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绍智:超越党文化的思想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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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在八十年代由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变为研究者

苏绍智

一、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重新认识
二、“四人帮”垮台后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
三、1979年1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四、我的思想解放之路
五、“清除精神污染”及其破产
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澜
七、山雨欲来――1988年“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注释】

中共领袖毛泽东相信掌握“笔杆子”,亦即控制意识形态对于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和掌握”枪杆子”一样重要。因此,无论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在掌握政权之后,中共均极重视制造舆论和控制意识形态。只是在中共建国以后,由于其所作所为与其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差太远,为了维持其虚伪的合法性,控制意识形态更形严厉。

我曾在中国大陆长期从事思想理论研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以后,我参加这种工作更多,有一段时期还担任某一方面的领导工作。现在择要将“文革”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我自己在其中的思想变化笔之于书,或能有助于了解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在追求民主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之嬗变。

一、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重新认识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辞,源出希腊文的Idea和Logos,字面的含义是“观念的知识”,但国际学术界对此有多种解说。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中国,比较广泛采用的观点,是马克思所说的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第二个方面:制度的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社会舆论,道德观念,理论体系,政治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我采用这个概念,因为它最能概括地反映思想、文学、理论各个方面。

共产党在理论上承认意识形态有重大作用,相信意识形态会形成某种政治气候,影响政治的发展,因此,向来利用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武器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极严。他们不容许不同意见出现,一旦出现,即便是在萌芽状态,就要展开批判。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在1978年以前,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单方面的,只有自上而下的批判,没有人能够或敢于对上层领导提出不同意见,更不要说反驳了。一旦受到上层领导的批判,被批判者便失去发言资格,无权反批评,甚至还要被“专政”。广大的知识分子没有可能、也没有胆量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坚持,而反驳。更常见的是人们随着领导者的指挥棒转,指到哪里,批到哪里。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提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并付诸实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达到荒唐的地步。凡是不同意毛泽东思想的人,都被视作阶级敌人,遑论批评和反批评的辩论。

“文革”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决定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较过去放松,虽然历经曲折,毕竟有宽松的时候。这就为不同观点的提出以及不同见解的论战、批评和反批评提供了可能。正如李洪林所说,“在1978年以后中国思想界大体上就在这种‘批判—沉寂—活跃’和‘再批判—再沉寂—再活跃’的周期中度过的。”

1.“文革”以前的学术大批判

学术大批判是中共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做法往往是先确定批判对象,包括人和观点,然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批判,联系其历史和阶级出身,最后变为政冶问题,连人带观点一并定性整肃。中共领导人虽然也说要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但实际上学术大批判往往引导到政治斗争,有的学术批判是预谋为政治斗争开路,有的学术批判本身就是政治斗争。中共执政以来,学术大批判一直是控制意识形态以至控制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1951年春,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批判电影《武训传》,开了政治干涉文艺和由学术批判上升到政治批判的恶劣先例。此后,在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大批判绵延不绝,如批判梁漱溟思想、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此万马齐喑。但毛泽东意犹未尽,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在学术思想界到处找靶子批判,被罗织罪名加以批判者不胜枚举。1965年,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开始,揭开了“文革”序幕,随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期间,学术大批判、政治大批判不可计数,批判的对象居然有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角宋江等,简直患了“批判狂”。

2.我在“文革”以前的学术大批判中

在1949年到1978年这历时29年的“学术大批判”狂潮中,像我这一代研习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的是什么作用,值得反思,俾使后来者汲取教训,少犯错误。为此,简单叙述我的经历,对于了解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下的情况,应该是有意义的。

我于1941年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该校以理工科著名,我是少数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学生。后来入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转学到重庆大学会计统计系。大学毕业后先就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后转学南开经济研究所,当时学习和研究的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始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是著名学府,藏书丰富,教授有蒋硕杰、刘大中、吴大业、徐毓楠、陈振汉等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有很大影响。

1946年,当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就读时,正值国共短期合作。中共在上海马斯南路有一处周恩来公馆,该处的许涤新和刘方华(现名蔡北华)经常到复旦大学联系学生,举办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许涤新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常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到他的文章,颇为心折,在上海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经他介绍,我开始读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觉得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很有道理。我当时还不能完全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二者并读,认为可以互相补充。同时,许涤新也推荐我读一些中共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我觉得新民主主义符合中国的实际,颇有道理。

1949年初天津解放,是年夏,我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当时和我一起取得硕士学位的有聂宝璋、吴兆契,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硕士。不久,中共便取消学位,一直到1978年以后才恢复。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乃大学集中地区,为了改造和吸收青年知识分子,中共于1949年7月在清华大学举办“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参加者约三百人。中共中央对学习团十分重视,记得任弼时、薄一波、黄松龄等都去做过报告。当时中共正处于上升期,挟军事胜利之威望,注意团结,实事求是,注意说服,锐意进取。学习团各级领导和工作干部均以身作则,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给人以良好印象。学习历时两个月,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常识、新人生观、毛泽东著作(主要是《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以及中共的文件、政策、法令。当时的学习团空气比较自由、民主、舒畅,加以当时宣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强调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成鲜明对比。我和大多数学员一样,思想上自愿拥护中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应许涤新之约去上海。当时许涤新主持华东财委,因缺乏干部,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办了一个研究班,训练适应新社会要求的财经干部。我在该班任助理研究员,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毛泽东著作和中共的政策法令,对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有进一步的认识。中共当时以较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扫除了旧社会的娼妓、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上海市长陈毅对知识分子礼遇有加。这一切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共的理论政策更有好感,用共产党的说法就是越来越靠拢党,成为党的培养对象。当时复旦大学的共产党领导人多方启发我入党的要求。

中共建国后采取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全面学习苏联。从中央开始,各个领域大多聘请苏联专家作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各系、各主要教研室都聘有苏联专家,征调全国各大专院校骨干教师去学习。我于1950年秋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进修。在人大,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实为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本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主,兼读一些苏联教材,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成了批判对象。苏联式的训练是很严格的,但大部分是教条主义的。后来有人说,中国人民大学聘苏联专家讲课,使教条主义流毒中国社会科学界。 此话一点也不错,这种流毒长期影响我的教学和研究。

因复旦大学急需经过训练的教师上课,一年后我即回到复旦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政治经济学是基本的政治课之一。这时大学的课程采取苏联的教学方法,讲稿都在教研室内讨论过,极为教条拘谨,每年的修订也是跟着共产党的政策的改变而变化。

我经过多次申请,于1953年7月被批准加入中共。因为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比较少,我转正不久即兼任党的工作——经济系教师支部书记和经济系总支副书记,当时称为“双肩挑”,即既担任党的工作又担任教学工作之谓。当时党内教育主要是要求每个党员作一个可靠的螺丝钉,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王零曾批评一个党员说:“他有几个脑袋, 敢向政治局委员提意见?”

我在复旦大学那几年,参加了多次运动,从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到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在运动中算是“经受了考验”。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因为我说实话,反对浮夸和大炼钢铁,并与被冤枉打成“右派分子”的洪文达关系较好而受到批判。但我先后受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汤德明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的保护,得以过关。据悉,杨西光当时曾说:“我们刚培养了一些人,若都打成右派,我们就没有人了。”

1959年我被调到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社任编辑,该社主要编辑有冯岗、马达、钦本立。他们三人因反右运动中的言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但他们在编辑部中仍有不少自由言论,使我很受启发。1962年中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各省市的理论刊物一律撤销,上海的《解放》杂志亦然。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理论组工作。当时的宣传部长是夏征农,副部长是俞铭璜。俞铭璜主管理论组,他有文化人的气质,思想解放,对我亦有启发。

不久,中苏论战愈演愈烈,中共中央调集大批理论工作者去北京参加论战的准备工作。我被调到北京参加《人民日报》领导的《五评——战争与和平》的资料研究工作。当时,《九评》的各组都要编出五本书,供正文写作者参考。我们这个组最后编出的五本书是:《马恩列斯论战争与和平》、《毛主席论战争与和平》、《修正主义者论战争与和平》、《铁托论战争与和平》和《帝国主义者论战争与和平》。写文章要找出“理论根据”,是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风尚。

1964年完成编书任务后,我被《人民日报》社调去任理论部经济学组组长。1965年秋,我奉命去北京附近的房山县参加“四清”运动,任该县天开公社上中院大队的四清工作组组长。

1966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从”四清”工作组回《人民日报》社,不久就被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先是“靠边站”达数年之久,后来被调离理论部到国际部做资料工作,也被多次下放到《人民日报》的“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和大多数干部一样,在十年动乱中,我不能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研究,不能写文章,不能讲课,虚度我从43岁到53岁的十年宝贵时光。但也幸而因此,我没有写过任何支持“四人帮”观点的东西。

从我的经历来看,我本来是一个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思想改造、党的教育和各种运动的“锻炼”中,逐渐变成一个听话的干部、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深受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盲目地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是不会犯错误的。有时感到想法不一致时,总认为自己不是无产阶级,受的锻炼少,错误的不会是党和毛泽东,而是自己动摇、 立场不坚定的表现。直到养成一种习性——没有独立人格,不会独立思考,盲目遵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指示。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我的这种习性:1961年我在《解放》杂志工作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开始时,“队”指的是生产大队,我奉命写一篇文章,阐明生产大队作为基础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不久,上面又说“队”是生产队了(即俗称之小队),于是我又奉命写另一篇文章,阐明生产队作为基础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好像前一篇文章根本没有写过一般。实践证明,无论怎样解释,“队”都是不行的,因为连人民公社本身都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可见这种盲目听从领导指示的论著,毫无科学性之可言。

在“文革”前的学术大批判中,我虽然也受过一些批评,但因为一向是个听话的干部,与领导的关系较好,所以往往在被批判而检讨以后,受到领导的庇护。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听党的话发生矛盾时,我往往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不能坚持良知所要求的真理。因而在学术大批判中,我往往成为共产党的“可靠助手”。

中共组织学术大批判,大致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我曾在不同的情况中起不同的作用。 但是从来不能站在被批判人的一方与领导抗争。

一种是配合运动的学术大批判,主要是由党中央通过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地方宣传部来组织。先在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中,然后在一般党员中开“打招呼会”,然后正式布置,告以批判的目的、任务以及党员干部和党员的作用。如在抗美援朝中反对“恐美、崇美、媚美”思想,在“反右派运动”中批判各种“右派”言论。这种批判没有人能置身其外,都要在会上表态,发言批判所谓的错误思想并斗争所谓犯错误的人,最后在会上做出结论。如果党员在这种批判中表现不积极,就要受到处分。

一种是党的宣传机关,特别是某些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发现某些他们认为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首先组织少数人议论,确定错误的实质,准备组织批判会。一般先是地方上的、比较小规模的学术批判会,然后逐渐扩大,有的可以成为全国性的批判会,甚至转化为政治斗争会。以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为例,开始是文艺界的批判,我可以不参加, 因为我不是文艺界的;一旦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学习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的序言和按语,参加声讨大会。

如果与我的本行有关的,往往一开始就被征集。例如1963年上海市委发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的“生产力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会长罗竹风就召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传达上海市委的看法,要大家讨论。实际上市委的看法已是定论,找少数人议论,只不过是说服、通知。然后就安排批判会,参加会议的人分工写发言稿和文章。但由于这个问题学术性较强,难以升级扩大,学者可以借口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根据自己的看法参加或不参加。如果是由中央组织的,目的性较强的,如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开始限于哲学领域,后来升级到“否定辩证法”、“否定三面红旗”,于是各个学术领域都要参加批判。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工作,就奉命写了一篇在经济建设方面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有的批判变成长期性的,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宣部1963年批判孙冶方时,号召全国各地经济学界参加批判,并在北京组织双周座谈会连续批判孙冶方。我有次从上海出差去北京,中宣都还要我去参加双周座谈会。

总之,应该承认,我在“文革”前的学术大批判中曾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恐怕今天的一些思想解放,被中共视为“异议分子”的人士,当年很少能够抵制这些学术大批判,只是在参与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此乃形势使然。直至“文革”结束以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

3.为批判“四人帮”作理论准备

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在国务院建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集中了一批”文革”前曾在思想理论界担任领导工作的人,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林涧青、冯兰瑞等,也集中了一些年轻的理论工作者。该研究室作为邓小平的思想库,研究“四人帮”的论点,分析理论界的动态,为邓小平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也组织小型研讨会,团结理论工作者,同时传达邓小平的一些想法,写文章进行宣传。政治研究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成员以辅佐邓小平、打倒“四人帮”为己任,并为日后的思想理论工作打基础。所以他们思想比较解放,钻研得比较深,也比较实事求是。我当时还在《人民日报》“靠边站”,因为以前和于光远有旧,遂经常走访政治研究室,并和该室成员建立了较好的关系,经常交流一些情况和意见,参加理论讨论,承担一些任务。这对我日后的思想转型很有益处。

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研究室成了被审查批判的重点。该室有一名龙姓青年起来造反,夺了研究室的领导权,开展揭发批判。当时,胡乔木给江青写材料揭发邓小平。江青不但把胡乔木的交代揭发材料在党内散发,还交给红卫兵小报刊载。但于光远、冯兰瑞都坚决地顶住,不批判邓小平。这时我已经不能走访政治研究室,但和于光远、冯兰瑞等仍保持密切接触,经常交流并讨论思想界的情况、“四人帮”的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问题,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76年爆发了“四五运动”。这是从南京发起的一场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到4月5日在天安门达到高潮。这场群众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为不久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社会基础。毛泽东虽说“镇压得好”,但事实上他知道自己已丧失民心,运动的矛头是针对他的,因而病势加重。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终于在1976年10月上旬被“一举粉碎”。此际,迟浩田被党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从事整顿,以清除“四人帮”的势力,我从国际部回到理论部。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在论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时说:“我们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固然不错,但是秦始皇的专制阴影仍在,“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又是几番风雨。这十余年间,我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几历沧桑,饱经踣跌;但是在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上,特别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态度上,倒也不乏一些转变中的收获。事后思量,竟有类似冲破罗网。自由呼吸之快!

二、“四人帮”垮台后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

1.理论工作者主动参与批判“四人帮”

“文革”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在政治思想领域彻底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及其流毒,进而纠正“文革”和历来的左倾错误,是“文革”后的重要理论任务。于光远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975年,政治研究室的成员就组织了一批理论工作者研究“四人帮”的谬论。“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于光远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组织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整理和研究“四人帮”的谬论,拟定了应予批判的谬论目录,确定批判文章的题目,组织适当人选参加写作。最初只有少数人聚集在史家胡同于光远家中,夜以继日地工作。于光远抓了两本书的写作,一本是林子力和有林执笔的对“四人帮”歪曲生产力作用的批判,另一本由冯兰瑞和我执笔,书名为《对“四人帮”歪曲按劳分配理论的批判》。于光远还就这两个问题组织多次讨论会。冯兰瑞和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先于中共中央文件率先在经济学界开始批判“四人帮”。我非常投入地参与其中,大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似乎感到新时期确实要来了。

中共中央1976年底才开始发布文件揭批“四人帮”,于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和9月23日,先后发表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的三批材料。其中第三批材料的重点是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在各方面的表现,力图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理论上的批判。这三批材料怕触及毛泽东而顾虑重重,讲得不彻底,但在促进和推广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方面仍起了一定的作用。材料的公布打破了一些人的顾虑,动员了更多人参与批判“四人帮”和左倾错误路线。以前于光远组织的理论讨论会参加者不过一、二十人,此时动辄数十人以至百余人。很多大学如北大、人大的教师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会。在讨论会的基础上,于光远提出一项很有远见的建议:分别成立各种“学会”,如按劳分配研究会等;然后由小到大,组织包括这些小的研究会在内的较大的研究会,如经济研究会等。这样,不但组织了群众,还为未来的市民社会奠定基础。因为这种学会是民间组织,不受任何其他组织的控制。我积极协助于光远开展这项工作。

2.体制内外的四种政治力量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提出的口号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乱”指的是“四人帮”和“文革”时期提出的种种谬论和错误政策,对此大家均无异议;至于什么是“正”,当时没有深切的研究,但解释却有不同,总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但其中内容便各有解释了。

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路线就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文革”之所以犯错误只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因此,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回到毛泽东思想路线就对了。这些人就是后来所称的“凡是派”。

有人认为,“文革”前,特别是50年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路线,5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毛泽东在“文革”时的理论和政策有错误。排除这种错误,回到“文革”前,特别是回到50年代中共的思想路线,就万事大吉了。这可以称为“还原派”。

有的人认为,“正”不是指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理论及政策,凡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理论政策都要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能教条主义地理解,它本身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可以称为“改革派”。

这三派都是以共产党政权存在为前提的,故通常把这三派都称为“体制内的”。中共党内不存在彻底排除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主张实行西方民主体制的激进派。这种派别在党外。后来有小部分人从党内转入这个阵营,可被称作“激进民主派”,通常称这个派别为“体制外的”。“文革”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变化多端,大体上可以从上述四个派别的合纵连横、分化改组、此消彼长中看出一些端倪。

3.“党内民主派”的出现和兴起

西方学者称“党内民主派”为党内“异见分子”,中共的保守派称之为“自由化分子”。“文革”后在中共党内外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包括党内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敢于面对真理、要求民主的思想解放的人士。这部分人逐渐增多,形成了一股民主力量。他们要建树独立的人格,拒绝盲目服从,坚持独立思考,甚至触犯当权者也不畏惧。其中很多人过去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听党的话的干部,或者是紧紧跟随共产党的人士。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常常是海内外人们所关心和希望了解的问题。就此写文章的并不多见,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听话、不听话――回忆党报改革探索的一段历史”一文中,对自己从“听话”到“不听话”的转变作了深刻分析。胡绩伟在“文革”前长期担任《人民日报》主持日常业务的副总编辑。他尊重领导,服从指挥,被各级领导认为是一个很听话的干部。中央正确的时候,报纸正确,他当然也正确;中央政策出毛病时,报纸也出毛病,他也犯错误。但是,即使是在犯错误的时候,由于他听话,服从领导,属于跟着上边犯错误,所以总是不受惩罚。像“反右”那样大的政治运动,他也没有挨整,而是跟着整别人。“文革”中他逐渐清醒,粉碎“四人帮”后真正猛醒过来,对多年来深信不疑的理论、信条、传统以及最崇敬的领袖人物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他深感过去讲了那么多的“光荣、伟大、正确”,“句句是真理”,事实却走向了反面;过去一直号召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甚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毛泽东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结果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胡绩伟痛心地说,经过十年内乱的惨痛教训,他这个完全听话的人才逐渐有所醒悟,但已经是“老时醒,醒时老”了。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首先是从书本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为共产党是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解放初期共产党的成就确实很大,使中国大陆实现统一和独立,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确实有极大的威信,自己有心悦诚服之感,不能说是由于某种力量的“压服”。日积月累,共产党在领导中犯了一些错误,如思想改造中的过火、“三反”“五反”中冤屈了一些好人,但我觉得事后都能“平反”,因而认为共产党是可以自我纠正的。第一次使我产生怀疑的是“反右派运动”。我有若干朋友被打成“右派”,我很清楚其中某些人决不反党。例如复旦大学的洪文达,我们认识多年,同在吴承禧(上海经济研究所教授)领导下,与寿进文、伍丹戈等一起编写政治经济学分册。当时上海经济研究所的黄逸峰与吴承禧有矛盾,要把我们几个人打成反党集团。结果吴承禧被打成“右派”,我因得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汤德明的保护而幸免。洪文达没有人保护,难逃厄运。我当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师支部书记,深知非洪文达之罪,但无法替他解脱,只好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后来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王零对我说:洪文达之为“右派”是上海市委定下来的,你若不办,将受牵连。这样我只好组织一些教师罗织编排洪文达的“罪行”,违心地把他定为“右派”,因此深感内疚。当时我明知不对却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不过对共产党的正确性已发生怀疑。1958年“大跃进”时,我因下乡,深知高产田、小高炉、放卫星都是虚报,曾提出不要搞浮夸,因而受到批判。当时我看到别人在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严重后果,屈从了压力,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免去了“右倾”帽子的威胁。到了“文革”时期,我更加感到共产党之言行不一,无论理论和实践,日益走向“左”的谬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了宗教式的迷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先读毛语录,山呼万岁,跳忠字舞等,实令我辈知识分子不能忍受。当时知识分子被贬到“臭老九”的地位,在“全面专政”的口号下,知识分子更成为专政的对象,文化专制主义达到极端。当时我们这一辈的知识分子确实处于一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公开怒的状况,一时万马齐喑。“文革”十年,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终于把中国推到经济政治崩溃的边缘。

“文革”之中,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曾和朋友们议论,认真反思,深感毛泽东和中共的极左路线,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确实给中国带来灾难。这当中,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责任呢?回想我在“文革”前所写的文章、所讲的课,大多是描述毛的思想,宣扬“左”的路线,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我认为,在宣扬个人迷信和推动“左”的思潮中,我也是有责任的。

毫无疑问,“文革”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摆脱束缚,敢于“致良知”,追求真理,试图建立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想,成为解放思想的先驱。较老一辈的有黎澍、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于浩成、李洪林等,中年一辈的有严家其、刘再复等,还有一大批青年一代。不少知识分子不再是“文革”以前唯上是从的驯服工具,更不是“文革”中日夜认罪、任人宰割的奴隶。一些具有独立人格,勤于独立思考,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的服从良知良识的知识分子于70年代末开始出现――这些人可以称为“党内民主派”。他们是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4.“凡是派”执掌权柄

“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了,但在”文革”中得益的人——得到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衣带诏”的华国锋和被称作”小四人帮”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以及一批中下层干部,却执掌著国柄和各级大权。为了争取民心,他们也要揭批“四人帮”,但这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性和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希望揭批“四人帮”时不触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包括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政策。

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但他在党、政、军各方面没有业绩和根基,只能依靠对毛的个人崇拜并制造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来树立威信。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在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讲话时提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就不要批评”。1976年11月24日,他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讲话中说:“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977年1月上旬,全国人民自发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周年,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等人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竭力设置障碍,压制民众的要求,他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一个讲话提纲里。在华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草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后来,华国锋提出按此精神写社论,于是他的“秀才班子”―― 理论学习组的李鑫、郑必坚等人[1]在起草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时,把“两个凡是”写进社论中,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月4日,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成了“凡是派”的纲领。“凡是派”的势力不容忽视,在最高层有身兼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华国锋,有掌握意识形态、北京市委、军委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中宣部长张平化、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记协书记吴冷西,下面的秀才则有李鑫、郑必坚等。他们控制了党政权力和意识形态,成为揭批“四人帮”、反对“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潮的主要障碍。凡是派”认为,“四人帮”的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他们对批判“四人帮”设置了许多框框,不许触及“文革”及以往的“左倾错误”,并规定揭批查的重点只能放在中共十大以后,特别是“批林批孔”之后。这就严重地束缚了理论界的手脚。

5.民间非马克思主义民主派的成长

这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废除一党专政,实现类似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唤醒社会的民主意识,发展社会独立的政治力量,进行激进的政治斗争,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这一思潮最早可溯及“文革”时期,其中突出的事件有1967年发生在湖南的“省无联事件”、1974年广东的“李一哲大字报”、1976年爆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1978年至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及当时的民间刊物,以及1982年北京大学所在地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等。这种思潮倡导者的理念与官方立场往往是对立的,他们主要是社会上思想激进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多数活跃于不同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后来有科学界、文化界的某些著名知识分子加入这个行列,如方励之和王若望等。这一思潮的观点以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两篇文章为代表。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涌现之初,未受到党内民主派的注意,甚至因前者属“体制外”,“体制内的”党内民主派还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因此当时两派并未相互支持、相互呼应。

6.批判还是维护“文革”理论:与“凡是派”的较量

当时胡绩伟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我在该报理论部工作,经常协助于光远组织讨论会。虽然理论部经常受到来自上面的极大压力,胡绩伟以他无畏的精神,力撑局面。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是四个观点,即“全面专政论”、“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批判“唯生产力论”和资产阶级法权。《人民日报》于1977年初开始组织文章批判“四人帮”提出的“全面专政论”,这是“四人帮”的一个主要谬论[2] ,批判它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不须请示。但是,当《红旗》杂志给汪东兴写报告请示要不要批判宣扬此观点的文章时,汪东兴于1977年2月4日批示道:“这两篇文章是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这一批示被印发给所有单位。《人民日报》查核了该文原稿,发现“全面专政”不是毛泽东的话,而是陈伯达加上并改为黑体字的(当时规定,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排印,以示重要)。于是《人民日报》把这一情形登在《情况汇编》上,结果上面来电质询说,此语虽是陈伯达的,却是毛主席同意了的,并声称此文的最后稿样在他们那里,报社保留的原稿不是最后的稿样。《人民日报》被逼无奈,只好说,请你们把最后的稿样拿出来,如果你们说的对,我们可以重新刊登。但汪东兴拿不出最后稿样,此事才不了了之。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凡是派”的蛮横无理,也可看出双方斗争的尖锐程度。

不久,汪东兴领导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在为3月中央会议起草报告时,居然把上面四个观点写进文件中。为这个草稿征求意见时,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众人的批驳。许多人说,把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写进批“四人帮”的报告里,太不像话。这样才去掉了。从批判“全面专政”论到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多篇文章。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我们在1977年至1978年连续举行了四次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会。我与冯兰瑞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多篇文章。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主持写的“贯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那时是“还原派”和“党内民主派”联合对抗“凡是派”的阶段,胡乔木、邓力群与于光远的关系尚好。胡乔木的这篇文章首先在政治研究室讨论过,后来又把稿子送给我和其他人提意见。该文的发表震动了全国。但是,在1978年5月12日的宣传会议上,汪东兴责备《人民日报》没有党性,不是按党性办报,是按个性办报。尽管如此,《人民日报》还是继续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即毛泽东、张春桥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这样,所谓“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基本上被澄清了。

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也是很曲折的。毛泽东和“四人帮”当权时代不让批“左”,粉碎“四人帮”后某些当权者仍然不让批“左”。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林彪、江青集团的路线是“假左伪装”,绕了一个弯子。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登了黑龙江省为其曾受“四人帮”讨伐的1972年批“左”文章翻案的文章,表明不能再批极右,应该批极左了。这些文章登出来后,都遭到某些“凡是派”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批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才确定林彪、江青的路线是极左路线,不是极右。《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才把这笔帐基本上算清了。不过,在中共的领导思想上,这个问题迄今也未完全解决。

极左路线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斗争也最尖锐,农业方面尤其明显。当时主管农业的某些领导人如王任重等,仍然热衷于极左路线。《人民日报》想发表强调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长途贩运的讨论文章,向上送审时经常被扣、被删,有的领导人甚至公然批示说,家庭副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能当作社会主义的补充。《人民日报》宣传了按劳分配,被批为反对政治工分,是砍大寨红旗;《人民日报》批判“穷过渡”,他们就说,只有穷过渡才能富;《人民日报》主张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们就说,这是不要党的领导;《人民日报》提倡多种经营,他们就说,这是反对以粮为纲。他们认为,“全国学大寨”是毛泽东倡导的,谁批判大寨式的农村政策,谁就是“反大寨”、“砍红旗”。虽然《人民日报》受到很大的压力,但在胡绩伟的领导下还是坚决顶住了。

“四人帮”否定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十七年成绩的办法,就是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否定。诸如“文艺黑线”、“教育黑线”、“新闻黑线”、“公检法黑线”……,一切都是“刘邓黑线”。他们藉口某个领域是“黑线专政”,便把这个领域的主管领导人打成“黑线人物”。当然,不能说那十七年各个领域都没有错误,但是全盘否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文革”时期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是不服的,只是慑于专制的淫威,不敢公开反对。“四人帮”被粉碎后,大家理所当然要求翻案。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精神枷锁,要推翻所谓“教育黑线”之评价,就首先要推翻这“两个估计”。但是“凡是派”却坚持说,“两个估计”是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录上写的,是毛主席批准的,所以不能改。与此同时,“凡是派”还认为,“文艺黑线”也不能平反,因为“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的,怎么能翻?”

然而,《人民日报》适应广大群众的要求,不顾“凡是派”的压力,冲破禁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教育黑线”、“文艺黑线”以及其它许多所谓“黑线”逐一平反了。

7.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在与“凡是派”较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凡是派”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实际上是在维护“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就必须从根本理论上予“凡是派”以打击。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与“凡是派”的一场决战,“凡是派”失败了。中共官方过去把这场讨论归功于邓小平与胡耀邦;胡失势后,又全部归功于邓小平。实际上,这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力量结合互动的成果。我并不否认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功绩。邓小平从1977年提出“要完全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当时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在1977年底提出研究党史要以实践做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些都功不可没。但不能忽略其他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新闻界大力宣传真理的实践标准所起的作用。只有新闻界大力宣传,才能克服民众的思想混乱。

1978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一文,首先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未引起广泛注意,仍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胡耀邦建议高级党校理论研究室写一篇文章,深入研究并阐明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为《光明日报》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初稿。当时主管《光明日报》的杨西光找胡耀邦商量,胡嘱党校理论研究室将两篇初稿合并修改成文。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于1978年5月10日在党校《理论动态》刊出,5月11日在《光明日报》署“特约评论员”之名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就此拉开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序幕。

邓小平事先不知道这篇文章。以前他曾提出过,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来代替“两个凡是”。但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由谁来鉴别?又如何鉴别?仍然不明确。胡耀邦提出的实践标准和“真理标准”一文才击中了“凡是派”的要害,得到社会公众的称赞。“凡是派”气急败坏地谴责、围攻与百般阻挠。此文发表后,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指责胡耀邦:“利用特约评论员文章出气,不对,我有意见。”6月20日早晨,胡乔木到胡耀邦家中施加压力。胡乔木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端,《理论动态》不能再发表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胡耀邦在当时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的支持下,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6月24日在该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文。这是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为了回答反对意见而写的。该文发表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1978年6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终于遭到彻底否定。由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被否定,华国锋在理论方面的权威丧失殆尽,其政治地位大为削弱。但“凡是派”的理论影响还有待于在稍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中作较彻底的清除。这里想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的“还原派”,在思想深处其实逃不出“凡是派”的窠臼,这是他们日后和“凡是派”结合形成一个顽固保守派的深层原因。

在“真理标准”这场事关重大的理论大讨论之际,我正好衔命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访问,未能在这场大讨论中从事更多的工作。访南、罗回国后,1978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提供了一篇论文,题为“在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

三、1979年1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这是胡耀邦1978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宣部长后所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中共历史上仅有的一次邀集几百名知识分子,花相当长的时间,郑重其事地、大规模地研究理论问题的会议。尽管对此会的评价言人人殊,但它在中国思想领域内的作用毕竟磨灭不了。会议的名称定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务虚”二字,乃是中共对“探讨”、“研究”这类词义所杜撰的一个专门名词,而那次会议本身所探讨研究的对象,确实是理论本身,并非关于理论工作如何去做。会议的筹备工作由胡耀邦负责,党校的孙长江、阮铭做具体工作。胡耀邦与于光远商量选出五位召集人分别领导五个组的讨论,这五位召集人是胡绩伟、周扬、吴江、于光远和邓力群。但邓力群拒绝参加,于是改为童大林。每组约为25人左右,另有特邀出席者20人,均为多年从事或关心理论工作的老领导人。我因于光远和胡绩伟的推荐,得以参加会议,名列吴江领导的第五组。这次理论务虚会上,参加者议论风生,非常活跃。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曾写过一篇“从路线的大转折到理论的大突破”,概括介绍了会上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了解当时会议上所研究的问题之深之广很有裨益。[3]

1.扫清障碍、突破禁区

会议于1979年1月18日到4月3日在北京举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18日至2月15日,在京西宾馆举行。开幕时胡耀邦在会上作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第一,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回顾分析了1978年以来思想理论界的状况,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理论工作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是最出色的两年。他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理论宣传工作者的任务,一是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二是研究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的新问题。他还热情赞扬了那两年思想比较解放、勇于突破禁区的理论工作者,认为“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对理论工作者的最高评价。胡耀邦讲到激动处,曾振臂挥拳,要和这些他赞扬为“闯将”的知识分子一起“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会议的第一阶段确实有自由讨论的空气,基本按照胡耀邦在“引言”中指出的两个目标进行。首先是扫清思想道路上的障碍,即所谓的思想僵化、设禁区、下禁令等现象,主要表现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坚持何种观点,如何对待这场讨论。因此,会议首先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

胡绩伟、杨西光、于光远、曾涛、华楠、王惠德六人在会上有一篇联合发言,题目叫做“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全文计二万七千余字。这篇发言可说是这次会议的基调。各小组讨论时,大抵首先从这篇发言出发,回顾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来的经历,阐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的论调,同时批评对这场讨论设置障碍的行为。当时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是大家尖锐批评的目标,认为《红旗》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却对这样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表现冷漠,不置一辞;表面上采取“不卷入”的方针,实际上却继续刊登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文章,阻碍了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令人遗憾。

会上印发了《红旗》未刊出的文章“重温实践论”和“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前一篇文章是1978年9月熊复组织写的,从理论观点上以“两个凡是”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一篇是批判彭德怀的,是毛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人士应《红旗》负责人之约而写的。他交稿时已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应该为彭德怀平反的12天之后,而《红旗》仍准备刊登这篇文章。

会上也曝光了“凡是派”幕后的活动和言论。例如,1978年7月3日,熊复曾在《红旗》杂志内部讲话说,“我们要跟着华主席随时准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对付可能重新出现的象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此话之矛头针对邓小平及改革派是十分明显的,在亟盼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当中自然是激起了众怒。在我们组里,《红旗》杂志副总编方克成了众矢之的。在众怒之下,“凡是派”不得不在会上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以致有人怀恨在心,于8年之后一吐恶气。这当然是后话。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以思想解放人士居多,他们显示了政治上的勇气和理论上的觉醒;而中共领导也在该会的第一阶段可称空前绝后地执行了比较开明、甚至是鼓励的方针。因此,在会上许多理论禁区被突破,与会人士提出了一些拨乱反正、对探索新问题颇有意义的理论观点。当然,今天回首再看,有些观点可能只是常识,只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起码规矩,但在当时的中国――那是一个被中共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严密控制封锁了30年的国家,不要说建立这种起码的规矩,就是呼唤这种起码的规矩,也是要冒坐牢或杀头的危险的。确也有人因此而被杀了头,而且迄今也还有人因此被关在牢里。所以,当时能公开提出并宣扬那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理论务虚会上最重要的成就是批判“文革”。“文革”结束才两年,大家亲身经历的种种苦难记忆犹新。然而当时“文革”依然被肯定,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仍然宣称,“文革”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因此,当人们在理论务虚会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武器时,首当其冲被检验的自然是“文革”:首先检验“文革”的指导思想与总动员令――“五一六通知”,认为这个文件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宣布建立一个凌驾于党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其次,批判了“文革”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其余如批判“极左”路线、批判毛泽东的错误、阐述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呼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均在理论务虚会的第一阶段提出。

2.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我与冯兰瑞的联合发言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冯兰瑞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我们二人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一个联合发言,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以下简称“阶段”)。我们这个发言,从重要性和尖锐性来看,赶不上前面所说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在会上也没有听到不同意见。但写成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发表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事件”之称,而且麻烦历数年而不绝。现将发言内容简述如下:

我们主要是批评那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我们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到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应该经历三个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包括过渡时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但是毛泽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过渡时期应该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从此这一常识就被束之高阁。

我们还讨论了不分阶段、混淆阶段的危险性。我们认为,在不分阶段的情况下,就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看作是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从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的时候,还要大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以致20年都没有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我们还认为,不分阶段、混淆阶段会导致把下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提前到上一个阶段来做。我们列举了中国曾发生过的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若干现象,如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甚至取消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等。这些现象证明,不分阶段、混淆阶段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生产力。我们具体讨论了当时中国所在的发展阶段,提出了过渡时期又要分两个阶段的论点,最后得出结论说,“在我国,过渡阶段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与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

3.批判、道歉、又批判:“阶段”一文惹出的麻烦

这个发言稿写成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发表后不久,1979年7月,胡乔木布置批判这篇文章。胡乔木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管理论工作。他一上任就提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三股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鼓吹要“反右”。胡乔木认为,“阶段”一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人附和,认为“阶段”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一场讨论,若不加制止将导致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其实,我们的文章根本就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这层意思;我们只是说,中国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尚处在过渡时期。至于说我们的文章引发了“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纯是臆测,因为这样的讨论在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然而胡乔木如临大敌,蛮横地布置批判苏、冯文章,且不许作者撰文答辩。邓力群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召集各研究所杂志主编和“内部未定稿”主编开会,布置撰写批判苏、冯文章的稿件,并规定所有公开和内部的刊物都不得刊载苏、冯的反批判稿件,苏、冯如有意见,只能写信上送。

这一下,学术界、理论界“炸了营”。此时距十一届三中全会仅仅半年,忽然又风云突变地搞大批判,整知识分子,很不得人心。不久前报纸刚报导了“文革”时期张志新因反对批判刘少奇而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被割断喉管之事。当时有人激忿地说,胡乔木的布置“无异于割理论界的喉管。”社科院各刊物拒绝邓力群的布置,只有北大经济系朱述先写了唯一的一篇商榷文章登在《经济研究》上,后来朱述先被吸收加入邓力群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

1979年9月间胡乔木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苏绍智、冯兰瑞也已于1979年7月调往社科院新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列所)任副所长。在社科院的一次正副所长会上,胡乔木讲到编写文学史时,曾附带说,我虽不同意苏绍智同志的观点(指“阶段”问题),但组织批判的做法是不对的,我向苏绍智同志道歉。言毕,还当场与我握手。

然而,到了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开过后不久,胡乔木在中宣部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向自由主义的思想、方针发动进攻”,并说,“我现在要收回去年对苏绍智的道歉。那时,我如果不那样做,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脱离了在座各位。”

这篇“阶段”文章惹出的麻烦不可谓小,后来年年都要批判那从来也不曾存在过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到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阶段”一文又成了清查社科院马列所的一大问题。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因为1979年5月“阶段”一文发表时,社科院马列所还没成立。一直到赵紫阳大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时,对“阶段”一文的纠缠才暂时销声匿迹。

4.“四项基本原则”出台,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兵

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邓小平时代作相应的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在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共高层对务虚会非常关心,也很满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非常关注这个会,经常看简报,听汇报。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情况时,邓小平还专门讲了一次话,谈到了民主问题,还布置要集中二、三十人写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专讲民主,准备5月4日发表。[4]

不管邓小平这时是想尝试让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还是为了使以他为首的中共党内“改革派”在向“凡是派”夺权的斗争中赢得理论上、思想上以及“民心”上的胜利,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短暂时期内,邓小平确实是赞成并支持理论务虚会的。不仅如此,连西单“民主墙运动”,他也是赞成、支持的。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曾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邓讲话的第二天,在西单“民主墙”前有七千多人集会。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的讲话,当日集会人数多达两万人。邓小平一直到1979年1月27日听取理论务虚会汇报时,还夸奖“西单民主墙,可有劲”。[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党内“改革派”与社会上民主运动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说有点象风助火威,火趁风势,相辅相成,越烧越旺。

然而,中共内部不少人极不愿意看到民主火炬越烧越旺,除了“凡是派”外,还有一股可以称为“共产党内原教旨主义者”的势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胡乔木、邓力群。胡乔木主管理论,又以“邓小平人马”的面目出现,所起的作用是“凡是派”所不能企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胡乔木就认为,当时的形势“象1957年上半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他居然说出“不要逼华主席反右派”这样的话。那时他一直试图说服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反“右派”。

与此同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全部失势,以邓小平为首的“实践派”大获全胜。邓小平自恃力量已经雄厚,不再需要党内知识分子为他作理论上的呐喊与诠释了,更不希望他们再向“民主化”前进一步。当然,他也不再需要民间的民主力量壮威助阵了。何况,他察觉到体制内外民主力量之间的风火相成之势当中孕育着对他和共产党的危险。于是,他再度倾向于维护独裁、专制。胡乔木则乘机而入,逢迎挑唆。此时邓小平与胡乔木正好合拍,二人遂到第二阶段的理论务虚会上演出了一幕双簧,扼杀了会内会外正蓬勃开展的理论务虚。

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于1979年3月下旬复会。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探索》杂志号外社论,矛头直指邓小平。3月29日魏京生被捕。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到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的调子与他两个月前为该会而发的关于民主的议论完全不同了。这篇讲话是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其内容早已举世皆知,毋需细列。总之,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大谈专制,贬斥民主,而且强词夺理地宣扬专政就是民主。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决不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再次重申党的绝对权威,蔑视人民群众。他罔顾事实,把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功劳攫为共产党所有,宣称“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与党的领导无关的象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他还说,“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邓小平抨击“凡是派”的名言言犹在耳,此刻他自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凡是”起来了。他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

与此同时,邓小平把刚替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党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的民运人士一棍子统统打翻在地。他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入某种程度的支持。”因此,要“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他点了许多民间团体和民刊的名,声称决不能给他们言论自由。最后,邓小平声色俱厉地告诉全党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也可以算是邓小平与胡乔木合作产生的理论务虚的成果吧。然而它出自邓小平之口,便是一个反右的总动员令――听讲的不只是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还有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领导干部一万多人。据知,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的这个讲话稿初稿上明确提出“右倾是主要危险”,“要把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反对右的倾向的斗争上”。但这种提法遭到务虚会中众多人士的反对,认为与刚刚闭幕不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向不一致。[6] 后来邓小平的正式讲话稿删去了那些提法,代之以“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虽然文字上作了这样的改动,但邓的讲话通篇精神就是一个反右的总动员令,于是旨在批“左”的理论务虚会就只好草草收场,落得个虎头蛇尾。附带说一句,邓小平1979年1月27日布置的那篇探讨民主的大文章,从此便踪影全无。

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党内民主改革力量对此全然没有思想准备,连组织、主持这次会议的胡耀邦大概也没有思想准备。他在4月3日理论务虚会闭幕会上致词时,带有几分无奈、几分茫然地说:“现在某些人说,收了,反右了。……,这两年半,总结这么多历史经验,错划右派加以改正,能糊里糊涂、匆匆忙忙再搞反右斗争吗?现在不存在收和反右斗争的问题。”胡耀邦又说:“大家希望对这次会议做个评价,我想还是将来让历史来做总结吧。”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理论务虚会开过之后,党内的理论专制主义与理论恶霸作风依然存在,而那些被胡耀邦誉为“闯将”的理论研究者却一个个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或不许发表文章,或被开除党籍,甚至被放逐,乃至监禁,几乎无一幸免。连胡耀邦自己最后也以“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逼下台,抑郁以终。

5.西单“民主墙运动”:民间的“理论务虚”

需要说明的是,在理论务虚会召开的同时,会外的民间“理论务虚”(西单民主墙运动)也风云迭起,蔚为壮观。我这里仅举二例,并与理论务虚会上的体制内学人相比较,以见当时民间“理论务虚”的水平和一些民主拓荒者超凡的勇气和智力。

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民刊《四五论坛》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该刊发表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文指出: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已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它以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为核心,剥削人们的血汗,剥夺人民的权利,是早期马克思所描绘的异化现象的直接体现。它比王若水、周扬谈异化早了整整三年。

民刊《探索》的论点最为尖锐、大胆,始终带着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现实挑战的姿态。该刊第一期由主编魏京生撰写的长篇论文“第五个现代化”认为:没有政治体制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无法实现;要想实现四化,必须同时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它早于我提出全面现代化整整六年。

关于一直被称为“北京之春”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二十余年来屡有研究著述。陈彦博士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发表的“‘民主墙’运动及其历史地位”一文,材料丰富,立论精当,很值得细读参考。该文称赞道:“‘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精神与思想上的独立,他们的行动粉碎了极权政治统一思想、阉割个体独立思考能力的神话,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中国的 极权主义统治出现了第一道裂口,红色中国的政治异议运动从此宣告诞生”;“‘北京之春’运动是受意识形态驯化的一代中国人企图摆脱极权主义枷锁的第一步,也是此后中国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摇篮。”

四、我的思想解放之路

在理论务虚会前后,我参加了一系列国际讨论会,做过一些学术访问。这对于我自己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访问南斯拉夫

1978年,当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热火朝天之时,我奉命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访问。50年代初期,铁托领导下的南共与斯大林决裂,此后中共一直追随苏共批判铁托与南共。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与铁托修好,并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支持纳吉。中共为了批判赫鲁晓夫,便多方批判铁托,及至中苏论战深化,铁托与南共更是成了中共批判苏联的靶子。毛泽东亲自主持写作的“九评”中的“三评”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该文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南共和铁托已经“变修”,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内的经济、政治陷入一片混乱。

“文革”后中共逐渐与前苏东国家修好,铁托曾应邀于1977年访华。当时中共有意派遣代表团去南斯拉夫了解情况,铁托表示欢迎,于是中共决定派遣一个大规模的党的代表团到南斯拉夫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顺道访问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为李一氓,副团长为于光远和乔石(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团员共12人,包括国家计委负责人、罗元铮(冯玉祥之婿,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我,以及外交部的于立煊等人。

这个中共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后受到东道主的热烈欢迎,南方为我们到各共和国的调查访问做了妥善安排。我们一行在南斯拉夫的活动受到西方传媒的广泛注意,西方记者特别注意我们提出什么问题,并注意到我们对工人自治制度有特别的兴趣。团长李一氓是长征干部,但也是文化人,思想解放。在他的领导下,全团都敢于冲破教条束缚。此后,李一氓和我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经常找我谈话,议论天下大事。1987年中共以所谓“党的生活会”罢黜胡耀邦,事后李一氓即将这一情况告诉我,并议论说,在对待胡耀邦的问题上,赵紫阳犯了战略性错误,把自己暴露在最前线了。我开玩笑地问他:你也举手同意了吗?李一氓无奈地说:老苏,你还不知道我们党的规矩吗?――此是后话。

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南斯拉夫仍属发展中国家,但其物质之丰富、市场之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之高,决非中共“三评”中所描写的状况,更非当时的中国所能望其项背。于是我对中国的宣传产生了怀疑。后来,据主持“三评”写作的王惠德告诉我,他们写作“三评”时,实际上是先定下结论,然后搜集资料加以论证。社会生活千头万绪,要找出一两条需要的材料为这种主题先行、愚弄人民的宣传品“佐证”,并非难事。

过去中共一直认定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我们与南斯拉夫理论界讨论后发现,南斯拉夫反对的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指出,工人自治理论(如联合劳动、工人自治等)均取自马克思的著作。从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看,他们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工资分配表是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的图示编制的,整个社会的分配没有太大差别;企业中的最高权力属于工人委员会,工人享有参与和决策权,经济上的民主决非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所能相比;在政治上,人民有权参与地方议会和上级议会的选举,选举是差额和无记名的;人民能自由取得护照并出入国境,更享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南斯拉夫之所以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繁荣、更民主,主要是因为他们50年代初即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开始了改革。基于这一认识,以后我一直坚持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此外,我还认识到,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多元化的,南斯拉夫的经验便是马克思主义在南斯拉夫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比苏联和中国更接近社会主义。

访问结束后代表团成员集中整理访问纪录并撰写访问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以肯定的语气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经济政治制度。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开通了中南两党关系的恢复之路。

我当时还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样,我曾多次被一些单位与地方请去作访南报告。由于内容多为闭关锁国条件下的人们闻所未闻,而且我在报告中穿插了不少南斯拉夫的逸闻趣事,深受听众欢迎。我在全国各地所作这种报告不下四十余次,这种报告至少能起一些启蒙作用,使人们知道斯大林主义不好,专政不好,因而向往改革。

当然,我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有一次我在天津作报告,当我讲到:在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夫人想插手政治,引起人们不满,铁托断然与之离婚;于是南斯拉夫人民称赞说,“铁托丢了一个皇后,赢了一盘棋(指国际象棋)”。听众忽然大鼓其掌,我当时也有些吃惊。后来,天津市委果然行文《人民日报》社,指责我影射毛泽东。那时胡绩伟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一笑置之。还有一次,我在成都做报告,有人打电话到公安局,说有个右派分子在放毒。

代表团成员还写了不少文章介绍南斯拉夫,并把从南斯拉夫带回来的书籍资料翻译出版,引起了一股南斯拉夫“热”。在于光远的建议下,还成立了南斯拉夫研究会,这是“文革”后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外国研究会。

2.参加“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0年6月26日,我应邀去意大利参加“关于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中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布哈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似早已盖棺论定。由于《联共(布)党史教程》一书和“列宁在十月”这部电影的影响,布哈林长期以来被看作“人民公敌、匪帮、法西斯走狗、外国间谍、谋刺列宁的杀人犯”。我去意大利之前看了英国罗素基金会寇兹(Ken Coates)教授所著《布哈林案件》(1978年版)一书,才对布哈林案件特别是该案平反历程有了初步了解。事情梗概如下:1961年,布哈林的遗孀A·M·拉林娜和她的儿子尤里·拉林(那时代,不敢姓布哈林,只好从母姓)向苏联最高党政当局要求给布哈林平反并恢复党籍,但没有回音。1977年,尤里·拉林再向苏联最高法院申请,仍无回音。尤里·拉林在1978年3月12日给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写信,信中第一次公布了布哈林的遗嘱,并请求贝林格参与为布哈林平反的运动。罗素基金会也得到了这封信的复制本,遂把这封信散发到了很多国家请求支援。世界各国有一百多位著名学者,包括若干著名共产党人,联合签名要求苏联政府重新审查布哈林案件,予以平反,并向公众阐明产生错案的背景。1978年,意共的《团结报》和《再生》周刊先后就此发表声明。这时布哈林的著作和研究布哈林的著作大量出版,甚至有人编写了关于布哈林的剧本并拍摄了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大利共产党的葛兰西学院院长保罗·斯布里诺亚向世界有关学者发出了召开布哈林学术讨论会的邀请信。会议由葛兰西学院组织,为期三天,在罗马郊区福拉多加的陶里亚蒂学院(意共中央党校)举行。此会正式参加者50人,大部分是曾在罗素基金会那封要求给布哈林平反的联合签名信上签名的学者,分别来自意、英、美、法、奥、加等国,东欧国家中只有来自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学者,苏联学者受到当局阻挠未能到会。

与会者早已充分了解布哈林案件是个冤案,所以会上没有继续讨论案件本身,而是着重讨论了布哈林的理论、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以及布哈林案件产生的原因,会议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说服力。当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规定我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不必发言。我虽然没有发言,但参加这次会议让我大大扩展了眼界,了解到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和独立思考的学风。会上一派良知良识之气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许多问题。以布哈林案件为例,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为什么在共产党治下会发生这样的冤案?而且一拖50年才得平反?为什么案件发生后西方记者指其为冤案却备受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围攻?事实上,历史的结论说明,西方记者是尊重事实的,而共产党才是冤案与谎言的制造者。为什么中共与中国知识分子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及至发现错了还没有勇气改正?由此及彼,我产生了重新评价列宁、斯大林、联共(布)党史、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之想法,开始思考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再认识。当然,这种再认识的想法也会推论到中共的理论和实践本身。

回国后我首先向中国社科院领导汇报会议情况,大概是慑于斯大林的阴魂,他们对会议既不肯定,也未否定。当时,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在中国社科院任外事局长,她本来对这类学术问题兴趣不大,但听我汇报时特别注意布哈林案件本身及其平反的背景,想来她与拉林娜起了共鸣。

我把这次会议的汇报写成了“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一文,刊于《国际学术动态》。该文被国内各报刊广泛转载,我常被各单位邀去做报告,直至1983年不衰。我从事的这类活动在国内澄清了布哈林案件,伸张了正义,对于反斯大林主义及其制度也有一定作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布哈林缺乏研究,过去只有对布哈林的反面介绍。于光远建议马列所组织一个“布哈林研究班”,该班于1980年下半年成立,从全国邀集了40多位专业人士参加,翻译了大量资料,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书,计有《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1982),《布哈林思想研究》(1983),《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布哈林国际讨论会文集》(1987)等,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布哈林取得成果的开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于1981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布哈林文选》,比苏联早出版七年。对布哈林的研究打破了学术禁区,提高了中国学术界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对于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及其制度、促进改革均有积极作用。但这些活动也触犯了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者的中共顽固保守派的神经,因此我如实介绍布哈林就成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加诸于我的罪名。

3.三度参加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论坛

中共建政后独尊马列,而在马列中实际上独尊斯大林主义和一部分列宁主义,其他学说一概被视为异端,横遭罢黜,“文革”时期,更是在闭关锁国、愚昧专制中保持着夜郎自大的心态。结果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术思潮的发展、甚至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几乎全无所知。为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979年11月于光远率代表团访问法国。途中我们专门在匈牙利做了三星期访问,请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与经济界人士介绍他们1968年实行新经济机制的改革理论、进程、困难、斗争和经验教训。回国后我们写了中国第一本《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而且和匈牙利某些领导人及学者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于光远和我都认为,除了出国访问以及与各国建立学术联系之外,参加国际会议是一个开拓视野的重要渠道。

1980年9月,中联部通知中国社科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举办一年一度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论坛已经有年,现邀请中国同志参加。中南两党虽已恢复关系,但中共保守派人士如胡乔木、邓力群辈,仍视南共的理论为异端。于光远乃派李慎之作为观察员前往,此乃袭派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意共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故事。李慎之回来后说:南共联盟不惜巨款,每年举办这一论坛,当然要宣传他们的工人自治理论,但它也是一个团结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流派的会;这个论坛绝无宗派主义情绪,不管哪一个国家、地区,也不管什么党派、学派,只要是谈论或赞成社会主义的团体及个人均可参加;会上各抒已见,兼容并蓄,可以互相辩论、问难,但不得攻讦、扣帽子,以期求同存异;论坛固定于每年10月在察夫塔特(Cavtat)这一滨临亚得里亚海的城市召开,每年事先确定一个中心题目,通知与会者准备论文,会议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讨论,最后出版《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集刊,分别印行英法文与塞尔维亚文几种版本。这种超政治、超党派、不拘泥于马列主义教条的论坛,只能在那时的南斯拉夫召开,别的国家均无可能。因此这个论坛大可作为我们了解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窗口,胜于访问一个国家。

于光远很赞成参加这个会。1981年,中国社科院派李慎之和我正式参加该论坛,我在会上提交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回顾与前瞻”的论文。由于中国学者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我们受到大家的欢迎,南斯拉夫新闻界对我们做了多次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本身是一种工作,不论是把中国的成就介绍给世界,还是了解世界,均需要积累知识经验,外国有些学者经常参加固定的学术会议。但是在中国,往往把出国视为一种优惠,认为应该利益均沾,不能集中于一人。因此,也不考虑条件,只要求每年轮换。于光远非常反对这种做法,力排众议,要求有人经常参加,以增加联系,积累经验、关系和资料。是以我曾在1983年、1985年两次再度参加这一论坛,并在1985年被选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编委。这是对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由于国家教委、中国社科院党委与马列所有矛盾,从1986年起就不再给马列所参加“论坛”的名额了。

我之参加“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论坛,对于把马列所引导到倾向于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提倡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这个论坛上我认识了若干国家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党人物,也与若干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所联系,如英国的新左翼、美国的《每月评论派》,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德国的争论派等。这便使马列所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流派和运动了解日深,思想日新,同时也提高了马列所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马列所出版的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论文选》受到外国欢迎,其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亦受到重视。

五、“清除精神污染”及其破产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举行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竟成为中共发动“清除精神污染”的一个机会,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实为异数。

1.“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已不存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更是分崩离析。苏联东欧国家筹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团结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而欧洲国家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筹组纪念会,则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各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流派均有分歧,有关这类纪念会或未被邀请,或拒绝参加,俨然以中流砥柱的姿态筹备自己的纪念会。1982年夏秋之际,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共高级党校、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教委共同筹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以及“马克思生平事迹展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图片展览”。中国社科院委托马列所筹备“学术报告会”,我是该所所长,负责筹备的具体工作。其中一项是筛选社会科学系统和高校系统送来的论文,在解放思想的空气下,我们理所当然地筛掉一些陈词滥调、八股教条的作品――未曾料想到的是,这种筛选后来竟然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学术报告会的开会方式是只宣读论文,不讨论,分为大会报告和分组发言两个层次,会期四天。中国这种官办的学术会议实际上也是按等级安排的,大会报告是“首长级”,由各单位首长包办,不论内容和水平。谁将在大会报告以及报告的题目是什么,都是保密的,我作为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对此一无所知。

1983年3月8日,在胡耀邦报告的第二天,“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高级党校大礼堂隆重开幕,冠盖云集,学者景从,共一千余人,极一时之盛。大会开幕式由中宣部副部长郁文主持,首先由周扬宣读他的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因为他年事已高,宣读只开了个头,由别人代为宣读全文。我事先不知道周扬要在开幕式作报告,事后听王若水说,周扬在1983年1月便开始准备写论文,然后在天津、北京等地找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顾骧(中宣部工作人员)和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一起讨论,最后由周扬定稿。周扬过去被称为“文艺沙皇”,“文革”后有所醒觉,认真反思,批判“左”祸,开始独立思考,得到理论界的谅解。他这篇报告谈了四个问题,提出了三个创造性的看法:其一,关于认识论,只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不够的,其间还有个知性认识;二,要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异化;三,要重视人道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周扬的报告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掌声不断。当时参加大会开幕式的高级党校校长王震听完报告后走到周扬跟前说:“周扬同志,你的报告真好,我很受教益。我问你一句话,那Yi Hua 两个字怎么写法?”周扬在纸上写了“异化”两个字,王震点头走了。当时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在宣读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说:“周扬同志刚才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们要向他学习。”

不意到了第二天,大会报告结束后,会议主席王惠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宣布大会暂停,延期三天。于是大会程序全被打乱,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原来,周扬报告的当晚,未出席报告会的胡乔木突然打电话给中宣部说,周扬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能散,要延长三天,组织发言,批判周扬。胡乔木和邓力群花了很大精力去组织批判周扬的文章,他们原来属意邢贲思(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予以谢绝;他们又找到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楠森、社科院哲学所王锐生、人民大学靳辉明、《文艺报》唐达成等人,写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多属陈词滥调,自相矛盾,受到与会者的讪笑。后来《人民日报》在3月16日把周扬的报告和四篇批判发言同时发表,读者一看就知道是非高低,使胡乔木、邓力群大丢其丑。二人恼羞成怒,此事成为后来《人民日报》胡绩伟、王若水被查处的肇因。

2.转向“清除精神污染”

对周扬文章的批判和升级引起思想理论界的不安和愤懑,但胡乔木、邓力群仍然一意孤行,并将思想问题升级到政治问题,策划撤掉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改组《人民日报》,但受到胡耀邦抵制,未能成功。他们利用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前向邓小平汇报文艺界、理论界情况这一时机,用谎报军情的伎俩让邓小平产生一个印象,即思想文化界一片混乱、问题严重。他们向邓小平报告了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点。邓小平问他们,什么是“异化”,他们回答说,就是反社会主义。于是邓小平表示,“文艺界、理论界不要搞精神污染”,并准备在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一问题。于是,邓小平成了“精神污染”一词的始作俑者。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此稿是胡乔木、邓力群起草的。邓讲了整党和“清污”两个问题。他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还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胡乔木就这样借邓小平之口讲出了胡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而所谓“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二中全会本没有作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任何决定,但胡乔木、邓力群利用邓小平的讲话大作文章,提出要“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他们利用“清除精神污染”去打击知识分子中与他们意见不同、有独立思想的人,以控制思想文化界。二中全会后不久,报纸的主题从整党转为“清污”,顽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李先念、彭真、王震等纷纷大谈“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思想学术界的官僚及趋炎附势的御用文人大肆揭露思想学术界各领域的“污染”现象,点名批判某些书刊文章,并师毛泽东故伎, 动员工人、农民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

“清污”波及到各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揭发、批判不断升级,好象第二次“文革”开始了,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与不安。期间类似“文革”的荒唐事不断出现。例如北京市委大楼公然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扬:“共产党要‘四化’,周扬要‘一化’”。

“清污”还引起了国内外关于中国是否要倒退到闭关锁国、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普遍疑虑。由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方毅等领导人的一致反对,“清污”只推行了28天就被制止了。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却未停止,王若水受到了处分,周扬虽未受到处分,但他面临极大压力,要他公开做自我批判。据我所知,由于周扬一直顶住,结果有关方面竟利用新华社记者赚周扬的检讨。这个“自我批评”在《人民日报》1983年11月6日的版面上以周扬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刊出。此非周扬本意,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终于一病不起。哀哉。

思想文化领域主管的专制恶霸作风还可从中国社科院的汝信当时面临的处境窥见一斑。汝信是胡乔木门下的一位红人,他曾写过“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性,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该文发表在1980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胡乔木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此文被评为“1980年好文章”。时隔两年余,到了“清除精神污染”时期,曾经发表过与周扬相同观点的汝信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发表在1984年1月9日、10日、11日的《人民日报》上,对自己的前一篇文章作了详尽的自我批评。文章发表后,思想理论界对汝信颇有责难。1984年7月间我见到汝信,谈到他的自我批评,汝信说,“社科院党委押着我去见胡乔木。胡乔木已给我准备了一个写作提纲。后来,我写好后,胡乔木又给我逐字逐句审定。实际上是胡乔木的文章”。我这里无意深责汝信,只想从这一事例中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状况。

3.“清污”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

胡乔木、邓力群大肆“清污”之目的在于清除知识分子中的异己,控制思想文化界。因此,他们必然要清理中国社科院,而马列所自然首当其冲。社科院党委召开了多次所长扩大会,要求各所汇报“精神污染”状况,并互相揭发。对马列所虽未公开指责,但是院长马洪和梅益等人找我谈话,指出我以下几个问题涉及“精神污染”:1979年的文章说中国只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开始,实际上还处于过渡时期;为布哈林翻案;介绍南斯拉夫的理论与实践;介绍欧洲共产主义。我据理驳斥,并引用中共中央致铁托和贝林格的唁电证明,中共承认南共和意共在各自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和我争论,在全院批判“精神污染”的大会上也没有再提起。

胡乔木、邓力群企图利用“清污”解散马列所。11月我们就听到解散马列所的风声,还传闻中宣部内部文件说,马列所解散后一部分人可并到编译局去,我在编译局的朋友甚至问我本人和哪些人愿意到编译局去。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请冯兰瑞去找薄一波。当时薄一波具体管整党工作。整党工作规定中说,整党期间和“清污”均不包含处理某一组织。薄一波当时表示,“我决不会帮你们的倒忙”。我们又写信给邓小平、胡耀邦和胡乔木,反对解散马列所。大概因为“清污”仅28天便寿终正寝,马列所度过了一次解散危机。

后来,我找社科院党委书记梅益,指责他解散马列所为何不与马列所党委协商?这不符合党的原则。梅益矢口否认有此决定,并说,“今天不会解散马列所,今后也不会解散马列所。”其实,那是梅益对我当面撒谎。1989年我到美国后,据宦国苍相告(他是曾任社科院副院长、党委成员的宦乡的侄子),宦乡曾告诉他,在1983年10月、11月间,中国社科院开过党组会,梅益宣布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解散马列所,要求院党组投票表决;那时于光远去日本访问,只有宦乡投了反对票,并要求上报时据实报告他的反对;但社科院党组上报时却谎称对此事党组会议全票赞成,于光远回国后得知此事,和宦乡一起去见胡耀邦,胡耀邦批评了社科院党组。看来,社科院党组确实有过解散马列所的动议。

在“清污”过程中,邓力群提出,宣传、文教各部门都要清理自己的出版物,这些部门的党员干部要检查有没有散布或接受“精神污染”,情况严重的单位应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帮助整顿。社科院党委根据邓力群的指示,于11月初派出以社科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杨克和干部陈强林组成的工作组到马列所,马列所那时还租住在北京市委党校。他们来到马列所开全体大会时,我宣布,“工作组进村,马列所党委全体辞职”;他们只好一再说明,他们是来帮助工作的。工作组来所后,要求集中马列所所有的出版物加以检查;同时找领导和工作人员分别谈话。公道地说,陈强林领导检查工作还比较实事求是,当然,这与当时党内外均对“清污”深恶痛绝有关。同一个陈强林,在“六四”后曾极尽压迫之能事,并因表现“积极”而成为马列所党委书记,此是后话。当时的检查结果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介绍反面的东西太多,以后应加按语;因属内部刊物,不能算是“精神污染”。马列所建所后到“清污”的1983年间,公开和内部的出版物不下一千万字,检查工作浪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

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波澜

1.“清污”后的思想活跃

“清污”使全国与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普遍产生了怀疑,于是邓小平重新强调改革开放。1984年春节,他视察了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返京后发表了关于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中央开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赵紫阳在1984年6月提出“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10月24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向提供了一个官方解释。1984年经济工作的活跃多少推动了政治形势的发展。12月4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他提出了著名的论点,“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人民日报》12月7日的评论“理论与实际”阐发了这一论点,极大地鼓舞了支持改革、思想解放的人们。在12月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两点精神:一,提出文学创作自由;二,作协这类社会团体不应由共产党决定领导人选,由作协代表大会自由选举产生领导人。[7] 1986年,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对知识分子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和宽厚。1986年7月底,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谈到,“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人民日报》8月30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这时,思想界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

当时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学术自由和学术繁荣”与“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两文是呼应四次作协大会上传达的政策,呼吁大胆探索。发表于《读书》1986年第9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曾引起重大反响。我还写了一篇“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封建主义影响”,此文恰好与万里在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日(1986年8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事后竟有朋友特地来问,说是传闻邓小平接见了我,讲了一些“精神”,所以我得以撰写此文――尽管此传闻荒诞离奇,但反映出中国人被共产党禁锢得太紧太久的悲哀,以至于人们以为稍有点新意的文章总是来自“上面精神”。其实我这篇文章事先并无“精神”,事后倒是被大大地记了一笔帐,在后来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我的一大罪状便是“藉口反对封建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在于光远的倡议下,马列所正式提出研究“三个再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对资本主义再认识,以期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构建新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我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问题、多元化问题、现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以区别它的“活的”和“死的”部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官学”而享有特权;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东欧和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强调市场化与所有制多元化,开始接触产权问题(实为私有化问题);还有承包制和股份制问题,收入差别扩大问题,改革中的农村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等。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提出要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特权,探讨贪污腐败的根源,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理论中的教条应予废除,还有共产党本身的民主化与改革问题、阶层划分、利益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等。

其他学术机构为这种活跃气氛所鼓舞,与马列所一样,分别或协同组织国内外的考察,组织规模不同的讨论会,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全国各报刊上,还组织报告会宣讲,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气氛下,顽固保守派和教条主义者慨叹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被剥夺了发言机会。”

那时,思想解放的学者之意见常常为党内改革派领导人所尊重。胡耀邦在1986年秋组织班子起草“十三大”报告时曾设置几个顾问组,其理论顾问组曾延揽于光远、李锐、胡绩伟、黎澍、于浩成、苏绍智等人,胡启立亦参与讨论。我曾在会上畅谈“再认识”问题,会后理论组负责人林涧清、郑必坚曾找我长谈,要我介绍当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流派、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实践对理论的影响,还讨论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否过时。后来他们要我试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末一段――“关于马克思主义”。我在草稿中强调了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以及劳动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的思想,主张根据实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下台,上述努力自然都付之东流。“六四”后郑必坚为了保住官位,公然声称他早就知道苏绍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是“老反革命、死反革命”,完全讳言曾经要我起草十三大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一节的事实。中国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真是可悲。

2.“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第一波

胡乔木、邓力群对“清污”后思想理论界的“活跃”深恶痛绝,他们暗中搜集黑材料,以备整人之用。党内改革派与思想解放的学者无一不在其搜集范围之内,从胡耀邦、赵紫阳,到于光远、严家其、张显扬、苏绍智等,均在其“关照”范围内。据邓力群控制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的李元明告诉我,该室有一间保密室专门收集这些人的材料。他开玩笑地说:“你要出你的全集,这里最全,不但有公开出版的书、文章,还有内部讲话的录音。”后来事实证明他所言不虚。

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给顽固保守派带来了机会。这次学生运动的规模并不大,起因是伙食问题、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问题、流氓在学校打人问题等,其实不难解决。顽固保守派企图利用学生运动激怒邓小平,引导他举起“左手”来打击改革派,所以他们不断刺激学生。例如,北京市委的《北京日报》连续发表歪曲事实的报导和充满火药味的社论,用“文革”语言咒骂学生,激起学生公开焚烧《北京日报》。他们还无耻地制造谎言,以嫁祸于人。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徐惟诚原是“四人帮”写作班子“洪广思”的负责人,后成为邓力群的得力跟班。他在1987年1月的全国出版会议上说:“1月8日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准备闹事,准备中午一点闹事,到十二点半去阻止了。研究生院副院长宣布:不能去,党员去要开除党籍。这些王八蛋要干什么?他们的后面是马列所的老家伙,于光远和苏绍智。这些小王八羔子想上台,小法西斯,他们上台搞什么民主?研究生最后提出不要穿小鞋,不要影响分配。就是要影响!就是要穿小鞋,要影响一辈子!……”我知道徐的讲话后十分气愤,找到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表示要去控告徐惟诚。赵复三说:“我到社科院研究生院调查过,根本没有闹事之举,更谈不上你们是后台。我可以给你们澄清,但不必告他,他正走红,告也没有用。”

胡耀邦在非法的“党的生活会”上被迫检讨并辞职后,邓力群控制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不但立刻公布了关于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材料,用书记处的命令开除他们的党籍。他们还师“文革”之故伎,用“白头文件”[8]印发了两份材料,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出自邓力群的研究室。其中一份的标题是“关于理论问题的一些材料”,包括7个专题,这七个专题依次是: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改革与开放,关于理论与人生观。每个专题下分别罗列了许多文章、讲话的摘录,选材自然是根据他们所说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标准。其中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是指名道姓地引用其文章、讲话,并注明出处;其他人则不点名,理夫与何匡两人的名字出现在引文中;很多不点名的引文多出自当时著名学者的文章,如于光远、胡绩伟、李洪林、于浩成、王若水、黎澍、张显扬、金观涛、刘再复、戈扬、苏绍智等;还包括《人民日报》1984年12月7日题为“理论与实际”的评论,其目的明显是要批判胡耀邦。这份材料给人以强烈的暗示:这些人将在下一波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批判对象。我约略查了一下,涉及我的有10处,其中一处竟引文6次。另一份材料题为“若干言论对照”,包括6个题目: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关于改革与开放,关于民主“不是恩赐”的。在该材料中,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被点名,其他人不点名,与前一个材料作同样处理。这个文件的恶毒之处在于,把改革派、思想解放的学者之言论和学生的大字报或言论互相对照,以说明学生是受这些学者的影响,甚至学生的言行是受这些人的指使。这个文件中涉及我的有三条。邓力群等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准备打击一大批理论文化界人士。

这两个文件发出后引起了思想文化界极大的震动与愤怒。于光远把这些材料送交赵紫阳并提出意见,赵紫阳批评了这种做法,命令撤销这些文件。但胡乔木、邓力群并未真正停止这类阴谋活动。1987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下,胡乔木、邓力群开始准备打击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学者。从邓力群控制的研究室传出来两批黑名单:第一批是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这是邓小平一再点名的;第二批共10人,有吴祖光、王若水、张显扬、理夫、苏绍智、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鲍彤,原来还有于光远,据说被邓小平亲自勾掉。甚至还传出第三批一百人的名单,但未得到证实。当时人民大学教授高放曾对我说,他的名字可能在内。这类似于宋朝的元佑党人碑,世人莫不以列名于此为荣。研究室准备了关于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大量材料,登在报上,并印发传达材料,企图“搞臭”他们;结果适得其反,传达材料受到公众欢迎,认为方、刘等说得真对。开除这三人党籍一事虽然由邓小平决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但他们所在单位的支部并不同意,只好由这几个单位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的决定。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如果谁被划成“右派”,谁就陷入孤立状态,多少人因此抑郁以终。但方、王、刘这三位被开除党籍的“自由化分子”却得到社会的普遍同情,很多素不相识者都去信甚至登门慰问。正是“莫谓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胡乔木、邓力群在道义上失败了。

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第二波

第一批名单上的人被处分后,赵紫阳对处分第二批名单上的人兴趣不大,王震不断催他,并一再去找邓小平催问。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第二批名单,赵紫阳推托说来不及,只带去吴祖光、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等四人的名单。讨论结果是,吴祖光、王若水被劝退党。讨论到我时,据说赵紫阳说了一句:“苏写了一些文章,对改革开放起了好作用”。于是决定只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讨论到张显扬时,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邓力群说,还有一个孙长江,与张显扬是一伙的,这两个人都要开除出党。当时孙长江是《科技日报》副总编辑,该报总编辑林自新曾长期担任聂荣臻元帅的秘书,便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说明孙长江的情况,为他澄清一些问题,指出对孙长江的处理不妥。聂荣臻把信转给陈云,陈云批示说:对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处理要慎重,要把材料核实清楚,不要据不实材料轻易处置。于是孙长江幸而得免,未受处分。

当时胡乔木还要把社科院的马列所与高级党校的马列所合并,这两个所对这个“合并”决定都反应迟缓。到了1988年5月,形势有所好转,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赵紫阳请社科院院长胡绳与会,胡绳提到,社科院应该有马列所,赵紫阳决定不再合并,于是社科院马列所得以保存。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被处分的四位学术界人士里,吴祖光由胡乔木亲自出马到吴家劝其退党,吴勉为同意。吴祖光曾写过一篇生动的文章叙述此事。王若水据理力争,拒不退党,被宣布除名。张显扬是接到社科院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然后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苏绍智也是经院党委讲话后即在大会上宣布撤销其领导职务。这次处分的共同点是,所有决定都是中央书记处讨论后由中纪委作出的,未经过本人所在党支部甚至所在单位的党委,违反了党章关于除分党员的规定,开了一个由上层领导任意处分党员的先例。但所有受处分的人都不象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那样,为了“过关”而写检查交待、“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地向党谢罪;相反,他们都据理力争,不过不是向党申辩,而是以声明的形式磊落地陈说自己的态度。他们虽然受到处分,却得到社会公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1987年7月间我到青岛休养,8月初回京,风闻书记处7月21日、22日关于包括我在内的四位人士的处分决定。8月10日,社科院常务副院长赵复三找我谈话,向我宣读了7月21日、22日第334、335次书记处讨论决定事项,中纪委为此发了“白头文件”[8]。“文件”说:“苏绍智的主要错误是:1、散布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2、苏绍智负责出版的四个刊物和他所主持的马列所召开的座谈会,为一些人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传播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供条件和讲坛。……3、苏绍智所主持的马列所,有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其中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分子如张显扬等。苏绍智还为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胡平联系去美国留学。胡平到美国后即与反动组织‘中国之春’王炳章一伙人合流,攻击中国共产党。……苏绍智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保持一致。按照党章、党纪等原则,决定撤销其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分党组书记的职务,并建议撤销其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职务。”赵复三说,他只能向我宣读文件,对于中纪委的决定以及决定所谈各节内容,院党组是在8月7日中纪委找他们谈话时才知道的,因而不能作出任何解释或说明。赵复三嘱我在8月13日前写出申辩交给院党组。

8月12日,我写了几点声明,交院党组转中纪委,包括几点:第一,该决定的内容不符合事实,有些甚至是没有常识。例如所谓为胡平联系去美国留学,中国人出外留学须经本人自由申请联系,同时邀请学者写推荐信,我写推荐信,只推荐他的业务水平,不及其他。至于能否被批准,与写推荐信的人毫无关系。第二,该决定的形成不符合党章规定,根本没有经过支部大会讨论,也没有经过中国社科院的党组织。第三,社科院党组应该起一级党组织的作用,要求上级党组织按党章规定的程序办事。

声明交出后,历时半月没有任何反响。到8月28日,中纪委发出“关于苏绍智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的“红头文件”。该文件不但没有参考我的意见纠正不实之处,反而在原白头文件中所述的“在1986年他发表文章,藉口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句之前,加上“九年来,特别”几个字,企图把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部文章和讲演统统归结为“藉口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我想申辩是无用的,乃在9月8日发出“我对中纪委‘处分决定’的声明”,交给院党组,对该“处分决定”之形成不符合党章规定和对我的妄加指责据理批驳。我被处分的消息传出后,社科院许多研究所的领导极为不满。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浦山曾为此向院党委提出抗议。

9月17日,胡绳等院领导和我谈话,比较求实低调,说主要是学术问题,有些问题涉及政治问题,但又是理论问题。9月18日,赵复三在院分党组书记会上宣布对几个人的处分决定,在肯定我的成绩时说,“处分决定”中的“九年来”是“几年来”的错印,试图缓和各所领导的义愤之情。我在9月23日又发出“对中纪委‘处分决定’的补充说明”,认为“处分决定”把“几年来”误印为“九年来”,说明中纪委对处分一个党员是多么轻率和不严肃,而把“九年来”再改为“几年来”,并无实质差别。社科院对于我和张显扬的受处分,事先并不知道,后来由院领导宣布了事,始终没有按党章开支部大会。

顽固保守派对反封建深恶痛绝。王震有一次在党校说,王若水、苏绍智他们反封建,反封建就是赞成资本主义。一时传为笑柄。为了打击马列所,邓力群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个苏绍智,编了一本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门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此,胡绳亲自过目刊物,马列所把出版了的15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送交胡绳,他利用在北戴河休养的时间全部看过。胡绳毕竟基本上是学者,他阅后表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社科院各个研究所出版的刊物中是水平比较高的,有一些好的文章,有问题的文章虽然有,但是不多。

胡乔木、邓力群的最终打击目标是于光远。他们通过中顾委组织了批评于光远的“党内生活会”,与对付胡耀邦的“生活会”如出一辙。名为中顾委的会,事先却安排了许多非中顾委的人准备发言。从马列所动员了前党委书记张棂,从世界经济研究所动员了原副所长罗元稹,这些人都不学无术,过去深受于光远的关怀照顾,此时为了升官便不惜为虎作伥。许多学者如宋涛、董辅礽等均拒不出席。此“生活会”共开了十次,会上制造谎言、上纲上线,高声喧哗,形同斗争会,最后只给于光远15分钟答辩时间。后来于光远写成书面发言,他们又拒绝印发。他们做出了关于于光远十点错误的结论,到处散发。邓力群指定要马列所讨论这十点错误,讨论时除少数人没发言外,大家逐条驳斥这些“结论”,并陈述了于光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邓力群的卑鄙目标没有达到。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再批判”声中,学术理论界进入“再沉寂”时期。邓力群却欢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春天到了!”1987年春天他到处作报告。2月26日在中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研究会上的讲话中,他竭力自我吹嘘,声称他从1979年理论务虚会开始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过五次斗争。实际上邓力群从那时起一直不停地搜集胡耀邦的黑材料,图谋取而代之。邓力群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租了一层楼,组织了庞大的写作班子,当时士人均以加入这个班子为耻。邓力群宣称,他定了500个大批判选题,并对用真名实姓写大批判文章者许以三倍的稿酬,但响应者寥寥,最终成文的仅有几篇,邓力群还抱怨没有人读。

邓力群企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说不但要批“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还要批“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引起了赵紫阳的不安和公开批驳。赵紫阳在1987年3月六届五次人大会上再次强调“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并提出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不能听任他的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于是又举起他的“右手”。4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起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是‘左’”。邓小平在6月20日又强调:“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并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种领域的改革。”但直到邓小平去世,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纸上的蓝图。

七、山雨欲来――1988年“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1988年12月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北京朝野都准备就这个纪念日重申这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官方准备开一次大规模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以下简称“理论讨论会”),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科院共同筹备,筹备领导小组包括王忍之、高扬、胡绳、龚育之、滕藤、高尚全、邵华泽、郑必坚。[9]筹备领导小组为了安排了特邀与会者,拟定了对特邀与会者的条件规定:“特邀者原则上应当是理论学术上有相当权威的、有代表性的老同志,甚至曾经受到过批评和处理的同志。”制定这一原则的人也许确实出自团结这些“甚至曾经受到过批评和处理的同志”的愿望,但这种做法实为愚蠢,至少反映了他们惯于把人们按错误与正确划分的思维习惯。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教委(大专院校)、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军队等系统共选送论文约九百篇,评选出191篇,涉及各人文学科。最后确定正式与会者300人左右,包括论文入选的作者184人、中央和地方理论工作领导人63人、特邀与会者50人。[10]

1988年4月,我到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作为期半年的访问,5月初收到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部的来信,约我写一篇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文章,截稿期是9月底。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揭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新的一页”,阐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危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批判性、多元性和开放性。这些问题都触动了教条主义者的神经,我预料到必有一番论战。文章寄出后,一直没有回音。11月初我回到北京不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丁伟志告诉我,1988年12月将在北京举行“理论讨论会”,我的文章以“优秀论文”入选,要我准备参加会议。我回答说,对这个会议我一无所知,暂时采取保留态度。丁伟志让我看了若干文件,并说这次会上将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一个较好的文件。

1.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与调查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社会科学研究有较大发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人们担心社会科学面临萎缩和危机。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和国家教委对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作了多次调查,分别写出了调查报告。

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它的保守立场。该报告说明了十年来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成绩,虽然也承认学术界贯彻双百方针不够,但强调“社会科学是有阶级的科学,存在着思想斗争”,认为应当注意扶持那些坚持两个基本点、比较了解中国实际、学风比较严谨、基础比较扎实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社会科学院编译情况的调查报告”从实际出发,比较尖锐地提出了问题,批评了那种“不是根据科学研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去对待和要求社会科学,而是以简单的行政方式,更多地从宣传工作的角度去领导社会科学”。该报告指出,研究人员仍然心有余悸、心有预悸,不敢大胆探索和勇于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报告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混淆学术是非和政治是非。它批评了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搞“清、查、反”的问题,以及依某个领导人的主观认识给一个学术观点定性的问题。二,不允许犯错误。三,“研究无禁区”的口号还未实现,仍有许多问题不能研究,或者研究成果不能发表。不少人还提出,十年来某些被错误批判的事件应予平反。如内蒙古编写的《外蒙经济概况》一书被指为”精神污染的典型”,黑龙江《文艺百家》因为一篇文章谈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遭停刊整顿,武汉《青年论坛》被停刊,贵州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办的《社会问题导报》在报刊整顿中被砍掉等。

中央党校因其正统思想被人戏称为“第一神学院”,但“中央党校关于党校系统情况的调查报告”却出人意料,比较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理论界的状况。该报告在阐述理论界十年来的成就时,强调了“理论思维开始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创了思想解放的一代新风;”并且指出,十年来取得的理论成果“是全党对过去几十年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僵化理论思维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这份调查报告指出,当前理论工作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从理论工作的社会环境来看,由于‘左’的僵化的习惯势力的存在,目前理论战线总的来说是不够活跃的,有的同志用‘忧喜参半’一语来形容目前理论界的形势,忧就是人们心有余悸。特别是前几年有人利用党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机会,用僵化思想来横扫理论界那些不符合教条主义的观念,有的地方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对某些思想观点进行了审查、批判,结果理论工作者人人自危,在一个时期内,包括党校在内的理论战线上,……出现了短时间的理论萧条。它留在理论工作者心头的阴影,至今还没有消除。”

对于理论工作者自身的问题,调查报告指出:“首先是理论勇气不足。从党校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为不敢研究实际问题,特别是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例如中央没有做结论的,与传统观念不相一致的,某些领导人表过态的,违背某些世俗偏见的,等等,往往采取回避态度,……。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不敢坚持自己的思想,某些领导人或权威一表态,就放弃或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观点。”调查报告还指出,理论工作者往往成为替罪羊,“一旦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都把帐算在理论工作者头上,好像一篇文章,一个观点就能造成天下大乱。”

党校的调查报告对理论队伍内部的团结问题也有很好的分析:“理论队伍内部的团结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1、由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心理隔阂迟迟未能消除,特别是理论战线上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伤害了很多理论工作者。通过运动的梳理,有的被视为敌人而打入社会最底层。有的则由于相反的机遇而得到升迁。这种人为的不平等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是很难在政治平反、改正以后就很快平复的。即使暂时平复了,一遇风浪又会重新泛起。2、由于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同而产生的不团结,是当前理论战线不团结的主要形态。加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没有恢复,一有不同意见便视为相互攻讦,这种状况往往由于政策的不稳定而更加激化,并强烈地影响着前两种不团结因素。在不同的大气候下,两部分人员交替沉浮。”

该调查报告也承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仍然严重存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这种冷漠是由于理论工作者不能对当前的建设实践和当今世界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答复。”

调查报告呼吁学术自由,认为解决理论队伍内部团结的关键是对理论研究要有稳定的政策,要创造出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允许每个人都能民主、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使不同观点的争鸣成为正常的习惯。报告指出:“理论工作者在法律与条例的范围中,应享有完全的学术自由,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中央党校的调查报告如此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明人心所向。

2.一份被保守派推翻的中央文件草稿

“理论研讨会”上原准备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丁伟志给我看的是11月14日的草稿,主要起草者是龚育之。《意见》主要针对调查报告提出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有关理论工作的文件中是一个较好的文件。我觉得,尽管它有许多不足之处,但确实根据上述三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很多积极的看法。例如,它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意见》指出,当前党的许多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不重视理论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过去‘左’倾错误下理论工作的教条主义和主观随意性所引起的反映。拘守僵化的教条,不能回答和不许接触现实发展的问题,或者无视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把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鼓吹为‘新发展’,都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声誉”。

《意见》也批评了“学术大批判”的做法,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百家争鸣被片面地解释为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方针,它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相配合的‘学术大批判’。这是一拥而上,不容分说的‘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它完全违背自由讨论的科学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我国的科学和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过去‘学术大批判’的错误做法不应再重复”。文件还要求树立“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科学创造的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环境和气氛。”

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见》主要有如下提法:一,“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真理性是在实践中确定的。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接受新的检验,根据实践的发展,批判地考察原来的一些结论,勇敢地探索说明新事实的新理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许多为现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新事实的出现,只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危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相反它正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契机。”二,“在党内,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允许而且需要有不同理论观点的争论,以至于不同学派。”“那种把同党内主流意见不合的理论观点当作异端予以打击的做法,历史证明是极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三,在学术领域还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研究和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凭借真理的力量,而不是凭借行政的强制来要求人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自封,以马克思主义者自期的理论工作者,他所坚持和提出的观点不一定都合乎马克思主义;未曾以马克思主义者自期的理论工作者,他的观点和成果,不一定不会有真理。哪种观点接近真理,需要在实践检验和自由讨论中来鉴别。”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学说“同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选择,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正是它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在打破学术禁区方面,《意见》提出“涉及党的历史的问题可不可以争鸣”的问题。它指出:“党史、现代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所必需。这种总结要成为科学的总结,也要有独立研究和自由讨论。党对自己历史上的重大是非,当然要作出基本的判断,形成决议,使全党有所遵循。但是,这种决议并没有穷尽对党的历史的研究,正是要引导人们进行更好地开展这种研究。涉及对外关系的研究,同样不是禁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外关系史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问题,我们都要开展研究和讨论,党史研究和涉外问题研究中仍然有某些问题带政治敏感性,这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宜在群众中宣传,应当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研究和讨论。”

《意见》主张:“党不干预学术的争论,不为学术争论作结论,不用党的决定去支持一种观点或一个学派,反对另一种观点或一个学派。要使得理论研究的探索得到必要的保护。”“不能主观地裁决学术上的是非,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上纲为政治错误,不能因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而给予处分。”

从11月14日的《意见》草稿来看,丁伟志所言不虚,它虽然未能重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不再提起这两个名词;上文引述的《意见》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在1983年以后提出的并没有太大距离。我想,在这个草稿的基础上,理论界有可能取得共同语言,所以参加会议是有利于团结的。

11月下旬,于光远告诉我,他看到中宣部的上送文件中说,特邀者包括“甚至曾经受到过批评和处理的同志”,这是对“文革”后历次不叫“运动”的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的歧视,所以他不参加这个会,但为了不致使关系太紧张,他决定到外地去考察。王若水告知我同样的事,并公开表示拒绝参加。当时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次会议受到中宣部教条主义者的支配,因而主张抵制这次会。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的严家其告诉我,他也被邀请提供论文。他曾问中宣部,是否邀请了1979年理论务虚会的大多数与会者,答复是这次会是“以文入会”,他感到这次会议是教条主义者操纵的,故拒绝提供论文和参加会议。我则认为,由于“十三大”和邓小平号召开展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底的形势已从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寒流中回暖;《意见》(11月14日稿)为解决问题提出了有利的见解,如能照此办理,学术理论界会更加宽松,团结问题也可以改善;如果不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情况不了解,又不能施加影响,如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再评价,如果我不去说,可能没有人敢说。所以我不顾朋友们的劝告,决定参加会议。于是我告诉丁伟志:《意见》(11月14日稿)确实比较好,我将参加会议并发言。丁伟志表示欢迎。后来香港《镜报》月刊曾如此报道:苏绍智“单刀赴会”。

3.我的发言成了“横炮”

“理论讨论会”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大兴宾馆召开。从会议的安排可以看出组织者的煞费苦心。顽固保守派将第四次作协大会引以为戒。在第四次作协会上,大家自由串联,经常开全体大会,畅所欲言,在胡耀邦的“创作自由”和党不干涉群众组织选举的精神下,真正开成了民主、自由的大会,所有的文艺界顽固保守人士纷纷落选。这次“理论讨论会”只安排开幕、闭幕两次全体会议,参加者被划分为十几个小组,住宿的房间号码保密,防止互相串联。会前领导小组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宣布:讨论要实一些,不要务虚;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不同意见,不要纠缠过去;特别还说到“特邀代表50人,……特别还包括理论学术上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你们看看名单就知道了”。这些话经过小组长传达到了各小组。这说明会议组织者的心情很紧张,生怕出现自由讨论、难以控制的局面。

第一天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作了“用十三大的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的报告,提出“当前我们党在理论工作上的首要任务是用十年来逐步形成的十三大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所谓“十三大的理论”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大家感到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而且不明确。

我分在李综(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任组长的一组,全组不到20人,除黑龙江社科院院长高骞外,我过去都不认识。在小组会上按惯例传达领导小组意见、讨论赵紫阳报告、宣读论文要点,然后轻描淡写地讨论。会议时间安排得很紧,除由大会秘书组逐日印发简报以交流会议情况外,各组之间很少交流。由于组织会议者步步为营地防范,整个讨论没有什么生气,与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那种昂扬奋发的气氛有天渊之别。

开会不久,《意见》起草小组的两位办公室成员――我以前并不认识――找到我。他们说,12月18日,王忍之乘龚育之在北欧访问未归之际,主持对《意见》(11月14日草稿)作了很大的修改。龚育之正好在12月18日回国,王忍之本可以等龚育之回国后再讨论修改,他赶在龚回国前修改,明显是为了避开龚育之。他们给我看了准备拿到会上讨论的《意见》(12月18日征求意见稿),指出了新稿的修改之处。他们对此感到愤怒,但估计会上没有人敢就此发言,希望我认真比较两稿,在会上发言批评。

在对比《意见》的先后两篇稿子时,我吃惊地发现,11月14日草稿中所有强调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反对“左”的错误的精神和字句,包括我在上文中所引的那些理论界所关心的问题和所提出的新观点,全部被删除。12月18日稿重新强调了老生常谈的“马克思主义是为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用“既是这样,也是那样”的手法冲淡了一些对现状的批评。例如,“既存在拘守僵化教条的现象,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冷淡的现象”;“既要坚决抛弃过去那种乱打棍子的‘大批判’,又要切实纠正以‘反对打棍子’为藉口堵塞批评”。

我感到愤怒和又一次受骗,加上我对传达下来的领导小组的意见十分不满,还试图在会上提出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再评价,所以我报名在12月21日的小组会上发言。我用了两天时间准备了大约七千字的发言稿,谈了“关于汲取教训和理论界的团结”、“关于百家争鸣”、“关于马克思主义”等几个问题。这个发言涉及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评价,为“文革”以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理论工作者鸣不平,对比了《意见》的先后两稿,充分肯定了11月14日草稿,批评了12月18日稿,重申了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一些新思潮。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发言能使《意见》重新恢复11月14日稿的要点,理论界得以据此取得团结的改善。

在“理论讨论会”期间,据说是为了“便于深入讨论”,小组再度划小了;但当我21日在小组会上发言时,却发现参加的人反而多了,一些原先不在我组的人,如高扬(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卢之超(全国政协秘书长)、陈至立(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的记者都来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会。显然,会议组织者对我的发言很有戒心。

我在会上宣读了我的发言,并带了发言稿的复印件准备发给索取者。为了不致被人断章取义,我要求把我的发言全文印入简报。我发言后,会场内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意见,更没有人批评,有一小部分人还敲边鼓,侧面支持。会后,别的组的一小部分人知道我讲了话,向我索取发言稿,晚上吃饭时就议论开了,于是我的发言成了会议中的一个大新闻。“理论讨论会”的领导小组立即紧张地行动起来,把我的讲话全文交胡启立、王忍之,把我的讲话摘要送交赵紫阳。他们不愿把我的讲话全文刊登简报,后来只摘登了几段不关痛痒的部分。我不知道中宣部和宣传小组会有什么行动,但我并无顾虑,因为我知道我的看法是符合理论界的要求的。凡是知道我讲话内容的理论工作者,大多数都表示同意。

21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到大兴宾馆与部分代表座谈,主要是听取大家对繁荣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胡启立谈到,不要把理论工作变成街头政治。是晚还分发了沈一之(中宣部秘书长)、靳辉明(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主编的《理论纵横》(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六卷。这套书包括哲学篇,经济篇上、下,政治篇,社会主义史篇,军事篇,共收入“理论讨论会”191篇入选论文中的114篇。据编辑说明,“这套丛书对学术理论持不同观点的论文,都力求兼收并蓄”。实际上,未被收入的文章都是教条主义者不同意的观点。会上不少人对此书表示不满。有人认为,沈一之、靳辉明并未经大会授权主编论文集。据丁伟志告我的情形,我的文章原已列入“优秀论文”,后被改为“入选论文”,这套书未把我的文章收入。“理论讨论会”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闭幕,胡启立、芮杏文出席,并向入选论文的作者发奖。我理所当然地没有参加这次闭幕式会议。

我在发言中,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12月18日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合理的批评,却被保守的中共领导层看作“横炮”,甚至视为异端。不过,《意见》虽经会议讨论,却没有通过,《意见》就此流产。

4.会后的震荡

“理论讨论会”拒绝《世界经济导报》和《经济学周报》的记者入场采访。我的发言传开后,《导报》记者从别人处拿到我的发言稿传到上海。《导报》社长饮本立精心编辑,删去一些人名、机关名及较为尖锐的辞句,于1988年12月26日见报。登报前钦本立没有和我联系,但我从我的学生处知道《导报》将发表我的讲话,并未制止。这张《导报》不胫而走,黑市售价达20元。

《导报》发表我的发言后,王忍之十分恼怒。中宣部立刻发出文件,通知全国各报刊(包括内部刊物)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中共中央思想领导小组碰头会上胡启立说:看来苏绍智应检讨,他为于光远、王若水翻案就是为自己翻案,钦本立要动一动了。在紧锣密鼓声中,我和钦本立倒都泰然,因为这一后果是预想得到的。钦本立辩称,《导报》记者未能参加会议,不了解领导意图和会议精神,他只认为苏绍智提出了理论界关心的问题,言之在理,故予发表。这时恰值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哈沫林教授(Carol L. Hamrin)安排钦本立参加经常有各国政要人物出席的格拉汉(Bill Graham)早餐会,钦本立得到批准去美国访问,冲淡了紧张气氛。

这桩公案最后出人意料地消解了。从领导层传出,薄一波为了讨好邓小平,拿了我的发言稿原文走访邓小平,说苏绍智批评你,建议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邓小平说:“批评我有什么不可以,不要纠缠在这件事上。”又传闻邓说“不予理睬”,兹事遂寝。当时谁也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大度。我直到2004年读了陈翰圣的“六四枪声中的政治改革”一文,才恍然明白其中奥秘。我十分同意陈文关于邓小平对苏绍智“不予理睬”一事所作分析,即邓决非法外开恩,乃因1987年公开登报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反而使三人声誉鹊起,故1988年对苏不想再蹈覆辙,而要等待时机,出重拳将反对力量一举歼灭之。及至1989年春学生运动兴起,邓认为机会来了,遂以几个集团军的兵力,配以坦克机枪,血腥镇压。“六四屠杀”终于使人民吓破了胆,全国鸦雀无声。

“理论讨论会”后,由于中宣部对理论学术上有不同观点和受到批评处理的人士的歧视,理论学术界的分裂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宣部出版《理论纵横》的同时,胡绩伟、于光远编辑了《猛醒的时刻》,收集了被中宣部排斥的理论工作者纪念三中全会十周年的论文。这本书认真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学术界的重大事件,提出带有创造性的理论见解,一出版就不胫而走,成为畅销书。顽固保守派岂能容忍?果然,在“六四”以后,《人民日报》组织一篇长文批判这本书。

意识形态的斗争经过这次讨论会进一步加剧了,理论界的分裂更加严重。其时已经进入1989年,而此后的党内斗争已经不限于思想层面。

至于我个人,从1989年6月开始,流桴万里,远适异国。我始终情系中国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所处的环境已与80 年代完全不同。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中,知识分子能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从事学术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根据实践的检验而对其错误的部分予以否定。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从本文叙述的理论务虚会期间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上跨越了一大步,于1999年撰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一文,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所谓高级阶段属于空想,不能成立,根本不存在再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问题,故谈及初级阶段也就没有意义;应该跨越这一论点,寻求新的思维,才能有力地从理论上说明改革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见拙著《民主不能等待》,2006年1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第49至65页)。这即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部分,也否定了我自己的不彻底的认识。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又如,对于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我也因处在资料充沛、没有禁锢的环境中,得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而有新的认识,于2006年10月撰写文章,进一步批判列宁主义这个一党专政体制的理论基础(见温辉著《列宁主义批判》再版之苏序)。

当然,对理论的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仍将上下而求索。

【注释】
[1]李鑫解放前曾就读于南开大学,解放后先在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工作,后来被选为康生的秘书,由于长期担任这项工作,成为康生的门徒。康生倒台后,他投入汪东兴门下,权倾一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中曾有进入政治局的呼声。“凡是派”失败后,李鑫作为唯一的替罪羊,贬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1992年去世。

郑必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前曾任于光远的秘书,“文革”后任华国锋的秘书,于光远、冯兰瑞曾当面批评他的“两个凡是”论点。华失势后,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的秘书。胡失势后,郑必坚担任赵紫阳写作班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室”的副主任。“六四”后赵失势,郑以批判民主运动有“功”,擢升为中宣部副部长。
[2] 1974年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宣扬了“全面专政”论,是当时学习的重点,甚至翻译成多种文字,流毒外国。
[3] 马沛文,“从路线的大转折到理论的大突破”,见《猛醒的时刻》,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页44-57。
[4] 阮铭,《邓小平帝国》,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页62。
[5] 阮铭,《邓小平帝国》,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页62。
[6] 阮铭,《邓小平帝国》,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页62。
[7] 此事不久后被陈云严厉批评为“违背党的传统”。
[8] 所谓“白头文件”即所发文件既无编辑单位,又无出版单位,也无出版地点和日期。
[9] 当时这些人的职位是:王忍之,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高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胡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滕藤,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邵华泽,总政宣传部部长;郑必坚,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
[10] 北京地区的特邀与会者有20人,即薛暮桥、于光远、杜润生、马洪、厉以宁、王若水、邢贲思、汝信、任继愈、刘大年、黎澍、戴逸、赵复三、费孝通、张友渔、钱学森、童大林、宦乡、姜思毅、侯树栋。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7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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