴于从自耶稣基督及其以后非暴力抗争从而获得人的尊严和社会进步的实绩中获得的启示,我和我的朋友刘贤斌们选择了非暴力抗争的道路。不难明白,我们在做把那个极端势力集团从极端暴力的一面驯化到政治博弈的格局上的努力。在这场漫长的非对称博弈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付出的是肉体的被监禁,它的全部意义体现着这样一个事实:钢筋混泥土铸造的城堡与信仰、信念和人类及其个体价值铸成的心灵城堡之间的对峙。

曾经祈祷:主耶稣基督,请把你的眷顾赐予到监狱深处,那里有因为你的公义而受难的你的孩子我的兄弟。

我诉说城堡与城堡的故事的第一部分——我在监禁中遭遇到的缕缕阳光,是因为它如此昭示:神恩和公义与我们同在。

是的,黑暗降临,或者说黑暗一直存在。在一群便衣的包围中,我提着失去腰带的裤子进了一辆车,左右有人挟持。车在晦涩的天空下成都的道路上扭来扭去,钻过一道地下通道,进了一道电网呵护的高墙小院落,我被扔进一个肮脏的房间里。灯光昏暗,是吃晚饭的时候,感觉有些饿,对不起了,胃肠兄弟。

晚上9时许,我和闹着意见的胃肠兄弟进了提讯室。

“吃饭了吗?”

“应该说没有。”

“预备绝食吗?”

“这次没预备。”

“为什么?”

“预备多呆些日子。”

饭被叫来了,浇有很多的辣子汁,上面满满的还是辣子。极端辣的辣子,没法吃,委屈吧,胃肠兄弟。还有,今天晚上会口渴的厉害。

第二日凌晨,他们在困倦中已经换了四回班,国安刘彰奇在给他的家人打电话,要洗刷用品,说要出差。9点多钟,我被挟持上三辆车中的一辆,行进在绕城高速公路上。成南路、成灌路、成乐路、成雅路……太多的路牌,我放弃了种种猜想,迷迷糊糊中去了。

在一个脏乱共生的小镇,进了一道简陋铁门。下了车,刘彰奇和一位人称“师傅”的陈姓国安去接洽事宜。这是一个砖头围起来的地方,巷道上有一块“蒲江县霖雨派出所”的牌子。

填写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捕单,上二楼盘问。姓陈的说:“欧阳懿,这一回,你太扫人家的面子,决不会被容忍了。”

感觉这次被挟持与最高当局的极度恼怒不无关系,这指控有点“和党争群众”、“只许放火,不许点灯”之类的意思。

“预备十几年吧!”

“到过西安吗?”

“认识林牧、赵常青吗?”

“看,你被利用了。”

“认了吧,早点出去经营你的网站,需要资金找我们。”

“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成都生态植物园,天然养吧,这里很安静。去过北方吗?想到冰天雪地的西安去吗?”

审讯断断续续,大概在作四面八方的搜捕和调查。

眼镜被强制摘走,羁押室在通往二楼的那间三、四平米的楼梯间的过道下面,人们从我的头上踩过。冷饭从门洞里塞入,空气从一个牛眼孔里进来。我将眼睛贴近牛眼洞,外面似乎有一片美丽的红树林。“主耶稣基督,请赐给我勇气和信心。”

第4日下午,刘彰奇和姓陈的早早收工,把我扔在忙碌着的派出所办公室里。待忙碌后,一位警官问:

“练功的吗?”

“不是。”

“犯什么事了?”

“16大前,写了一篇文章提意见。”

“提什么意见?”

“反腐败、平反六四、政治改革之类。”

“1989年的事情不是过了吗?你那时在哪里?”

“那年我大学毕业,上了黑名单。”

“现在讲究法治和证据,把问题讲清楚应该不是问题。”

我苦笑了一下。

“在哪里被抓的?”

“成都。”

“坐过来点,有火炉,暖和一下。在成都做什么事情?”

“原来在老家教书,后来到成都,打工、写作、搞网站。”

“那么,你是位作家。认识余杰吗?”

“没见过面。有时候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

“余杰就是蒲江人,是我校友,和我妹妹高中同学,他是我们蒲江人的骄傲。”

这样的经历还有过一次,那一位警官的哥哥也和余杰高中同学。

从此,只要办案人员和那位喜欢在办公室打麻将的教导员不在,我可以得到很多优待:在院子里散步、晒太阳,和警察打羽毛球、同桌就餐,热水洗头洗脸,到办公室烤火看报看电视。如果他们打扑克,我在火炉旁无趣观望。

气温比成都低,连连几天雨雪,天放晴,阳光照在我身上,温暖、舒坦。我试着寻找牛眼里看见的红树林,却是一盆花草而已。

围墙不高,倒粪便时也没有人跟着,我没有逃跑的愿望,我能逃跑到哪里去呢?担心阿珍四处寻找,那会给仍然记恨她的差吏们提供再迫害她的口实,我盼望离开这里,那样,我才能给阿珍写信。

与我受到的优待相反,两位国安却时时感到被冷落,午饭有意无意中被忽略。

“欧阳懿,吃饭不方便吗?给你换个好一点的地方如何?”

12月30日,三辆车把我带往成都去的方向,我仍然被挟持在中间。第一次被戴上手铐,我对它格外小心,担心它会越来越紧,嵌进肉里。

目的地是成都市文庙后街,四川省看守所。进22室,里面已经关了三人:一位耳目、一位犯案的律师,还有一位叫胡林的新疆人。过了两天,又进来一位福建人,自称是赖昌星的马崽。除耳目以外,我和其他人相处比较融洽,避开耳目的时候,他们给提些应付眼前困境的意见。胡林不到30岁,新疆某大学毕业,做过车间主任,大概是与东土有些关系的案子,判5年,还有一年多就可以出去。因为耳目的原因,他除了生活上给我较多照顾外,没有说太多自己的事情。我想还有时间,没有急着刨根问底。

很快转到25室,因为一个操纵股市的大案子,需要每个监室空出一个位置。25室算上我5个人,耳目,省某厅长的公子侯,某市政协主席的公子张,以及戴铁燎的杀手。侯公子是在信贷主任上犯案,久不能结案,张公子因为操纵股市,杀手的见识也比较多。三人的案子都很大,经济来源却很富足,惟有耳目是文盲,大家比较排斥。耳目是资阳人,见我面善,认我做半个老乡,我告诉他别什么事都往外面报告,大家相安无事为上。最初,两位公子对我的经历很不理解,交流不多,直到刘晓庆在电视上说:“中国监狱里的人权得到很好的保障”后,我们谈及仰融案和杨斌案,以及我在网站上的文化努力,于是有了一些共识,多了一些交流。

省看守所的条件应该说很好,二十多平米住五个人已算超员,各人一床,电视多频道,每周两次热水浴,洗刷台大理石台面,只要每天开出买鸡呀鸭呀鲍鱼呀的菜单供看守所创收,温饱冷暖全没问题。刘晓庆姐姐呆的地方应该比我此刻呆的看守所更好,外加在电视上给当局搽点粉有利改变当局在国际上恶劣的形象立马走人,中国监狱里的人权怎么不会立即得到很好的保障了呢?

且不必管刘姐姐和它,现在,我隔着铁栅栏和刘国安、陈国安相对了,那空调也烦闷,使人瞌睡。烦闷极了,刘国安掏出手机教授陈国安如何把电子猫养大养肥。

然而,就此结案,除了把电子猫养肥大外只能算西安方面的功劳,干陈、刘何事?他们开始在我那篇尚未杀青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文稿上动脑筋。

“人文和人文时代什么意思?”

“把它理解成一个纲领,好象有点勉强。”老陈自言自语,沉吟。

“你和萧雪慧是什么关系?”

“你和陈墨是什么关系。”

“也是读者和作者的关系。”

“春节了,不想回去?”

“你妻子很支持你的事情?”

2003年1月7日,逮捕令下。我仍然没有眼镜可戴,侯、张两公子的眼镜度数很低,他们给我讲电视里的内容,不让我“刮书页子”。我尽量多吃多锻炼,我需要有好的身体。

春节期间,收到300元钱,却不知道谁送来的。然后是衣服鞋袜。有两双手工鞋垫,是岳母的手艺。这表明亲友们知道我在此地,我基本放心。

找耳目商量,我教他识字、讲如何搞生态农业,他给我借书籍、杂志。记得有张炜的《又见蜀葵》,还有一本载有西路红军的故事的杂志,不知是那一期《看中国》,上面有廖胡子老威的《食客徐福》。

核查伊拉克的最后通牒越来越严厉,我很欣喜这样的消息。在我看来,对每一个独裁者或极权势力的打击,都意味着给加诸于我们自己身上的独裁者或极权势力响亮的一耳光或一鞭子。我喜不自禁,写下狱中诗《二月》:

二月,躲过枪兵的夜眼
翻越高墙,给我传递
亲密的消息,神秘的消息
墙外,冰融雪化
河水流淌,涌动着鱼群
和她们妩媚的身影……

每日里,监室里的人都把《二月》朗诵几遍,让我的虚荣心得到小小的满足。

刘国安、陈国安要我写一纸认识,我很拒绝。

监室里的人们说:“或许和练功的人一样,写个保证就走人。”

“争取出去吧,出去后再理论。”大家都劝说。

反复掂量,我写了两句话的城下之盟:“由于和当局在我国社会发展方面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我多次参与签名。如果此次当局能够宽容,出去后我不再参与签名。”

刘国安、陈国安很高兴,几天后来说不行再写。监室里的人们又围着我劝慰。我写下新的城下之盟:“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思想进入我国,我和当局在我国社会发展方面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我多次参与签名。如果此次当局能够宽容,出去后我不再参与签名。”

刘国安、陈国安又高兴起来,几天后来说不行再写。我冷淡地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去写吧!”

从此以后,每次来隔铁栅栏相对,刘国安、陈国安显得很凶狠:“不老实,把你弄到市看守所去夹起!和那些杀人犯、抢劫犯关在一起,叫他们整死你!”

一天夜梦里,一个影子站在我身后,说:“上帝总是在最后才出现。”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2月22日清晨起床,记得昨晚又做了一梦,“第五个现代化”的老魏在我面前踱步、沉思。我不可能见过老魏,我见过的是他的照片而已。我不能明白梦的指向和意义。下午2点,我被叫嚷着收拾东西。同号们为我欢呼,说我应该是出去了。

我被带到一座固若金汤的大城堡面前,进了重重智能化的铁门,分配监室的警察简单地问了情况,感叹起来:“欧阳懿啊欧阳懿,你读书读多了啊,我们是专政国家,你提那门子意见!”

成都市安靖镇是一座监狱城,亚洲最大的看守所。外面是高大厚实的城垛,有理由相信,导弹也难炸穿那厚厚的墙壁。如果你乘飞机从它上空经过,能看见建筑布局成一个赫然的“罪”字,所不同的是,下面的“非”字的三横被淘气地多划了很多横杠子。

我被分到著名的“恶人谷”,死刑犯和抢劫犯密集的三大队。刘国安、陈国安说:“怎么样?”我抱着行李往深处走去。

进了308室,被叫到放风场左边面壁而立,几位“将军”围过来,叫嚷着“拳头捏出水了。”

“什么事进来的?”

“给16大提意见。”

“妈的,提意见整进来做啥子。”

“提什么意见了?”

“反腐败、平反六四、要求选举权利。”

“住手!让他过来。乌云些滚进监室里去。”极威严的声音,围着预备暴打我的人们立即退到内门里。

“给他一个凳子。”另一个人命令道。

我面前是两个高大威猛的汉子,应该是牢头。两牢头饶有趣味地问我的情况,然后说:“既来之,则安之。有我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

晚上靠牢头的铺位睡下,一些人暗地里愤愤不平。

第二日上午坐板学习,两位老大宣布:“各位都是因为整钱犯这样那样的屁事进来,欧阳老师却是为大家的事情进来的,谁胆敢欺负他,别怪事先没有打招呼。”

老大姓魏,成都人,家住红星路口;另一位人称洪哥,成都东门街人。有些奇怪,老大和第五个现代化的老魏相貌相象,只是眼前的老魏年轻一些。有两位老大的关照,我在监狱里的空间不窄逼。老魏和洪哥的案子都很大,老魏先判无期,后来改为11年,再改为4年,洪哥的案子拖了很久,也是4年定刑。我们在一起呆了一年多,他们都比我先离开看守所,我们彼此洒泪作别。

我的案子拖过了“人权、人文和私有财产不得侵犯”入宪的“两会”,再拖过“倒萨战争”和“萨斯时期”,再到“清理超期羁押”的日子,看着我一年多也没人问没人管,监室的人们都在嘲笑当局哄骗世人。

亲友们给我请了律师,说大概比照北京同样的案子会免予起诉。长久地拖延,最高层的面子还是没有舒展,2003年10月16日,我被带到成都市中院开庭。说是涉及“国家机密”,来参加旁听的亲友全被驱逐在门外。听了开庭的法警很同情,在休庭时破例让阿珍、若宇和亲友们过来见面,并反复强调别让外人知道这种破例。

国安们无什么东西可补充侦查的,龟缩着不见踪影,合议庭等不到最高层的面子舒展,一直到2004年3月16日宣判我两年,外兼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面对早前国际社会超期羁押的质询,当局声称:2003年9月已判刑,在执行。

为了不让我和家人见面,当局预备把我一直关押在“恶人谷”里。稍后,联合国人权观察专员指定要到成都市看守所与我、黄琦见面,我被疏散到彭州市看守所去。

在转往彭州去的转运站,牢头免了我的“过招”,还将我的“罪名”改报为“盗窃”,使我和阿珍、若宇等人能够隔窗见面。阿珍听了我在里面遭遇到的种种优待,泪水涟连,哽咽着说:“有那么多人关心你,有那么多人关心我们母子,欧阳,你值!我为你骄傲!”

在彭州之初,一个有看守所方面罩着的无恶不作的牢头,因为读书时被他的老师歧视过,因此成心给我这个有教师经历的人过不去,后来,监室里进来一位人称“莽哥”的黑老大,立即为我出头,免除了我的劳动,还为我四处借书籍。

血统而言,我是一个深陷于卑贱、鄙陋中的炎黄子孙,只因为酷爱阅读,才从中获得了人的权利不容侵犯的认识,从而不见容于执政当局。在钢筋混泥土铸造的城堡与信仰、信念和人类及其个体价值铸成的心灵城堡之间的对峙的两年时间里,我住过两个派出所,三座看守所和一个转运站,那里是人间尽头,我却感受到许多的善意与帮助,那是缕缕珍贵、温暖的阳光,给我无限的鼓励。套用阿珍的话:“欧阳,你值。”

不述说照耀在我身上的缕缕阳光,人们就永远也无法理解,我这样的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里,哪来那些阅读和沉思的空间的呢?

2、闭关修炼

1993年10月,好友刘贤斌先生出狱。贤斌在北京作了短暂盘桓,旋回遂宁,到我任教的学校看望我。他没有预料到我也被关了进去。

谈到狱中的感受,他为我惋惜:“时间太短了!”他的意思是,如果给我的时间稍长一点,我在阅读和思考方面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

这一次,如果那些绑架者最终不放过我,我大概得在监狱里呆二、三年,我将得到这样的机会和收获。

那些自由的扼杀者,他们的那点智力永远也无法理解,正是他们不断的迫害使得那些热爱自由的人们获得更加深刻、更加坚韧的机会而至于不可战胜。

在“恶人谷”的第一个方便是可以和家人通信。每星期能写一封信,字数有限定。我就在同一次里给阿珍和若宇各写一信,这种方法到也得到管教的容忍。老魏提醒说,信件检查很严格,需要多加小心,“全看守所其他人的信可以不检查,你老兄的信不会放过。”我就多加小心。阿珍和若宇的回信等了很久才收到,她们也很明白不便多说什么,来信多简约,只嘱咐我把这牢笼当做可以戒烟的地方。不,这里并不是戒烟的好地方,我且把这里当做闭关修炼的所在。

老魏和洪哥在管教那里为我打马虎眼,说因为我极近视,多次滑倒在地,容易出事故。管教问我戴多少度的眼镜,我只好在原来的六百度上加三百度,以便获得允许。如此,管教很容易地允许我和家人联系邮寄。啊,我终于能戴眼镜了,多么好!

现在可以阅读了,最初是老魏送我的一本《史记》,我看了四、五遍。然后是武侠、玄幻一类。自由的呼号被掩盖,下半身情色写作啊、武侠啊、玄幻啊之类被文化当局有意识拿来泛滥,我且武侠、玄幻吧,聊作消遣。

我得想办法搞到书籍,仍然得突破管教那方面的禁锢。所以我就给阿珍写信,让她把家中的《老子》给我手抄了随信寄送,每次十章,供我做现代汉语的译解。阿珍给我抄送了两次,管教方面的防线就消失了。他把我叫到门口,和我谈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然后说不必让阿珍抄录,买些书直接邮寄好了。尽管这种善待在我意料中,但我还是欣喜不已。

我告诉阿珍怎样给我寄书,我需要哪些书。很快,她托她二妹给我寄来了《老子》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二妹夫妇读书不多,没有版本的概念,《老子》是一塌糊涂的盗版,一点不能用,所以,将《老子》译解成现代汉语的工作只停留在阿珍抄来的前二十章。我不好意思再让阿珍抄写,也不好意思让二妹重买,我给她们添的麻烦够多了。特别是阿珍,她得瞒着九十多岁的祖父,得安慰我并不坚强的父亲和我伤心的母亲,得照顾好若宇的生活、学习,得忍受来自各方面的质疑……那本《历史研究》不是盗版,近两年时间里,我阅读了四遍有余。“人类之间的裂痕足够深厚了,惟有爱才能将它弥补。”我至今记得汤因比氏的很多言语。共产文化中对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毫不掩饰的鼓动,将人类及其个体之间的裂痕撕裂到极至,它需要我们怎样的爱和耐心来弥合啊!

阿珍第二次给我寄来的书有两本。一本是张耀杰先生的《戏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人生》。因为杨建利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宣扬宪政的原因,我和张耀杰先生同在《议报》等外刊上发表促成人权和宪政实现的文章,2002年稍后,我在王老虎网站工作,意图把这种促成努力放在国内的网络空间,并结识更多朋友。那时候,网站有代理出版的业务,我有把张耀杰先生的《戏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人生》推出的计划,但老板以为学术书籍终归不能立即赚钱,不愿意推进,我只能腹诽和作罢而已。现在,张先生的书籍就在面前,扉页上有“欧阳懿、罗碧珍老师雅正”的签名。因为要隐名埋姓的缘故,我在国内网站上用“一阳”的名,知道一阳就是欧阳懿的人并不多,把我和阿珍并放在一起的情形稀微,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我的出事已经成为一件有相当大影响的事件了,从而让张先生知道并联系到我预备代他出版的事情。我非常感激张先生把书寄给阿珍,并为张先生的书的出版高兴。我还非常感谢那些为营救我出狱而努力的海内外所有的人们。

另一本是康正果先生的《生命的嫁接》,我不知道阿珍是从哪里得来的。通过康先生的文本,我更加了解了那个充满基督教背景叫做美利坚的国度的文化和气度:“你们古国的珍宝你们拿去吧,我所需要的只是那些贫穷、孤苦无靠的人罢了。”是的,在那些自诩和事实上的确古国的地方,那里的统治者、那里的僭主们,他们爱古玩、爱珍宝胜过爱那里的人们,那里如康正果先生一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就是逃亡或被监禁,他们是最贫穷、最孤苦无靠的人。感谢上主,赐世人一个叫美利坚的国度给那些最贫穷、最孤苦无靠的人们作逃城。然而,太平洋的海水何其浩淼,阳关西去,戈壁、沙漠、群山何其茫茫、莽莽,向南向南还向南的森林和山川何其诡异,对于更多贫穷、孤苦无靠如李必丰一样的人们而言,通往逃城的道路遥远而崎岖,他们只能走向监狱的深处。极权势力控制的天空土地何其大,那些贫穷、孤苦无靠的人们就免不得何其多,以至于那些僭主们无耻并自得地说:“如果我们不修建隔离墙,逃亡而来的浪潮将把你们的世界冲跨,因此,你们不仅不应该谴责我们修建隔离墙,相反,你们应该感谢我们修建了隔离墙。”我和我那些热爱自由喜好阅读和思考的朋友们并没有犯什么罪过,然而,我们生活在隔离墙的深处,深到比巴士底狱更坚固宏大的城堡的深处。上主,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猜测得透?难道那个叫美利坚的国度并不是上帝应允我们的国度?她只不过是上帝应允我们的国度的一个小小模型而已?是的,上主应允我们的国度应该广大得多。上主让我们和那些僭主们共在一个空间的用心,莫非就是要我们在这隔离墙以内的任何地方皆为牢笼的地方成就出一个新的世界——上帝应允我们的国度?既然如此果真,上主,你尽管拣选你的我,那是我所乐意,那是你的恩宠我的荣耀。哈里路亚!阳光就要照耀在我心上。

上个世纪的中国改革,是中共领导层在其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及其实践的巨大失败后的妥协,这种妥协进行得出奇的勉强和有限。以“邓开拓”的单边愿望和实质而言,他所划的那个圈圈就是在共产经济上作些微让步,以此换取中共一党专制的时间和空间。共产文化、道德破灭后,新的文化和社会规范需要却被遏止着,中国社会在沉疴中呻吟着,监狱里人满为患,系狱人员的年龄趋低小。1988年5月和1989年5月,我在重庆滞留的时候,参观了中共宣扬的人间地狱——白公馆和渣滓洞,人说,当时的监狱很拥挤,每一个囚犯生存的空间只有“一脚半”。我环视着这城堡给予我所能看见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夜夜“刀”着也难躺下的人们,感慨万千:国民党当局当年还为他们的囚徒提供着“一脚半”,今日的共产当局却连“一脚半”的空间也提供不出或不屑提供!和我关在一起的人中,有太多年龄很小的人们,他们原本应该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可家庭残缺着,或因为生存的压力日益增加被家庭忽视着,他们原本应该沐浴着学校的阳光雨露,却被这个社会的教育体制排除在校门之外,这就是那个残缺不全或病态的改革制造的罪恶。现在,本能使他们这些幼稚和受损的心灵靠近我这个戴眼镜的人,于是我让他们买《悲惨世界》、《老人与海》、《旷野的呼唤》等书籍来看,对我而言,则是重读一二遍而已。

对中共及其监狱状况不了解的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慨或幻想:把你们政治犯关在一起,互相学习,多好啊!是的,要是那样,或许会多好。但弱智的当局的智商还是在这种想法之上,所以,我们很难遭遇到政治犯关押在一起的机会,我们更多的是和各种各样的人们在一起。《金刚经》就是一位死刑犯那里得到的。家庭的残缺使他有暴力倾向,家人们想办法让他去从军。1989年他在动荡的西藏当武警,因杀伐厉害而立功,离开部队后成为职业杀客,等待处决。担心书主人要将书拿回去,我把那本《金刚经》抄了一遍。面对着《金刚经》的真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联想到同是这位杀客和死囚的什么《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我大不敬地明了那些圈禁包括叔伯、弟兄和一切可能的权力竞争对手并让那些倒霉鬼大读《金刚经》的帝王们的阴谋:“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什么菩提树,也没有什么明镜台,人生的一切利益、伤害和荣耀、耻辱,都如梦境、肥皂一样虚幻,如朝露、闪电一样转瞬即逝,除了空,之外还是空,你们争什么?你们抢什么?你们就消消停停,让我去劳筋骨、饿体肤哈。”我才不管你什么金刚经或者银刚经、铜刚经,我只说:“还我!我不可剥夺的尊严,我不可剥夺的权利!”

《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是另一个职业杀手死囚的。书是他妻子给他寄来的,他杀人很多,惟求一死。因为知道我快离开这城堡,希望我把他在死前与他妻子见最后一面的愿望带出去,所以对我很客气和照顾,甚至把这本书也送给我。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杀手的馈赠,并把它读了二、三遍。我在此前说过我不喜欢昆德拉,但我得申明那是因为有哈维尔存在的缘故,这正如我不喜欢游走在体制边缘的某些半吊子自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比御用文人或犬儒可爱,但他们与萧雪慧、胡平这样的先生们一比,就显示出拙劣、卑微和太多的清高来了。如果没有或不知道萧雪慧、胡平这样的先生,对那些半吊子自由知识分子我也会不吝给予很多的敬意。轻也?重也?重也?轻也?

偶尔有些报纸或杂志,我就得便看见评论家刘洪波先生的《缅甸民主的黎明》,大概是说昂山素姬的获奖与宽松意味着缅甸社会离民主实现不远了。刘评论欣喜和艳羡很充分,我也乐意如此,但理性和直觉同时告诉我:“在和极端专制势力博弈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实现的进程中,永不言败和绝不轻信对手的退却意味着就要成功具有同等意义。历史或此刻那些政治家们打个盹,就足够让我们这些饥渴的盼望者消受一生。”这正如此刻的劳改频道已经宣布了了“人文、人权入宪”、“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取消收容审查制度”、“超期羁押非法”一样,我们这些“人文、人权入宪”、“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取消收容审查制度”、“超期羁押非法”的呼号者、促成者的权利依然被肆意践踏着,或深陷牢狱中。

省游泳队教练某李,原本清高,曾参与轰动一时的长江漂流,后来觉得很多人在其中沽名钓誉,自己很吃亏,于是迷恋于商业诈骗。他的这次入狱,给予我的好处是我一直盼望的一本《圣经》的到来,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读她,读到四遍半的时候,我就该出狱了。那时侯,我给自己留下如此告诫:“称上帝的名,行耶稣基督的道,从圣父、圣子、圣名中得神圣启示。”出狱那天我带出的书不多,其中就有这本《圣经》。有一位擅长画画的嫌疑人曾经给我画了一幅一阳读《圣经》的画,却不知道遗失到哪里了呢。

教练还给我找到一本《走遍美国》(第一册)的教材,他和一位因想娶婆而还俗的藏族小和尚逼着我学、说英语,他们认为我应该到美国去生活,或者至少到美国看看才好,但我大概并不坚信或者我坚信中共会让我不得其门以及时间已经不多的缘故,我的英语终究没有学好。临离别的时候,老李和俗念很深的藏族小和尚再三嘱咐我学好英语,我心里明白,我会让他们失望,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离别并非我出狱的日子,那时候离我出狱的时间还有半年,因为联合国人权组织及其专员坚持要到成都市看守所里来探看欧阳懿,当局决意不允,就把我往彭州市看守所里疏散、隐藏。出狱后,我试图给老李寄送一点东西去,因担心他的行踪终究不定,加上忙,也就只在偶尔想起他和他对我的好的时候遗憾一番而已。

彭州市看守所的好处是看守所乐意赚探监的人们的钱因而使我可以看见我的家人和表妹们,她们告诉我家人还好,海内外的朋友们很关心他们。阿珍说黄河清先生来电话问海外需要选编我的哪篇文章入一本文集,我说先就那篇《别样的俄罗斯,别样的中国》好了。阿信和另外的朋友也来看望,手里拿一本《狱中书简——致奥尔佳》,但那位因贪污而失去肥差来负责搜身的狱警毫不客气地给予了阻挡,我安慰阿信说:“离出狱的日子不远了,由他好了。”阿信说:“也是。”

在彭州市看守所里还遭遇到曼德拉写的《曼德拉的菜园》,在一本《读者文摘》合订本里。那时候,因为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压力,曼德拉在监狱里的状况得以改善,他甚至弄到一块菜园子,他给温妮写信,告诉她自己种菜的经历和心得:如何根据土壤选择种植什么蔬菜?如何选择好种子?季节、阳光、水分如何掌握?我不知道温妮如何消受曼德拉的这些心得,在我看来,那就是曼德拉在教诲她面对复杂的形势如何继续领导好南非的反种族斗争。有时候,我也想,无论是在入狱前,还是在狱中,甚至在出狱后,我耿耿于怀我的这本阅读史或《心灵城堡》的完成,是不是我也在细心耕种自己的一片菜地呢?

1989年毕业留言那会儿,我的作家老师给我写道:“你在述说什么,没有人知道。你在等待什么?等待那最初的风雷?”我如此书写,是否能冲破掩盖着我的愿望的厚厚魔障呢?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通过阅读和关于阅读经历的书写,我更加清晰地知道,我需要什么,我的需要是否为非分,我的心灵城堡是否因此更加牢固和坚韧。

姚公子放师兄曾赠我一幅“有福方读书”的画,我还在旁边留下“贫穷而能听见风声”的字幅,感谢生活,赞美上帝,我还在坚持阅读,也还能听到真真切切的风雨声,任何地方。

还是因为抗拒联合国人权组织及其专员的指名探视,我又被悄然转移回成都市看守所三大队隐藏了三个月。

“欧阳懿,收拾东西!”副大队长在过道里高声叫,铁门咔嚓声声。

那是2004年12月4日晨6:15,天还未明亮,起床不到十分钟,还不到正常放人的时间。我忙乱中遗失了大量书籍。

阿珍、若宇等亲人,还有许万平、王怡等更多朋友们在城堡的四近迎接我,国安当局的几部车却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将我押解回遂宁。

2008年1月

3、金色的犁铧

没有被监禁的时候,我有太多世俗或并不太世俗的事情需要应对,集中时间来阅读或思考是个过分奢侈的愿望。因此,对于我个人而言,除非极端的情形,我不会和监狱管理方面对立或冲突。我的这种考虑得益于美军和共产军对于无效抵抗的不同态度:前者认可做俘虏方便外部救援求得生命的保全,后者苛求人在阵地在式的自杀行为,对于被监禁的人,他们则鼓励对抗、冲突以显示自己的坚强与正义。以两年的时间限度来完善我的思考并不算很富足,我得打紧安排。

最初的思考有一点象《射雕英雄传》中被黄药师黄老邪骗进山洞中的老顽童周伯通,苦于没人拆招只好左手和右手打架。我的“左手”是自己一贯思考、经验及其思想的堡垒,我的“右手”则是来自任何一方的质疑、责难和攻掠。那一段时间,原则、目标、阶段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概念在我脑子两边跳过来、转过去。

两个月后,监室里来了一位小学教师,西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有“猥亵儿童”的嫌疑。进来的第一天,因为“教师”,又“猥亵儿童”,让我很气愤。我告诉老魏和洪哥:这人太“禽兽”,让我来收拾。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让其他人不给他饭勺,让他用手抓着吃。这种羞辱固然让他触及了灵魂,但他的被羞辱同样让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羞耻:任何人在未经充分的法庭辩护被判有罪之前应当视为无罪,我有什么权利或权力去羞辱一个嫌疑人呢?他被深深伤害和被冒犯的眼神最终让我感到必须向他道歉。我非常诚恳地请求他的原谅,他告诉我他并不知道伤害他的就是我,他原以为是其他人所为。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交流的时候渐渐多起来。

一天,他问:“你的愿望和追求我或许能理解,但你或者你们的愿望或追求有更多的人们不了解,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或机会来听你、你们细说,你是否可以用非常简洁的一些话概括出来?“

我很讶异,因为这的确是个问题。然而我说:“我这样来说,你看是否可行?”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现代化进程整体中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权民运,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或良性互动“的原则,致力于”关注民生、维护人权、促成宪政、重建共和“的事业。这个进程,或许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因此,她需要对这个进程有一个阶段性方面的认识和把握。我个人认为,她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持不同政见者的坚持和抗争阶段、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阶段、社会重建阶段。这项事业,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坚持和努力,一切单方面的努力或包办以及阻碍的想法都是虚妄和不切合实际的。她需要我们国民从经济上的市场化、文化和思想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多元化、法律上的制度化实现的全面推进努力来实现。就目前而言,她处在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向第二个阶段转进的过渡时期,人权民运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与自由知识分子、与其他各阶层国民的互动应当是极其重要的……”

这种对拆对打并非没有效果,但我总觉得有不少别扭和尴尬难以克服。

我更愿意和惬意于1991年那次收容审查近三个月中得到的神奇体验,让自己的灵魂游离于身体之外。闭上眼睛或者略微屏气凝神,一切现实的厚墙壁和禁锢任我穿越。我掠过城市、村庄和田野,感觉着清爽和微凉。我喜欢在青城山某个寂静的山坳驻足歇息。我静坐在一块干净的石板上,俄尔有光明倾泻在身上。我直身站立,恭敬中仰望,那光明和温暖中有三个长袍身影,他们的目光温和、怜惜,如母亲曾经的羊水呵护我稚嫩、卑贱的肉体。那温和、怜惜的目光又如金色的犁铧,在我不断展开的肉体上轻轻滑行。我说:“主,感谢你。”但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和呼吸。

我放弃了双手互搏的机巧,那机巧带给我的尴尬和别扭也随之消失。

我的身体彻底地舒展开来,那金色的犁铧一遍又一遍行过,我热泪长淌,我说:“主啊,我将告诉世人,我或者我们应该担当的只是更多地拥有你赋予人类个体所应有的美德而已,比如善良、纯朴、谦卑、坚韧、信靠,爱我们的家人、邻居和敌人。如果说还需要智慧,那智慧也仅限于此。”

我的思考、我所得到的启示或许还不够多,但我如此告诫自己:这两年监禁,将使我受益无穷,增添着我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我希望,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那神奇的光明、那光明中金色的犁铧,永远和我在一起。

2004年12月1日,从不为难我的张警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听说你有亲戚在联合国工作?”我说:“没有,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里,我有不少朋友。”张警官似乎明白地“噢”了一声。

第二日,我被领到二楼的一个房间,说是给我办理出狱手续。

主办警察问:“出去后干什么?继续写文章?”

“是的,我就一介书生,只会读书、写文章。”

“那很危险,说不定又得进来。”

“那可就没办法了。”

“写黄色小说不行吗?听说非常赚钱。”

“那可是犯法的事啊。”

“是的,但一般没多大事情,或许就罚款了事,不比你写那些正经八百的东西。”

“欧阳懿,收拾东西!”高科技铁门咔嚓作声。

是2004年12月4日晨6:15,天未明。

2008年2月1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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